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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奇妙、非常独特”
是中华文明组成部分
5月28日下午,在广汉举行的“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了新发现的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的最新文物出土情况。
“2020年9月至今,34家科研机构、高校系统开展祭祀区考古发掘工作,初步确定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堆积状况和年代。
目前,3、4号坑内象牙提取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将对象牙下文物进行提取;
5号坑已完成西北区域除圆形金箔片之外的其他文物提取,基本确认到达坑底,下一步将局部开展实验室考古;
6号坑正在进行坑壁以及‘木箱’的整体提取工作;
7、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及灰烬堆积。
现已提取出土象牙、青铜器、金器、玉石器等文物上千件。
”胡冰说。
出土文物一次次更新,犹如打开了三星堆遗址的考古“盲盒”,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关注。
5月30日下午1点多,三星堆遗址4号坑现场负责人许丹阳和几位工作人员“特别激动”,都在盯着“青铜扭头跪坐人像”的提取。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这位“95后”小伙子告诉记者:
“这是我参与4号坑发掘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
提取文物后,我们观察到扭头跪坐人像造型非常特别,呈跪坐姿态,双手为‘合十’状,头扭向身体右侧,头上还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这也是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此造型的青铜器,可以说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发现的最重要的文物之一。
而此前发布的青铜顶尊人像造型同样奇特:
跪姿、双手叉指合拢,头像大眼咧嘴,表情夸张、神态虔诚。
相关专家评价认为,青铜顶尊人像将三星堆独特人像造型与尊造型相结合,彰显了三星堆与中原商王朝的紧密联系,描绘出三星堆虔诚而神圣的祭祀场景,展现了三星堆独特的信仰世界。
“三星堆非常奇妙、非常独特,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华文化全球推广
三星堆推介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这样描述三星堆。
“独特”也是踏进三星堆博物馆看到馆内文物的观众的第一反应。
“看到青铜大立人像,我已经感到很神奇了,但看到后来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戴冠纵目面具等展品时,真的是一次比一次震撼。
”5月28日上午,特意选了工作日到博物馆参观的王梅(化名)说自己“被震住了”,她没想到观众会这么多。
在孙华看来,三星堆的独特体现在三星堆遗址既是包含了3个延续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遗址,也是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古蜀文化中心都城,并且在城市规划建设、宇宙观念和宗教崇拜上有自己创造的独特城址。
“比如,三星堆古城的城市规划蕴含着法象天汉的思想,对以后古蜀王国历代都城的规划影响很大,在紧接三星堆古城之后出现的成都金沙遗址、古蜀国最晚的开明王朝的都城成都遗址均可找到印迹。
而且,古蜀国的都城规划思想,在秦灭巴蜀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整合入秦汉文化体系中。
在秦统一后营建的大咸阳、西汉长安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等,都还可以见到此类规划思想的孑遗。
”孙华说。
实证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发展
随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考古成果的陆续公布,“这些成果如何解释”备受学界关注。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表示,新发现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价值内涵,同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
他强调说,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充分体现了古蜀文明、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三星堆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多元文化面貌。
三星堆推介会”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首先以地域特征为主并深深烙上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印记,这体现了三星堆文化的开放性、吸附性及其吸纳能力。
他进一步举例说,首先,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对其产生极大影响。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有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玉器当中的玉戈、玉璋,老百姓使用的陶盉、觚形器,都是受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商代时期,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如青铜尊、青铜罍,以及青铜铸造技术,尤其是范铸技术也都源于商文化。
至于那些怪异的、以前在其他地区不曾见过的青铜器,也有大量来自商文化常见的纹饰,如云雷纹、兽面纹、回纹等。
其次,位于长江流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也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虽然分属不同年代,但两地的玉锥形器的相似度很高。
“目前的一个推测是良渚文化覆灭后,一部分良渚先民到了中原,这样,文化因素又从中原辗转到了川西地区。
”雷雨说,“还有值得关注的是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夯筑技术,稻作和早期灰白陶传统,都源于石家河文化。
在王巍看来,三星堆既有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独特的文化面貌,同时又与夏商王朝关系密切,学习借鉴了夏商王朝的礼制,比如玉器、牙璋、玉戈等为代表的仪仗制度,商王朝时期的青铜容器代表的礼器制度等。
“由此可见,三星堆对外来文化既吸收借鉴,又创新发展。
