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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然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一再证实,受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大众媒介面前,受众并没有“死”,媒介很难对受众思想、认识产生“皮下注射”式的影响———这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娱乐至死”命题在中国语境下阐释力的有限性。
三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的娱乐化发展只是问题的表象,消费主义的流行是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
媒体娱乐化的一个逻辑起点就是将受众看成消费者,尊重他们的消费偏好,强调媒介产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可接受性”和“可销售性”。
因此,这种消费主义观念下产生的“娱乐化”潮流及由此得出的对“娱乐至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受众片面解释和媒体商业逻辑的混合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来后,我国改革开放,这方面的束缚逐渐放开。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全球化浪潮加剧,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消费逐渐决定了一切。
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解释。
他提出,“消费者”是一个没有中心、超越了梯度、抹平了等级的概念。
原有的对大众低品位低层次的概括“mass”逐渐变成了“people”,长久被压抑的大众终于得到了解放。
消费者实际上压倒了曾经的“精英阶层”,他们夺取了话语权,拒绝“知识精英”们以先验的知识来控制传播。
他们要求平等参与,被压抑已久的对个性和话语权的向往喷发出来。
思想家、语言哲学家和文论家米哈伊尔·
巴赫金将此总结为“狂欢理论”,揭示了大众文化与传播的内在动力。
另外电视也已普及到千家万户,技术革新使得电视能够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
再加上它在商品促销方面无与伦比的优势,使它迅速成为广告时代的新宠儿。
“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已经彻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霸权’力量,占据着全球绝大多数民众的休闲时间。
”[1]
娱乐确已成为当今的时代主题。
它已经溢出电视,弥散到整个社会之中。
对此波兹曼不无悲愤的指出:
“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
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4)
消费社会的特性使得大众对于风格,时尚等脱离于物质之外的追求必定要求产品被诠释成具有某一种文化,或者能够迎合某一种口味。
在产品的编码过程中,设计者对一件产品的理解程度,以及对相应文化的了解深度起着重要作用,将影响到一件产品的最终效果。
一件将要成为消费品的产品,在其最初被设计的过程中就需要确定,选择能够充分显示商业价值和商业文化的符码以此来达到预定的目的。
就在于那只看不见的手———市场的操纵。
在消费时代,电视等媒体的运作自然而然地纳入市场规则,和利润建立了割舍不断的联系。
“一切都受制于收视率,而收视率又是追求商业逻辑的必然结果。
”[2](p258)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商品经济以其巨大的诱惑和无坚不摧的威力进军一切领域。
一直以神圣、高尚自居的文化艺术也审时度势地放下了自己的矜持,友好地向对它频频暗送秋波的商品经济报以妩媚一笑。
于是,艺术不再坚持清高,固守贞操,在市场的撮合下迫不及待的向商品经济抛出了绣球。
电视这个极具现代性特征的大众文化时代的产物,自然也难耐寂寞,也以巨大的热情,纵身一跃跳进汪洋商海中游水嬉戏,为了能够在商业的河水中求得生存,并占有一席之地电视节目制作者只能苦心孤诣地研究受众心理,把握时代形势,把那些能迎合大众的审美心理需求而和者盖众、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电视节目呈现给世人。
刘谦的魔术表演能激起观众的好奇心,搅动人们的探求欲,故而使人耳目一新;
尼尔波兹曼这样理解麦克卢汉的观点“:
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③。
他认为这句警句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④,由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断———“媒介即隐喻”“:
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
的理由。
⑤”
既然媒介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那么,它自身就一定能成为其“娱乐化”的某种理由,这种理由因为深刻隐蔽而常被人视而不见,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是无足轻重的,相反,潜伏的危险才是最大的危险,而电视媒介又把这种危险推向了一个“临界点”⑨:
“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⑩。
一、何为新闻媒体与“社会公器”?
新闻者,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情或新近听来的事也。
媒体者,媒介、手段或载体也。
社会者,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或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或社团也。
公器者,公共之器物也。
故,新闻媒体者,乃新闻之媒介手段或载体也,如报纸书刊等纸质媒介和广播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亦延伸至新闻机构,如报社、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和网站。
“社会公器”者,乃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整体、或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或社团之公共器物也,如公园绿地、消防环保、公共交通和卫生防疫及其管理机构等。
那么新闻媒体系“社会公器”乎?
