白岩松批《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属性越来越弱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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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工作后八次租房的故事,谈“蜗居”、“高房价”,谈“拼爹”和“富二代”,也谈“北漂”与“逃离北上广”。
“回想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讲座开拓了视野,不一定是接受演讲者的观点,而是因为反对,才有了收获。
”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希望自己最终能走到一百所——哪怕是五十所高校,“讲讲人生,讲讲新闻,也可以讲讲音乐,影响很多年轻人。
在央视,“超越我们这批人”的年轻人还没有出现,也让白岩松很着急。
二十年前,他们那一代人开创了《焦点访谈》。
而现在,“《焦点访谈》一股独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白岩松觉得这是必然趋势。
“现在舆论监督无处不在,报纸、电视、互联网,舆论监督常态化了。
《焦点访谈》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没有了,这很正常。
它不可能回到当年的鼎盛时期。
”白岩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打的是苍蝇,除非现在可以打打老虎——从体制、机制、民主、自由,这些大方向推进,那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他觉得,只有当机制有了新的变革,年轻的一代才可能真正得到成长,“但很难走到这一步。
2014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岩松新书《一个人与这个时代》。
白岩松在书中回顾了电视生涯二十年:
从《东方时空》谈到《新闻1+1》,从记者、主持人、制片人到评论员,谈论自己四种角色的转变。
《东方时空》主创元老孙玉胜、敬一丹、崔永元、水均益、白岩松等人聚会合影。
另外355天,只有200份提案
南方周末:
2013年你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关于宣传和沟通、给记者采访权的发言,引发新闻界共鸣,到现在还在传播。
白岩松:
2013年那次会议,是内部沟通会,不对外开放,又有领导在场,我更觉得要坦诚,要有勇气和领导谈真问题。
当时现场的效果都不错。
我用的是建设性词语,想给管理部门提供新的想法、方法。
我也不知道发言怎么会流传到互联网上去,我也没办法控制。
当它单独存在时,一下子显得很刺眼。
后来,我也因此感到很多无形的压力。
什么压力?
不用细说了。
话题在闭门会议上发生,流传到社会上,语境不同,会有很多解读,产生很多问题。
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心平气和,学会聆听不同的声音。
作为政协委员,说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强求别人必须立即回应,但每个人都会听到,会去想,这就够了。
我在今年政协会上,讲关于方向与方法时,那天在座的领导,就非常感慨地回应我说:
“现在有很多人经常表真心,但是不忠诚。
”很有意思。
你对去年的提案,结果满意吗?
我去年的两个提案,一个是建议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和全国省市自治区每个月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推出新闻发言人制度后,各部委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原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与媒体互动最多,尽心尽职,结果下场都很惨,最后都被免职调离。
到了2013年10月,国务院出台制度,各部委和地方政府新闻发布会每季度最少要开一次。
我觉得一季度太长,我明年还会提案,希望变成一个月一次。
但也不能着急,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下面要巩固一下根据地,再往前走。
另一个提案是希望城市里的自然景观公园,都能免费、拆除围墙。
北京的玉渊潭等公园,占地很大,如果没围墙,上班就可以穿过公园步行,生活方式就会发生改变。
很多无家可归者,不会因为几块钱门票,进不了公园。
把围墙都拆了,城市就真正是开放、通透的,会更加美。
我对这个提案的回复结果,不满意。
为什么?
这个提案涉及两个部门,公园拆墙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票免费归发改委。
发改委给我的回复很客气,态度非常好,但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些理由,都不成为理由。
脸好看了,事依然不办。
就跟做新闻一样,不会立刻解决问题。
我明年会再提这个提案。
我觉得全世界代表议员们,恐怕也都有这种苦恼,不是说我今天提出来,明天就会解决。
你在审查“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时,在电视里表态说,看不懂预算报告,不一定会投赞成票。
节目播出后有反馈吗?
2013年是我作为政协委员,第一次看“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这是个大事儿,国家每年挣多少钱、花多少钱,怎么花,往哪儿花,太重要了。
详细看的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
2012年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是16.2%,2013年增长9%,下滑了7.2个百分点;
中央财政的收入增长是由9.4%变成了7%,也下滑了。
中央每年的钱30%重新划给地方。
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下滑得那么厉害,中央财政增长下滑并不是很大,可是转移支付又没增长。
地方的日子渐渐变得会难过,尤其是他们的支出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在增加。
问题就出现了:
土地财政管得住吗?
地方的欠债问题管得住吗?
地方上玩儿命发展的欲望管得住吗?
为什么2013年会有十多个省份区的经济发展目标超过10%?
它要发展,要把盘子做大,才能抵消收入增长的下滑。
地方现在欠债率多高?
土地财政泡沫怎么办?
我就在2013年3月12日的《两会1+1》节目里把这个疑惑说出去了。
我说,财政部今年强调我们的预算报告好懂,这里有很多的预算图表,但是你让人看懂的是表面现象,没人解答表面现象背后的困惑。
而我要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你要先能够解决我的困惑。
第二天,财政部的新闻发言人和预算司副司长来到我的办公室,跟我解释。
他们压力也很大,那边人大代表正要投票呢。
去年的投票通过率是80%,那就说明有20%是投反对、弃权票的。
那就是准确地看出了这个问题,扎在他们的腰眼儿上了。
以前,你是一个“两会”报道者,现在成为政协委员,感觉有什么不同?
