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鸿章的历史评价一些历史人物对李鸿章的评价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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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

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

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

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

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

按照19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

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

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

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

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

1865年他便指出：

“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

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

”正是基于这种不甘心自己的国家沉沦的自觉，他以推行“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为己任，而经过锐意考查，有些认识也颇为高明。

首先，他是最早认只开放不可逆转的大臣之一。

从鸦片战争开始至1900年的60年间，对侵略者与老师一身二任的列强持什么态度，一直是朝野上下激烈争辩的问题。

顽固守旧派要恪守严夷夏之辨的传统信条，对外来事物持排斥态度，既阻碍了本国的发展，又往往用一些不恰当的措施去激化与西方列强的矛盾，酿成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祸。

这些大祸的发生，西方侵略者当然有其罪责，那是要另行讨论的问题。

这里我们着重看中国这一方的问题，守旧派给侵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是不容讳言的事实。

李鸿章则持截然不同的态度。

他力主以开放的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以新的观念和措施去适应“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其次，李鸿章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借法自强”看作救国的关键所在。

当时，不少大臣空喊“攘夷”而反对学习西方，与正确的救国途径背道而驰。

有的大臣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视野狭窄。

李鸿章的洋务思想于七十年代趋于成熟。

他的主张也有许多弱点，有的且是重大弱点，但在当时已属卓荦不群。

李鸿章算是伟人吗_评价李鸿章他把学西方作为救国急务，爱国赤诚溢于言表。

他自觉地继承和发展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洋务自强运动的根本指导思想。

和戎为的是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和建设的国际环境，而根本的出发点是变法图存。

他语重心长地说：

“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

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

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

天耶？

人耶？

恶得知其故耶？

”作为洋务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李鸿章意识到自己的活动是商鞅、王安石变法的继续。

他把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思想作为变革的理论依据，而整军经武，购买和仿造船、炮、洋枪则成了变法的重要内容。

当时，敌国环伺，整军经武是任何执掌国家权柄的人不能不考虑的大事。

李鸿章的高明处在于他围绕国防建设提出了三个根本性的大事：

一是培养全新的人才；

二是全面发展工商业；

三是要求宫廷节省冗费。

——历史已经证明，近代中国发展的迟滞与现代事业的失败同没有贯彻这些主张有密切的关系。

从整个社会看，李鸿章不一定是这些思想的首倡者，但在大臣中能全面地提出这些主张的却不多见。

第二，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有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采矿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的推动、支持有关。

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灭的贡献。

人们历数过这些官办企业或事业的种种弊端，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可是，我们同样无法否定一个事实：

西方的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就是对愚昧无知的打击，就播下了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种子。

招商局轮船所到之处，商品经济总有大小不等的发展。

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不是孕育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人物吗？

没有洋务运动，鲁迅又怎么会跑到南京去上学呢？

对19世纪以来为捍卫中国的独立和摆脱中世纪的落后状况尽心尽力的人，我们都应如实记下其劳绩和失误。

李鸿章也不应例外。

第三，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

鸦片战争后在中西文化撞击下逐渐出现了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

他们先是集结在曾国藩周围，接着就向李鸿章靠拢。

在甲午战争以前，这些对西方了解较多且程度不等地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识之士大体上都视李鸿章为中心。

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李鸿章所以能显得识见超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汲取了许多新鲜的知识。

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谋求上进，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李鸿章上书。

其中固然与李氏是重要权力中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李氏思想比较开明和开放，是各项洋务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因而对有新知识的青年颇具吸引力。

在甲午战争前，不但严复、马建忠及其他留洋归来的技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在李鸿章直接领导或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服务，就是对其学西方的作为持激烈批评态度的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也是李鸿章的朋友或麾下的重要官员。

在任何社会中，知识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才能转换为政策或各项活动。

这项转换机制是否健全对社会发展影响很大。

在甲午战争前的20多年中，他在很大程度上起着转换枢纽的重要作用。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这个作用完成得不好。

但这个情况却有力地证明，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然依附于清政府；

同戊戌维新前后的情况不同，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

李鸿章就是在这个大格局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李鸿章算是伟人吗_评价李鸿章我说李鸿章是庸众中的杰士，其中包括李氏本人也不脱平庸的意思。

这突出地表现在1896年他到俄、德、法、英、美五国及加拿大走一趟以后，认识仍不见有大的提高。

他说：

“今游于各大国者四阅月，忽经新气之感动，此心意一往而深。

……泰西格物之功效，致力之材能，某皆默而识之，学而不厌。

他日身归故国，后半生无涯之大事，将重整其旗鼓，忝颜而将中军；

且较诸前半生之仅效微劳者，冀于中国尤有裨益。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翁经受重大挫折后尤为此雄心壮志，令人感动。

可是，他想到的仍然仅是科学技术和军事，仍不明白离开良好的社会运行机制，这些是无法真正学到手的。

就这一点而言，他仍然是东方的庸人。

不过，随着时代日新月异的变化，一批新的杰士正在崛起，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不再是晚清变法自强的主流。

李鸿章已被历史大潮冲刷到一旁。

这个衰朽王朝正在加速沉沦。

李鸿章却眼睁睁看着它坍塌而无能为力。

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应当特别指出，李鸿章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

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

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运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而作为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李鸿章虽然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全是他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