某曰:
系“社会公器”而又非“社会公器”也。
二、新闻媒体系“社会公器”而又非“社会公器”
窃以为,“社会公器”者,世人皆可用之物也。
然而,物须有人管。
管物之人必将此物多为己所用,或有条件有限度地让他人用,而决不允许他人用此物损己害己。
故“社会公器”不公,则新闻媒体系“社会公器”而又非“社会公器”也。
按照定义推论,我国的新闻媒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一“由于共同利益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的公共器物,即“社会公器”。
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载体,它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
无论在什么国家和在何种制度下,新闻媒体都普遍被视为一种公共事业,而被称为“社会公器”。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制度的规定性,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性质更被突出和强化,甚至被定义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即使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闻媒体被推向市场,但是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性质或“喉舌”性质也并没有本质的改变。
所以“社会公器”性质或“喉舌”性质始终是包含在新闻媒体之中一个根本属性。
有人认为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性质和“喉舌”性质是相对立的,按照推理,其实质是把党和社会相对立,把人民和社会相对立。
如果人民不是社会的主体,那谁是社会的主体呢?
所以我们应该这么理解:
由于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又服务于人民,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我们既然把新闻媒体称作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而社会的主体是人民,那么新闻媒体当然也就是“社会公器”了。
或者确切地说,新闻媒体具有“社会公器”的基本属性,这个属性也就是新闻媒体的事业属性。
我国的宪法规定,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
这也体现了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性能。
毛主席说过,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这话大有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的味道。
不过毛主席又说过,“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并批评那些政治敏感性不强的新闻媒体是“死人办报”。
这就是说,新闻媒体应当是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和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所以新闻媒体又不是“社会公器”。
新闻媒体既是社会信息的载体,又是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
新闻媒体要发表什么和以什么形式发表,无不体现着媒体从业人员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
特别是作为产业经营的新闻媒体,更是一定利益集团的“工具”和“喉舌”。
所以新闻媒体具有阶级性、倾向性、党派性或政治性和集团专用性,因此不是“社会公器”。
说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和说新闻媒体不是“社会公器”是矛盾的两个对立面,而新闻媒体正是这个矛盾的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体。
故曰:
新闻媒体系“社会公器”而又非“社会公器”也。
毛主席说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和“政治家办报”,这充分体现了这位伟大哲人在“办报”即新闻媒体这个问题上的辨证统一哲学思想(或对立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三、为何要搞清新闻媒体是否“社会公器”?
有人说新闻媒体应该成为“社会公器”,是强调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的一面——暂且称之为“社会公器”论。
如果其用意是对不正确的思潮、不科学的决策、不合理的规定、不良的风俗和政令不通、滥用权力、贪污腐败、道德堕落、行为丑恶等现象进行舆论监督,这是正义的。
如果其用意是想借新闻媒体,宣传腐朽迷信思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陋习,搞乱社会,破坏安定团结,攻击对手,随意发表伤风败俗低级下流的内容和蛊惑人心谋取钱财,这是邪恶的。
因此“社会公器”论中存在正义与邪恶两个方面。
有人极力反对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的说法,是强调新闻媒体不是“社会公器”的一面——暂且称之为非“社会公器”论。
如果其用意是,要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希望“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前进,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
”(江泽民),这是积极的。
如果其用意是,害怕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害怕特权受动摇,害怕人民群众指出我们党和政府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害怕科学的理论和先进的文化对以前的思想观念或规定有冲击,甚至要剥夺我国宪法赋予我国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这是消极的。
因此非“社会公器”论中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
无论是“社会公器”论者还是非“社会公器”论者当中,都有人把新闻媒体的“社会公器”性质和“喉舌”性质相对立。
这是概念不清,论点模糊,论据牵强附会,结论自相矛盾。
说白了,这两者一边无非是想利用新闻媒体攻击我们的党和政府,而另一边无非是想巩固自己的特权。
这种对立其实是“社会公器”论中的邪恶面与非“社会公器”论中的消极面的对立。
行文至此,似乎尚未搞清新闻媒体到底是否“社会公器”这个问题,因为上面的结论是如此之矛盾。
但是正是这个矛盾,向我们揭示了新闻媒体既是“社会公器”而又非“社会公器”的实质。
搞清楚新闻媒体既是“社会公器”而又非“社会公器”的实质,就是要我们的新闻媒体坚持“社会公器”论中正义的一面和非“社会公器”论中积极的一面,摒弃“社会公器”论中邪恶的一面和非“社会公器”论中消极的一面,使我们的新闻媒体在这个矛盾的斗争中得到辨证统一和健康发展。
