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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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于语法的语言则是偏重于采用语法的工具。
并且,索绪尔在举例时明确指出汉语是“超等词汇的典型”,即它是以词汇为核心来构建话语的符号系统,而印欧语是“超等语法的标本”,说明它是以语法为构型原则形成的符号系统。
两类不同的符号系统各有其话语建构的独立原则。
于是,中西方文论话语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构型方式:
语义型与语法型。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徐通锵在其论著中也将汉语与西方语言区分为“语义型语言”与“语法学语言”。
他认为中国汉字是典型的语义学语言,它采用直接编码的方式,以“字”为本位,注重语义,需要直觉感悟、整体领悟,具有模糊、简明、含蓄的特点,为螺旋式结构。
而西方语言是典型的语法型语言,它采用间接编码的方式,以“句”为单位,注重语序,需作构造分析,具有精确、周密、直露的特点,为直线式结构。
[2]不论徐通锵对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别界定是否完全妥当,但其对中西方语言在编码上有差异的认识是符合语言实际、千真万确的。
中西方语言的语码迥异,就导致了中西方文论话语构型基本层面的不同。
也有不少汉语学家认为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在于:
中国的汉字是表意文字,而西方文字(如英、法、德语的语言文字)是表音文字。
表音文字指字符表示的是语言中的语音,语义是通过语音的二度联想才产生的。
表意指字符表示了语言中
[1][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4-185页
[2]徐通锵:
《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页—12页
的语义。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而西方语言是无声调的语言。
有声调的语言由于声调的变化而显出动态变化性,一字多音产生了多义。
而西方语言,作为无声调的语言,一个字形确定的意义是不易变化的,所以西方语言的表音对应着相对确定的意义。
正是由于中西方语言文字的构造分别为侧重表意与侧重表音,这就给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语义型话语及其结构特征
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是人类语言存在异质性的最明显的例证。
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与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法语,在语音、语法、文字等各方面都有差异。
这种差异影响了各自的文化建构以及思维模式,而文化及思维模式是话语构成的规则。
所以,从汉语与西方语言的语音、语法、文字等方面来认识中西方话语的不同,便是一个基本的认识层面。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其构型基础是汉语。
而汉语的构成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
汉字着重以形表意,一个音节关联一个概念,多用示象性原则将现实现象转为语言的符码。
而且,词汇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其结构具有开放的特点,词汇构成的话语表达其结构不受一致关系的制约,而是受到说话者与受话者交际双方的交际意图的语言环境和语言规则的而制约,决定句子意义的因素不是一致关系的语言规则,而是语言环境、交际意图和语序、语义搭配等语言规则。
[3]所以,有人认为汉语是无结构的语言。
语言学家洪特堡就指出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语法标记,而正是这种特点发展出了汉语话语混沌、形象、玄虚等特立独行的一面。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原始人类的思维方式都有惊人的相似,即都有天人一体的认识观。
但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中西方后来却走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
中国哲学始终坚持了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宇宙观,而西方哲学却较为彻底地摆脱了原始思维,创立了天人分离、主客对立的认识论。
中西方思维方式的这种差异,对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汉语表意重综合混沌、直觉感悟、形象实体的文化意识,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思维方式就有直接的关联。
