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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我们要把优良传统和现代化要求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目标。
1、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
(一)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现象,人类对它的研究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而在政治学领域,对政治文化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
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系统》中,首次提出了“政治文化”一词。
他认为: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
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所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和对法律的反应。
”我国学者也比较倾向于此种心理或主观来定义政治文化,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给出政治文化的界定,即政治文化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和团体,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一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国家生活的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心理倾向的总和。
在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很紧密的,“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直可称为政治文化”。
(顾准语)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土壤,而归根结底这种政治文化又是由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金太军、王庆五先生所著《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新论》把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了这样的归纳:
“以一个中心元点(君主)出发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
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至上的政治评价模式,丧失政治主体性的政治依附情感,伦理乌托邦式的千年政治理想,名教精神的政治思维内核,以及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一一士、农、工、商、官的主体性的普遍沦丧。
”从根本上来说,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层次上:
即由宗法制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家天下观念,由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传统所导致的国民的臣民角色认知,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体系。
随着近代社会的巨大变迁,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受到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或顽强地保留下来,或被部分地扬弃,或以变异的形式求得生存和延续。
(二)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含义
我们是从与“现代”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传统”一词的。
但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特殊性。
自周秦至于近代中国,始终是一种文化范式的延续。
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使中国社会迈入了近代的门槛,但就文化变革的角度而言,这个变革的过程至今尚未最终完成。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自己时代特有的文化,同时,每一时代的文化又是传统文化的沉积与延续。
因此,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文化都无法与历史传统隔绝,但又是传统文化经过扬弃以后的延伸和发展。
所以我们体认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不是把基点放在认识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文化上,而应看重研究传统文化的延续与扬弃。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今天的变革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体认,而是中国的改革与历史发展要求我们去体认中华传统政治文化。
在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各家各派都做出了贡献,其中以儒、墨、道、法四家的影响为大。
不过,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而其它三家的思想都在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延续下来。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儒道法三种思想传统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
在吸收和融汇各派学说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规定性和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以其一整套范畴体系将中国社会结构理论化、符号化,并且一直参与着中华民族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塑造,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广大民众的观念及行为之中,构成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大文化背景。
对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概念的认定,有以下几种看法:
1、把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理解为主要是封建政治文化。
如徐大同所说:
“至于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应当是自我国进入文明社会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所形成的政治文化。
”但在实际上,在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一直是我国政治文化的主体,至今仍有着深厚的影响。
2、把中华传统政治文化限定为“历史人”的政治文化。
如刘泽华等人认为,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传统的政治系统相对,即古代君王政治赖以生成、运转和发展的文化条件和背景。
他们强调:
“在研究传统政治文化时,我们不能简单引用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方法,而必须根据对象特点进行改造和创新,以展现历史人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心理和意识。
在进行历史的描绘时,尽管有些细节可能会模糊不清,但并不会影响总体认识的清晰度。
”
3、将其界定为历史上积淀下来而至今仍然“活着”的东西。
如朱日耀所言:
“我们体认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是不应该把重点放在体认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文化上,而应着重研究积淀于现时代的传统文化。
笔者在本论文中基本采用了对“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第三种界定,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指的是中国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的、经历了历史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东西,是积淀于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价值与习惯取向,是中国政治物体和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
(三)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能够产生并连绵不息地传延下来,自思想然有它的成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农耕基础上的自然经济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延形成的经济条件;
第二,长期封建统治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日益丰富与延续的历史条件;
