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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源于市场的不完全性。
Buckley&
Casson(1976)和Rugman(1981)提出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有些业务便可以在本企业内部完成,形成一个内部市场,以这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拥有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
Vernon(1966)从动态角度出发,提出拥有技术优势的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时一般有三个时期:
产品的创新时期、产品的成熟时期和产品的标准化时期。
不同的国家在每个时期有不同的技术水平,正是这种同一时期的技术差异,从而产生了对外投资。
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所有权优势(Ownership)、区位优势(Location)和市场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
即OLI模式。
Kojima(1978)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又称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或者小岛清模式主张当一国有某些夕阳产业或者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以选择到对于该产业是比较优势的国家对外投资。
林毅夫(2003)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比较优势的发挥,更好的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的促进自身经济发展。
Dunning(1980)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源于他之前的折衷理论,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一国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能力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关系。
另外还有波特的竞争阶段论。
日本的小泽辉智(OZAWA)在1992年提出了新的综合的国际投资阶段发展论,主张世界经济环境状况在对外投资上的重要影响。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技术、资本、劳动力、信息和管理等属于直接诱发因素。
间接诱发要素是除直接诱发要素之外的其他非要素因素,包括投资国、东道国和世界性诱发要素。
另外还有一些补充性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小规模技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Louis(1977)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满足小市场、民族产品或者低价营销的比较优势。
技术地方化理论,英国经济学家Lall在1983出版了《新跨国公司:
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特有优势”的形成条件。
规模经济理论,指产量增加但成本下降从而提高利润。
市场控制理论,市场控制理论认为从企业长远发展考虑,企业就会将中间服务内部化,直接控制中间服务。
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考虑对外投资给国家带来的综合利益。
大多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有些特殊性。
三、OFDI的政府管理国内及国外文献回顾
(一)国内文献回顾
1.国内文献研究侧重点
1)OFDI区位选择研究
关于OFDI的区位选择一直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领域。
较早一点的研究认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直接影响是否产生直接投资(程惠芳、阮翔,2004)(蒋冠宏、蒋殿春,2012)。
市场导向型倾向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
汇率、通货膨胀率、投资保护制度、自然资源禀赋与距离等不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陈恩、王方方,2009)。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法治制度是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制度距离"
显著影响是否产生直接投资并且中国倾向于到制度距离比较大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蒋冠宏、蒋殿春,2012)(冀相豹2014))。
两国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也显著影响是否产生直接投资(邓明,2012)。
(綦建红、杨丽,2012)研究发现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直接影响是否产生对外直接投资,双边贸易额有一个直接的体现并最终传导至直接投资。
双边投资协定可以消除东道国以及母国制度的缺陷,对于促成到制度质量比价差的东道国以及母国的非国有企业直接投资有显著作用(宗芳宇、路江涌和武常岐,2012)。
中国OFDI通常在区位选择时偏好三种类型自然资源禀赋优越地区但制度质量较差的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禀赋丰裕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掌握先进生产技术的国家和地区(肖文、周君芝,2013)。
在此基础上,王胜和田涛(2013)详细指出两国双边经济总量以及两国经贸往来稳定性也是中国OFDI在自然资源禀赋倾向型投资中考虑的因素;
技术导向型OFDI投资主要以开拓市场和规避贸易壁垒;
对于廉价劳动力导向型投资还会关注到东道国的对外开放水平以及经济自由程度。
东道国的制度质量直接影响中国的OFDI,中国OFDI更倾向到制度质量比较差的国家和地区,中国OFDI有强烈的避税目的(王永钦,杜巨澜和王凯,2014)。
是否为OECD(Organiz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国家也会影响到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非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是负效应,而OECD国家的制度距离是正效应,非OECD国家和OECD国家的要素禀赋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非OECD国家自然资源的影响是正效应,而OECD国家资本要素的影响是正效应(杜江和宋跃刚,2014)。
张华容、王晓轩和黄漫宇(2015)提出了心理距离的七个维度,语言差异、宗教信仰差异、文化距离、产业发展差异、政治体系差异、教育水平差异和地理距离,其中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依次为语言差异、政治体系差异和文化距离,另外产业发展差异也是决定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
2)制度与政府参与对OFDI的影响研究
制度因素与政府参与因素成为近几年的学术热点。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中国政府的政策引导以及服务系统的支持,将有助企业迅速将国家优势转变成企业自身优势(裴长洪、樊瑛,2010)。
