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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教育是纯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提供。
二、选择题(从以下各题所给答案中挑选出所有被认为是正确的答案)
1、一般来税,个人收入中至少有三项得自于政府支出:
()。
A、个人劳务收入的一部分
B、大部分转移支付
C、几乎全部的租金收入
D、全部的公债利息收入
2、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反映不同经济指标的国民收入账户测定一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这些经济指标包括()
A、个人可支配收入
B、国民生产总值
C、国民收入
D、个人收入
E、税收总额
3、如果某国最近5年内政府财政开支增长率平均为9%,而该国最近5年内的GNP增长率平均为%,这种情况表示该国的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为()
A、
B、
C、
D、
4、从政府预算管理角度看,不同分类法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意义。
通用的政府财政支出分类法有()。
A、按照支出用途分类
B、按照政府社会经济职能分类
C、按照开支重要性程度分类
D、按照使用财政支出的部门分类
E、按照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性质分类
F、按照政府财政支出的流向分类
5、随着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个人在满足基本消费后,其剩余收入就会越来越多地用与“二类需求”。
在“二类需求”中通常要求政府财政活动予以满足的项目主要包括()。
A、对公共教育的需求
B、对公共卫生保健的需求
C、对海外旅游的需求
D、对公共安全的需求
E、对公共娱乐的需求
F、对富于营养的食品的需求
6、马斯格雷夫认为,可以把造成政府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的各种原因按照不同性质划分为()。
实际上,政府财政收支及其结构变化就是这些因素决定的。
A、经济因素
B、条件因素
C、社会、文化、政治因素
D、人为因素
E、政府因素
7、只有当该经济社会进入()状态,其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供给与消费才能被视为获得了一般均衡,此时两类产品供给与消费格局决定的资源配置达到了帕雷托最优化状态,也标志着公共产品处于最优供给状态。
A、RTG、Y=MRSAG、Y=MRSBG、Y
B、MRTG、Y=MRSAG、Y+MRSBG、Y
C、MRTG、Y+MRSAG、Y=MRSBG、Y
D、MRTG、Y=MRSAG、Y-MRSBG、Y
8、一国国防支出的规模通常受以下各因素影响()。
A、国家的经济实力B、国际政治环境
C、国防战略D、国防支出的效率
9、财政教育开支的范围,不包括以下哪些内容()
A、义务教育
B、职业教育
C、高等教育
D、教育系统的一般行政管理费用
E、家教、假期补习班
10、以下关于国防开支合理规模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B)
A、政府提供用于国防的公共产品也必须考虑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等问题,即也要在成本-收益比较基础上确定国家国防支出(国防投入)的规模
B、科学地编制国家军费预算,政府必须遵守基本原则是“越多越好的原则”
C、经济社会需要就“大炮”与“黄油”的生产做出理性选择
D、国防产品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产出规模是有效供给规模
三、思考题
1、简要说明市场经济中实现“帕雷托最优化”的基本条件。
2、市场经济中,存在公共产品与不存在公共产品的两种情况下相比,其决定“帕雷托最优化”的基本条件有什么不同。
3、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对政府组织财政收入与规划财政开支活动有何指导意义
4、简要阐释“林达尔均衡”理论。
5、简要阐释“克拉克税”理论。
6、简要阐释“瓦格纳定律”理论。
7、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在1990年代前的100年里呈明显上升趋势,简要说明这主要是何种原因导致的。
8、国防支出对经济社会有哪些主要影响
9、简述影响国防支出的主要因素。
10、确定国防支出合理规模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
1、T;
2、F;
3、T;
4、F;
5、F;
6、T;
7、F;
8、F;
9、T;
10、F
二、选择题
1、ABD;
2、ABCD;
3、B;
4、ABDEF;
5、ABDE;
6、ABC;
7、B;
8、ABCD;
9、E;
10、B
答:
假设:
经济社会全部资源为既定,并且只生产两种私人产品,X和Y;
该经济社会只有两个成员,A和B,他们对X、Y的消费有着不同的偏好。
那么,在通行自由竞争、自愿交易原则的市场经济中,给定两种产品价格情况下,体现市场效率的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条件是:
生产方面(生产效率),两种产品的边际成本之比等于它们的价格之比,即MCX/MCY=PX/PY,由于两种产品的边际成本之比就是生产该两种产品的边际技术转换率,于是MRTX、Y=MCX/MCY。
消费方面(交换效率),社会成员(A、B)消费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相等,并同时等于两种产品的价格之比,即
MRSAX、Y=PX/PY、MRSBX、Y=PX/PY和MRSAX、Y=MRSBX、Y。
把生产与消费结合方面(产品混合效率),生产两种产品的边际技术转换率要等于社会成员消费两种产品的边际替代率,即
MRTX、Y=MRSAX、Y=MRSBX、Y。
只有当该经济社会进入MRTX、Y=MRSAX、Y=MRSBX、Y状态,其生产与消费也便达到了一般均衡状态,此时经济社会中生产与消费格局决定的资源配置达到了“帕雷托最优化”状态,即不仅社会经济资源做到了充分利用,而且每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也实现了最大化。
换言之,经济社会处于帕雷托最优化状态,意味着该经济社会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能够从经济交易中得到的所有收益都已经得到,无法再进一步作互利的交易,或者没有可能继续做出使所有交易各方境况变得更好的交易。
与纯私人产品情况相比,公共产品存在情况下,经济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雷托最优化的条件略有不同,前者为
MRTX、Y=MRSAX、Y=MRSBX、Y,
而后者为
MRTG、Y=MRSAG、Y+MRSBG、Y
不过,这两个帕雷托最优化表达式,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所说明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它们之所以在表述上有所不同,原因在于:
个人从增加的私人产品消费中取得的边际效用可以被充分内在化,可以直接与相应增加的私人产品之边际成本进行比较;
而个人从增加的公共产品消费中取得的边际效用存在着差异,只有加总后才能计算出全部社会成员从增加的公共产品消费取得的总边际效用,才能与相应增加的公共产品之边际成本进行比较。
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为政府组织财政收入与规划财政开支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理论指导:
第一,进一步论证了政府规划财政开支以履行各种经济职能的合理性标准与有效性标准,明确说明了政府财政活动的目的性——普遍提高和持续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福利状况,和经济性——社会福利的改善不能以个人福利的损失为代价。
第二,经济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数量(及其结构)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成员消费偏好变化所决定的。
这种消费偏好变化源于多种因素,有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