我从不会这么去划分。
我不认为我做新闻记者的时候,就不是参与者。
基本上两者效果一样,除了回复的渠道不一样。
你的视线和思考的问题,没有因此发生改变。
你2014年的提案是什么?
一个是建议增加节假日,设立医生日等等。
现在医患关系到了这样紧张的地步,动不动就拿刀伤害医生。
我旗帜鲜明地反暴力,必须在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去看待医患问题。
有很多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条是:
要用尊敬去形成约束,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尊重救死扶伤的医生。
各种职业里,后面带德字的就两个:
一个是师德,一个是医德。
但我们有教师节,没有医生日。
另外,我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够每年上一堂中小学的体育课。
我也想把它变成一份提案。
一年365天里,政协委员都可以提交提案,但大家大部分都是在两会当中提,可两会上提交的建议提案近6000份,剩下的355天提交的仅有200份,很少人在这个时间交提案。
在医患关系里双方不对等,医疗事故发生后,患者通常是弱者,也没有公平解决问题的机制。
一个社会永远不能用你嘴里喊着的某种正义,去纵容暴力突破法律的边界。
必须要旗帜鲜明,患者拿刀砍人怎么还能有合理性?
我反感这样的事,号称为了某种正义的目标,就可以采用不正义手段。
当年“文化大革命”,某些目标也不是恶和灾难,但最后的结果呢,彻底的大恶大灾难。
中国人心里永远会有种阴影,“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再来?
别看我们已经改革开放了,从我们的某些思维方式、社会问题上可以看到,“文革”长长的影子还存留着。
目标要正义,过程也必须正义。
《焦点访谈》:
舆论监督一年只有60次
你怎么看《焦点访谈》舆论监督功能的弱化?
舆论监督还是在进步。
不过《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属性越来越弱了,因为整个舆论环境和整个社会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它在舆论监督方面没有上升的势头,反而下降了,最惨的一年里,《焦点访谈》只做不到60期舆论监督。
《焦点访谈》在舆论监督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没有了,这很正常。
它也不可能回到当年鼎盛时期,除非它一如既往去做舆论监督节目。
如果过去你打的是苍蝇,现在是不是可以经常打打老虎,是不是可以从整个国家需要的大方向去进行舆论监督和推进?
那可能还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很难走到这一步。
你也抱怨过,“自由迁徙不准提,可这是李克强总理说的啊。
习近平总书记说的PM250,也不准提。
”这时候怎么说服自己?
这个问题,我想过不止五年了。
严格讲,在做新闻方面,我能量只发挥了50%,甚至不到。
但全世界哪个地方,新闻人不面对一堵无形的墙?
全世界记者都处在同样的处境,对手不同、压力不同,无形墙的内容不同,但全有。
选择一个职业,就意味着选择一个生活方式。
新闻界都是把男人当畜生用,把女人当男人使。
当你沮丧、抱怨的时候,突然新的新闻来了,他们忘掉一切,马上投入其中。
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没什么可抱怨的。
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恰恰我会乐观地做事,因为结局是注定的。
我上午刚抄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生活不止是眼前,还有诗和远方”。
第二句话正相反,“远方只有遥远,没有其他”,你知道那个结果,就不做新闻,就放弃了?
放弃容易,没放弃更难。
现在这个棒还在我手里,我还在跑这个接力比赛。
等到有一天,把这个棒一交出去,我马上就会不想它。
即使只施展了50%的能量,但你没有像其他人离开央视。
新闻这条路,我没把它当成短跑。
它是彻底的长跑,看不见终点,你能够一直坚持跑下去吗?
《东方时空》初创时,舆论监督初期,官员面对镜头那种惊慌失措和坦诚,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经验取代。
过去一个官员第一次接受采访的那种真诚,一眼就露在外面,现在人家都久经沙场了,干部培训都讲媒介素养,和媒体打交道的整体水准提升了。
很多记者说中国采访不容易,我说去国外采访更不容易。
国外采访都要准确的时间,准确的问题,EMAIL、传真一定要过去,给你多少时间,旁边还有人监督。
我们反而要更容易,将来会更难。
但再难,还是可以往前走。
中央电视台目前还是国内做新闻最好的平台,离开它,去哪儿?