制度质量主要分为法律秩序、政府稳定性、官僚体系质量及腐败;
政府管理主要分为所有权程度与政府政策,制度质量及政府管理都积极影响中国企业OFDI。
其中中国政府的稳定性、法律秩序、所有权程度以及政府政策是影响中国OFDI的四个最重要因素(王海军,2012)(王海军、郑少华和刘国栋,2012)(李梅、袁小艺和张易,2014)。
蒋冠宏、蒋殿春(2012)详细说明了东道国的政权稳定和市场监管决定是否产生对外直接投资但对规模没有影响;
东道国政府效率极好和极坏,市场监管极好或与母国接近、法制和腐败控制超出母国水平都会促进中国OFDI的进入,但东道国法制水平负向影响中国OFDI规模和中国资源寻求型投资。
世界银行把制度分成六个方面:
话语权与问责制、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恐怖主义以及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王永钦、杜巨澜和王凯,2014)。
冀相豹(2014)提出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指标和经济制度指标,政治制度指标分为民主议政程度、政治稳定性、政府管制效率、监管质量、法制环境和控制腐败六个方面。
经济制度指标分为贸易政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资本流动与外国投资、工资及价格、产权保护、信息市场六个方面。
他也更加详细的研究了中国的OFDI整体具有显著的制度依赖性,且国有企业OFDI的依赖性大于非国有企业。
也有相反的观点认为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是负效应(杜江和宋跃刚,2014)。
制度质量对OFDI的促进存在双门槛作用(王昱、成力为,2014)。
我国OFDI同时有制度激励与制度潜逃效应(姜建刚、王柳娟,2014)。
在制度基础观下,企业的OFDI意愿主要来自于由强制机制、规制机制和模仿机制所构成的制度压力,政府的参与对企业OFDI的意愿影响非常大(齐晓飞、关鑫和崔新健,2015)。
制度质量及政府政策也影响了企业OFDI绩效(张凌霄,2016)。
金融错配、政府补贴的政府政策对OFDI的作用因企业体制和企业行业不同而不同,尤其在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冀相豹、王大莉,2017)。
3)OFDI与产能合作及产业结构调整
产能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中国经济比较严重的问题,大部分学者对于OFDI在去产能和调结构作用上给出了积极的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密切相关,OFDI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王英、刘思峰,2008)。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能较小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直接出口抑制了产业结构优化(冯春晓,2009)。
O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对我国而言,受OFDI规模小和"
滞后效应"
的影响,目前这一促进作用尚不明显(周升起,2011)。
杨振兵(2015)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缓解产能过剩现象。
(刘瑞、高峰,2016)(张述存,2016)(温湖炜,2017)指出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主要应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
走出去"
战略是政府现阶段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
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量越大(田巍、余淼杰,2012)。
母公司竞争优势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竞争劣势削弱对外直接投资(葛顺奇罗伟,2013)。
刘瑞、高峰(2016)详细指出对于国际产能合作可对南亚和东南亚推进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亚、西亚和北非转移资本密集型产业。
4)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中国OFDI动机之一是高端技术诉求,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广受关注。
中国OFDI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周春应,2009)。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有正面影响,但效果并不显著,进出口贸易对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刘伟全,2010)。
更多学者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有积极影响蔡冬青和刘厚俊(2012)(毛其淋许家云,2014),但OFDI的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投资来源地溢出的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吸收能力较高,中部地区的吸收能力稍微次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吸收能力最低(沙文兵,2010)(阚大学,2010)(李梅、金照林,2012)(陈丽珍、徐健,2013)(李梅、袁小艺和张易,2014)。
OFDI会连续性的增进企业创新,并且不同的OFDI所产生的影响会有不同(毛其淋许家云,2014)。
之后更多学者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效果进行了研究。
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内生产率提升受国内研发、人力资本等因素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效果有差异(李梅,2010)(陈岩,2011)。
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主要原因包括东道国的技术研发投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中国的GDP总量(欧阳艳艳,2010)。
李梅、袁小艺和张易(2014)经过分析发现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方面作用不大,有明显的作用的是教育、科技、金融方面的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与政策开放度。
5)OFDI与出口贸易
陈立敏(2010)指出随着投资阶段、投资产业、投资过别、投资动机、投资时效以及产品种类的不同,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挤出效用并存。
另外有很多学者认为贸易创造效应更大(王方方、扶涛,2013)。
另对我国出口贸易转型升级有积极作用(陈俊聪、黄繁华,201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创造效应与进口创造效应按照资源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和劳动力寻求型的顺序依次减弱(张春萍,2012)。
