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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以来,城市民族社区研究一直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主要分析城市中本土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移民聚集地的生存状况、存在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Rosenblumetal,2011);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乡村社区研究复兴,其中乡村民族社区的变迁研究成为热点(Rice,1977)。
该阶段地理学与民族学、社会学的结合,提升了城市和乡村民族社区研究的全面性和科学性(表1)。
国外民族社区研究内容集中在初民社会、乡村民族社区、城市民族社区、民族社区开发与保护、民族社区感知等5个方面。
2.1初民社会研究
国外对民族社区的研究起源于19世纪中期对初民社会的研究。
美国民族学Morgan(1877)早在1846年便深入调查了易洛魁人,以联盟的组织结构为主题,全面地描述了易洛魁人的氏族社会,包括历史、语言、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家庭婚姻、习俗和宗教(White,1979)。
Haddon(1895)组织了人类学史上第一支进行人类学调查的综合调查队,于1898年在墨累岛进行了半年多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
还有Boas(1974)1883年开始,历时两年,以加拿大巴芬岛爱斯基摩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生活方式及民族文化,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为民族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功能主义学派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英国的Brown和Malinowski。
Brown(1958)以安达曼(Ada-man)群岛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社区内部结构和传统文化,完成了结构功能主义的开山之作——《安达曼岛民》。
Malinowski(1979)在西太平洋上的特罗布里安德岛(Trobriand)进行了两年的田野调查,首创参与观察法,即主张人类学家在所研究地区长期居住,学习当地语言,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Malinowski的这一创举引发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场革命。
对初民社会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初民社会的原始部落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的社会学调查方法获得乡村民族社区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
2.2乡村民族社区研究
基于乡村社会学和乡村地理学的对乡村民族社区的研究出现于二战前,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其起源、结构和类型;
也有部分对乡村社区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由农业活动造就并影响的乡村文化景观(引自陆翔兴,1989),但不仅限于民族社区。
二战后,各国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使城市民族社区成为研究重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乡村民族社区的研究(张小林,1999)。
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压力的增加及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乡村社区(含乡村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对乡村民族社区的演变以及未来发展模式的研究。
最显著的发展特点是测度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的方法日渐多样化(Carteretal,1989),如英国环境部使用的以乡村人口密度、农业雇用比例和通勤比例为指标的“三变量测度”法(陈晓华等,2007);
德国社会学家T?
nnies(1999)基于社会学角度,以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进行区分的“二分法”;
乡村地理学派的“空间结构法”;
以可进入性来定量研究交通和机动性问题的“可进入性法”等(引自龙花楼等,2012)。
用于指导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研究的理论也有大量创新,出现了城乡连续统(Pacione,1984)、三维动力模型(MacKinnon,2002)、乡村城市化的区位理论、二元经济理论、极化理论、反磁力理论(郑弘毅,1998),以及乡村民族社区演化模式理论(张小林,1999)等。
同时,乡村民族社区研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虽然各国学者视角不同,但主要集中在乡村民族社区类型、影响因素、可持续发展以及变迁理论等方面。
如美国学者Rogers等(1972)从乡村地域结构角度,将乡村社区分为散居型社区、集居型社区和条状型社区;
英国学者Cate等(1989)基于乡村性、社会组织结构等要素,将乡村分为保护的社区、竞争的社区、家长范式的社区和委托的社区4类;
还有研究者基于改变趋向和综合指数,将村落社区分成开放而整合、封闭而整合、开放而分散、封闭而分散等4种类型(Pacione,1984)。
对乡村民族社区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其中工业化(Pacione,1984)、逆城市化(Nelson,2001)、乡村旅游活动(Bachleitneretal,1999)、全球化(MacKinnon,2002),以及新闻媒体和互联网(Murdoch,2000),是国外学者研究较多的重要影响因素。
2.3城市民族社区研究