尤其冶金技术传到三星堆,发展成为青铜人像、青铜神树这样的铸造技术,是了不得的发明和创造。
古蜀文明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又创新发展,所以才如此发达并呈现出浓厚的色彩。
”王巍说。
许丹阳告诉记者,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去看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
“比如玉璋、玉戈等在其他地区及其他文明中,也有发现;
再比如青铜尊、青铜罍,也是受到了其他区域的影响。
虽然说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器物的造型是独特的,铸后切割开孔技术也是独特的,但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技术的维度来看,应该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
”许丹阳说。
孙华认为,三星堆文明是在中原文明、黄河流域文明和长江流域文明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虽然三星堆是后发展起来的,但是它长期延续、特征最为鲜明,既有学习和模仿,也有创造和发展。
“可以说是多种文化的聚汇,之后又汇入秦汉文化,影响着中华文明。
有哪些谜底
尚未揭开
2021年5月18日下午,孙华应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做了题为“探索古蜀文明的密码——《从三星堆埋藏坑看古蜀文明》”的报告。
关于“埋藏坑”的说法,孙华表示,在埋藏坑的性质问题上,学界的基本认识已经集中在“祭祀坑”和“埋藏坑”两个方面。
“祭祀坑说”认为,这两个坑是三星堆人特殊祭祀活动的遗存,这是学界最普遍的主流认识;
“埋藏坑说”则认为,这是三星堆发生重大变故后毁坏神庙陈设的埋藏。
“根据此次考古新发现,也许会在该问题上有新的推进。
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这是学界的共识,比如有望厘清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过去我们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8个坑,并且对周围进行了详细的勘探,有助于复原当时‘神庙’或‘祭祀区’内部的空间,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从著名的出土文物青铜大立人像手里握的是什么到是否会有文字发现,从如何理解几座“祭祀坑“的关系到三星堆究竟起源于哪里,从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如何吸收融合为己所用到是否会有新证据出现支持远距离贸易……三星堆还有许多谜题待解。
正如许丹阳所说:
“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很多之前未见过的器物,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新问题,比如新出土的器物是怎么制作的,产地在哪里,祖型是什么,谁在使用……我们抱着这样的好奇心去探索,但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做基础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
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展现了中国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在考古现场,记者发现,距工作舱不远处,就设有应急检测分析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等,实现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无缝对接。
“三星堆祭祀区考古现场发掘估计能在10月前结束,但之后的整理,需要的时间可能不只七八年。
链
接
三星堆文化
涉及更大范围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家文物局指导四川省开展大规模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
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成都平原、重庆涪陵长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发现三星堆文化或略晚于三星堆文化的相关遗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围,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的密切关系。
三星堆龙造型
龙的造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在中国境内有大量的发现,是中华文明具有标志性的造型之一,并在后世被解读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三星堆把龙的造型装饰到跪坐人头上所顶的青铜大口尊的肩部,并且它比一般的铜尊肩部装饰要大得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是三星堆文明在吸收、借鉴其他区域文明因素的同时,发挥创造力的突出表现。
延伸阅读
多科技手段集成应用
此次考古发掘,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考古工作者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考古现场保护棚、使用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平台、建设考古现场文物应急保护实验室等,在多学科、多机构的专业团队支撑下,构成了传统考古、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实现了考古发掘、系统科学研究与现场及时有效的保护相结合,确保了考古工作高质量与高水平。
既有文明关联印证
又有奇异独特彰显
新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祭祀坑”达6座,其出土文物提供了更具完整性的资料,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重要一极的地位。
(见图①②③)
(责编:
岳弘彬、郝江震)
李明斌,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物馆馆长
(一)
两个小长假的考验。
“3·
20”直播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三星堆博物馆就经受了第一波大观众量的考验。
4月初的清明三天小长假,三星堆博物馆迎来了湖水般涌入的观众:
第一天,1.5万,第二天,2万,第三天,近2万人次。
屡创三星堆博物馆1997年建成开放以来的观众到馆人数新高,超过历年任何一次黄金周单日观众量。
因返回三星堆,列席国家文物局领导调研座谈,亲见三星堆博物馆东外公路上井然有序的观众排队长龙。
据博物馆同事介绍,这次观众排队到大马路上和进园区后、入馆前再排长队的罕见情况,令他们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又喜出望外。
