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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舞蹈的教化和政治作用
周朝建国初期,即在周公旦的主持下制礼作乐,建立一整套礼乐制度,宫廷设置了相应的乐舞机构,掌管各种礼乐事宜。
历史上著名的《六舞》(《六代舞》)、《小舞》(《六小舞》)都是在这个时候集中、整理、加工编排的。
《六舞》包括《云门大卷》(云门)、《大咸》(咸池)、《大韶》(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个乐舞。
除《大武》外其余五个舞都是前代遗存的,是以歌颂各氏族首领为内容的乐舞。
《大武》则是以歌颂武王伐纣取得胜利为内容的“武舞”
周代用这些乐舞作为教育“国子”的课程之一。
《六舞》又是周代主要的成套祭祀乐舞。
各乐舞用于不同的祭礼,,
从舞蹈发展角度看,周代集前代乐舞之大成,珍视传统并继承传统。
正是由于有周初对这些乐舞的徽记、整理,才使《大韶》《大夏》《大濩》等舞,能流传百年甚至上千年;
从舞蹈的政治作用看,周代充分利用乐舞的特殊功能,有效的为其统治服务。
加强等级观念,区分上下尊卑,都以乐舞作其标志之一。
如:
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
《六舞》之《大武》:
史料丰富、艺术水平比较高、结构较复杂完整、表现手法较丰富。
各种史料对《大武》的描述;
《大武》的成就:
1、武王伐纣是为了推翻商纣王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
《大武》的主题思想,正是歌颂武王领导的这场战争。
2、《大武》是手执武器的战舞,从原始时代“刑天式之乐”等,到历代歌颂战功的“武舞”,这种舞蹈形式在原始舞蹈中已经存在,而《大武》则发展了这种舞蹈形式,并有所创新。
周初制定的《小舞》(六小舞)是教育少年“国子”的必修课。
有“掌国学之政”的乐师任教。
《小舞》同时也是周代著名的祭祀舞蹈,包括: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当然,周代用于教育贵族子弟的《六小舞》,不是照搬某些原始舞蹈,而是经过整理的、规范化的继承前代的舞蹈。
周代用于教育贵族子弟的,还有《舞勺》、《舞象》。
《周礼。
乐师》注:
“谓以年幼少时教之舞,内则曰:
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
按年龄不同,运用不同的教材,循序渐进。
周代制定的礼乐制度,被历代封建王朝所承袭,形成了一套“雅乐”体系、“文舞”与“武舞”是歌颂历代封建帝王文德与武功的固定程式,只是按时代、人物不同,填入大同小异的歌词内容。
“文舞”执籥翟,“武舞”执干戚。
雅乐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逐渐成为刻板而枯燥的仪式。
连统治阶级自己也不爱看不爱听了。
雅乐在创立后的不久的春秋战国时代就“礼崩乐坏”,不再受到人们的喜爱和重视,但雅乐体系并未完全崩溃,相反,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视为“正声”,各朝代均不断增修变化,以适应自身的政治需要。
2、“礼崩乐坏”与民间舞兴盛
西周灭亡,东周前期称“春秋”后期称“战国”,此时周王室失去对诸侯的控制能力,春秋至战国,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提高,生产关系改变,较先进的封建地主制在各诸侯国确立。
这一时期,各阶级、阶层之间,斗争及其复杂、激烈,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乱、变革的时期、社会的大变革,对舞蹈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周为强化统治而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随着西周王权的崩溃而“礼崩乐坏”。
清新活泼、充满生机的民间舞却迅速兴盛起来(西周或西周以前的任何时代,民间舞一直在人民中间流传)
“礼崩乐坏”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作为区分等级标志的礼乐制度遭到破坏;
二是被奉为先王之乐的雅乐,由于长期用于礼仪祭祀,已成为一种固定而刻板的程式,乐舞本身失去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与“礼崩乐坏”同时出现的是民间舞大为兴盛。
这一时期的民间乐舞大量见载于《诗经》、《楚辞》等典籍。
《诗经》分风、雅、颂三部分,“雅”、“颂”是贵族士大夫的作品,“风”是各地的民歌
《诗经》所载民歌,许多是描写男女情爱的,从原始社会起,男女之间的性爱、情爱总是民间歌舞表现的内容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风俗祭祀舞,是对前代传统的继承。
“傩舞”“巫舞”普遍流行,楚国的“巫舞”最盛。
屈原的《九歌》是在民间祭祀乐歌的基础上创作的。
春秋战国时代舞蹈发展的突出特点是:
各类民间舞蹈十分兴盛。
它一方面冲击了传统的礼乐制度,使雅乐黯然失色;
另一方面,促进了表演性舞蹈的发展,培育了技艺更高的专业舞人(女乐)