城市民族社区研究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派,深受以布朗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影响(高永久等,2009)。
随着人类生态学派的诞生和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逐渐向人类社会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过渡,如帕克“共生”与“竞争”理论将社区内部资源竞争关系作为社区动态均衡的根源(Robert,1961)。
伯吉斯分析城市发展与城市空间组织模式之间关系的“同心圆模式”(Northam,1979),以及之后霍伊特的“扇形模型”(Hoyt,1939)、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中心模型”(Harrisetal,1945)等研究城市内部结构模型的出现,也促进了相关研究的发展。
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城市环境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对城市民族社区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同时,出现了一批以城市社会学派为代表的研究成果。
例如Wirth(1938)认为,城市中的民族社区是最具有异质性的群体,通过人口数量,居住地密度和居民以及群体生活的异质性3个指标来表述城市性的特征;
并提出了“社区消失论”或“社区失落论”的观点,即城市化引起的城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革,将会动摇甚至摧毁城市社区的存在基础(引自程玉申等,1998)。
随着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出现,Gans(1962)在对城市民族社区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城市区域划分为城市内部、城市外部和郊区,并对不同区域的社会和文化特点进行比较(引自高永久,2009)。
随后在对生活在波士顿的乡村意大利人的研究中,Gans(1962)将内城居民分为包含少数民族群体的5种类型,认为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城市中形成自己的社区,并设立起社会栅栏以避免与周边社区居民的联系和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
Fischer(1975)构建了城市性—群体聚集—亚文化—社会问题的关系链条,定义不同亚文化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体即是民族社区,认为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美国城市民族社区问题的关键。
随着美国大城市内多民族社区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多,针对民族社区权力的问题得到了较多关注。
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可分为以Lynd夫妇(1999)对“中镇”(Middletown)的研究为代表的精英论以及以Dahl(1961)对康涅狄格州的纽黑兰社区研究为代表的多元论;
其中单一权力主体和分散权力中心是精英论和多元论的划分标准,而不同权力主体在民族社区内的体现,将影响该民族社区内部结构的变化,以及与其他社区间关系的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基于地理学的城市民族社区研究逐步发展,主要研究社区犯罪(Lewisetal,1979)和社区矫正(Coveyetal,1984);
19世纪80年代后期扩展到社区人口(McDonald,1989)、社区服务(Friedmanetal,1987)、社区参与(Moser,1989)和社区结构系统(Mengeetal,1989)等;
19世纪90年代民族社区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oseland,2000)成为研究主题,其中社区种族和民族结构系统研究被提上日程(Eitle,2006;
Farrelletal,2011)。
特别是在一些民族社区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等问题(Seatonetal,2011;
Smallsetal,2012),由此所造成的少数民族人群就业、福利问题(Battuetal,2011;
Kimetal,2011)、少数民族儿童教育(Lottetal,2010)、健康问题(Margaretetal,2006)等,都将成为社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2.4民族社区开发与保护研究随着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以及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旅游业成为民族社区开发的优先选择。
国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包括城市移民社区旅游和不发达乡村地区的土著民族社区旅游(吴其付,2007),本文将乡村民族社区旅游作为重点进行分析。
2.4.1民族社区的开发20世纪60年代,Nunez(1963)对于一座墨西哥山村周末旅游的人类学研究,成为研究民族社区旅游的首次尝试。
最早提出“民族旅游(ethnictour-ism)”概念的Smith(1989)在《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一书中,列举了多个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民族,如爱斯基摩人、巴拿马圣·
布拉斯印第安人和印度尼西亚的托六甲人,描述这些地方开展旅游的主客关系以及对当地文化、社区居民生活的影响。
随后便有旅游人类学家关注民族旅游的研究,如Cohen(2001)的《东南亚:
民族旅游》、布鲁诺的《民族旅游:
同一族群,三种场景》,以及范登堡和凯斯基于民族关系的旅游研究(引自杨慧等,2000)等。
当前国外民族社区旅游研究集中在影响研究、相关利益群研究、社区参与研究、保护研究、社区居民感知研究和基于原真性的游客感知研究等方面。
民族社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社区居民经济收入增加(Matthewetal,2000)、就业机会增多(Stan-isa?