这就是要搞清楚新闻媒体是否“社会公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我们在“滞后”的报道中看到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积极作用,看到了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社会责任。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被赋予了极大的信任。
“媒体在社会利益调整和利益冲突中,应该是中立的。
”一方面,媒体应该听弱者声音,应该有扶助弱者的道德立场;
另一方面,在面对冲突时,要有中立价值观,平等倾听各方声音,而不是替某一部分人说话。
也正因为这个价值观,媒体才能够赢得全社会的信赖。
相对而言,这样一个中立价值观赋予了媒体能够更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能。
对于媒体来说,企业属性的公私从来都不是判断它是不是社会公器的标准。
人们之所以把新闻媒体称为社会公器,是因为早期自由主义理论给了它一个重要的任务:
它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的首要角色,就是对公权力部门进行监督,也就是社会良知的“看门狗”。
这条狗忠应该心耿耿地服务于社会公众,无所畏惧地揭露官方滥用权威的行为。
从这个任务出发,西方新闻界产生了专业主义的概念。
在美国,从《纽约先驱报》提出“提供一幅世界正确的图画”、《纽约时报》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开始,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到1947年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发表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确立了媒体专业化姿态:
“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
”
这些自称从事“公共服务”的媒体人士,多数都是从私人所属的媒体公司领取薪水的。
而且,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想象相反,古典自由主义者首先要反对的就是政府提供资金办媒体。
他们相信只有让媒体置身于自由市场,由公众用订阅和零售来监督,媒体才能完成那样艰巨的任务。
媒体大亨鲁伯特•默多克就曾经控诉说:
“这个国家(英国)的公共电视台为他们获得政府资助的特权付出了代价,这一代价就是媒体的自由。
”事实上,在西方社会,被视为社会公器的新闻媒体,大多是在自由市场中搏杀的私人企业,而不是依靠政府拨款维持生存的公共媒体。
以广告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也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之一。
只有这样,新闻媒体才能超越党派而独立存在,从而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
不过,这一传统理论很快遇到了挑战。
人们发现,跟政治权力一样,经济权力对媒体的腐蚀同样可怕。
那些大公司控制的媒体,很多都既为老板谋经济利益,又被老板用于政治争斗。
当年控诉政府的默多克先生,如今遭到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控诉。
他去年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很多编辑记者都觉得新闻专业主义的末日来临,认为“这是一桩同魔鬼的交易”。
英国媒体学者詹姆斯•卡伦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激进的媒体研究被一种假设的系统逻辑所困扰,他们以为政府控制的媒体就为政府服务,企业控制的媒体就为企业服务。
事实上,这些假设低估了纵横交错的影响力:
私营媒体为了赢利需要维持读者或观众的兴趣;
它们还要维持其公共合法性,从而避免社会的谴责;
而且,它们还要受到从业者所信奉的专业主义的影响等。
如果非要用经济学理论解释,我只能说,因为媒体公司出售的就是维护公共利益的产品,所以它不得不装入这方面的内容,注意这方面的形象。
我国的传媒面向市场和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的传媒当然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只要是市场行为,追逐利润就是最基本的目标。
于是,在利润和公共利益的天平上,砝码向何方倾斜是不言而喻的。
以电视业为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台靠经营求得生存和发展,目前我国电视台的经营还比较单一,对广告的依赖度非常高,广告收入平均占总收入的84.8%(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
表面看,电视台靠出卖时段给广告商获取收益。
但实际出卖的乃是其靠节目凝聚的观众的注意力即收视率。
没有观众的电视台就相当于没有商品的商场,当然
虽然“受众中心”意识在近年来被不断提到,但在传媒面向市场的条件下,在利润第一的前提下,“受众中心”从根本上说也是自欺或者欺人之谈。
比如,现在很多电视台形成了一种“霸气”作风,在某些电视人看来,观众不过是白看电视节目的人,而既然你是在白看我的节目,那么电视台在广告插播时,也就显得十分粗暴,认为是理所当然,以至于有些电视台甚至任意中断节目插播广告。
(三)、“收视率至上”的运作模式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米汉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受众作为商品的问题,他的分析焦点是受众收视率的调查。
由于“交换的不是信息,也不是受众,而是收视率”,因此,他认为,关于受众的数量、组成及媒介使用模型等资料的报告才是媒介系统的主要商品。
⑩
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崭新文明的世界。
在文明快速发展的同时,这个世界有着越来越多的诱惑。
在理清财富积累的客观逻辑之前,快速变动的社会中便有太多一朝成名一夜暴富的梦想。
——这些充满梦想的人当中包括着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们。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本来是丰富的。
并且,文明的意义在于提供给人更多的自由与选择。
然而,任何一种选择与成功之间都着艰辛的距离,我们没有理由不告诉孩子们生活“自由与艰辛”的真相。
所以,当一个叫作《超级女声》的栏目以“收视率至上”为原则,利用社会并不成熟的心态以及人性中暗弱的一面,抛弃道义和责任,虚张声势、矫揉造作,挥霍社会本已稀缺的人格资源,攫取超额利益时,——尤其这一切是建立在对未成年人价值观的野蛮剥夺之上——我们必须站在文化以及人的价值的立场上,捍卫人性的高傲与尊严。
四、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信息的需求、传播和传媒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的政治宣传者角色在市场的冲击下被推下了历史的舞台。
从中国电视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正是市场成为了中国电视传媒具有“公共领域”特征的根本动力。
在市场和政治的博弈中,中国电视的角色开始从单纯的政治和商业性质中分化出来,成为了“作为政治的公共领域的传媒”,既是政治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又承担了国家与社会‘中间领域’的角色。