潘素昆和袁然(2014)进一步研究了OFDI不同类型对出口贸易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提出技术寻求型OFDI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资源寻求型OFDI可以克服资源短板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制约,市场寻求型可以达到促进贸易产业转移的目的。
6)OFDI企业面临的问题
中国OFDI突飞猛进,日新月异,问题也不可回避。
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着国家风险问题(吕雅琴,2008)。
政府对企业OFDI的政策支持需要由规模扩张型向结构升级型转变,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互动战略,避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张为付,2008)。
语言与政治体系差异是中国OFDI必须重视的问题(张华容、王晓轩和黄漫宇,2015)。
中国技术标准尚未国际化不能得到对方认可(裴长洪,2017)(王辉耀,2017)。
另外在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国际沟通上有待提高,中国企业品牌战略实施不到位,对法律及政治风险应对不足。
另外中国作为投资者母国,应对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给于充分保护,多边及双边协定以及国内法是法律保障制度完善的切入点。
2.国内文献小结
国内现有文献侧重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从东道国角度包括逆向技术溢出、资源、税负、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等因素进行分析,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更多,尤其在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效果的影响因素方面,但从母国的角度包括政府参与、政府政策,以及制度的文献不多。
关于母国政府参与和政策方面对于OFDI的影响,大部分文献给出了积极的结论,但对于作用机理和量化研究较少。
众多文献说明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的意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于作用机理和量化研究较少。
对于产能问题研究很多,但OFDI对于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以及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研究不够详尽。
(二)国外文献回顾
1.国外文献研究侧重点
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政策的刺激作用
OFDI是促进国家发展和帮助国家融入世界经济的有力手段(KarlP.Sauvant,WolfgangA.Maschek,GeraldineMcAllister,2011)。
基于制度理论,中国企业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得可能性取决于外部压力和公司内部寻求合法性的动机(BinGuo;
GangxiangXu;
WenLi)。
LuizCarlos(2014)通过分析中国和巴西OFDI政策如何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得出巴西和中国已经从一个发展战略集中在内部市场自给,变成通过OFDI支持作为产业政策的一部分,更加注重寻求国际经济的重要性。
中国政府一直专注于跨国收购国内稀缺的资产,但巴西政府更愿意支持那些已经在国际上具有高度竞争力的行业。
中国战略对国内经济产生正溢出效应的潜力更大。
2)中国企业OFDI的政策驱动性
在国家层面从中国的战略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迄今为止相当有限。
相反,中国作为一个自然资源赤字贸易国,OFDI扩张与中国海外扩张仍然显示出紧密的联系。
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当它确实发生的时候,都是精心策划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型国有控股企业集团,比其他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要大(DylanSutherland,2009)。
TitanAlon(2010)提出了一个框架,通过扭曲的政府政策行为在现有的国家和企业的特定优势发挥作用,从而产生制度具体优势和劣势。
并指出制度歧视给国有企业创造了相应优势但对私营企业增加了成本,从而导致战略的分歧。
大量文献指出中国的规章框架,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中国的规章框架有两个目标,帮助中国企业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和促进国家发展。
在追求这些目标时,规章框架已经从制约到促进到支持再到鼓励对外直接投资,但仍有行政控制存在。
国有企业(SOEs)似乎是从目前的规章框架下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化过程中受益更多(KarlP.Sauvant,VictorZitianChen,2014)。
经过实证分析,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腾飞,即使是在发达国家,投资额也在显著增长。
中国OFDI政府支持的作用显示出了中国式国际化,这个有中国政治经济的内部结构解释。
然而,在欧美地区的普遍形象,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主要是政策驱动是错误的。
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日益增长的意义导致了全球竞争关系的重组,西方一些政府和企业对此持怀疑态(TobiastenBrink,2015)。
中国越来越关注保护其海外投资并积极促进海外投资业务,极力建立一个强大的通用的国际投资法律和政策制度(KarlP.Sauvant,2016)。
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出口(YongchangQiang,2013)。
也有否定的声音存在。
Chih-Fan(2016)经过实证的方法重新检验OFDI和出口的关系,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弹性的点估计平均为0.07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子样本回归分析表明,中国在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略有替代出口,而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补充出口,但当国家的具体影响控制这些效应会消失。
年回归年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的互补效应在不断上升。
结论使用正确指定的模型更合适的变量选择和估计方法,并考虑到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数量差异,任何“替代”或“互补”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4)区位因素对OFDI的影响
东道国制度质量、资源禀赋、宗教分化,文化和贸易关系与中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有显著影响。
此外,在较低和较高的分位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时制度质量和资源禀赋的相互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ZHANGH,WANGJ,2009)。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并购日益活跃,主要动机在于获得资源、市场与技术,随着中国财富和外汇储备的增长,对外直接投资的体量将不断增长,模式也会更加多元化(TitanAlon;