从汉字造字的特殊性就能看出这种思维方式的制导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讲求“观物取象”,及取万物之象,加工成为象征意义的符号来反映、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
中国汉字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造字法就潜藏了中国人的这种具象思维方式,这种文字的特征演绎了中国人不善抽象思维的心理特点。
中国的汉字在早期造字时大都是取象示意,属表意文字。
这种文字本身便有求形象、求模糊的趋向。
古汉语更是对汉字模糊性与形象性的固定和强化,如“井”、“网”之类的象形字,“本”★(
)、“刃”★(
)之类的指示字,“采”★(
)、“比”★(
)之类的会意字,都让人们从字符本身就会理解其表达的意义。
而“湖”、“想”之类的形声字,虽有部分表音成分(而表音成分也是一个表意成分),但仍然有表意的部件(如“氵”、“心”)来帮助理解这类字的意义。
因此,汉字尽管有了带表音成分的形声字,实质上还是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的,不管是“声”还是“形”,基础都是“义”,汉字的意义主要不是靠音来传达,而是靠形来传达的,认读汉字须可直接从“形”获得意义信息。
可见,中国早期造字大都是取象示意。
汉字的这种取象示意特征反映了汉文化突出的天人合一哲学内涵,即人们用客观事物的形态来表示事物的“自然”思维方式。
同
[3]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页
时,汉字的取象示意特征也使其具有想象的空间。
一字多音多义使汉字在不同的
时空环境中代表着不同的实质意义,反映出中国人的思维是有整体意识和很大的模糊空间的。
这种具象性的文字特征,对中国人的语言思维产生了潜在的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也是中国人善于整体思维、关联思维、直觉思维、感性思维而不善于分析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理性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语音学家申小龙也提出:
“图像性越强的文字,它突破时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与思维的联系也就越密切。
”[4]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图像性越强的文字,越使运用这种文字的人趋于形象思维和整体思维,越不宜于进行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
中国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语义型文字的构造性质,决定了这种文字是用特定的符号直接表示词或词素的。
因此,汉语书写系统的语义学主导性是十分突出的,汉语语言单位的字根性与词形的意义可以只与视觉符号“字”联系,而不与其声音记号有必然联系。
一个汉字甚至可以对应于数十个语义单位,而这些语义存在于意素等级结构内,并在文本解读中按不同意素搭配方式发挥作用。
汉语语义的这种构型使字词与内容之间的联系呈现特有的任意性、开放性、含混性,人们对字符的理解可以感性直观地认知其意义,或从汉字构型的整体来把握其意义,或进行类比联想,关联起多样关系来理解字意。
所以,从汉语的字符认知开始,就养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汉语文化的悟性精神。
从汉字的构型分析中,我们已经已可见出汉语言在思维上的特殊性。
而对汉语言的构型还可进一步从“因字而生句”来认识。
汉语最小的句法单位是“字”,而汉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一个字的功能可以时为名词,时为动词,其结构功能是开放的。
汉语词语通常不带语法标志,语法关系主要靠语序表明。
一个句子只要把字、词的意思和意思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句子的意思也就明白了,即汉语从字到句的结构是靠语义来组配的。
汉字结构定位很自由,这就使得汉字的定位功能相对灵活,从而导致了汉字创造性很高。
而西方语言则是靠严密的语法来结构的。
汉语造句的语法结构是“意合”方式,只要字义之间的组配有显示的根据,符合社会习惯的要求,就可组合成句。
所以说汉语的结构是重语义,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它的语法结构是语义语法,没有形态变化,由字到句的生成途径,正如徐通锵先生所言是“字——字组——字块——形句——意句”的模式[5]。
汉语作为语义型语言,其“意合”结构就对语境有了最大的依赖。
西方语言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形态规则和形式的方式,而汉语句子的构成主要依据语境等语义因素,是靠语义的方式。
古代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种严格意义的形态规则。
