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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跨越”设想的基础上,提出并初步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在学术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其代表作有:
荣剑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哲学研究》1987年第11期),张奎良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靳辉明、荣剑合著的《超越与趋同——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及其当代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此外,《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辑《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8),收录了一批研究论文,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
可以说,国内有关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第一个热潮。
随着研究的继续和深入,上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研究专著。
如:
谢霖的《东方社会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江丹林的《马克思的晚年反思:
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北京出版社,1992),鲁越的《马克思晚年的创造性探索:
“人类学笔记”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黄凤炎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安启念的《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刘启良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学林出版社,1994)。
这些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有关研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
1996年8月,中央编译局将马克思所作的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著作笔记,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书名汇集出版。
这对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后,国内许多重要的理论刊物、学术界的一批著名学者都参加了研讨,有关研究在1996年前后形成第二次高潮,涌现了一批论著。
从论文来看,探讨“跨越”设想内涵的代表作有:
陈文通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还是“不通过”卡夫丁峡谷?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4期),许全兴的《请不要误解马克思》(《理论前沿》1996年第18期),冯景源的《马克思对社会形态跨越发展的早期论述》(《哲学动态》1996年第12期),赵家祥的《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商榷意见》(《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探讨“跨越”设想与现实社会主义关系的代表作有:
徐崇温的《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纪性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3期),段忠桥的《对我国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王东的《“晚年马克思”新解》(《教学与研究》1996年第5期)。
从研究专著来看,代表作有:
江丹林的《东方复兴之路》(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朱坚劲的《东方社会往何处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等等。
近几年来,研究趋于相对平静,有关研究论文虽不时见诸报刊,但数量较之前一段时间减少。
相比之下,研究专著增多。
其中,代表作有赵家祥、丰子义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考察和当代意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张云飞的《跨越“峡谷”——马克思晚年思想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人民出版社,2001)。
前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九五”委托研究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后者是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立项课题的最终成果。
此外还有:
陈海燕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论:
从马克思到邓小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赵尚东的《跨越峡谷:
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设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董明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尹树广的《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吕世荣的《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等。
总之,“跨越”设想研究涉及面之广,研究成果之多,引起关注的时间之长,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实属少见。
那么,为什么“跨越”设想能够引起中国学术界如此强烈的研究兴趣呢?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学术界“晚年马克思”研究热的兴起。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原件,在西方几经辗转,二战后被保存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1972年,美国学者劳伦斯·
克拉德以《卡尔·
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题,发表了马克思晚年笔记。
该书是克拉德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内容除了克拉德按照马克思手稿真迹辨识整理的四个笔记(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尔笔记、拉伯克笔记)以外,还包括克拉德所作的长篇绪论和大量注释。
该书的发表标志着“晚年马克思”的“发现”,并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一股“马克思晚年”研究热。
几年之内,该书连出三版,并接连出版了日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法文等多种译本。
前苏联很早就掌握了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有关资料。
上世纪20年代初期,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奉命到西欧搜集马克思恩格斯遗著资料,就已经发现了马克思的晚年笔记,并带回了原稿的复制件。
由于理解和判断上的失误,马克思的这份珍贵遗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被长期束之高阁。
上世纪70年代末,西方学术界的“晚年马克思”研究热引起了前苏联理论界的关注,他们也迅速组织力量加强对马克思晚年手稿的研究。
在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时,一批学者开始发表高水平的相关研究论文。
随后,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如鲁缅采夫的《原始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莫斯科1981年版)、安德烈也夫的《马克思主义史的手稿篇章》(莫斯科1985年版)。
“晚年马克思”研究热在国际学术界兴起之时,中国开启了对外开放的大门。
在对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经有关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者的翻译介绍,国内学术界较快地了解到国外有关研究动态,由此启动了此项研究。
第二,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马克思晚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理论研究的。
19世纪70年代,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时代,西欧资本主义度过了革命危机,开始了所谓和平的发展时期,并加紧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掠夺和渗透。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走出了西欧,开始向俄国等东方国家传播。
而这些东方国家具有与西欧不同的历史特点和社会结构,带有宗法制社会遗存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传统。
在历史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条件下,如何科学地认识各种古老的甚至原始的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前景,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
马克思从当时俄国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敏锐地观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跨越”设想。
由于“跨越”设想有着与马克思早先思想不同的理论视角,因此,它展现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马克思”,显示出巨大的理论魅力:
马克思曾经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那么,除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以外,人类学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晚年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古代社会和东方国家的问题,这与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资本论》创作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跨越”设想的提出,是否表明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早先的社会发展理论?
怎样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这些问题,关乎对马克思主义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和理解,引起了研究者的强烈关注。
第三,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受了重大的挫折与考验。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遭受的巨大挫折。
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发展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解体呢?
