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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字子美,河南巩县人,曾居长安城南的少陵以西,又称杜少陵,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卒于代宗大历五年(770),终年59岁。
(一)杜甫所处的时代
当时社会经济比较稳定,人们生活安宁,无战乱纷争,出现开元全盛时的大好局面。
是从“开元全盛日”转变为“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员”“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的时代。
(二)杜甫的生活经历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
但是,时代的剧变,使他从一个官僚家庭的子弟转变成了一个常常衣食无着,贫病交迫的“众人”,那么,他是怎样超越本阶级的局限,体验到了被剥削压迫人民的灾难,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爱国的呢?
这期间,杜甫经历了一个艰苦和矛盾的过程。
第一,青年时代的杜甫是从读书和北游中度过的,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比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他从小爱学习,七岁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知识基础。
从20岁起开始了为时七年以上的漫游,先南游吴越,再北游齐赵。
至于远游的目的,除了观赏祖国的壮丽河山,增长自己的见闻和知识外,士大夫阶级游山玩水的享乐思想在其身上同样有所表现,这时的杜甫所处的社会环境,能够使他有裘有马,允许他用游荡和轻狂来鄙视人事的庸俗,可是却没有能够使他放开眼界直视现实的生活,只是偶或再唱歌游猎中间流露一点对现实的感触: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望岳》这只是火花般爆发出来,还没有凝成一团火在心里燃烧。
只有对现实生活有了切实的认识和体验,才能在一个诗人心里燃烧起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
这对于杜甫来说,还要有所等待,等待到他失去裘马,同时也放弃了放荡和轻狂的时候。
第二,杜甫走向现实、接近人民是从十载固守长安开始的,这时的政治正显露出日趋腐化的征象。
玄宗皇帝被太平思想麻痹了大脑,终日不理朝政,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欢作乐,沉湎于声色之中,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李林甫,此人不仅阴险狡诈,而且为保持自己的地位,忌贤妒才,常常借机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
这期间,杜甫就是受害人之一,七四七年,玄宗诏征文孕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去参加考试,可是李林甫最记恨文人和艺术家,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考试的人没有一人及第。
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结果事与愿违,他的心中悲愤不已。
七五一年,玄宗接连举行三个盛典,杜甫正无路可走,于是趁机写成三篇《大礼赋》投入延恩匦,受到玄宗赞赏,让他维持集贤院参加考试。
又因李林甫从中作崇,没有成功,就这样,杜甫两次任进的机会都被李林甫给断送了,杜甫不仅在政治上遇到打击,同时他个人的经济情况也发生了大的变化。
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
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他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土,再使风倍浮”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坐,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生活,同时经常挨冻挨饿,“饥饿卧动即向一句,敝衣何啻联自结”。
(《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至此,诗人已丧失了他的裘马了,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使他逐渐走向了人民,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了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十年固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第三,七七五年,安史之乱爆发,这时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难,他曾跟人民一起逃难,并亲眼目睹过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他和人民一同感受到了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又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
衣袖残破,两肘露在外面,穿两只麻鞋,去见肃宗,被任命左抬遗。
这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官职,职务是供奉皇帝,看见皇帝的命令有便于时,不合于理的,就提出意见,同时还有举贤荐良的责任。
他受命这一职务,不顾生死,上疏援救房琯的罢相,措辞激烈,激怒肃宗,从此,也屡遭贬斥,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是容不得杜甫这样的耿介正直之士的!
通过这次受挫,杜甫再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了解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大大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杜甫的一生是从“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转变为贫病交加流离道路的一生。
他的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是杜甫一生始终保持的是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和不泯的爱国情操,他的喜怒哀乐和祖国命运的盛衰以及人民的痛苦密切结合在一起,“情动于中而行于言”他用诗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泣鬼神的爱国篇章。
二、杜甫诗歌中的爱国主义
(一)关注国家命运
第一,杜甫具有“葵葭”的精神。
杜甫很早就把自己比作葵葭,他说:
“葵葭倾太阳,物性固难守”这是他的一句终身誓词,他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境都不改变这个关心朝政的“倾太阳”的物性。
他作为时代的歌手,自青年时期就注意细心观察社会,关心国事和朝廷安危。
天宝十一载(752)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已写下了忧心国家前途的诗句,“自非旷世怀,登慈翻百忧。
”“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府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同时诗里还借用“昔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五”来暗示天下将乱意,事实也证明了杜甫的这种预见性。
第二,杜甫具有“临危莫爱身”的胸怀。
至德元载(765)六月,长安陷落后,他亲眼看到了陷落后的悲惨景象,杜甫开始流亡生活,八月,他只身从羌村北行,想走出芦子关,投身灵武,结果沦入胡人势力范围被俘,他在敌人压迫下过了八个月的痛苦的俘虏生活,这是他的不幸。
他在胡人中间终日密切注意时局的变化,尤其当唐军连续在陈套、青坂大败后,更为朝廷的安危焦虑万分,他在《悲青坂》中写道:
“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同时,他又主张屯兵芦子关,以防胡人乘人不备直捣灵武,因为“胡行速如鬼”(《塞芦子》)由此不仅可以看出杜甫筹边的策略,同时也可见他“临危莫爱身”的爱国精神,杜甫从切身体会中感到要抵抗敌人,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因此,他大声疾呼:
“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
”(《寄童卿嘉荣》)。
第三,杜甫处处为国家着想,时时盼国家安宁。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困难当头,危在旦夕之时,杜甫认为抵御敌人是人民应尽的职责,他一再写诗鼓励。
乾元二年(759)三月初三,郭子仪、李光弼、王恩礼等九个节度使的兵六十万大败于邺城,国家局势十分危机,《通鉴》说,邺城败后,“战马万匹,惟存三千。
甲仗十万,遗弃殆尽。
”结果“诸节度使各溃旧丰镇”子仪以朔坊军断河阳桥东京,而“东京士民惊骇,散奔山谷。
”此时杜甫正由洛阳回华州,在洛阳路上,他看见一些横暴的差吏把未成年的男孩、孤苦的老人等强征入伍,面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大骂“天地终无情”(《新安吏》)。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拥护这一兵役,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救亡图存的战争,一旦想到目前国家壮士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又转变了口气。
“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新婚别》)。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只好劝他们暂时忍受个人的痛苦,抵御敌人要紧。
后来,杜甫到了潼关,看见士兵们又在辛苦地修关筑城,以防叛军攻来。
他想到从前守关的哥舒翰因杨国忠的促战而轻于出兵以致惨败,忍不住对官吏发出哀叹和忠告: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孕哥舒!