w,1991)、民族意识增强(Susan,1995)以及妇女地位的提高(Garciaetal,1995)等积极影响,而大规模旅游活动的兴起以及民族旅游项目的开发,也造成了民族社区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特别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Wood,1984)。
Jose(2003)以巴西3个旅游区为例,分析不同的政策背景下旅游发展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强调了政府在民族社区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对策制定者应听取社区居民的声音。
Li(2006)以中国云南西双版纳为例,归纳总结了民族社区旅游发展中存在的4个博弈关系,即:
国家宏观调控与民族社区自治的博弈、民族文化异域性与现代性的博弈、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博弈,以及文化原真性与商品化的博弈;
在此基础上对比和评估了4个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旅游企业、民族社区居民和游客)对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态度,进而探索出民族社区旅游发展的概念框架(Li,2009)。
随着旅游业的深入,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增强。
Joppe(1996)强调了旅游发展与社区的相互关系以及社区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
Ghaderi等(2012)揭示了伊朗Hawraman村旅游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是社区参与程度过低。
为均衡社区与其他相关利益群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提高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显得十分重要(Inskeep,1991),其中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决策(Hamiltonetal,2013)、参与旅游带来的利益分配(Yingetal,2007),以及参与旅游知识的教育培训(Wangetal,2010)等方式为多数民族社区所接受。
2.4.2民族社区的保护
与传统旅游景区(点)不同,民族社区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保存着丰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是它们至今仍在为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服务(高永久等,2009)。
因此对民族社区的保护涵盖了传统习俗、生计、建筑、节庆等各个方面。
国外对传统民族社区遗产资源的保护研究已取得了较多成果,并在实践中得到良好应用。
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发起IPA(IndigenousProtectedAreas-IPAs)土著保护区计划(Szaboetal,2003),通过构建土著人社区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
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意识到森林资源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建立社区森林(CommunityForests,CF)保护模式,将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资源管理作为保护社区居民生计和生存环境的主要途径(Brownetal,2005);
南美和南亚的民族乡村地区也通过建立社区保护区(Com-munityProtectedAreas)等方式来保护村民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知识传承,并颁布了相关政策法规来保证社区保护区的有序发展(Bernbaum,1997)。
2.5民族社区感知研究
民族社区是兼具乡村性和民族性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同时也是生态文化相对脆弱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各国政府对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关注,民族旅游成为乡村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陈鸣,1997),在带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设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时,其消极效应也影响着社区内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对外感知(Smithetal,1998),由此基于旅游社会学的少数民族社区旅游感知研究成为热点。
国外学者在进行民族社区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中,十分注重相关学科理论的运用和解释。
从早期的旅游发展周期理论(Butler,1980)到后来引入社会交换理论(Ap,1992)和社会表征理论(Pearceetal,1996),不断丰富居民感知和态度研究的理论基础。
大部分研究者都构建了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框架模型,特别是对结构方程模型的运用(高军等,2012),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提升。
当前应用于民族社区居民旅游感知研究的主要理论有社会交换理论、社会表征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Longetal,1999)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Tomljenovicetal,2000)。
民族社区感知研究主要可分为对民族社区内居民感知研究和民族社区外游客感知研究两类。
(1)民族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
民族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集中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方面。
Gursoy等(2004)将影响感知的内容划分为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成本、文化利益和文化成本;
经济利益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呈正相关,文化成本和社会成本则与居民对旅游的支持态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为分析乡村民族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产生不同的感知和态度的原因,学者将研究重点转向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居民居住时间长短、与游客的接触程度(McCooletal,1994)、旅游中心至居民家庭距离(Belisleetal,1980)、个人或社区经济对旅游的依赖程度(Kingetal,1993)、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阶段(Simth,1998)、居民游憩参与度和旅游控制(Hornetal,2002)、居民人口统计学特征(Teyeetal,2002)、社区归属和依附感以及社区关注(Urielyetal,2002),是造成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差别的主要因素。
为划分不同感知类型的民族社区居民类型,多采用聚类分析法进行划分,基本可划分为热爱型、中立型和反对型3个主类,以及介于3种类型之间的交叉类型(Williamsetal,2001)。
(2)基于原真性的民族社区游客感知研究
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商业化(Pierre,1995)、民族文化庸俗化(Kneafsey,2001)以及民族旅游产品失真(George,1995)等问题也逐渐涌现,基于原真性的民族社区游客感知研究成为民族社区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
Taylor(2001)通过研究新西兰毛利族旅游业的发展,强调了原真性在游客感知中的作用;
Harkinm(1995)认为,追求原真性是旅游者的旅游动机之一;
Mcintosh等(1999)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对原真性的体验划分为增强认同、认知理解和追溯过去3个思维过程。
在对游客感知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多采用问卷调查法,如Moscardo等(1999)选取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公园1500个游客样本,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将游客划分为强民族性旅游组、文化被动体验组、民族产品活动组以及低民族性旅游组;
另外一些研究则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获得游客在民族社区旅游中对旅游环境(Hilleryetal,2001)、旅游文化与旅游产品(Petrosillo,2007)、旅游价格(Mmopelwa,2007)、社区居民态度(Byrdetal,2009)和旅游服务(Barut?
