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11年 我的年薪巨变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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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的贝司手和歌手(我LP的同学)也有过一段恋情,但最终没有象我们俩这样走到了一些。
搞乐队的经历,跟后来我做企业的经历差不多。
也是从无到有,先组建团队,想办法弄钱,购置二手设备(记得我们3个月后才用劳动成果添置了一套新的音箱),跑场地联系“客户”(我们的业务主要是给学校的舞会伴奏,每次总共120元,相当我们当时一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
从这个意义上看起来,我注定是做不了机关职员,我做“企业”的尝试,严格说起来,从大学3年级就开始了。
LP是个独生女,家庭环境比较好。
但身上根本没有独生子女的毛病。
能够找到我LP这样心地善良、特别宽容的女人,是我这一辈子的福分。
这是一句真心话。
因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对一个男人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我认识不少身家上千万的朋友,但他们都特别羡慕我,说我无论什么时候回家,都有人给我做饭――好象确实是这样,有钱并不是幸福的必要条件。
我原来的性格很急,属于那种不太能容忍别人犯错的人。
这样的性格,让我吃过很多苦头,直到认识我LP以后,这种状况才逐步地改变。
3个月前,我从一个800多人的IT公司跳槽,现在是一家200多人IT公司的副总裁。
现在的我,跟以前的我相比,骨子里没变,但为人处世、性格上不知倒改变了多少。
说到这里,真想再说一句,感谢你,LP。
那时候,工资特别低。
不过当时感觉还好,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一个月生活费才100多块,现在每个月拿200多,涨了两倍,好象还特别满足。
因为经常出差,一出差就是一个多月,被检查的那些下属单位管吃管住,还客气得不得了。
所以也不用花什么钱,攒下来的钱都用在交通上了,每两周回一趟武汉看还在学校的LP。
这一年多,把河南的所有大型的煤矿和油田跑了个遍。
在国家部委,除了工资低一点外,对刚出校门的学生其实好处还是多多的,至少眼界会比较高,很少有其他的地方,让一个学生有这样的实践机会,而这样的机会,对我后来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一年FB下来,整整重了20斤。
我是95年5月份回到北京的,因为我所属的司局缺人手,所以就提前调回了北京。
我接下来的3年,从业务口转到了人事口,做的是我们部委地方派出机构的领导班子的考核。
3年下来,我几乎跟随领导跑遍了全国的10多个派出机构,当然,顺带也“被迫”游历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印象中除了西藏、台湾没去过之外,其他地方几乎都“扫荡”过了。
这样的经历其实也很重要。
因为跑的地方多了,对一个人的阅历和经验是非常好的。
更重要的是,这4年,由于考核的关系,我跟至少2000人面对面谈过话(这是机关考核的一个套路),这才真正是给我后来的职场生涯积累的一笔巨大无比的财富。
我记得到1998年5月份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1100大圆。
记得是97年12月,我跟LP领了结婚证。
LP比我晚两年毕业,为了把她弄来北京,我几乎使出所有的能量。
我记得,最后经历千辛万苦,我从她们单位领导的手上拿到她的调函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百感交集”。
96年的时候,要想把一个人弄到北京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也是天意,我当时是在人事部门。
有一次去人事部开一个会的时候,正好旁边坐的是我LP后来这个单位的人事司干部处的人,我们当时聊得挺好,后来鬼使神差、东转西转,最后事情会落在这个人身上解决。
这中间的过程,说起来实在是长,可是,如果没有我在学校过程中积累下来的那点“宝贵”的社会经验,利用我仅能调动的一些社会资源去完成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故事。
在帮LP调进北京的半年时间里,我可以说没睡过一个踏实觉,真到后来真的拿到那张薄薄的进京指标和调函的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经过这一关后,LP的父母才真正地同意了我们之间的交往。
最想告诉后来的学弟学妹们:
1、千万珍惜你们的大学4年,这4年,确实对你今后的一生太重要了。
