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理论与方法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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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来自英国主要以阿萨德为代表他认为人类学对落后民族的调查研究是在殖民地开展的所有的“科学民族志”实际上与西方的殖民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
二是来自西方对于什么是文化的自我和他人的反思。
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西方发明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质上是通过对异文化的描述获得一种对西方文化的威望的主观论证。
三是“解释人类学”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关系最为密切吉尔茨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职业实践者所做的工作是民族志而民族志被理解成为通过人类学分析法获得某一形式的知识的途径。
罗康隆博士依据马库思(GeorgeMarcus)和库思曼(DickCushman)的分析在其论著《文化人类学论纲》中指出“马林诺夫斯基及其追随者创立的民族志可称为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它们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传统民族志中最典型的叙述结构的特点是全观性把民族志当成回答文化或社会个别元素与整体的关系问题。
为了表现现实主义民族志的所谓'
科学性'
早期的民族志作者常不用第一人称来讲述他们所看到的事件和制度有的人类学家通过创造文化主人公来佯张自己是客观公正的。
其二传统民族志一开始就重视对田野作业的条件和经验作出交代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族志显出它们的论断的权威性使书中的观点被读者接受。
有时为了使人觉得民族志很能及映现实人类学者故意说自己的研究有局限性等或者在前言、后记、脚注中提及作者如何经历某事等对日常生活的情景十分重视。
其三民族志作者对被研究者所用的方言不一定有深化的了解有的甚至并不掌握足够的词汇。
在民族志中作者往往避而不谈自己的语言能力他们闭口不提自己对被研究者的语言掌握程度这使人怀疑他们的解释是否符合实际。
”当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的重新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了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这股潮流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工作的经历当做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释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在西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条从注重纪实性描述到提倡符合性阐释的过程。
在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民族志的描写方式和研究观念始终受到人类学及民族志学者相关理论的影响。
民族志研究传统的描写方式过去有重描述甚于阐释、重行为过程甚于概念分析的倾向这与人类学中美国历史学派的学术传统有关。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认为民族学研究的任务是了解各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不要作理论概括不要提出普遍性规律;
相反他们应该在某种文化消失之前尽快地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这一工作上去。
他预计如果收集到了大量资料的话那么决定文化变异的普遍规律就会从这些信息中自动产生出来。
关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描写以往专家们都是把它作为音乐民族志研究报告中有关田野考察对象音乐活动过程及音乐文化分析结论等方面内容的具体表述方式。
由于音乐人类学学科曾几度引发对学科基本性质的质疑和争论对于近来的音乐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
杨民康教授就音乐民族志研究的方法论取向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音乐学与民族志二者都具有对自己研究对象进行细致描写的功能和长处其区别在于'
音乐的写录是对声音的展现民族志则是关于人的纪录'
。
由此可见虽然一般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志在描写的范围上宽狭有别但注重描述却是其较基本的传输和表达方法。
”在音乐人类学观念下对音乐进行多维阐释的可能性其实来自于人类学科以外的传统学科体系内构建起来的各种理论而作为主体学科的人类学其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与贡献也正在于具有学科标示性意义的“民族志”。
因此音乐人类学研究有必要借鉴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而民族志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的地位是非常合适的。
在早期“民族志”指对“异域”的社会文化现象记述是一个包括商人、旅行者、传教土、殖民地官员等撰写的关于其所“遭遇”之“土著”社会情况的各类文学材料在内的广义文体概念。
人类学家们随后结合具体的研究实践编制了调查写作纲要将散漫、业余的民族志推进到了专业规范化层次以帮助所获得的信息能将满足研究所需其开始获得某种确定的文体规范。
后来民族志就发展成为以规范的田野作业为依托的人类学学术研究核心成果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志具有双重内涵一一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
那么音乐人类学对作为具体学术实践的规范内容的民族志的讨论也应在“方法”和“文本”两个层面展开。
当代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者的方法论研讨主要是围绕以博厄斯理论为代表的传统人类学观点和以吉尔兹理论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观点之间的分析展开两种对立的观点各持一端但都有其合理性和可以互补之处。
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的下属分支它同音乐人类学一样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结合了音乐学和民族学二者的基本要素特征。
杨民康指出它就像音乐人类学家西格所说的:
“它并不以学科界限或理论期待来定位而是定位于音乐的描述它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
"
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解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的历史。
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提倡微观描述的考察研究方法这个学术传统今天由民族志学者保存下来。
有关
描述性与阐释性方法结合较好的研究实例如美国学者卡特林(AmyCatlin)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的本文、上下文解说:
一种阐释学方法》一文是在一本由加州大学民族音乐系编辑的民族音乐学论文集里为一批有关上述东南亚国家样傣系族群的音乐民族志研究论文所写的导论。
这些论文里均不同程度采用了阐释学、符号学或“本文、上下文”分析方法。
其中论文采用阐释学方法得到的具体结论之一是认为“平地老族”从13世纪始由中国南方迁到泰国其建立的王国与印度、柬埔寨和泰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关系其宫廷和寺庙的音乐演奏表现了这种文化的亲和力所使用的音乐则象征着王权和政治体系。
在民族志研究中掺入阐释性因素不仅对以往民族志长期形成的固有观念和方法论格局造成了冲击使其不变型。
但是如今音乐人类学中已经使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研究方法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至今也还是一些人类学者和音乐学家坚持的方向。