”[1]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
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人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许多学者认识到,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它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某些具体设想错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纯而又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套到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因此,作为理论上的反思,马克思晚年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设想,自然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
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命运形成鲜明对照,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显示出蓬勃生机。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初步“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2]。
那么,中国的改革之路为什么能初步取得成功?
深化改革之路又将如何走下去?
从思想源头上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论根据,从马克思晚年设想中获取改革开放的思想武器,这更是吸引广大理论工作者研究“跨越”设想的重要原因。
二、见仁见智的研究结论
“跨越”设想所关涉到的文献,除了少数是正式的文章以外,大多数是马克思的笔记、手稿、草稿,文本形式的特殊性给解读增添了难度;
“跨越”设想同“亚细亚生产方式”、“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早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紧密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引起了理解上的歧义;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相对分开,国外学术观点的引入,这更是活跃了研究的气氛。
所有这些,使得研究者在同一问题上得出了一些不同的结论。
1、关于“跨越”设想的提出动因
在很大程度上,关于“跨越”设想提出动因的研究,应该是整个研究的起点。
因为只有正确揭示马克思晚年研究的动因,才能对“跨越”设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作出正确判断,并进而获得关于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理解。
但是,在动因问题上,学术界看法不一。
(1)“担心论”:
沙皇俄国是当时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欧洲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必须清除这个革命的障碍。
这促使马克思加强对俄国的研究,以寻求推翻沙皇政府的途径。
同时,马克思担心当西欧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在西欧以外的广阔地区资本主义正在走上坡路。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西欧的革命就会被镇压。
因此,马克思晚年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希望俄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2)“应答论”:
马克思、恩格斯接受俄国民粹派的挑战和俄国革命者的请求,开始了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深入研究。
恩格斯接受民粹派理论家特卡乔夫的挑战,于1875年撰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批驳了民粹派的“落后优势论”;
1877年,马克思为了澄清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世界历史哲学的错误,写了致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1881年,应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请求,马克思对此问题又进行了专门阐述,正式提出“跨越”设想。
(3)“完善论”:
马克思的晚年研究是其理论发展和完善的需要。
理由在于:
马克思试图将其对俄国土地关系的分析用于《资本论》的地租篇写作,以深化《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马克思试图通过对东方社会和人类社会原生态的研究,揭示社会形态更迭过程中私有制、阶级的历史地位,论证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从而完善他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试图阐明自己与俄国民粹派在理论主张上的根本区别,从而揭示经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条件性、可能性,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4)“同情说”:
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并提出“跨越”设想,其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出于无限同情东方社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使东方各国人民不再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巨大痛苦和灾难。
(5)“困惑论”:
马克思的晚年研究是为了走出思想困惑。
由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未能爆发,马克思炽热的革命热情和殷切的革命期待在现实生活中都被无情地化为泡影。
为了摆脱晚年的思想困惑,他最终放弃了灌注其毕生心血的《资本论》的写作,转而从事陌生的东方社会和人类学研究,并提出了“跨越”设想。
2、关于“跨越”设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对于同一认识对象而言,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前提。
“跨越”设想是不是马克思的正式主张,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居于什么地位?
弄清这一史实,无疑是认识设想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重要前提。
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跨越”设想只是马克思思想酝酿过程中的理论假设,并不是他的正式主张。
(1)一个人的思想只能以其公开的讲话或正式的文字表达为依据,马克思的正式复信才是他最终的真实意思表达。
虽然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有“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表述,但在正式复信中并没有这样的提法,这只能说明马克思对此有过思想上的酝酿,而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
(2)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明确反对俄国有“跨越”发展的可能。
恩格斯在1874-1875年的《流亡者文献》中指出:
“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3]他在1894年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还指出:
“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4]社会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
另一种观点认为,“跨越”设想是马克思慎重思考的结果,是一个科学的结论,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否认的。
(1)同样的思想可以有不同的具体表达,不能以正式复信来否定复信草稿。
尽管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正式复信与三个复信草稿相比,具体的文字表述不完全一致,但是,俄国农村公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核心思想却一直未变。
而且,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文献中也有明确的反映。
(2)尽管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问题的具体论述确实存在着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虽然反复论述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但他否定和批驳的是自由主义民粹派不讲条件的村社社会主义幻想,强调和重申的是马克思给“跨越”设定的严格条件,在理论上仍然肯定了跨越发展的可能。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各自批驳的是两种相反的极端观点(即不顾具体历史条件,盲目认定俄国必然通过资本主义或必然跨越资本主义的观点),批驳的对象不同,发表看法的历史条件不同,论述问题的基本立足点和侧重点自然会有所不同。
但是,从总体看,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一致的,即他们都明确肯定俄国农村公社在内外条件具备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这种一致性,在他们为《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合写的序言中得到充分体现。
3、关于“西方社会主义道路”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晚年是否提出了与他早年主张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设想,晚年社会主义设想与早年社会主义设想之间的关系如何?