2、任何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放弃,才能成功。
之所以把我的这些“陈年旧事”拿出来说,是想说明我的一个观点:
要想拿高薪,首先要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包括了你为人处世的能力、控制情绪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学习的能力等等,这些素质,不可以从书本直接得来,是要靠生活的积累,从挫折与困难中磨练出来的。
所以你吃得苦越多,你就越应该对自己有信心。
1998年初,机关分房。
为了赶趟,我跟刚到北京一年的GF领了结婚证。
我的运气一直比较好,尽管在分房的打分排名比较靠后,但最后轮到我的时候居然还有两套二居室,而且在建国门绝好的地带。
可能是因为建国门离我们机关上班的地方有点距离,阴差阳错,前面的人有的挑选了位置比较好的一居,或是距离更远一点的三居,最后让我捡了个便宜。
于是,在98年初的时候,我有了属于自己名下的第一套房。
2000年房改的时候,我花了6.5万元买下了这套60平米两居的产权。
按现在北京二环内二手房的价格,大约估值应该在40万左右。
1998年5月份,国务院部委系统开始落实“机构精简”的指示。
当时我们司里有29个人,80%是部队转业的干部(部委的行政机关里那时候很多转业干部,多数是团以上级别,因为很少有专业背景,所以留在行政部门比较多),其余的20%就是象我们这样毕业几年的大学生。
当时,我正好是处里唯一的大学生,其余的正副处长,加上两个正副科长,全是转业干部。
尽管我是处里唯一的“劳力”,但权衡之下,我们处长还是把“下岗”的机会留给了我。
说实话,我除了感谢“机构精简”的政策外,还要感谢我的处长。
一方面,他在我LP调到北京的时候,替我出面说了不少好话,以至让LP单位的人感觉到重视;
另外一方面,还因为他答应我们处的门永远向我敞开。
说老实话,我除了脾气直一点,不太会拍马屁之外,在工作上其他方面,确实在司里的大学生里面表现是比较突出的。
处长的很多考核报告都是我起草的,而且我是处里面唯一会用计算机的人。
:
)那时候计算机还处于普及阶段,我们处里一台IBM“奔1”的计算机,是下面的办事处“赞助”的。
我用他做了不少事,而且还偷偷地安了一台Modem,后来通过内部电话上网,98年上网,在网友里也算是比较老的一拨人了吧。
所谓的“下岗”,其实待遇是比较优厚的。
机关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如:
可以带薪学习3年,保留编制和身份,3年(读研究生)的学费由国家支付,学习结束后可以“自谋职业”,也可以再回机关。
回到LP的小单间(她们单位福利比较好,刚分配的大学生都可以住单间,我住了3年的集体宿舍,一间房里挤了3个人),商量“何去何从”,我记得LP当时只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这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啊:
)她不知道这句话让我这么多年来产生了多大的动力…….,其实我当时已经决定要离开机关,去读研究生了,一则在机关呆了快4年,有点烦了,机关里象我这样“自我意识”比较强的人,呆着是比较“诲”人的,这种工作环境不需要太多的创造性,只要守规矩,听领导的话,剩下的事就是时间的问题了,后面的路无非就是由科员到科长,科长到处长,处长到司长,没有太多的变化和“想象空间”,对我本人的能力也没有太多的提高的空间(我比较看重后者);
另则,机关也太“清贫”,除了有房子以外,其他的所有待遇(我们没有灰色收入,平时下去检查工作最后收一些“土特产”之类的,我记得我收过最贵的礼品就是一双进口的皮鞋,还是领导“带头”收的,哈哈)全部加起来不超过1200元/月。
我在机关呆了4年,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前两年的积蓄在给LP调动的事上面全部投资进去了,后两年存折上好象只有两三千块钱。
不过我记得那时候在机关工作,几乎不用花什么钱,除了跟朋友下馆子,平时三顿饭全部可以在机关食堂解决,一天下来,不会超过10块钱。
还老长胖。
最后我选择去中央财经大学,读国际金融的研究生。
属于脱产性质的。
之所以想读国际金融,是因为我原来学的是审计和财务专业,想在专业面上拓宽一下,我只是推断国际金融将来一定会有很大的需求。
后来的经历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记得当时机关一共“下岗”了53位同志,80%是象我这样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大学生。
在“下岗”政策之前,机关里的大学生想离开公职去外企,是非常难的。
我有一个师姐,为了离职,最后连自己的档案都不要了。
所谓,赶得好不如赶得巧,人的机遇和自己的选择真的很重要。
当时也有跟我一样年头的同事,选择了留在机关,几年后,还是没坚持下去离开了。