第三,自然地理条件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确立的坚实基础;
第四,儒学主导下“外儒内法、杂以百家”的思想局面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蕴成的文化基础;
第五,国际上睦邻弱小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绵亘不绝的外部条件。
在上述五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己鲜明的四个特征:
1、家国一体式的人伦化政治文化
儒家政治观建立在对家庭伦理关系的依赖上,以人伦家庭关系来理解国家,把政治关系等同于伦理关系,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类似家庭式的长幼尊卑关系。
如孟子所说:
“人有恒心,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在中国古代,宗庙社稷亦为王朝国家的代称,国与家是相通的,“君”与“国”一体,“国”与“家”不分,“国”是“家”的联合和扩展,同家一样是一种伦理生活共同体,以伦理为维持手段并以伦理生活为目的,使君主与家长同体,人臣和人子同体,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同构,忠君与孝父合一,政治生活也就成为伦理生活。
国家的治理及社会人伦关系调整,都要从“家”开始。
正如梁启超所揭示的:
“凡国家皆起源于氏族,此在各国皆然。
而我国古代,于氏族方面之组织尤极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与国之联络关系甚圆滑,形成一种伦理的政治。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政治活动过程中,一大特色就是政治伦理化。
因此,家国一体式的人伦化政治文化便成为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2、兼收并蓄的正统化政治文化
在封建时代,由于中华文明确实在东亚文明圈内处于绝对优越地位,自古以来,中国一般朝野人士往往视中华之外为夷狄之邦,认为那里没有圣王的礼乐教化,有的只是落后野蛮,不知人伦的夷狄,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
华夷观念与整个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一贯思想,使中国士大夫认为中国文化乃天下最优秀,养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正统意识。
但是,这种正统意识并没有盲目地排斥或打击外来文化,而是在张扬中华文化之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不断吸收与改造外来文化以丰富自己。
如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及基督教文化进人中国之后,中国都能本着包容乃大的哲思,允许它们在中华文明范围之内自由发展,并不断寻找彼此的共同点、结合点,最终与众多外来文化实现和睦共处。
这种多文化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
同时,正因为中华传统政治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与融合,不断地补充与丰富自身,因此在古代相当长时期内,能够保持自己在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经数千年行程而绵亘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3、自律自强式的德性化政治文化
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倡导的伦理政治主张,道德与政治相互渗透,道德伦常被推崇为人的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构成适用于一切人和人的生活的一切层面的普遍性价值规范。
人生、宇宙、国家乃至一切社会现象都被道德化,因此传统政治文化被赋予浓厚的道德色彩。
儒家要求天下都要“克己复礼为仁”,发挥道德能动性,遵循既定的统治秩序,达到天下大治。
为此,君子要成为道德的表率,要施仁政,要克己、修身,树立正人君子的形象,才会获得权威,“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儒家将政治清明的理想完全寄托在了道德完善化的人身上,正心、诚意、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治国、平天下则是正心、诚意、修身的逻辑结果。
而且在儒家看来,政治的一切善果,毋需外求,只需在人的内心寻找。
而且只要人们努力向善,发掘内心的道德根本,就可以成为圣人,达到物我相融、天地合一的境界,就可以做到人心与道心的统一、天理和人事的一致,由此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政治文化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一种强调通过内修、自律而走向自强的政治文化。
4、力求稳定的和合化政治文化
重视人己物我的谐和,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重视和谐统一。
儒家的核心思想“仁”,是一个至高的伦理范畴,即强调人与人之间和谐的道德、情感关系。
与此相适应,伦理政治色彩浓厚的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一定的人文特征,其政治情感方面注重人际关系,注重伦理道德,视和谐为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并且,以和谐作为实现良好社会群体关系的重要价值目标。
另外,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还提倡“调和”、“中庸”之道,追求社会整体的同一性和平衡性,达到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
正是因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重和谐的价值观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它对历代社会政治的稳定起到了极大维护作用。
2、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化转型
金耀基先生曾说过:
“中国的出路有而且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未来将是中国古典传统的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演进过程,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展开深入的研究,是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
而把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笼统地看做两个不相容的对立体,尤其是乱源之所在。
”事实上,任何传统都不是静止的,也不是单纯的;
传统本身便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而足以导致改变。
就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来说,传统内部自有其合理的成分,并能够继续吸收合理性(rationality),因而可以与现代化接榫。
”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不可分割的,传统是现代的基础,现代是传统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
(一)现代化
“现代化的内涵包罗万象,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各取所长。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
罗兹曼等人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
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
某些社会因素径直被改变,另外一些因素则可能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
罗荣渠先生则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
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中,将中国文化在近百年来遭遇西方近代文化冲击时所作实际反应的进程分为三大步:
第一步,外层的改变,第二步,中层的改变,第三步,内层的改变。
中国的现代化相应地经历着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与思想现代化三个过程。
不论从何种角度来定义现代化,现代化总是被视为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思想与观念的现代化总是不可或缺的。
(二)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
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就是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扩展与深化,逐步实现由与我国传统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转变的过程。
由传统的政治观念转变为近代的政治观念,不仅仅是一个观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和人的素质问题。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然而皇权的崩溃并不等于民主政治必然确立。
正当人们喜庆民主共和之时,洪宪复辟给了当头一棒。
先进的人们重新跌入了困惑之中。
他们极力思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理想的破灭?