词汇方面,基本上没有性、数、格、时、态、体、式、人称等西方语言的形式标志、语法范畴,无冠词、格位变化、无动词时态,极少连接媒介,词语通常不带语法标志,语法关系主要靠语序表明。
因而,汉字的句法功能很模糊,一个字的功能可以时为名词,时为动词,其结构功能是开放的。
汉语一个句子只要把词的意思和意思之间的关系弄清楚了,一个句子的意思也就明白了。
传统的汉语是不讲语法的,不讲名动形和主谓宾定状补等语法概念,照样看书写文章。
而且,汉语句子中词语的省略还很多,这使得句子松散到了在西方语言里成为不合语法的句子,但语句的多义性、意义的增生性、表达的隐喻性和解释的多重可能性较西方极讲逻辑性的语言多得多。
对汉语句意的理解依靠的是语境、上
[4]申小龙:
《中国语言的结构与人文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5]徐通锵:
《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
下文语义关系,从而形成了从整体理解局部的思维模式。
这种模式倾向于在更大
环境中理解一个对象,而对象与环境的关系往往很复杂,常常是多元关系、多层面的关系,所以,汉语话语就会产生丰富意义,并拓展出张力弹性空间和纵深空间。
任何话语文本的构成,都有其直接层与语指层。
语指层的构成除了直接层的语言性部分,还包括文化、历史、心理等语境因素,它们构成了话语交际中发话者与受话者的意图、接受、理解诸环节间丰富多变的效果。
汉语言的语境尤其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性。
语义型话语的语境相对于语法型汉语的语境而言,具有更大的事实性,是一种开放的语境,它可以在一些看似确定的语境里又衍生出新的多种语境。
这种丰富涵义的语境,会导致话语语义的多样性、不确定性、开放性。
语义因而会超越文本固有总语境,即一个字、词、句记号作为一个能指会产生多个所指。
后者有在于词汇中的潜在状态中,语义具有较大的弹性和变通性。
由这种意义规定有较大变动性和含混性的语言运用而变成的古典文本,其意义必定也有较大的变动性和含混性。
所以,与之相应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话语也与此相符,体现出话语的语义多样、不确定、含混等特点。
比如“道”这类汉字,其语义就十分复杂、含混。
其意涵小至具体伦理学概念,大至指示学科名称,其内涵是可以随意增减的,“道”不过是一个具有意义开放性的象征图形而已。
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语义灵活性,其根本就在于传统汉字使用的灵活性,以及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和直觉思维特征和特殊的哲学背景。
而西方的语法型话语更注重以语言单位,即词组、句子等语法语境来确认语义,其核心存在于词组本身或其他可以确定的单元之中,即那些对语境来说是结构意义上词组或命题,语言形式是严谨的。
西方语言的字词与内容之间有逻辑性相互对应。
当然,西方语言的字词在较小程度上也表现出语义的含混、多样,但西方语言以“逻各斯中心”和“理性”为其根基,语言的意义更多的是依赖语法准确规定下来的。
以上之所以要讨论中国传统语言从字到句的构型特殊性,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构型基础是古代汉语。
取象示意的表意汉字本身便有求形象、求模糊的趋向。
而且汉语句子的语法是“意合”语法,这给文论话语带来了更大的模糊想象的空间。
这种文字和句子的特征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文论话语的整体、直觉、顿悟、具象思维模式便与此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
文论话语重综合混沌、直觉感悟、形象实体的文化意识,便始自于汉语的字、句构型,文论话语的内涵主要依据语境和中国人特别的思维模式得以传达,成为语义型话语。
这种话语要依赖说话者和受话者之间共同的思维和相似的感受、体验等等文化语境来辨识其意义。
其语义是模糊的、朦胧的、宽泛的,而不是透明、单一的。
话语能还原出活生生的言说主体的色彩。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语义不确定、模糊、宽泛,首先在词汇上体现出来。
“诗言志”,“志”为何?
其语符并不具有确定唯一语义。
朱自清解为“怀抱”,《左传》解为外交辞令中流行的赋诗言志或借诗言志;
《荀子》解为“圣人之道”;
《毛传序》解为个人情感意志与礼的合一等等。
又如“文以载道”之“道”,也有各家之别,其内涵亦因人因时而异:
先秦儒家之“道”是以仁义为内容的圣贤之道;
在刘勰、韩愈的“原道”论中则指出儒家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学与现实人生的关系;
而在道家,则是“不可道”之“道”,是一种心理上的朦胧体验。
这些词汇语义的确定,因人因时而异,文论本身也未有定称,其语义形成体现为依人依事而变的结构特点。
其次,中国文论话语语义的不确定性,还从“直觉思维”的心理体验上得以体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此大美不可言,只可是话语交际双方依凭文化语境及心境领“悟”出的东西。
由于中国古代文论倚重于经验体验来对事物作整体的把握:
不讲求语符语义的稳定的确定,追求的是从身心体验的获得以达到把握语义的目的。
“何谓雄浑?