长龙般的队伍,让人既赞叹三星堆的超级魅力,又钦佩观众的文明和耐心。
与此同时,三天小长假在给三星堆博物馆带来了运行压力,也带来了意外惊喜:
博物馆纪念品商品里有关三星堆的书籍、图册全部卖空,博物馆文创库存频频补货……观众的“冲动型”消费和购买力,提醒了博物馆得赶紧提前备货,并开发新的品类。
位于三星堆博物馆园区东南向、浏阳路东北边有一块巨大的空地,当地人称“三星堆大草原”,起初我以为只是个笑谈,没成想手机地图上一查,还真是有这个名。
想必是从历来有诙谐、幽默感的当地人口碑中演化而来。
在这处曾铺满青草的空地上,十几台平整地面的推土机不停地来回穿梭,为即将到来的五一节做准备。
果然,这处可容纳数百辆车子的临时停车场,在新冠疫情以来第一个实质意义上可全面正常出行的五一小黄金周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央视报道,三星堆博物馆5天共接待8万人次观众,同比增长360%,又创新纪录。
相信随着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面世、新成果的公布和新馆建设的实施,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走进三星堆,体验灿烂的古蜀文明,感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3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考古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形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确定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化进程研究”作为“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星堆文物曾先后出展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这种对话的方式,能够让人们更好地感受文化的碰撞和一种情感共鸣的同时,也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中国浩如烟海蔚为壮观的文物群体中,三星堆文物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
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造型夸张的青铜面具、高达3.95米且技艺精湛的青铜神树、流光溢彩的金杖……这些文物都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珍品。
此次,从三星堆此次出土的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华丽的金面具、精美的牙雕、青铜神树等文物,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中原二里头文化、商文化的影子,明显受到中原夏商文明的影响。
02改革红利深度释放,文物艺术品将备受追捧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十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星堆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角,但已可见一斑。
文物艺术品因为承载着文化和艺术内涵,价值不仅永远不会遗失,相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放大其价值,甚至远远超出其价值本身,这也是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人热爱收藏的根本所在。
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红利的深度释放将全面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在新富豪群体和增量资金的不断加码下,文物艺术品的文化属性和金融属性将更加凸显。
文物艺术品收藏不仅能体现收藏者的社会地位,丰富其自身的文化知识,在改变人们物质生活档次的同时,也让人们获得了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盘活文物艺术品市场,也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更强劲动力。
因此,未来文物艺术品将备受投资者和收藏家的追捧。
03收藏是为文化而藏、为艺术而藏,更是为社会、为国家而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富人阶层的数量急剧增多,未来还将持续增加。
财富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责任和遗产安排,这是不可避免的。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投资回报率大幅降低,全球股市、债市跳水,新兴财富群体和增量资金开始转投艺术品市场水到渠成。
而艺术品资产也由于其隐蔽性和价格的不确定性,因此成为富人在资产配置中税收筹划和代际传承的最佳选择之一。
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我国亦如此。
艺术品收藏不仅可以很好地传承文化和艺术,也可以更好地向世界宣扬和展示我国文化。
正印证了那句:
收藏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是为自己收藏了,而是为社会、为国家收藏。
(二)
民以食为天,食以“味”为先,尤其在四川。
三星堆考古研究基地的伙食,想必给曾在此就餐的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就是其中之一。
距离发掘现场约5公里的考古研究基地,位于广汉市郊,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队员的食堂。
在本年度发掘工作之初,来自国内其他城市的发掘参与单位也曾一度在此用餐,后由于发掘人员快速增加,基地食堂已容纳不下,不得不另行安排他处用餐。
食堂在研究基地侧后方,有大小不一的三个用餐空间,外带一露天交流区,更外侧则是一片待征用地。
看到有几只个头不大的黑山羊悠然地吃着草,问何用之有?
唐飞院长笑答:
年底打牙祭。
此事甚好,遂记下了。
室内配餐间开敞、明亮,碗筷消毒柜整齐排列在取菜台左侧,体现管理者的用心。
食堂最多可供70人左右同时用餐。
几次蹭饭下来,深为大厨的厨艺折服:
夫妻肺片、回锅肉、宫保鸡丁、麻婆豆腐、鱼香肉丝、水煮肉片、泡儿菜……凡川菜经典者,无一不曾在该食堂出现,并为就餐者一扫而光!
后来得知,盖因研究基地聘得当地一戴姓知名大厨。
每次到基地用餐,因每一道菜都无比好吃而大快朵颐,我都会在不觉间超量。
曾微信好友自嘲曰:
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是每每到此长半斤。
因为,“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川菜实在是太好吃。
(三)
博物馆新馆方案呼之欲出。
在四月初的座谈会上,有识者指出,新馆3.5万平方米的规划面积能否满足观众需求并提升观展体验?
能否让新出土的文物都能得到很好的展示?
要否为未来的发展预留适度的拓展空间?