不过,我觉得他还是提前走比较好,因为我当时25岁,这样的年龄,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交得起“学费”,而越往后,交“学费”的资本就越少了。
我现在还有不少在机关的同事,也有想“出来”的,我给他(她)们的建议就是:
慎重。
毕竟,现在都30出头的人,在机会一晃就10多年了,副处长也当上了,思维各方面都快不适应外面的世界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应付这种转变的。
大哥在他很“顺利”的时候,跟大嫂离了婚。
我后来想起来,觉得这是我大哥一生中最大的败笔。
大嫂既漂亮又贤慧,我们家里人都特别喜欢她。
钱,在你不能做它的主人的时候,真是很危险的东西。
这几年的商海生涯,大哥改变了很多,让我后来感觉到非常的陌生。
有一次放假回家,他跟爸妈说话很过分,我差点跟他动了手,这在我们兄弟间,是第一次。
97年,大哥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
先是火车站的项目迟迟不动,导致公司的资金紧张。
然后又是那笔贷款出了问题,检察院开始介入调查。
大哥被迫把地皮抵押出去,勉强平息了贷款的事情,但公司已经伤了元气。
办公室也从宾馆里搬了出去。
我说的那笔结婚的份子钱(6万),后来在大哥急用的时候,给了他。
98年初的时候,大哥的公司已经无以为继。
我回家结婚的时候,他决定到深圳去碰碰机会,有几个项目(这个词在大哥那里用得最多,后来他每次问家里要钱,问我要钱的时候,都会说到“谈项目”,这个词让我至今还很敏感)。
我把在深圳的两个好朋友的电话给了他,让他急需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帮忙。
一个是我在大学里踢足球的哥们,我们俩合作组建了球队,并拿到了我们学院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校级联赛的冠军;
另一个是我下围棋的哥们,我们前后下了至少几百盘,直到现在还在网撕杀,至今互不服输。
同样是98年8月,我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生课程。
房子也准备开始装修。
一切好象按部就班,直到8月份的一天,接到我大哥的一个电话,我的平静生活开始不再存在。
大哥在深圳的项目很不顺利,由于住宾馆撑“门面”(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做生意必须讲的“作派”),钱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大哥这个电话是求援的,说必须在两天内找到5万块钱,否则项目就谈不成了。
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得太多。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两个姐姐和家里,已经为了我大哥所谓的项目,先后给了大哥将近10万元。
这在我们家那个城市,在当时,在我两个姐姐和爸妈的工资水平来讲,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象接受了一件重大任务,我马上“行动”起来。
“行动”之前,我记得还给大姐打了一个电话,大姐劝我不要管,说这钱大哥是不会还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很坚决地说,大哥如果还不起,我替他还。
大姐犹豫了一下,半天没说话,后来叹了一口气,说“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以后一起还吧”。
我那时真的没有想到,为了这句话和当时这5万块钱的决定,我足足背了将近3年的债。
我打了一个电话给我深圳的朋友(一块踢球的那个朋友),我跟他说了情况,向他借5万块钱,3个月一定还。
钱当天就送到了大哥那儿,据说大哥拿了钱,后来为了庆贺一下,当天晚上开车去了尖沙咀搓了一顿。
大哥可能没有想过,为了这笔钱,我还了足足3年!
3个月很快就到了,这5万块钱,1个月就在大哥那“报销”了。
而我,却面临着朋友的承诺,这是我第一次借钱,我不希望因为这5万块钱就损失掉最好的朋友。
我手上有准备装修的3万块钱,还差两万。
我给大姐打了个电话,大姐没有埋怨我,只是说,一起想办法吧。
后来一周内,大姐用房贷的名义,从她们银行里(大姐也在银行工作),贷了两万块钱出来,在3个月期满的最后一天,我把钱寄给了深圳的大学朋友。
这3个月里,其实我也想了一些“自救”措施。
我当时每个月还从机关领到基本工资1200元,一年算下来,也就1。
4万元,不吃不喝,也要攒4年,才还得了债。
当时正好有个大学同学给我介绍了个“兼职”的工作,去一个国有企业做财务总监。
每个月1500块钱。
当时我正走投无路,第2天就去上了班。
这里不得不又提一下我可敬可爱的LP。
当时决定给大哥借钱的时候,我打了个电话征求LP的意见,LP第一反应是“5万?
我们那有这么多钱啊?
