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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学实际上已存在几千年了，在孔子以前就有经学，到孔子时把经学变成儒学，经师变为儒师，从此经儒不分家。

再到西汉董仲舒，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此后儒学便长期影响中国思想界，成为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在多年的教学和研究中，张崇琛将国学的核心精神概括为天人合一、人际和谐，将国学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孝悌、仁义、诚信、礼仪。

纵为孝，横为悌，孝悌做到了，家庭上下左右关系也就处理好了，家庭就和谐了。

把孝悌推广到社会上去，就叫“仁”。

“仁者爱人”，大家都做到仁了，社会也就和谐了。

与仁相联系的是义，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讲人与物的关系，也是做人的根本。

第三是诚信，这是法乎自然，如日、月、星是坦诚的，日食、月食也是人皆可见的，因此人只有像天体一样坦诚，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万物。

否则诚信缺失，谁的话都不信，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第四是礼仪，这是外在的形式，是社会行为的规范，是前三者的外现。

假如一个人做不到仁义，便用礼来规范他；

礼还做不到，便只好用法、刑来强制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因此我们学国学，就是学做人。

只有人做好了，社会才能和谐。

　　张崇琛同时强调说，国学中有精华，也有糟粕。

我们提倡青少年学习国学经典，就是学习国学中关于哲学的、思想的、文化的精华部分，能对人的教育和人类进步有意义的部分。

　　近年来，国学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范围“热”起来？

张崇琛认为，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很浓，积淀很深，虽在有些时候低迷，但在适当的时候会高扬起来，实际上从未间断过。

二是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下，一方面由于过分追求物质的东西，很多人出现了精神真空，人们渴望在传统文化中重新找回精神的寄托；

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削弱，从而提倡振兴国学，弘扬国学。

三是国学可以抑制和解决世界范围内的一些“通病”，比如人际关系、国家关系的紧张以及生态失衡等。

四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是维护中华民族的基本品格和民族精神之所需。

中华民族（包括世界华人）就是靠中华文化来维系的，如果我们“全盘西化”，下一代就会变成外黄、内白的所谓“香蕉人”。

“这是关乎千秋万代的大事，应引起高度重视”，张教授如是说。

　　那么，如何搞好青少年的国学教育？

张教授认为，要把国学贯穿到从幼儿、小学、中学再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使国学精神得以完整地传承、吸收和应用。

学习内容可以由浅入深、由低到高、从诵读到理解。

学习国学，还应联系孩子的品德教育，像小学生的行为守则一样，让他们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学会团结、学会谦让、学会彬彬有礼，从而塑造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人文精神。

这方面做好了，就会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完全可以促进学习。

　　张崇琛告诉记者，这次全省青少年国学道德经典诵读大赛基础广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大赛总体办得很成功，是个良好的开端，为今后举办此类大赛打下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他希望全省青少年国学经典诵读活动今后能继续办下去，让国学的种子在陇原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杨华：

走进古人的生态智慧

2012-04-0708:

42:

57来源：

光明日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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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向来尊重自然，形成了“敬天畏天”、“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这种思想承认人类与自然合为一体，承认人类社会是自然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与西方将人与自然对立的“天人二分法”截然不同。

其实，除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古人还进行了大量实践：

循环利用、轮耕休作、禁食奇禽异兽、维护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是如此亲近而健康。

这些宝贵“遗产”已经触及了生态伦理的根本实质，如果能够深入挖掘、诠释转化，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源泉，也是我们在思想上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

顺应天时，尊自然节律而行

在《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上古葛天氏部族提着牛尾踏足而跳的八支歌舞名称：

“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可见，敬畏天地的思想很早就已形成。

既然要“以人合天”，人类就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而是要“顺应天时”。

什么是“天时”？

即四季变化、昼夜长短、作物生长快慢、日月星辰移位等种种规律。

人们根据“天时”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节律、社会事务，这叫作“奉天时”。

中国古代有专门记载天时规律的文献，叫作“月令”，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例如《礼记·

月令》篇的第一部分，详述了正月的日月星辰变化、动植物物候特征，由之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应当做什么事、禁忌做什么事，等等。