在中国做新闻,哪家媒体能够像中央电视台一样,可以近距离接触所有新闻事实,拥有同样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闻1+1》的“十八大观察”,我把“民”字确定为“十八大观察”的关键词,后来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露面的时候,讲了19个“人民”,参与核心报告的学者也说,核心就是“民”;
“新常委们的十五天”我用四个“平”字评论新常委们半个月的工作,接下来是“新常委们的二十天活动”,我们也进行了直接、放松的个人化评论,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没有的。
为什么要变革,因为我厌烦了原来那种刻板、散文化的新闻语态,新闻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学科。
全世界把时政新闻当富矿,但是我们这里传统时政新闻报道变革不大,包括《新闻联播》在内。
我期待,我们的时政新闻能够提供更多的转变。
央视采访还是有平台优势。
两任总理都给《焦点访谈》题过词。
李鹏总理是1997年12月29日来中央电视台视察的,他的题词是“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
”之前几个月,三峡大江截流直播,李鹏总理还上船跟我和方宏进聊,让我们说话不要太专业,看电视观众是普通人,说得通俗易懂一些。
朱镕基来中央电视台视察后,有个小范围座谈,我坐在他斜对面。
他谈到关于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在节目里多大比例合适,他说,“有人说正面报道应该占99%,我看51%控股就行了,我们为什么要支持《焦点访谈》,因为要让人们看到信心。
朱镕基这句话说到了《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的精髓,就是信心。
当大家看到不好的事情,有媒体和社会关注,它就会被解决,人们的信心就会增长。
信心并不是说生活中没有坏的事情,而是有坏的事情经常能被干掉。
朱镕基给《焦点访谈》题字:
“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写完我问他,是临时写的,还是想了很久。
他回答:
“我想了一夜,今天早上一量血压都高了。
”我觉得这个回答不是敷衍,虽然我们都是笑着谈的。
你在新书里提到,江泽民总书记在任时也会看你的节目,还会发批示。
广州亚运会解说后,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肯定了你的解说。
1998年抗洪报道,我发现无数个沿江家庭,都是三四个孩子。
我在《面对面》做了一期《人口大堤防管涌》,强调超生现象。
节目播完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给计生委的主任张维庆打电话,接着张维庆写给我一封亲笔信,当天上午就召开全国电话会议。
广州亚运会白话版解说,直播完第二天,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对我们台长说,“昨晚白岩松的开幕式解说好啊,尤其是开场白。
”后来,中央电视台为此给我发通报表扬。
这提醒了我,过去很多事情我们不做,总抱怨环境不允许,但很多事情没有做障碍是不是因为自我限制?
中央领导的重视,会让你有更大的话语权吗?
不会。
有时候某期节目,因为中央领导高度重视了,你报道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带来某些方面的改变和促进。
但你知道,它不一定是你做得很好的节目,也不是我做新闻的原动力。
是顺势而为,不是顺坡下驴
怎么看新闻频道这十年?
新闻频道生逢其时,它是几代新闻人的梦想。
2003年5月,我和李瑞英、敬一丹、罗京是频道开播最先说话的4个人,开篇词是我说的。
十年里,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新闻的面貌,让电视直播成了新闻常态化。
此前,大量的新闻节目都是录播的,严重滞后,新闻播出的时候往往是旧闻。
十年里,新闻频道每天几百条新闻,量够了,但质做得怎么样?
人们最关注的那三两条,做得好不好,有没有质感?
大量的信息重复,滚动性和及时性不够。
另外,好记者、好主持人、好编导诞生了多少?
你会发现,没有多少。
新闻频道,还是吃历史遗留的底子。
我得电视主持人金话筒奖的时候29岁,那年破格提升高级编辑,我做香港回归,做三峡大江截流……我们幸运地赶上了那次新闻变革。
但现在一切都求稳,没有新的机制变革,没有新的节目,也没有出新人。
最后就是悲观。
中国传媒吸引不了优秀的年轻人。
人才来了,如何留住他们,给他们发展空间?
张泉灵做电视十年,李小萌也过四十岁了,但我们没有制度改革,培养年轻人接班。
你怎么看待方宏进、崔永元、李咏、柴静的离开?
一个单位有人走来走去,太正常了。
这些问题不是我该谈的,最重要的是我还在央视,我该做什么?
《新闻1+1》五年下来,事实证明,风险远比我当初想象的大。
今天你批评A部门,明天批评B部门,后天批评C省,大后天批评D市,都有可能。
五年下来,你觉得我得罪了多少人?
我只是顺应了新闻逻辑。
综观历史,人只能顺势而为,是顺势而为,而不是顺坡下驴。
我不知道,我能扛多久。
电视还能在传播这个阵地上扛多久?
我们周围的舆论环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的机制要不要变革?
我对未来充满好奇,这种好奇之中更多的是乐观,但想让乐观变现,就得行动,就得敢于变革,敢于迎接挑战。
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同样如此。
你对大学新闻系的教学满意吗?
有时我挺惊讶,居然有很多新闻系没有采访课!
我每学期要给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讲一堂课,我就跟他们提,后来他们从2012年下学期开始,聘请全国媒体人过来讲采访课,把采访课纳入到课程体系当中。
我的“东西联大”座右铭就是:
“与其抱怨,不如改变;
想要改变,开始行动。
我跟温家宝总理当面说过,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甚至都不是把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而是为未来培养什么样的中国人。
只有把这个思维转过来,很多的教育理念,包括教科书等,才会发生真正的正确的改变。
作为新闻记者,我的确很担心大学的教育,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恐怕这里也存在一定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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