”(《潼关吏》)。
可见,杜甫处处都在为国家命运担忧。
他无时无刻不希望战事早日结束,让流离的人们能归还家园。
这一希望直到叛军平定后才算有了一点快乐的歌唱。
第四,杜甫在离乱中有了歌唱。
乾元二年(759)春三月,杜甫作《洗兵马》一诗。
此时国家大势有所好转,诗的一开始诗人就用洪亮的声调,壮丽的诗句,对祖国的走向复兴表示极大的喜悦和歌颂:
“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间。
河广传闻一苇过,忽危命在破竹中。
”这是何等轻松兴奋的心情啊!
诗的结尾提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
七六三年春正月,安史之乱结束,这时寓居漳州,热爱祖国而又饱经丧乱的诗人听到这一捷报,想到天下就要太平,返回故乡的希望就要实现,原先情绪的极度紧张安然得到了解除,感情上掀起极大波澜,兴奋得手足舞蹈,冲口唱出了一首惊心动魄的诗歌“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闻官军首河南河北》),一种狂喜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无怪浦起龙评说这首诗:
“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余句写情,生平第一快诗也!
”杜甫高兴的展望未来,认为叛乱已定,国家形势会迅速好转,老百姓又可以过安稳的日子了。
第五,国家不宁,死不瞑目。
可是国家并不能因此二安定下来,各处藩镇扎根已久。
不听朝廷调度,连年混战,又加上外族的入侵,致使战乱频繁,骚乱不定,代宗广德元年(763)杜甫流离川壮,吐蕃攻陷松、淮、保三州,他写出悲壮的《岁暮》:
岁暮远为客,边隅还用兵。
烟尘犯雪岭,鼓角动江城。
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士惊。
可见诗人面对朝廷急需人才而又无人请缨的现实是多么心急呀!
可是自己却为朝廷所弃,流落他乡做客,这种“壮士惊”的感慨怎能不让英雄气死!
诗人漂泊十几年,无论走到哪里,所看到的都是“哀哀寡妇诛求尽”(《白帝》)“无有一城无甲兵”(《蚕谷行》)“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
”(《兆征》)在这“方国皆戎马”的局势里,不知引起诗人多少次的“酣歌泪欲垂”(《长安九日郑十八携酒陪诸公宴》)直到七七○年,他死亡前夕在最后一首长诗《风疾舟中忧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里还叹息着“战血流依旧,军事动至今。
”诗人盼望国家安定、富强,期盼人民安居,这个愿望至死也没实现,这真是人生一大憾啊!
(二)同情人民疾苦
杜甫的爱国主义不仅限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上,也体现在对人民的深刻同情上。
自古以来,爱国者没有不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的。
屈原如此,诸葛亮如此,陆游辛弃疾无不如此,那么,杜甫对人民是怎样关怀的呢?
第一、“穷年无黎元,叹息肠内热。
”(《自京赵奉先县咏怀》)这是杜甫对人民的一贯态度,他始终关心人民,只要一息尚存,总希望能看到人民过上好日子,所以他说:
“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
”(《别蔡十四著作》)因此,他的诗不仅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还大胆深刻地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天宝十年(751),唐玄宗发动不义战争,连遭失败,为补充兵额,人民担负极大的征役痛苦,承受着纳租税与服役的残酷剥削,生产力日益衰落。
杜甫目睹惨象,写出了一首替人民说话的《兵车行》,诗中提到生产力的减少: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同时诗人想象出西方战场的情况: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在《石壕吏》中凄惨的写到: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这弥漫天地的幽咽声饱含老百姓多少血泪!