追求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应是当今媒体要把握住的。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后并没有改变媒介的根本任务,中国电视的基本性质核心不会变,仍然是“党和人民的喉舌”,这便构成了电视的运作空间。
然是媒介生存环境的巨变要求新闻传播在理念和方式方法上应有质的飞跃。
社会主义大众媒介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就在于要努力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媒介,电视新闻成为了中国新闻传播变革的典型,其传播理念和语态的变迁始终和整个中国信息传播事业的变迁相同步,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想健康有序,中国电视新闻在传播理念和功能属性上就必须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和谐统一。
在传播功能上,新时期的电视媒体特别是电视新闻不仅是传播信息、教育娱乐,而且应该成为下情上达、沟通交流、搭建城市媒体社区的平台,成为城市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弘扬“真、善、美”、进行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的中介。
在我国,传媒的市场行为同样造成了公众在信息面前的不平等。
比如,由于传媒要面向市场,几乎所有媒体在受众定位时,都首先考虑的是哪些人群能够购买自己的广告商品。
而就媒介的基本消费人群来看,大多数是在城市的市民阶层。
因而,现在的媒体也就基本上都是为城市人群所服务的,包括一些党报的读者定位,也是以城市为主。
而大量的农村读者被遗忘了,还有那些成千上万的打工族,那些舍不得掏一元钱去买报纸看的民工们,他们获得信息的媒介少而又少。
从总体上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一般反对公共媒介的私有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并且主张对传媒市场体系进行必要的公共干预,从而纠正完全依赖市场所造成的不平等。
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信息越来越成为一种主要资源的时代,在信息使用上的不平等,也会反过来进一步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完)
是指生产相对过剩,需要鼓励消费以便维持、拉动、刺激生产,在生产社会,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产品的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在消费社会,人们则更多的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
消费社会是指后化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消费成为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主导动力和目标。
确实,在消费社会里,价值与生产都具有了文化的含义。
传统社会的生产只是艰难地满足生存的必需,而消费社会显然把生活和生产都定位在超出生存必需的范围。
消费(consume)一词,按照威廉斯的说法,其最早的含义是“摧毁、用光、浪费、耗尽”。
费瑟斯通在论及消费文化时指出,作为浪费、过度使用与花费的消费,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和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主义强调中,表现的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因此,这样的消费必须加以控制和疏导。
古典或传统的经济价值观念总是与短缺联系在一起,但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的不断扩大,其结果必然导制过剩。
消费的观念就变得日益重要,这是后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前提。
资本主义生产经历过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大萧条,消费的观念就成为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支柱。
“消费文化”(consumerculture)这个术语是用于强调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
费瑟斯通指出:
“这里有双层的涵义:
首先,就经济的文化维度而言,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
其次,在文化产品的经济方面,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
费瑟斯通特别了新型中产阶级,即媒介人和文化专家的产生,促使消费社会的增长具有深远的动力。
他们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够使快感与欲望,与纵欲、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流通起来,并将其推行开来。
他写道:
“这一切都发生在这样的社会中:
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急速的增长。
在欧美国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济持续繁荣,这得益于技术创新、现代管理体系以及资本运营的成就,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工业化社会。
杰姆逊曾经描述消费社会在西方出现的历史状况。
他认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开始出现于二次大战后的某个时期,它被冠以后工业社会、跨国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媒体社会等种种名称。
他指出:
“新的消费类型;
人为的商品废弃;
时尚和风格的急速变化;
广告、电视和媒体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方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
城市与乡村、中央与地方的旧有的紧张关系被市郊和普遍的标准化所取代;
超级公路庞大的和驾驶文化的来临――这些特征似乎都可以标志着一个与战前社会的根本断裂……。
”因此,也可以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六、七十年代开始形成消费社会。
【关键词】波德里亚/消费社会/符号操控
【正文】
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国内批判、理解消费社会的思想基础。
这种情形显示了某种反省波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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