3、表演性舞蹈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1)表演性舞蹈艺术的发展
从奴隶制时代就已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供统治阶级欣赏娱乐的表演性舞蹈,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更大的发展。
它表现在:
(1)专业歌舞艺人人数增多,他们的足迹遍及各诸侯国
(2)技艺水平提高,出现了少数著名舞人(3)统治阶级醉心于乐舞享乐,以致影响到他们的政治生活,甚至在争霸斗争中利用女乐歌舞作为工具
任何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根源往往出自民间,但他们的发展与提高却离不开专业艺人的努力与创造。
春秋战国时代,这类专业乐舞艺人(女乐、倡优)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是推动当时音乐舞蹈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而这只队伍的存在和壮大,是与统治阶级极力追求声色享乐的社会需求分不开的。
楚舞的审美特征,主要可说是袅袅长袖、纤纤细腰、飘绕萦回的舞姿变化莫测,如浮云,似流波,给人以虚幻飘逸之美。
舞人以腰细为美,也是楚国风尚。
出土文物中的楚舞形象,大多是舞长袖、扭细腰,特别是曳地长裙和向上翻卷的裙边,更衬托出舞人纤丽娟秀的身姿。
这种舞蹈形象,几乎成了战国时期文物中舞人的共同特征。
图示:
“楚舞”并不仅仅是曳长裙、扭细腰、婉约多姿的一种风格。
史籍中常常提到的《结风》《激楚》,就是情绪昂扬、激烈,甚至带有一种悲壮色彩的乐舞,也就是刘邦十分欣赏、流行于西汉时代的”楚声“
《结风》《激楚》等名舞的出现,标志这一时代舞蹈的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除《结风》《激楚》外,还出现了《康乐》《萦尘》《集羽》《旋怀》等,后三个舞技艺水平很高。
擅长此三舞者,只有广延国的两个著名舞人旋娟与提嫫。
另一个著名舞人西施
从一些历史记载和出土文物都可以看到,当时贵族崇尚歌舞作乐,这包括欣赏乐舞与自娱作乐起舞两个方面。
贵族宴饮时,有女乐倡优各种表演以娱宾客。
同时,还有席间自舞作乐的风俗,可说是最古老的“交谊舞”。
“万舞”
(2)舞蹈活动与政治斗争
这一时期,发生了许多似赠送“女乐”、表演歌舞为名,实际是麻痹敌方、瓦解敌方斗志、甚至消灭敌方的史事,如:
也有优人或臣子利用表演歌舞的机会向统治者进谏,或参与政治阴谋。
在各诸侯国的政治斗争中,还有借乐舞活动表露其政治野心以威慑对方
有时,在各诸侯国的争霸斗争中,倡优侏儒竟成了无辜的牺牲品,在表演乐舞时遭到杀身之祸。
舞蹈,这种新兴的表演艺术,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
对某些统治者,竟起到了夺魂摄魄、令人颠倒、使其忘政误国的程度。
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是极少见到的。
4、乐舞理论
古代所谓的“乐”,往往是指音乐、舞蹈、诗歌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有时也单指音乐或舞蹈。
当然,有舞必有乐,所以“乐”,常常是指乐舞而言。
如果舞时有歌唱和乐器伴奏,则“乐”就是指音乐、舞蹈、诗歌的结合了,《墨子。
公孟》:
“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诗经》三百零五篇,既是诗,又是歌词,又是舞歌。
在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战国时代,各阶级、阶层及各学派学者和思想家都要为各自所代表阶级、阶层及政治派别的利益对各种社会现象、宇宙万物做出不同的解释,提出不同的主张,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
在各派思想家的“争鸣”中,也涉及乐舞理论的问题。
以儒家、墨家为代表的学派提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乐舞观。
(1)儒家的乐舞理论
儒家的乐舞理论,是我国古代各种乐舞理论中自成体系、较为完善、影响最大和最深远的。
儒家对乐舞的看法,虽然也和他们的政治思想一样,是比较保守的,但他们对乐舞的源起、产生极其本质的探索、研究和阐述,以及对乐舞的社会作用等方面内容,有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
当然也会有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违背历史潮流的观点,如在对民间乐舞和对“先王之乐”的看法上,无限夸大乐舞的社会功能等,这都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而形成的。
孔子本人,不但是一个深懂音乐舞蹈的理论家和评论家,而且擅长音乐,喜爱音乐,能唱歌,会鼓琴瑟。
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艺术实践经验的乐舞理论家。
从艺术实践中产生的乐舞理论,是最富有生命力的。