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者是也”,“雄浑”的语义完全是以受话者能否产生对“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的体验感受为前提的。
在体验唤起的同时达到对语义领悟的目的。
此外,如“飘逸、淡远、神韵、意境、滋味、妙趣、神采”之类的古代文论概念、范畴,都是指涉某种感觉和审美体验,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定义,因为古人创造这些概念、范畴是从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定义出发的,文论话语的语义形成是借直觉思维、审美体验、类比联想为其结构原则的,遵循的是“美学”秩序。
所以,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是以确定的语符求其不确定的语义,而语义“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飘忽不定,却又准确言说事物特征。
言说者的体验精神状态等语义得到了表达。
所以说,对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解,是从“品”中求知识,而不是从逻辑实证中求知识。
文论内涵要从“品”中“悟”出靠的是人的艺术感受、直觉思维、整体感悟能力。
中国古代文论也便形成了极为发达的艺术感受论。
二、西方文论语法型话语及其结构特征
西方物我分离、主客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西方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同样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西方语言的文字是表音文字,它主要是用一些字母或符号直接记录声音,通过能记录下来的声音符号、启发读者想象语音的存在,然后再理解记录者(书写者)的意图。
这种表音文字与人要表达的语义没有直接的关联,只与约定性的编码机制相联系,是主客对立、物我两分的语言系统。
词汇无论怎样丰富、构成这些词的声音,分析起来却是很少的。
采用二三十个字母就可以拼写所有的词。
掌握了字母和拼音规则,看到文字后就可以读出它所代表的语音,而读出语音之后,人们还需要通过语音的二度联想才能认知其意义,即字意是无法直接从字符本身的构造来把握的。
西方印欧语系的文字没有象形的味道。
当人们看到这个文字后,不可能立刻将之与自然物联系起来,失去了主体的人与客体的世界之间的直接联系。
但这种文字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
可见,表音文字是对语言进行抽象化的产物,表音的西方文字要求读者以抽象思维来把握字意。
而西方表音文字是无声调变化的,一个字符确定的意义是不易变化多样的。
西方文字字母表达相对单一准确,直述字意,表达清楚,比起汉字的拙朴深思多了精巧透明。
运用西方拼写语言的思维显然更倾向引发人在逻辑链条中把握思维与世界的关系,说明西方人的思维是严密的逻辑思维,西方文字具有抽象思维、逻辑性思维、理性思维的强烈色彩,更鲜明地传达着西方语言文化的智性精神。
西方语言是以词位句法为基础构成语法结构的。
它以词为句法结构的基本单位,词语本身就带有语法标志,读者要懂得名动形和主谓宾定状补这些词位句法,才能很好理解和使用语言。
西方语言句式有严格的语法范畴,如“性、数、格、时、体、态、式、人称、语气”等,还有具体的形式标志,这就使得西方语言定位功能很强,所以句子的意义靠语言内部严格的语法结构模式来传达,形成了对内在结构的依赖。
句意理解是从带有特定语法范畴和形态标记的词语,到带有严格句子成分规则的句子关系,再到句子与句子均严格的语法关系来理解的。
这就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
这种模式倾向于先找到句子词语要素,再找出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再解释整体。
而要素和要素的关系已被准确地数量化、逻辑化。
因此,西方话语就具有了精准、严密的空间。
而严格的语法范式将句子意义规定得准确、确定、单一,这就使西方话语的句意表达呈现精确、确定的特点。
西方人在需要表达一个确切的含义时,可以新造一个词,很精确。
一个字就是一个含义。
相对来说,词的分类就会多一些。
这样一来,西方语言文字定义性的功能相对就较强,条分缕析的能力也强,就会促使人们走到求真的路上去,尽量模仿自然。
因此,西方文字表意精确性比较高,更具明晰性,但读者可想象扩大的空间就很小。
一般研究认为,语法型的西方语言,由于规范的语法,使其更宜于表达那些抽象的思维与关系,因而,更宜于抽象思维,从而导致科学、逻辑学和论证科学的发展。
西方文论话语是以语法形态体现跟概念范畴相对应的话语系统。
其突出的特征便是具有“主语—谓语”结构框架的形式要求。
“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一致关系,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决定句子构成的因素便是一致关系的语言规则。
语义要从“名、动、形”的词类划分与主谓框架的结构关联中去确定。
西方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单位主要是句子和词两级:
句子的结构具有封闭性的特点。
词的形式变化、词与词之间在形式上的配合规律,如一致关系、支配关系等是十分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
所以,西方文论话语是一种重“形”的形态型话语,其话语“语义理解的过程更多地通过内在结构,形成了对内在结构的依赖,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
”[6]西方语言还具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背景,那就是几百年来形成的对科学技术的膜拜。
科学的精神深刻地影响了语言的发展。
在语言的构建模式、系统、分析结构、功能等方面,无不依赖科学理论奠定的特殊的地位和方法。
无论是规限明确的对象,还是假设推理的理论、公理化证明的方法论,符号加公式的操作与表达方式,无不是“科学”理性浸染的结果。
西方文论话语意义的理解,主要依赖于对语言的内在结构的分析,从而形成了从局部理解整体的思维模式。
从局部到整体的思维模式倾向于先找到要素,再找出要素之间的严格关系,再解释整体。
以亚里士多德《诗学》论悲剧为例,其对悲剧的定义是:
“悲剧,是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它使用美化的语言,分用各种藻饰于剧中各部,它以行为的人来表演而不作叙事,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
”对亚氏“悲剧”定义的话语表述的理解,必须首先把握“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美化的语言”、“用各种藻饰”、“以行为的人来表演”、“不作叙事”、“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等各种要素,并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从而整体地理解何为“悲剧”,局部要素与整体之间是有严格的一致关系,其结构的层次是线性的。
如果没有这些具有封闭性特征的词汇、句子及其配合规律等,便无从形成对“悲剧”的理解。
这可与以上所举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何谓雄浑?