”,在我的说服下,她很快就同意了“既然大哥急用,你是他兄弟,该帮就帮吧,钱大不了,以后我们一定还呗”。
这就是我的LP。
让我死心踏地的LP。
我本来没想到我会在读书期间去“兼”一份职。
我原意是想好好在学校里补补自己的功课。
既然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多一分钱都能减轻些负担啊。
随便提一句,后来房子装修的2万块钱,有1万是找LP的爸妈“借”的(后来岳父岳母99年退休到北京跟我们一起住,成了一家人,所以就没提这事了,哈哈)。
这个国有企业很“烂”。
下面有几个小公司,但基本上都是空壳了。
我在集团公司一共就干了3个月。
这3个月,都我后来正式开始的职场经历非常重要。
说实话,财务这个专业易学难精,我在大学根本就没好好上过心,进机关以后,就做了1年专业,其余3年转到了人事处。
这就是我当时从机关出来的时候,有点感到“底气不足”的原因,我确实不知道离开了“组织”的关怀,我还能做些什么。
这3个月,我有机会从出纳干起(是我主动要求的),然后把几个公司的会计轮了一遍,最后一个月才安安稳稳地做了一个月的财务总监。
你别说,公司领导当时对我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特别满意。
之所以离开这个公司,确实是因为公司的财务账太乱,人事太复杂,再有就是工资太低。
离我还债的目标太远。
在3个月试用期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辞职”。
让我当时的领导很吃惊。
他还想让我把档案从机关里转过来呢。
3个月的工资,一共3600元(税后),我全部寄回了家。
大姐因为2万块钱的贷款,每个月要还200元。
而大姐的工资,一个月也就1000多。
因为这件事和这3个月的经历,我已经完全没有了在学校老老实实呆上3年的念头了。
5万块钱,象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心上。
在家里休整了一周后,我开始找工作。
当时找工作的渠道不象现在网上这么方便,猎头也不会光顾那个时候的我。
那个时候,我除了能侃几句会计理论外,别的,真的没什么“亮点”。
但我有个特点,我学东西能钻进去,而且学得比较快。
这可能也是在大学里的积累吧。
从“北京青年报”上,我找了几份招聘启事,开始学着写简历,打印好寄出去。
现在我回头看当时写的简历,根本就是“乏善可陈”。
事实上,除了我在机关的经历和3个月的所谓“财务总监”的经历外,我根本就一无是处。
简历发出去,居然还是有“慧眼识英雄”的人。
北京宝洁当时招一个做政府关系的人,职位不高,但对我来说,只要能赶紧找上一份工作,这根本不是问题:
)。
很快,面试就安排好了。
为了这次面试,LP还跟我买了一条挺贵的西裤,笔挺笔挺的。
这是我第一次去面试的“纪念”。
当时北京宝洁在清华那边,我足足花了两个小时才到。
第一次面试,中国人中国话,很快就过了;
紧接着第二轮面试,中国人,英语,这下我歇了。
我那个时候,英语很烂,全赖大学没好好学。
被Kill了。
这次面试失利没让我郁闷太久,本来我就觉得那个地方太远,另外也比较讨厌中国人说洋话的那种腔调。
不过,那个人眼里流露出来的不屑,让我很受伤,我很快就给自己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李阳的“疯狂英语”和一部复读机。
说起来,我坚持补学英语,到现在断断续续加起来,有7个年头了。
我现在的英语水平,已经足以应付跟老外的商务谈判了。
我要感谢宝洁当时面试我的那位先生,“不知他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他想要的生活”,是他让我“受伤”,没有他,我也没有这么强的动力。
这么多年来,在投资自己的“教育”方面,我从来不吝惜。
我的书,立满了一墙面。
是它们,陪伴我走过这11年来的职场生涯,给我知识并帮我增值。
好运很快接着降临了。
我接到了另外一个面试通知,就在我新家对面的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我住的地方,透过窗户,就可以看见对面尖尖的楼顶,我真正的职场,就是从那里面开始的。
98年10月中的一个晚上,我和LP之间爆发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危机”。
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我始料不及,险些导致了离婚(这是一段我不愿提起的经历,虽然现在已经释怀,但当时确实是我到目前为止最为黑暗的一段日子)。
也许任何幸福的到来,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度过这场“危机”以后,我与LP之间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这场所谓的“危机”始于我跟LP之间的一次拌嘴。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偶尔的拌嘴也难免会发生。
我在家里也是最小的孩子,平时父母、哥哥姐妹都让我惯了,性格有时特别任性,情绪起来说话不管不顾,后来吃了很多亏才改了过来。