他们发现,除了“守旧之武人及学者”等反动势力的阻碍,近代以来民主运动的激荡实际只限于社会的某些阶层,并未能得到全国民众的响应。
陈独秀说:
“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
一言以蔽之,虽然国体性质和政体形式比之七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当代中国还没能从传统政治文化的羁绊中完全解脱出来。
应当指出,尽管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在近代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并且许多变迁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必须指出,这些变迁对于整个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而言还只是局部的,浅层的,许多变迁还仅仅局限于形式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正如克拉孔曾指出的,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
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
对于根深基厚的传统政治文化来说就更是如此。
总的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但是在一些局部地区,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一些特定的阶层和特定的人群中间,如知识分子阶层和城市的部分人群,资本主义类型的政治文化也有了相当的影响。
中华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遗产,构成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赖以生成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三)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换问题思考
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发生了三次大的变革、断裂和重构,这一过程至今尚在进行中。
这一个变化的实质是在经济基础、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全面变革的同时发生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即儒学)的崩溃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模式的解体。
这一变化性质之深刻、规模之巨大、任务之艰巨、冲突之激烈,都是史无前例的。
这一过程既有中国固有文化变迁的新旧杂揉、纠结和断裂,又有外部的西方文化为主的中西冲突、交融和吸收,还伴随着社会进步、社会革命、民族自强图存、民众启蒙教育等诸多任务的交织,所以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仅从政治文化模式方面说,从1840年以后至今主要经历的是震荡和解体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震荡是指中国封建政治文化模式由于受到日益崩坏的内部和不断冲击的外部的双重作用,原有的矛盾不断暴露,发生冲突,而现实又要求维持原有模式并不断前进,所以必然发生整体震荡。
这种震荡是在儒学为主的意识形态意义世界的幻灭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之间发生的,是指这一政治文化模式越来越无力维持又不得不勉为其难地维护没落而不想灭亡的社会。
第二阶段的解体是随着辛亥革命二千年皇权政体的倒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各种思潮和主义,并公开喊出“打倒孔家店”,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等口号,意识形态体系整体坍塌,政治文化模式也逐渐解体。
这个过程是漫长的,痛苦的,有反复的。
历史在20世纪上半叶似乎又重现了百家争鸣,思想文化在动乱和战争中呈现出活跃和繁荣。
以中西古今文化冲突、融合为座标,中国思想文化逐渐形成三大主潮:
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在这三大潮流中激进主义似乎有先秦法家的气质,而文化保守主义又有鲜明的先秦儒家风格,唯自由主义说是“派”,实际上是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传统士大夫角色,而以正在变革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逐渐成为名符其实的“知识者”,即以知识与智力为生,不直接参与现实政治和社会运动,但可以随时他发表政见,或对社会政治问题进行纯学理的研究和探讨。
在20世纪,社会政治领域用得最多的词是“革命”,思想文化领域用得最多的词是“批判”。
20世纪的“革命”已不是中国古代的“汤武革命”,仅是对暴君的弑和替代,正如“批判”已不是批评之意而成了“革命”的同义语,并且都可具体地换为“打倒”、“推翻”等。
这样的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似乎得到了彻底的清算。
然而不能不看到,执行“清算”任务的人们本身所用的武器或手段,也正是这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东西。
可见传统确实是割不断的。
其实,从更宏观地看,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其实是同步进行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思想文化出路的探寻,谱写了与工农革命同样可歌可泣的历史新篇章。
然而,真正冷静、客观地对传统思想文化全面反思、开展文化重建工作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这是第三阶段的开端。
可以预计,21世纪,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突飞猛进,文化的重建工作将会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工作实际上是一项全民族都应该从不同方面积极参与的巨大的系统工程,我所说的政治文化模式重构,也应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此,我只试着提出几点浅见,以求教于师友和社会。
1、德治与法治结合
因为,21世纪已把礼法和德刑结构彻底破坏,由于传统的血缘宗法社会的基础即小农经济向现代工商经济的转变,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层变化,以“孝”为核心的礼制秩序不可能再恢复,礼治已事实上不再可能了。