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者是也”形成鲜明对比,“荒荒油云”、“寥寥长风”与“雄浑”之间并非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二者之间并无一致关系,其结构的层次是主体性和开放性的。
可见,与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思维不同的是,西方文论话语是建立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其构型是严格依据逻辑思维的路径来展开的。
从而使得西方文论话语能够被传达、被理解、被记录、被检验。
它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方面、特性和因素,使之接近单纯和不变,这就使话语得到确定、精密、简单、真实的认识。
[6]徐行言:
《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话语只是作为材料来负载信息,而且这种话语信息贯穿着一种“理性逻各斯”或“语言逻各斯”,言说主体的精神则被消解,“所以,我们读西方人的著作经常感觉似乎是某种逻辑或规则在言说,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在言说。
如果对西方学术话语进行还原,得到的大约不是活生生的言说主体,而是某种理性原则。
[7]如上所举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界说就是将“悲剧”分解为部分、要素、特征,并且这些要素的特征是具有确定性、准确性,是可传达和可验实的。
所以,人们对“悲剧”就有了最直接、完整、彻底的理解和认识。
相比而言,中国文论话语中诸如“道不可言”、“大美不言”、“辞不达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则无法作出直接、完整、彻底的理解,而是具有不可精确言说的无限内涵,中国古代文论是没有将理论视点充分分化,也没有有意识地逻辑化、分析化。
可见,中西方文论话语的构型及其导致的话语内涵具有极大的差异。
它们完全是两种独立的话语系统。
我们将以上所述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差别总起来看,可看出,汉语言文字的象形性因素较多,其自然性比较强,是视觉型的文字,容易与自然沟通,是概括性、综合性很强的文字。
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样严格的语法,它能够把概念直接互相连接起来,使得概念之间的一致和队里不像西方语言那样容易被知觉到,而是以某种新的力量触动和逼迫精神去把握概念之间的纯粹关系。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始终贯穿着言说者的主体色彩,是言说者的精神状态的直接体现。
所以,汉语文化是情感的文化。
而西方文字符号化因素较重,是单向推理性的,所诱导出来的往往是智性的因素,造成了西方人思维的轨迹感很强。
因此,西方语言文化是偏重理性和智性的文化。
汉语言的运用更注重形意和文化上的“内功”,而拼音文字的运用更注重抽象关系和规则约束;
语义型汉语更能从其直接存在的形意上内蕴、保存和传承更久远的中国文化传统,更具维系传统文化的内在张力;
而语法型的西方语言多是作为客观、冷静的话语材料,话语似乎是逻辑或规则在言说,或者说,在言说者和话语之间横亘着严格的话语规则,话语更突出地表现出理论的严密性、体系的完整性、言说的抽象性。
汉语表意要求读者调动关联思维、整体思维、直觉思维来理解,加之一字多音多义和“示象”的汉字势必使表义模糊,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综合性,从而,会给读者以更广阔的理解空间;
而西方语言表意依赖严密的语法规则和系统,需要调动读者的抽象思维、逻辑思维来把握其确定、单一、准确的话语意义。
由此看来,中西方文论话语分属不同的话语体系,各有其特色。
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因其文字意义的模糊和句法定位的自由而具有思维的张力弹性空间和表达策略的纵深空间,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现代文论的这种思维和言说特色、优势,在中国今天的文论话语中却因为对西方话语的过多模仿而大大流失了。
中国今天的文论话语正在走向空洞苍白的直线思维逻辑,模糊的想象的空间被急功近利的当代中国文论一再压缩,流失了中国汉语的神秘优雅的表达内涵。
中国语言思维的张力弹性空间失去了效应。
可以说,当代中国人的语言思维回到了西方人文字出发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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