在今天看来，其中不乏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也极明显，例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采伐林木，禁止大兴土木，要掩埋露野的腐尸以防瘟疫传染……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必要的。

《汉书·

货殖列传》谓：

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

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

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

这也是要求人们“顺时而取物”，按照四季的循环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加以采获。

种种记载告诉我们：

儒家强调“使民以时”，即不因征发民力而耽误农时，影响耕作；

道家提倡“有法无法，因时为业”，老子强调“动善时”，庄子强调“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

墨家“顺四时而行”；

阴阳家“顺时而发”……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时令变化，并将根据时令变化而形成的生产生活节律纳入其统治方略之中，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国运长久的重要手段。

“中和有度”的礼制规定

礼制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它规定饮食、舆服、宫室、车旗、畜聚均有度有制，不得逾越。

其负面作用是阻碍个人平等、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对资源保护却有很大的正面价值。

一方面，它根据等级分配资源，限制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无限浪费，用一定的社会规范限制了人们的私欲膨胀；

另一方面，“礼尚质”，以少为尊、以素为贵的原则，客观上引导人们崇俭去奢。

一般而言，礼制规定以高大华美、丰厚多文为尊，但是礼也常常以少小简素为尊，即地位愈高，其物质配给愈是质朴简略。

例如，《礼记·

礼器》里写道：

礼“有以素为贵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为贵也。

”

追求奢侈、铺张浪费被认为是违礼的行为，受到舆论谴责和礼法惩处。

齐相管仲虽然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但是他生活奢侈，“镂簋朱纮，山节藻棁”，仍然受到谴责。

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生活奢糜，她命人用百种鸟羽织成毛裙，又集百兽之毛做成鞯面（马鞍的垫子）。

韦皇后为了与之攀比，又集百鸟之羽织成鞯面。

自此之后，“百官之家多效之。

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动物饱受其害。

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宋璟屡次进谏，批评其奢靡之风，“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渐渐平息了这股采捕珍禽异兽的恶习。

这种崇俭去奢的观念，在中国历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成为中国民间最妇孺皆知的生活信条。

这样的生活习惯，客观上减少了物质资源的浪费性消耗，保护了生态平衡。

蓄养地力的“绿色”耕种法

不仅学者们强调“取之有度”、“用而不匮”，农民们更是深知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在生产中进行了很多与今天可持续发展观点相契合的“绿色”实践。

中国农业以精耕细作闻名世界。

可过度开垦很容易耗尽地力，为此，古人发明了一些既能蓄养地力又能增产增收的“绿色”耕种方法。

上古时期，人们把耕地分成三部分，以一部分休耕，其他两部分耕种，这样三块土地每年轮流耕作、轮流休耕，十分有利于地力的恢复。

另外还有一种轮作制度，即在同一土地上每年按次序轮流种植一定的作物，以此调剂恢复地力。

《吕氏春秋》说“今兹美禾，来兹美麦”，《管子·

治国篇》有“四种而五获”，《荀子·

富国篇》有“一岁而再获之”等，指的就是这种换茬或倒茬的办法。

汉武帝时期，主管农业的赵过发明了“代田法”，即在每亩地上挖三条沟，每条沟旁各有一条垄。

作物种在沟中，垄和沟每年互换位置，今年的垄变为明年的沟，今年的沟变为明年的垄，这样能够保持地力不致衰竭，而又每年都可利用，不必整块土地休耕。

到南北朝时期，农民开始将粮、豆、瓜、菜等作物进行套种、间种、连作和轮作，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时人还发明了把豆科作物当作绿肥进行轮作，以翻压肥田的方法，《齐民要术》称之为“美田之法”。