对此问题,学术界看法不一。
有些学者基本倾向于肯定马克思有一个不同于早年的晚年设想,但在早年设想与晚年设想的关系上存有不同看法。
(1)“矛盾说”:
晚年的“跨越”设想与早年的由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设想是相矛盾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地引证马克思早年关于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殖民地掠夺的历史作用的二重性分析,强调马克思曾认为东方落后国家都不可避免地都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殖民者的掠夺实际上充当了推动这一进程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而晚年马克思认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与早年设想是矛盾的。
(2)“从属说”:
晚年设想是从属于早年设想的。
一方面,相对于早年设想而言,晚年设想不够完整、成熟,尚未构成理论体系;
另一方面,在晚年设想中,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是俄国等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的重要前提。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共同胜利,是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主线;
经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则是人类实现社会主义的补充形式,是从属于主线的一条副线。
(3)“并列说”: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由早年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和晚年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构成,两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存在谁从属谁的问题。
有些学者则否认马克思晚年提出了东方社会主义理论。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恩格斯的早先著作中,已经蕴含了有些国家和民族甚至是相当多的民族,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他们晚年提出的“跨越”设想,是他们以前思想合乎逻辑的继续、深化和发展,与以前思想不同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存在的。
另一种观点不仅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存在持否定态度,而且对“跨越”设想的意义作了限定,认为“跨越”设想的理论意义仅限于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俄国,不宜推广到一切经济发展落后的东方国家,所谓“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纯属虚构。
4、关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与“跨越”设想
这一问题是目前研讨的热点问题,也是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
具体说来,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进程是不是对“跨越”设想的验证、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
在前一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观点:
(1)“设想验证说”: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和伟大创举,就是经济落后国家(特别是俄国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对马克思“跨越”设想的验证和发展。
(2)“规律验证说”:
如果严格按照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基本内涵去考察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就会清楚地发现:
东方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验证的不是“跨越”设想内容本身,而是设想所揭示的规律,即东方不同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相统一的规律。
(3)“无关说”:
俄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各自都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此时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也未发生,这与“跨越”设想的条件大不相同,它们所走的是另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与“跨越”设想无关。
而对于目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已跨越了“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主要观点有:
(1)“不完全跨越说”:
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其标准只能是:
第一,是否已彻底消灭资本主义;
第二,是否已进入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
就此标准看,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一段时期看似乎已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目前又都退回到这一峡谷之中;
我国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2)“跨越说”:
无论怎样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论述,都不应否认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遭受的挫折并不表明卡夫丁峡谷不可以跨越,而是在跨越以后怎么办上出了偏差。
(3)“与跨越无关说”:
苏联、中国等落后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进程与“跨越”设想无关,因而不赞成用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去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是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做法。
三、深化研究的若干路径
前述不同学术观点的存在,具有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跨越”设想,避免理解上的片面性。
另一方面,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给人们的理解增加了困难,让一般人无所适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跨越”设想的科学性。
因此,在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开展有关研究,逐渐减少分歧,达成共识,是很有必要的。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有关文本作全面、系统的研究,让我们尽可能“走近马克思”。
从目前研究来看,有些争论的产生同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占有不同有关。
其中,有些研究者仅仅根据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加上自己的一些理解,就得出研究结论,姑且不论其结论正确与否,这至少是不严谨的。
列宁指出:
“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5]对待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要求来把握,至少应该做到五个“联系”:
(1)应该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与正式复信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2)应该将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与其他直接相关的文献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3)应该将马克思的直接论述与马克思的晚年笔记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4)应该将马克思的晚年思想同马克思的早先思想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5)应该将马克思的晚年文献与恩格斯的晚年文献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系统了解“跨越”设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才能弄清楚“跨越”设想得以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
同时,我们在做文本研究时,应尽可能地遵循文本自身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
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同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实际上是存在着差别的两个概念。
差别产生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解不可避免地会受着个人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的影响。
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走近马克思”,即尽可能减少由于主观因素导致的理解偏差,使我们的理解努力接近“跨越”设想的原本精神。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6]
第二,提倡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
毫无疑问,“跨越”设想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价值,更主要表现为它的现实价值。
因此,我们对它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文本研究,而应该进一步发掘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中的价值。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大不同于马克思的“跨越”设想。
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不同于“跨越”设想所规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列宁、毛泽东在各自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分别将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则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奋力开创的。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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