我们只能把礼乐作为一种传统精神文化加以提倡,在必要的情况下要重建不同社会领域的礼仪形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现代化社会首先是一个法治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这方面是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由于多种因素,多年来中国人的道德素质整体下降,以至于许多有识之士感叹“世风日下,人欲横流”,特别是泛滥全社会的腐败现象与全民道德素养的下降有密切关系。
这样,便出现了道德与法的两张皮现象,使社会进步遇到了阻力。
所以,实行以德治国,正如依法治国一样,是需要及时提到议事日程,并注意德治与法治的密切结合。
法和德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法律是外在的规范,是强制性的;
道德是内在的约束,更多的依靠自觉和社会舆论的监督。
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
法律的主要功能是惩恶,道德的主要功能是扬善。
在治理现代国家中,二者犹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而以德治国最关键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德治身,廉洁自律;
以德为政,政通人和。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
不然,一时的打击、压抑,只能取得暂时的、表面的安稳,不可能预防犯罪于未萌,引导社会走向正途。
2、王霸道结合
我这里所谓“王道”,即是以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发扬华夏文明大一统、开放性、包容性、爱好和平,和睦相处等优秀传统,在世界文明一体化过程中,不搞“文明的冲突”,不搞“儒家思想”统治世界,也不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观点,而是在敞开胸怀,广泛吸收异域文明优秀因素的同时,也不断向世界展示自己,让世界了解自己,使华夏文明的基本精神成为世界文明未来发展的重要资源和生长点。
所谓“霸道”,就是面对以西方某些发达国家为首的世界性霸权集团,中国人应采取富民、兴国、强兵的战略,使自己始终保持强大的实力,以及精神上刚强坚忍,以与外部的压力抗衡,在激烈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竞争中保持自尊、自强、自立,永立于不败之地。
王霸道的结合除了直接体现在军事上,还要体现在外交上、经贸上、科技上以及体育上。
这一点与对内的德治与法治的联系起来,就是键全强化中国人的心理素质,充实精神力量,这才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最基本的内在要求。
3、民主与正义结合
首先,我们所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的社会,只有在民主与法制的基础上,才可能为德治与法治提供制度保障。
我们传统中缺乏民主精神,但有民本思想的重要传统,在这个前提下真正树立“人民当家作主”观念,并进而通过政治法律制度落实这种中国特色的“主权在民”观念,就有可能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实现真正意义的“民主”。
其次,正义虽被西方人认为是各种价值观念中最高的一种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明确、系统,对社会影响如此巨大的“正义论”,但也不能说,我们传统中没有接近的东西,如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及儒家对“义”的广泛探讨,都为中国式的“正义论”积累了可供开掘的思想资源。
把民主与正义如何更好地结构进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可能是完成这一工作最艰难的一个环节,然而又是必须完成的一个环节。
不然,我们的历史就不会发展,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前进。
4、东西方结合
不要沉浸于“儒学复兴”或“道学复兴”之类的美妙境界中,要超越重复先秦诸子百家进行“百家争鸣”时期的作法,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已发展到了需要大整合的历史阶段,需要敞开胸怀,融合各种思潮和主义,针对21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走向和要求,有目的地进行选择、取舍、加工、改造。
也许正因为我们五千年的文明遗产太丰富了,使我们有时容易沉溺不出,有时忘乎所以,有时不知所措,这就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的胆识,在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开发出我们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
3、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关于国际关系的思维取向
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的四个主要表现,在我国古代社会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多方面具体生动的体现,形成了古代中国关于国际关系的特定思维与朴素认识,其中不乏精辟之理解,如:
(一)重道义、轻利益
在义利问题上,按照儒家的看法是,以义制利,或以义节欲、导欲。
在充分肯定人们的物质利益合理性的前提下,主张追求合乎道义的利益,用道义去限制对欲利的追求,强调私利要服从公义。
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更是强调以义为本。
在儒家看来,国家不应当“以利为利”,而应当“以义为利”,只有追求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为政以德,才可以使本国在国际政治上发挥深远的影响,使“近者悦,远者来”。
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才是真正的大利。
唯有如此,也才能维护本国的根本利益,促进本国对外政策目标的实现。
如果只以一国私利为基点,穷兵默武,对别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侵犯他国的正当利益,则与己国、他国都不利。
历代多数封建王朝在处理对外关系上都继承了儒家“轻利”的这一价值原则,他们看重的是政治上的一统化与文化上的一体化,因而对于“向化”、“归顺”或者是“表示臣服”的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民族,中国对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都比较宽松,表现为“赋税少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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