此后历代农民都广泛采用绿肥种植技术，明清时期将绿肥与粮棉进行间作或套种，绿肥的种类已达10多种。

“荫不折枝”，护林造林

古人很了解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重要性，有“食不毁器，荫不折枝”的说法。

早在先秦时期，各国统治者兴修水利的同时，就在河堤两岸种植树木以防水土流失。

管子曾号召在堤防边的坡地上植树种草，《吕氏春秋》也记载了类似的护堤经验。

宋明以来，江淮大兴圩田，农民在圩区广植树木聚沙固堤，形成了“湖岸人家榆柳行，风毡低昂似迎客”的动人景观。

历代皇家苑囿和皇家陵寝也是护林造林的重要场所。

这些禁苑面积极大，里面的一草一木都严禁砍伐采获，无疑成了中国古代的生态保护区。

宋明以来，宗族观念加强，各地设立祠堂、宗庙、族墓，与之相关的公共水源、一草一木，也都受到各家族的保护。

如福建南靖县和溪乐土村客家人黄氏家族，将村周2000多亩山林定为风水林，现还有300多亩保存完好，成为罕见的原始森林景观，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随着人口压力不断增加，明清时期，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加剧，主政者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台了很多强化植树造林的措施。

雍正四年，官员朱轼呈《请定考核以专责成疏》，请求颁布法令，将农民植树作为官吏考核的指标，其他如杨永斌的《劝民种殖讲学疏》、杨景仁的《备杂粮》、彭世昌的《备荒全策》等等，十分常见。

乾隆三十七年的《捐栽芦苇树木议叙》中，确定了将植树与官吏考核相结合的原则，雍正朝更是提倡百姓栽种芦苇，生态意义更加明确。

多角度审视儒家仁道

发布:

2011-8-0608:

31|作者:

蒙培元|来源:

大众日报

仁的内容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就仁学的基本功能而言，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从孝的层面看仁。

孔子的仁学是从孝开始的，孝被认为是家族伦理，但在孔子看来，孝首先是一种自然情感。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所谓“本”，是指根苗、发端处，不是西方哲学所说的本体。

人人都有父母兄弟，人生最初所接触的人就是父母兄弟，人的情感首先表现在父母兄弟之间。

“出则孝，入则悌”，这是孔子从日常生活中指点出来的基本道理。

人类的同情心和爱心，首先从父母兄弟开始。

爱与敬是一种很普通也是很高贵的情感，使这种情感得以保持和发扬，就会有仁的品德与行为。

孝不只是“赡养”，更重要的是敬爱之心，使父母在精神上得到安慰与快乐，这样自己也会“心安”。

孝也不是唯父母是从，服从父母的权威；

父母有过，也要规劝，但不要伤父母之心，这也是人之常情。

　　孝悌是“为仁之本”，但不是“仁之本”，仁从孝开始，但不止于孝。

这一点程颢、王阳明都有过详细解释。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才够得上仁。

仁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同情、人间关怀，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情感。

这里当然有差异性原则，有所谓“亲疏远近”之别。

这一点曾受到墨家的批评，更受到当代人的批评，认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

他们认为，这种“亲亲”原则，正是儒家仁学的最大弊病。

　　对此应如何解释呢？

首先，在儒家看来，这是一种自然情感，也是一种“自然原则”，并没有什么奇怪。

重要的是，必须推及他人，将差异性与普遍性统一起来，使人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爱与敬，而不是以家庭为界限，将自我与他人隔绝开来。

其次，所谓“爱有等差”并不是等级关系，而只是远近关系。

由近及远，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即使在现代信息社会也不例外。

由此而产生的价值原则，与近代以来的平等原则并不必然构成矛盾。

其历史层面的内容，可以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但它所开启的人类同情心这一基本精神却具有永久价值。

很难设想，对父母缺乏爱心的人，能够普遍地爱所有人。

儒家提出“亲亲”只是一个“发端处”，其进一步展开则是对人类和自然界的爱，这是有深刻道理的。

比所谓抽象的人类之爱更切实得多，更何况这种情感是发自内心的。

　　二、从忠恕之道看仁。

孔子关于仁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忠恕之道。

这显然是孝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已经超越了家族之孝。

这被认为是儒家的社会伦理。

但重要的是，这一伦理是建立在人类共同情感之上的，是建立在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人的尊严之上的。

人类有没有共同的情感？

这是一个争论长久的问题。

按照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的观点，人类没有共同情感，凡情感都是私人的、主观的。

但是，按照孔子和儒家所说，人有共同情感，即同情心。

正因为如此，才能想到别人之所想，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是社会伦理得以建立的基础。