这也正是儒家乐舞理论比其他反对乐舞、不懂乐舞的人阐述的乐舞理论更具有说服力,更能揭示乐舞本质的重要原因。
儒家对乐舞本质的阐述,有不少精辟的论点,如:
“音”是发自人的内心,人心的感动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诗、歌、舞,三者都是发自人的内心的,乐器只起到伴奏作用。
舞蹈最善于表现人的激情,诗、歌、舞都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艺术。
儒家十分重视乐舞的社会作用,包括对人的教育作用与政治作用:
乐可以是陶冶人的性情,使人向善,由于它感人至深,可以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
儒家乐舞理论十分强调乐舞与政治的关系:
1、首先强调礼、乐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将礼乐与刑政并列。
2、儒家认为乐与政通,观其乐就知其政。
3、政治、社会风气、乐舞三者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
崇尚、流行什么乐舞,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反映当时的政治及社会风气的。
儒家重视乐舞的教育作用和乐舞服务于政治的理论,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但他们有时把乐舞的作用夸大到荒谬的地步,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如:
儒家的乐舞理论,虽然有错误和不足之处,但他们在探索、阐述乐舞的本质、乐舞教育的重要意义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等方面,确有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卓越的论点,是我国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乐舞理论,也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2)墨家的乐舞理论
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反对战争,反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及腐朽享乐生活。
由反对王公贵族享乐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乐舞享乐,而发展成反对所有的乐舞活动,反对乐舞艺术本身。
儒家提倡礼乐,墨子则针锋相对的反对礼乐。
墨子的这种理论集中地记载在《非乐》篇中,也散见在《三辩》等其他篇中。
墨子生活在战乱不断,王公大人穷奢极欲,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战国时代,他对乐舞的本质,并未作过多、过深的探索,主要是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反对上层贵族风靡一时的、奢侈的乐舞享乐。
墨子反对乐舞是从反对贵族的乐舞享乐,发展到反对一切乐舞活动,包括农夫、织女的自娱性民间歌舞活动
这种反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如由于当时的乐舞成了统治阶级的享乐工具,就予以彻底否定、反对,则是错误的。
作为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乐舞艺术有它独特的社会功能。
而乐舞的创造者,归根结底是广大劳动人民。
周代是我国舞蹈取得很大发展的时期。
西周重视礼乐,不仅继承、整理前代乐舞,还创立礼乐制度,礼乐成为强化统治的手段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冲击了西周的礼乐制度,形成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民间舞蹈蓬勃兴盛,表演性舞蹈大发展、大提高,出现了少数技艺高超的著名舞人和舞蹈名目。
以拧身出胯的曲线美为特征的舞蹈形态已相当清晰的呈现出来,以轻盈、飘逸、柔曼为美的审美意识比较明显地显露出来,对后世的舞蹈审美观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激越、昂扬磅礴的气势和动人心扉的《大武》《激楚》等,则是以另一种迥然不同的风格,表现出民族舞蹈的雄健之姿和阳刚之美。
刚与柔,文与武,两种对比强烈的舞蹈风格,一直贯穿在我国整个舞蹈发展的进程中。
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中出现的乐舞理论,影响及两千多年。
时至今日,这些乐舞理论,仍有一部分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20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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