那时候,LP的父母已经退休,不放心宝贝女儿,从武汉到北京跟我们住在了一起。
LP的老爸老妈属于老知识分子,在位时也是别人迁就惯了的。
我跟LP的拌嘴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但由于她老爸老妈的参与,急速升级。
最后的结果是我被“围攻”,LP也不站在我这边――检讨一下,这件事的起因是我不对,我那时候小孩心性,嘴不让人。
结果是老岳父把一个碗摔在饭桌上,我摔门而出,大家不欢而散。
那天晚上,我走得很匆忙,幸好身上还有LP原来单身宿舍的钥匙和几百块钱。
走的时候,我留了个条给小院的门卫,让他转交给LP,大意是“我不对,大家冷静一下再说”的意思。
LP的宿舍灯坏了,在黑暗中那个晚上特别的凄凉。
因为LP第三天要出国一个月,而在她出国之前,又发生了这样一档事情。
随后的两天,进入“冷战”期,我给LP的BP机发给留言,但没有回音。
LP出国前的那个凌晨,我的心都已经快凉了,终于忍不住给家里拨了个电话,但电话已经没有人接了。
LP出了国,LP的爹妈离开了北京,我也就搬回去住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倒霉的事接连发生。
我装修的时候经验不够,动了暖气管,装修工人把暖气管的总阀门(我住顶楼,总阀门在我家里)都掰断了,没告诉我,结果11月份暖气试水……..(不堪回首)。
那天清晨我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听见有喷气的时候,我还在想“咦,我没烧水啊,怎么有喷气的时间呢”,声音越来越大,我赶紧爬起来,才发现是暖气管的阀门在往外喷气。
坏了。
我赶紧跑到楼下找我们机关物业的水暖工,正找着呢,我楼下的邻居也一块进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不好了,不好了,楼上发大水了”。
我脑袋“嗡”一声,估计当时我是跑上6楼的,速度一定很吓人。
打开门,我差点没晕过去,你有没有见过刚装修的房子,被一个象消防车的水龙头一样喷水的家伙给毁掉的全过程――如果你见过,而且心脏病没发作,那一定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接下来的事情,那叫一个热闹。
人越来越多,不多也不行了,再这样下去,全楼都得被淹了,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有的找关水的开关,有的找盆子接水然后排到楼下……,这场大水足足敞开地“喷”了一个半小时才消停。
我当时的狼狈像一定很难看,本来LP的事就折腾我瘦了一圈,一个上午的折腾,滴水未进。
看着新家的一片狼藉,真叫是“欲哭无泪”。
那个时候,我才26岁。
“这就是生活……”楼下的老阿姨一边帮我扫水,一边很和蔼地跟我说。
这句话在我耳边响了好多年,每当我有什么坎很难过的时候,那个老阿姨慈祥的眼神和平静的语调就好象告诉我,这算得了什么,这就是生活,这才是生活。
本来她也是“间接”受灾户,本来她可以毫不留情地埋怨我。
但她没有。
我很感动。
“善后”工作持续了一周,好多朋友闻讯来看我。
我“脆弱”的心灵在朋友的抚慰下渐渐“坚强”起来。
但LP的事情却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着我。
LP终于回来了,我没有到机场接她。
因为她老爸老妈又回来了。
大家见面的气氛有点不自然。
说实话,我本来不是很想跟她父母住在一起,本来房子比较小,在一起,跟LP基本上没有私人空间了。
吃完晚饭,两个老人家借口出去走走,总算跟LP能聊聊了。
LP看上去气色很好,而我却刚好相反,房子在LP回来之前我又找人装修了一下,虽然还有些痕迹,但总算是看得过去了。
跟LP的谈话最后以她的眼泪告终。
我心软了。
事情就这样就算过去了。
老俩口后来也搬到了LP原来的单身宿舍去住了一段时候,后来在北京的近郊买了一套房。
我们俩隔三岔五的去看一些,比大家住在一起关系倒更好了。
2001年的时候,感到这样不太方便,我就又买了一套140多平的新房子,离LP的单位很近,大家就又住在了一起,不过那是后话了,主要是经过后来的历练,我终于学会如何与老人相处了。
想起来有些后怕,如果那天晚上LP再不“让”我,我们很有可能就分手了。
那时候对幸福的理解,不象现在这样的心态。
我现在平和得多了。
家和万事兴,随着与LP的和好。
好运也来了。
我接到那家公司的面试通知,是99年的8月份。
我还是穿着LP买的那条“纪念裤”去面试。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高档写字楼。
感觉到有点新奇,好象有一股挺好闻的味道。
招聘的职位是高级财务管理。
正好符合我“理论水平”比较好的长项。
一个胖胖的总经理的模样的人面试的我。
过程我记不太清了,出来的时候感觉还可以。
好事多磨,直到快一个半月后,我才接到第二次面试的通知。
那段时间,我象着了魔似的,站在家里的阳台上,遥望对面的写字楼,LP说我快想出病来了。
等通知的时间是很“漫长”的,我把父母接过来住了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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