在当时国际大舞台那错综复杂的状况里，李鸿章处理了很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这样的大背景和大事件不是每一个外交官都有机会遇见的，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外交人员就能够处理的。

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最后，我们还想说的一句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

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

引用李鸿章说的那句话就是“富强相因”，只有人民先富裕了，国家才能强大，我们才能摆脱被外族奴役和侮辱的命运，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才有地位和尊严！

梁启超早在一百年前就提出，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

李鸿章首先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

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

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

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

这些，本不须多论也。

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

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此外，他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虽然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但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过失，还有当时大清朝走向腐败和没落的背景。

李鸿章在外交上不断地巨大失败和微小的胜利之中，李鸿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手段；

所以作为个人角色的李鸿章，不愧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

在和外国人的交往之中，李鸿章本人的睿智和深刻，他的大气和幽默，他的仪表和举止都散发出浓浓的个人魅力，博得了外国人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为了中国的独立自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李鸿章一直在埋头肯干、默默做事，直到生命即将结束之时。

最后，我想说的是，不管李鸿章有过多少失误，犯过多少错误，我们中华民族永远需要李鸿章这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需要李鸿章这样为国为民不辞艰辛和困苦，不畏诽谤和诋毁的精神。

篇三:

对李鸿章历史作用的评价梁启超先生对李鸿章的评价：

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西报有论者曰：

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

即有之，亦空言而己。

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

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

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

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

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

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李鸿章之败绩，既已屡见不一见矣。

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

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1875年6月，日军正式进驻琉球，强迫琉球改奉日本年号，停止对中国的一切臣属关系。

1877年6月，闽浙总督何璟向朝廷报告，琉球国王向中国求援。

朝廷并不以为然，下旨琉球之事着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到日本后相机妥办，琉球使臣着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

1877年至1878年，日本国内政局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发起了萨摩藩的叛乱，史称”西南战争”，9月24日，西乡战死。

次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杀。

日本政府无暇在此困境中解决琉球问题，清政府也没有抓住短暂的有利机遇。

从深层次来说，他们根本就认为不值得为了这个孤悬海外的藩属，去与日本打仗。

1879年3月，日本把琉球国王尚泰掳往东京，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

恭亲王却在奏疏中说，何如璋在日本办理琉球交涉事宜，欲假以兵力以示声威。

但从中国现在局势看，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故仍然只能据理辩论。

李鸿章则请求来华旅行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设法调解。

10月，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3人向总署递禀泣援，总署只是发给他们300两川资，将他们打发回国。

”硫球已经没有了，难道钓鱼岛也要让给日本吗？

！

眼看别人1步步占据第一岛链，将我们包围，我们也无动于衷吗！

？

-李扬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但是，当我们平心静气、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中西冲突，是2个独立发展的文明体系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既是局势上的冲突，也是士大夫内在观念的冲突。

因此，晚清外交的两难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困境。

把李鸿章放到中西对比的世界环境中去评价，有助于深刻理解李鸿章和晚清的命运。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

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

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

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

?

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李鸿章对时局有着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

在1865年、1872年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

这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

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

当时清廷面临着双重危机：

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

实际上这还牵涉到2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

前1个问题又和左文襄与李中堂的个人权力有关。

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

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

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资金。

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

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

以恭亲王奕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

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始：

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契机，这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

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

当然，如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

毕竟，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争论。

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这次国防大讨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

海防成为国防重心。

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

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

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

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欧美：

鲜明的现代意识《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

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

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

《中俄密约》的签字，使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

“至于根本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

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

对于“东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建立强国的要诀：

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

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

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

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

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

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1个卓越的外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

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

李在抨击这个法案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

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

这不是自由！

”?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

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

他同时说：

“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

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

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教育吗？

”时，他说：

“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

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

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

“清国办有报纸。

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1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1个处于夹缝中的人。

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

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

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1个破屋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

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然原形毕露，又岂是1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关于李鸿章的评价，古今中外有很大不同。

赞之者，如梁启超称之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

美国人认为：

“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

以从政来说，他为中国人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

贬之者，则多以“卖国贼”三字以蔽之。

那么，这种种评价是否就能准确地概括李鸿章的全人呢？

以往由于史料的限制，对准确评价李鸿章带来了难度。

新编《李鸿章全集》，披露了大量新史料，为正确评价李鸿章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依据。

　　“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时作的挽联。

从那时起到现在，李鸿章死了已经整整一百年，但对他的评价仍然是毁誉不一，盖棺尚未论定。

　　“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

有人用8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

”　　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

于是，就有号称曾国藩4大弟子之一的桐城派名士吴汝纶挺身而出，为李鸿章辩诬止谤。

他在给友人潘黎阁的信里说：

“自倭事起至今，傅相为中国士大夫所唾骂，此由政府扬其焰，而后进之士闻声和之。

弟以傅相经营远略三十年，前十年事俱在奏稿；

中十年则奏稿尚或假手幕僚；

至总署信函，则全系亲笔。

后十年则机要事件，皆在电报，亦不肯请人代办，必出亲裁。

现拟将此三书辑录成册，则历年支持危局、力求富强之苦心，俱在简册，亦止谤之一道也。

”这就是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的由来。

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做的业绩展示给世人，但一来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来有些文稿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详本解放后几经辗转，得到已故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到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只见李做事，不见其为人”　　这样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