其实，在孔子之前，就有“他人有心，余寸度之”（《诗经》）之说，宋明儒又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陆象山）之说，这是对人类共同情感的肯定，也是中国文化与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一学说的意义，还在于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工具。

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于别人；

自己所愿意的，同样去对待别人。

这里没有功利性的考虑，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目的而去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别人的同情与尊重。

这种同情与尊重不是出于“施舍”之类，而是出于善良本性。

这就是儒家伦理的实质所在。

这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原则并不矛盾。

恰恰相反，它要求人们在“正义”原则之下进行公平竞争，避免非人道、反人道的因素参与其中，比如把人当作工具去利用，甚至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等等。

　　仁学包含了道德上的人格平等和尊严等内容，这一点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命题中表现得很明显。

它既承认人是目的，且承认人人在道德上是平等的，人人都有道德上的尊严。

这里并无贵贱、高下之分，只有君子、小人之分。

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就是从道德实践上说的，并不是从地位或职业上说的。

子贡是一个商人，孔子有时虽然开个玩笑，但决不卑视他。

在当今专业化的社会中，人人都从事某一种职业即专业，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个人生存的需要，但是无论从事什么专业，都要互相尊重、互相协作、互相同情，互相理解，这样才能建立普遍的正义原则。

罗尔斯作《正义论》，虽然从“契约论”出发，但是也有道德上的依据，这就是责任伦理。

孔子的儒家伦理并不就是责任伦理，但它与责任伦理很相似，且有一致之处。

　　三、从天地万物一体看仁。

“天地万物一体”是仁的最重要的涵义，也是最高的精神境界。

仁不仅是一种“德”，由此构成德性伦理；

而且是一种境界，由此解决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问题。

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已经打破了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实现了人与天地万物在生命意义上的和谐一致。

　　孔子说过：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实际上提出了儒家天人之学的问题。

天不再是绝对实体意义上的神，而是发育流行、生长万物的生命过程。

这种“生”的哲学就成为仁的宇宙论根源。

《易传》说，“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它视宇宙自然界为一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人则是这一过程的实现者与完成者，仁便是这一过程的最高体现。

人之所以尊贵，就在于实现天地“生生之德”，使万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便是仁。

因此，人与自然界处在有机生命的统一体中。

人的主体性就在于“参赞化育”，“为天地立心”。

人如果将自己同自然界对立起来，将自己仅仅看作认识主体，将自然界仅仅看成认识对象，那么，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就有问题了，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也就值得怀疑了。

这是儒家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万物一体”，并不是从形体上说。

从形体上说，人与万物虽然“一气流通”，但毕竟有很大区别，这一点用不着多说。

所谓“万物一体”，主要是从生命存在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从“生理”、“生意”上说。

天地并无心，但人有心，天地之“生理”、“生意”即要人心来实现，这就是仁。

以生为仁，是儒家仁学的根本精神。

按照这种学说，人的根本使命就是“为天地立心”，亦即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

人不仅是自然界生命系统中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完成生生之仁的真正主体。

在儒家看来，一物不遂其生，不顺其性，就如同自家身体受到伤害一样。

这是一种宇宙关怀，具有深远意义，应当引起深思。

　　总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仁学，不仅提倡人类要互相同情、互相理解，而且提倡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一致、有机统一。

在当今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一点更值得我们重视。

热爱大自然，不只是功利性的考虑，而是目的性的考虑，是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问题，这就是儒家仁学对于我们的启示。

说“仁”得从甲古文开始，或者从篆字下手。

篆字“仁”是人字旁边两横，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

构成人类社会，就要行人的道义，相互要尊重对方，要进行人道主意交往。

中国人管它叫“仁”道，其实

就是“人道”。

只不过中国人过分强调提醒不要忘记了“人道”，才造了个词“仁道”。

儒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翻开历史书卷，就可以知道：

是起起伏伏，时而兴时而落。

不过总结一下

可以看出来，大凡战乱年代，或一个朝代开国之初，社会混沌初期，都不太讲儒学。

但一到社会发展繁荣

，倡盛，发达，稳定之际，社会上下都拼命讲儒学，这是为什么呢？

我看在乱世人们不用儒，是因它不是

乱世之学，它是盛世之佑神。

-------保护你避免失去的法宝。

顺便还得提一下道教，从黄帝代表中华民族核心文华以来，一直是主导中国文化的主流。

只不过

在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中，逐渐无耐地回避残酷的现实而自保，仅剩下了自行修身了，老子成为了典范