GalinaHale;
JooSantos,2010)。
(YanliQIN,2016)企业开展小文化距离和大的经济距离的东道国市场投资,外国企业可以获得较高的成活率。
5)OFDI与企业绩效
JeremyClegg等(2016)认为复合同步模式OFDI有更好的企业绩效。
此外,复合同步模式OFDI比逐渐增长模式OFDI对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有更好的调节效果,对国内政治影响更加敏感,企业绩效更容易改进。
(YanliQIN,2016)通过新建企业的进入模式的国外公司的存活率高于国外公司通过并购的方式进入模式。
6)OFDI面临的问题
中国企业面临着在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适应东道国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KarlP.Sauvanta,2011)。
随着中国的经济强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更大。
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验还比较少,他们距离成熟和成功还很远,这不仅需要资金,而且需要对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无形要素的有机结合(FanYing,2014)。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投资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广泛的批评。
对中国的挑战是在其国家政策和IIAs(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的条款和内容适应源于发展的新的利益布局,也很可能会影响国际投资法的进一步演变(KarlP.Sauvanta,2015)。
2.国外文献小结
中国OFDI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者的强烈关注,在区位研究,OFDI与贸易关系研究方面与国内学者都有同样的兴趣。
国外文献侧重中国政府政策的作用研究与国内学者不同,特别是企业国际化的政策驱动性研究。
美国学者KarlP.Sauvanta对中国OFDI的政府政策和法规框架研究以及机遇及问题研究比较多。
但整体来讲在政府政策作用机理及量化研究方面还需要更深入的论证。
四、文献述评及研究展望
(一)文献述评
国内现有文献侧重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主要从东道国角度包括逆向技术溢出、资源、税负、心理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双边贸易协定等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有很多文献在影响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吸收效果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了分析。
关于母国政府参与和政策方面对于OFDI的影响,大部分文献给出了积极的结论,认为中国政府非常有必要采用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并建立良好的服务体系,这将更好的促进中国OFDI的良性发展。
众多文献说明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的意愿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母国国内制度的改善是中国哦OFDI的扩张的主要动因之一。
对于产能与产业升级问题研究也比较多,大多数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对外贸易为辅的方式更为有效。
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政策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尤其严重,需要格外关注。
目前从投资国的角度特别是投资国政府政策角度文献并不是很多而且多为定性研究。
对于政府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和量化研究更是较少。
OFDI对于产能过剩的化解作用以及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研究机理和量化研究也不是很多。
国外文献虽然对中国政府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一些研究,尤其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对政策的依附程度,但在政府政策作用机理及量化研究方面还是稍有欠缺。
(二)研究展望
中国政府对企业OFDI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政府作为制度主体直接影响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更能通过相关政策起到引导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现状和主要问题,未来几年,OFDI政府管理的研究属于比较新的领域,其趋势及发展方向有如下几点:
1.母国政府政策对OFDI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及影响程度的量化研究。
2.母国制度对OFDI的作用机理研究以及影响程度的量化研究。
3.OFDI对于化解产能过剩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及量化研究。
4.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适用什么法律体系问题。
我国OFDI近些年迅速发展,但也应该意识到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及引导会在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质量上发挥重大作用,这个方向的研究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1]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J].管理世界,2003,(07):
21-28+66-155
[2]冀相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4,(09):
98-108.
[3]王永钦,杜巨澜,王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经济研究,2014,(12):
126-142.
[4]王海军,郑少华,刘国栋.中国企业OFDI研究:
基于制度质量和政府参与的视角[J].经济数学,2012,(04):
86-93.
[5]齐晓飞,关鑫,崔新健.政府参与和中国企业OFDI行为——基于文献研究的视角[J].财经问题研究,2015,(05):
117-123.
[6]张凌霄.政府参与对我国企业OFDI绩效影响研究[J].经济评论,2016,(05):
124-136.
[7]王辉耀.一带一路可以建立国际合作共同体.南方日报.2017.4.21.
[8]蒋冠宏,蒋殿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
[J].管理世界,2012,(11):
45-56.
[9]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J].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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