uetal,2011)等多方面的旅游体验,并根据游客需求对民族社区旅游开发进行审视和休整。
3国内民族社区研究进展国内民族社区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以民族学派为代表的内涵研究,以旅游心理学派为代表的旅游影响研究,以地理学派、社会学派为代表的社区演变研究,以及以社会学派、民族学派和旅游学派为代表的民族社区发展研究(表2)。
3.1民族社区内涵研究
民族社区是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社会性的社会共同体(孙立平,2001),总结已有研究,可将民族社区内涵划分为以下5个方面,即地域空间、民族群体、民族聚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
①民族社区存在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对封闭、完整的区域环境和完善的生态系统(李林凤,2012)。
②民族社区以某一少数民族为主要活动群体,具有不同于一般群体的生计方式、文化、传统、信仰和意识(李晓霞,2009)。
③民族社区居民在与所处地域空间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居民聚集地,表现为独特的聚落景观和聚落形态(刘沛林等,2010)。
④一定规模的少数民族群体在特定地域空间中开展生产和生活活动时,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形成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岳天明等,2008);
在开展社会交往和维系社会关系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一致的利益追求,形成了保障社区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规范和制度,一定的规范和制度也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行为准则和目标预期(张慧,2011)。
⑤社区意识和文化是民族社区形成的一整套为本社区成员所公认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等内容,并不断传承下来,成为维系社区存在的持久动力(高永久等,2006)。
高永久从民族社区产生时间、社区要素、社区规模、社区形态4个方面,分别分析了基于社会现象、社会类型、研究方法和行动对象的民族社区的不同内涵特征(高永久等,2009)(表3)。
3.2民族社区演变研究
国内学者于20世纪末开始展开对民族社区演变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演变阶段及特征分析、土地利用变化、交通发展带来的社区空间变化以及民族语言变迁等方面。
早期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如杨正文(1997)通过历史对比法,对黔东南苗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进行的综合研究,将社区划分为“狂热复位”、转型重构和复兴发展3个阶段,并总结了宗族、节日、价值观、婚恋观、语言等6项社区变迁趋势特征;
马寿荣(2003)从昆明市顺城街回族社区入手,分析城市化进程中民族社区传统生计方式的演变及原因,认为民族社区传统生计方式经历了元代、明代、解放前、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后的5次转变,影响当前社区生存方式的因素主要有:
城市规划、区位优势、宗教中心中转站的社区定位。
这都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区演变的典型案例。
进入21世纪,基于地理学视角分析民族社区演变的研究开始出现。
如王金亮等(2000)以三江并流区的怒江州6个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土地利用结构、农作物种类与土地利用技术、土地权属、土地开发利用、土地利用的空间变化等5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社区的土地利用演变,并认为驱动因子主要包括人口增长、技术进步、政策变动、市场经济发展、认知水平提高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周尚意等(2002)则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来解释民族社区演化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城区的马甸回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发现社区周边交通干线的建设改变了当地居民传统生计方式(经营牛羊肉),影响了该社区的居住区位,使社区从之前的兼具商业型和居住型的低收入区演变为以居住型为主的中高收入社区;
伴随着社区居住功能的提升和经济功能的丧失,当地居民职业构成趋于多样化,居民外迁现象增多。
戴庆厦等(2001)从民族语言变迁的角度出发,分析城市化带来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功能的变化。
研究发现,少数民族都兼用国家交际共同语,在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上表现出对共同语的广泛认同;
少数民族母语的使用则出现代际差异;
城市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能力的弱化,主要原因是由于杂居的分布格局及语言使用者自身观念的改变等。
3.3民族社区发展研究
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马茂宗等,1992)。
早期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很注意引进国外民族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如翻译了加拿大学者Pariha(1985)对本国民族社区经济的探讨;
王铁志(1996)对澳大利亚民族社区和社区服务的介绍等。
2000年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使得多民族聚集的西部地区民族社区的开发和建设成为政府和学者的关注究重点(胡鞍钢等,2004)。
国内学者组织召开的“民族社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探讨了民族社区发展的5大问题: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少数民族的脱贫解困与现代化、少数民族的人口控制与人口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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