四月最后一个星期天,为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调休,是个上班日。
我刚从川东出差返沪第二天下午,接到通知,邀赴川参加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概念设计方案咨询会。
从会上获悉,四川省文物主管部门在2019年下半年三星堆考古勘探明确会有重要考古发现时,即启动新馆建设工作程序,通过国际竞赛方式向全球建筑设计师(机构)征集概念方案,此招“先手棋”,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根据竞赛公告规则,新馆概念方案征集,经数次评审,已推荐出较好方案。
由于三星堆博物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本次咨询会议高效务实。
各参会专家在实地查看选址用地和充分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对所议方案的在地文化体现、对原有建筑的理解、呼应以及与现有博物馆园区的友好关系表达等主要方面,优中选优,综合评判,整体达成咨询意见。
同时,结合观摩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区发掘现场,会议有针对性提出应适当增加建筑面积,因应后续新出土文物保护、展示之“刚需”;
还提出了博物馆定位建议,利于长远之规划发展。
人民网
本报成都3月20日电(记者杨雪梅、王明峰、宋豪新)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
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
“祭祀坑”平面均为长方形,规模在3.5平方米至19平方米之间。
目前,3、4、5、6号坑内已发掘至器物层,7号和8号坑正在发掘坑内填土。
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
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据了解,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开展。
《XX》(2021年03月21日02版)
三星堆遗址:
有多少谜,还没解开?
发掘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3月29日,“金属探测反应强烈”的8号坑已掘至灰烬层,后续或有更多珍贵文物亮相。
这是继35年前两大“祭祀坑”发掘出千余件文物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又一次惊艳世人。
据“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3月20日通报,新近发现的6座“祭祀坑”内,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祭祀坑”考古现场三星堆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性遗址。
1986年,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其中不少造型独特、前所未见,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陈德安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二十多年,其间主持过1、2号坑发掘工作。
2019年12月,3号“祭祀坑”现世,他当时已退休,听到消息后仍赶往现场。
得知3号坑填土和出土过重大文物的2号坑类似,陈德安就断言,“会有大器物”。
“这次发掘让三星堆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更为清晰。
”陈德安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三星堆文明不是独立起源的原生文明,而是深受夏商文明技术、礼制影响,并与长江中下游文明产生了互动。
初步来看,新出土文物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
与此同时,仍有一些谜团待解。
与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年代接近的殷墟遗址(商朝后期都城遗址,公元前1319年—前1046年)已有成熟的文字系统,为何三星堆仍未见文字?
青铜技术从中原传入成都平原后,三星堆这么多工艺高超的艺术品是在哪儿制作的?
其原材料从哪儿获得?
这些尚待进一步发掘、研究来求证。
金面具残片“没有证据证明三星堆与古西亚、埃及等地有文化交流”学界普遍认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三星堆遗址中由玉琮、玉璧、玉戈和牙璋演变成的仪仗用具和青铜尊、青铜罍、铜铃等,都是中原地区的风格。
这些风格的遗物,基本上是在夏王朝后期都城二里头遗址形成,有相当一部分被商王朝所继承。
此次3号坑出土的青铜大口尊、方尊等器物,都是商代常见的青铜器,尽管它们在具体纹饰上有所差别。
更为直观的是,新出土文物的“鸮”形尊,系三星堆首次发现,而在远在千里之外的殷墟遗址,同样有“鸮”形尊。
“这次最新发掘出来的部分文物,都和商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陈德安告诉澎湃新闻。
比如,三星堆早期的青铜器,和早商二里岗文化、殷墟初期的青铜器、河北藁城商代青铜器风格相近;
特别是一些包括兽面在内的青铜器、玉石器和建筑基址的做法,更接近早商二里岗文化;
比三星堆更早的良渚风格玉石器,也出现在了三星堆、金沙遗址中。
“当然,这些青铜器、玉器的联系不是成品的流动,而是礼仪观念和技术的输入。
”陈德安称,这也说明从早商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晚商殷墟文化时期,古蜀与商王朝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存在交流,除了商王朝的政治、礼仪影响了蜀地以外,他们还有技术、资源方面的交往,如青铜器冶铸和玉石器生产。
陈德安称,古蜀文化对外交往中有向东向北两条路线,向东是从三峡地区进入南阳盆地,再到中原地区;
向北是通过随枣走廊进入南阳地区,再到中原地区。
他解释,中原文明同时影响着古蜀和长江中下游文明,而成都平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又有互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在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往中,夹在中间的巴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陈德安认为,商代的巴民族在蜀与商王朝的交往中起到媒介或驿站的作用。
按照不同风格,陈德安将三星堆遗址中的青铜器分为三类。
“第一类风格接近早商的二里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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