在音乐人类学研究进程中音乐人类学家们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依研究者个人的学术习惯研究路径也可能有局部的改变。
杨民康教授在研究音乐民族志时提出了“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概念它所指的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梅里亚姆所创又由许多民族音乐学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模式”和“主位观”等文化观念发展而成并沿用至今的一类音乐民族志考察分析方法。
西方学者将梅里亚姆视为“认知民族音乐学”的代表人物因为梅里亚姆的理论同认知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在现代文化人类学中最为关注的两大主题是文化观念和社会行为而文化观念又被认为是控制和指导种种文化行为的基础要素。
这个理论认识在认知人类学中得到了最佳的体现。
认知人类学又称民族语义学或民族语言学是美国人类学家沃德•古德纳夫和埃洛伊德•劳恩斯勃格等于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学派亦是以吉尔兹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赖以形成的两大理论支柱之一。
在西方理论中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和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学派等也是音乐人类学研究分析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在音乐民族志的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及其理论概念中杨民康提出了一些理论性思考诸如音乐的符号化活动过程;
音乐的认知与创造过程和接受与反馈过程:
双视角考察分析方法的四个基本环节:
本文的建构、模式的拟构、模式的阐解、模式的比较等。
在国内音乐人类学科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在介绍、引进和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老一辈人类学家就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指导当时学科的发展与整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学者们大量发表民族志的作品他们大多数人经受过西方学术体系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十分关注研究方法保证了民族志作品的学术质量。
同时学者们对中国音乐民族志研究手段的方法论取向问题产生争论。
1984年杜亚雄提出:
“许多搞民族音乐的人都感到我们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长期处于介绍和描写的状态对许多音乐形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曾遂今于1984年指出:
“在有的同志的观念中轻视研究过程中的资料的收集整理并斥责这种以资料收集、整理为主的'
介绍'
、'
描写'
是人们对民族音乐'
似懂非懂'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的原因不论哪一个国家在开展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活动中都把观察描述民族音乐现象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并以资料的收藏作为民族音乐研究成果的标志。
”乔建中1985年指出:
“据说有人不以这类'
描述性'
文章为然认为它还不够'
民族音乐学'
的格;
自然撰写此文章者也就难以入流。
这似乎不大公正。
我以为对于任何一种活的民间音乐作稍微系统、实在的梳理和归纳都具有研究性质。
中国这么大如不依靠各地音乐工作者去普查去介绍孰年孰月才能识其真面目呢?
”在这些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们一方面意识到了博厄斯观点在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关注到了“阐释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其中包括采用阐释人类学和符号学等学科方法在内的研究手段对研究对象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语义象征进行进一步的“深描”分析。
从学科规范性上来说创建音乐人类学的关键环节是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有效践行。
人们在对传统民族志作重要思考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作出新实验的潮流。
正如马库思和库思曼所言这一潮流的基本特点有三:
一是把人类学者和他们的田野作业的经历当作民族志实验的焦点和阐述的中心;
二是对文本的有意识的组织和艺术性的讲究;
三是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文化事项进行阐释。
当然遵循传统民族志研究的基本要求是必要的前提。
坚持亲历性研究者根据调查对象的活动周期在对象所在社区持续生活与工作一段时间以获得直接而完整的观察和体验。
坚持整体性整体性是整体把握研究对象及其文化基础之上展开研究而不能根据理论构架的需要任意地截取事项片段。
坚持内在性内在性是对经验事实的体验与描述中“拧出"
其内在的逻辑和理论观点。
把人类学者自己在异文化中进行的田野作业经历作为民族文本的主要内容的写法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在人类学的著作中。
不过当时的写法主要是采用田野工作回忆形式对人类学者本身的角色加以自白而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分析。
列维•施特劳斯的《苦闷的热带》和1967年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田野日记对人类学者的个人的心态有较为全面的反映。
70年代出版的雷宾诺《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庾思》和杜蒙特《头人与我》虽然还停留在自由式的反省上但是提出了田野工作的认识论问题。
应该注意的是真正的民族志实验不仅是关心人类学者的自白而且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场合和文化碰撞进行阐述。
在西方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
一方面是对于特定地区、国家或社会的研究如非洲研究、太平洋岛国研究、南亚研究、中国研究、农耕社会研究、游牧社会研究;
另一方面是以此为前提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和对于人类普遍性问题的关怀和萨满教研究、馈赠研究、经济理性研究、社会组织研究。
人类学的这种学科定位不仅使它成为社会科学之中的一个具有独特对象和方法的独立学科而且使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整个社会科学的一个优秀代表:
其一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就成为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
这种意义上的民族志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于社会科学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
在音乐人类学中文化阐释与阐释人类学所注重的“本土人推理的规则、联想的模式以及隐喻逻辑”密切相关。
人们也为是否要在民族志中掺入阐释性手段而争议同时注意到了阐释人类学在民族志研究方面的理论进展并且积极地引入到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之中。
从音乐人类学角度看具有阐释人类学特征的研究方法在梅里亚姆的三重认知模型中可以找到同样布莱金
(JohnBtaking)所重视的局内人拥有的“音乐心理结构”或“语义生成能力"
也同“文化模式'
'
“音乐蓝图”等概念直接相关。
由于音乐人类学民族志在西方有深远的发展历史如今我们对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既继承了以往民族音乐学的方法成果同时又接受了不少西方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它和西方民族志理论研究的发展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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