与代表。

这时，恰是孔子等人与丑恶的时代抗争，勇敢地举起了回归良心道德的旗织，尽管力量单薄，但

它为旧时代的结速后，新时代来临之际，准备了鲜明的旗织，准备了新思想。

新的儒学思想并不是无中生

有，它使偏离航道的中华文明，重新归途。

道教没有解决现时难题，最终中华文明思想主流让位给了新兴

的儒学。

儒学是黄帝一来中华文明主流思想的延续，及价值回归。

只不过换了个说法而已。

它的旦生是，

是解决了时代难题的，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似忽是：

光明来源于黑暗中的一屡曙光。

在中国古代，先是黄老之“道德”思想影响统治阶级，成为主流思想。

黄帝曾问“道”于岐伯，

岐伯曰：

这是圣人之道。

却实在古代受教育或智者是较少的，仅限于统治集团少数群体，老子将中国

古代文化思想归为两个字“道”“德”，连起来叫“道德”，后人尊为“道德经”。

“道德经”的思

想源泉可上朔到“易经”，“黄老”思想以及其抽象思维方式存在，在古代只能有极少数人发展它，

太少的人能理解其精髓，阻碍了它的大众化普及。

而儒学虽然也尊古籍经典，由于孔子出身社会下层，

也不太精通“易经”等古涩之书。

反而以通俗化，简约化，现实化，进取化，在那个急需新思想的年

代，在黄老思想青黄不接的时候，及时链接了儒学思想。

乱世先于思想发生，新思想晚于乱世旦生，

这几乎是人类的特征，大凡都是先做后想。

从这一点看，人类是由动物变来的一点不假。

在中国文化史上到汉代形成大一统的帝国来临之即，儒学成为主导思想，成为必然。

“黄老”

之“道德”思想中“德”被“儒”挤占了大部分，而“道”的部分还被社会失意的中层阶级保留下来

了，“儒”，“道”慢慢两分。

也有交叉，但上下两层是乾坤以定。

“道”就成为"

黄老"

之说的核心，

中国古代从讲“德”转到讲“儒”上来，“德”“道”都成为了补充。

其实，在历史上，不同的社会状态儒风兴衰也不同。

在乱世，坏的思想占上风，儒也不行了，

道就更不行了。

乱世上层强势集团不真的愿讲儒，乱世打破了社会稳定，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一般都

是不法行为巧取豪夺，是讲不得儒学的。

下层弱势群体希望讲儒，以保护自身少受伤害。

在盛世呢？

社会方方面面基本稳定，上层集团不希望打破现有分配，便极力推崇“儒”。

想方设法稳定下去，儒

便成为盛世佑神。

下层社会相反是不希望社会过分稳定，希望打破现状，重新分配，讲儒相对要不经

心一些。

但历史总是在进步，过于稳定，时间长了，就会落后，就要打破稳定，重新分配，重新发展。

历史总是“发展”《=====》“稳定”的循环往复过程。

随者时间的退移总是要向前进步的。

“德道”思想主导古代中国自黄帝到老子到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已有两千年左右，从孔子或董仲

舒到清末也两千来年了。

中国自民国及新中国以来，不论“儒”还是“道”，都遭遇了外攻内击，已

不章显。

民国掀起反传统文化风爆，及后来文革的打到“孔家店”。

实际上都是西风渐来的结果。

这

西风却实了不得，西方自英国工业化革命以来，慢慢地也给人类带来一种新兴文化思想，那就是自然

科学技术之风，这股风爆不仅吹动了欧洲，还席卷了世界。

这种崇尚自然力量的“纯理性”思朝，也

逐渐成为压到一切的思想。

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进程。

在中国力时上，尽管自然科学力量也很发达，但

从未打到“形而上”的人文思想，感性始终战胜理性，特别是纯理性。

而在被以西方“纯理性“化育

出的强大力量打蒙了头以后，找不着北了，也跟者西方追求“纯理性”或“超理性”哲学来了，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