由对人民的爱导致诗人对统治者、剥削者的恨。
在《自京赵奉先县咏怀》中,他正确地指出了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剥削阶级: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域阙。
”并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封建社会中的黑暗: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真实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
第二、发百姓之声,念百姓之苦
杜甫不但同情农民的遭遇,而且还能体贴农民的贫困,替他们说出心里话: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又呈吴郎》)等到了一无所有时,能呈现出来的只有血和泪了!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
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
缄之筐篑之,以俟公家须。
开化化为血,哀公征敛无!
”可见战乱、剥削给人民带来多大的不幸和痛苦啊!
这对于热爱人民的杜甫来说,心情是沉重的。
第三、杜甫具有自我牺牲的意识
杜甫希望牺牲自己来换取人民的安定。
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八月,一场暴风卷走了成都草堂顶上的茅草,尔后乌云翻滚,秋雨滂沱,屋漏床湿,被冷如铁。
面对这种景象,杜甫所想念感叹的,不仅是个人在战乱之后所遭受的种种困苦,而联想起普天下和自己同样遭遇的寒士,进而萌发这样的愿望: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愿望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想入非非,而是出于一种十分自然的感触,这就是他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
第四、杜甫同情人民、热爱人民
由于杜甫从不放弃“致君尧舜土,再使风俗淳”的夙愿,从而一直怀有“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之匆中”的负罪感,并对济世泽民怀有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还只是幻想能有千万间大厦来庇护天下的寒士。
宋人曾将杜、白的诗做了一番比较:
“或为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
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保暖而悯人饥寒者也。
忧劳者易生于善恶,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于宜忧。
”
(三)热爱祖国河山,心怀祖国
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始终关心国事,关怀人民。
就在他的一些歌咏祖国山川景物的诗篇中,也同样浸透了诗人的思想感情。
无论歌咏的对象是什么,他都联系着时事,贴近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抗攘。
第一、写景抒发对亲人的怀念和对国家统一的期盼。
杜甫困居沦陷长安时,是他生活最痛苦的一段,这时他面对的山河破碎不堪,人民生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感怀时事,怀念亲人,对着美丽的春天,反而伤心不已。
至德二年(757)三月作《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短短四十字里,时代的巨变、长安的春天、个人的处境都紧密交融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杜甫入蜀时写《剑门》,开头这样写:
“惟天有没险,剑门天下壮。
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
”这四句话形容剑门的地理雄伟壮丽,剑门之险更引起了诗人的深深忧虑,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宁,他宁可削平这奇险之地:
“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
”充分体现出诗人渴望国家统一的情怀。
第二、写景抒发对时事的感慨。
代宗广德二年(764)春,原在阆州的杜甫听到严武又被任命成都兼剑南节度使的消息,欣喜异常,马上回到成都草堂,在一个暮春,诗人登楼眺望,目及千里,俯视江河,仰观山邑念天下多难,战乱频仍,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作《登楼》诗: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登高望远,本是令人心胸开阔舒畅的时候,然而诗人却是伤心,为什么呢?
原来他想到了这“万方多难”的现实,融悲凉人世于“锦江春色”这一大自然中,用“以乐景写哀”的表现手法,加浓了悲剧情调,为朝廷没有诸葛亮那样的人物而忧愁了。
清代学者纪昀评此诗语:
“何等气象,何等寄托!
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灜奎律髓汇评》)
第三、写景抒发对国土的眷恋和对困难的关注。
代宗大历元年(766)秋,杜甫写得《秋兴八首》,这组诗同样表现了诗人身在江湖,心忧朝廷的情怀: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当诗人孤寂凄凉之时,故国之事历历堪思,分明眼前。
诗人对菊洒泪,闻笳生悲,落日愁思,孤舟旧心。
不仅仅是弃逐的哀怨,忧在天下,而非一身。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正当役战之急,志士枕戈之时,诗人却远离故园,愁对秋江,无所作为,只是每依北斗,日坐江楼,如蟠伏之鱼龙,岂不可悲!
在诗“有所思”之中所包含着为国效力的愿望并思念往事推究致乱因由:
“如人主之荒淫,盛衰之倚状,景物之繁华,人情之逸豫,此中情事,不忍明言,不能尽言,人当自得于言外也。
”诗的最后诗人只能以“彩笔告曾千气象,白头吟望台低重”作结。
到此,我们好像看到了诗人给自己塑造的形象感受到了他那种沉雄勃郁的心情以及他那种“一洗苍生忧”的顽强斗志。
通过以上对杜甫爱国精神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杜甫个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感触和爱国的危机。
与人民痛苦永远是胶漆般地密切结合难以分割的,他是人民的喉舌,用诗歌唱出了人民的声音,他不愧为一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杜甫终究还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员。
因此,他并没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他的忠君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
在我们肯定杜甫的爱国爱民时,也要看到杜甫思想中的糟粕。
我们要从杜甫的珍贵文字遗产中吸取精华,崎弃去糟粕,以利于更好的建设我们今天前途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杜甫的爱国主义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冯至.杜甫传[M].北京: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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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开杨.唐代五大文豪[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黄振刚.中国古代文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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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昆.杜甫心影录[M].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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