除非政府是无所不知的万能计划者,否则政府不能无视受消费者原则支配的市场选择而自行决定公共产品供给规模(财政开支规模)。
第三,社会成员按照个人从消费公共产品中得到的利益交纳相应的税款是合理的,即政府应该按照“收益原则”制定课税标准。
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某些社会成员不能正确的充分显示个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通常是低估个人对公共产品消费的获利程度,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活动中出现入不敷出问题,使得公共产品供给实际上难以达到帕雷托有效配置状态。
那么,在存在众多“免费搭车者”情况下,政府只能按照公共产品的“影子价格”对公众进行课税。
因此,政府还须按照“支付能力原则”制定第二种课税标准。
但是,无论按照什么何种原则对公众课税,政府尽量杜绝“免费搭车者”行为都是必要的。
第四,由于经济社会不能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会正确、充分暴露个人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而政府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免费搭车者”行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无法要求政府严格按照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来规划其财政支出。
这倒并不是说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只有理论意义而无实践意义。
而是说,到目前为止,各国不同时期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具体确定,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政治过程,公共决策过程才能予以完成,这一事实也无可厚非。
动态地看,政府不断合理化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过程,是一个错了再试的过程,其参照标准必定,是由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确立的。
政府只要时时把握好这个标准,其财政活动应该不会发生严重问题,并能够有效地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瑞典着名经济学家埃里克·
罗伯特·
林达尔,长期重视对公平税收问题的研究,他利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提供公共产品以体现社会公平的自愿交换理论。
该理论认为,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方式同样适用于公共财政领域,即个人通过纳税来“购买”公共产品,就像通过市场价格来选购私人产品一样。
在公共财政领域,纳税人就是购买者(消费者),如果消费公共产品,就需要按照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预期收益向政府纳税。
这既是一种资源交换行为,也符合消费者“满足最大化”以实现均衡的原则。
在林达尔的自愿交换理论中,假定:
(1)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是既定的,而且收入分配状况是“公正的和适当的”;
(2)“消费者—纳税人”能够表露其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
(3)因为
(1)、
(2),则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而向每一社会成员课税与他们消费这些公共品所获取的收益成正比。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实质上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拍卖过程,最终能够实现经济资源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最佳配置。
在公共领域经济活动中,实际上缺少如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那种个人偏好显示机制,况且人们还有“免费搭便”的动机,进一步隐瞒或扭曲了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偏好显示。
鉴于这种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长期以来,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找到能够刺激人们在公共经济领域“说真话”,或者“诱导人说真话”的机制。
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格罗夫斯、克拉克等人做出了积极贡献。
其中,由克拉克设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克拉克税”的诱导人们真实偏好显示的机制,最为着名:
首先,向每个行为人就消费公共产品指派成本,Ci,这是每个希望消费公共产品的人必须支付的费用。
其次,要求每个行为人须表明有一个净值,Si(这既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他或她的真实净值ni),即表明消费公共产品后所获得的效用值减去支付费用后的净额。
再次,如果所表明的净值之和是正数,公共产品就得到提供,如果是负数,就不会被提供。
最后,要求每个关键人物纳税。
所谓关键人物,即在排除他进行决策时,决策结果将发生改变的人。
如果第j个人的决策使本来决定提供公共货物改变为不提供公共货物,那么他即为关键人物,所要缴纳的税收就是:
如果第j个人把不提供公共货物的决策变为提供公共货物,那么他所负担的税收将是:
由于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导致政府财政开支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不断扩大,客观也上反映了“国家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
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
瓦格纳首先阐述了这一“经验规律”,后被称为“瓦格纳定律”。
虽然瓦格纳并没有明确指出应该以政府支出的相对份额,还是应该以政府支出的绝对金额来表示政府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但是后来的有关统计资料发现,在时间序列上,无论相对份额抑或绝对金额均呈现逐步提高趋势。
7、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至少在1990年前的100年里呈明显上升趋势,简要说明这主要是何种原因导致的。
政府财政开支日趋庞大的一些重要原因包括:
(1)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互补性和作为公共产品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设施的垄断供给性,决定了政府财政支出中这部分开支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2)技术变动提高了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对重要性;
(3)收入增长导致消费结构变化,二类需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保健、公共安全、公共娱乐等,不断提高;
此时,经济社会不仅有条件让政府利用更多的剩余产品来满足这些“二类需求”,而且逐渐把提供涉及“二类需求”的公共产品变成政府的一种义务;
(4)随社会进步产生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要求;
(5)人口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化要求。
8、国防支出对经济社会有哪些主要影响
答:
国防支出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正反两方面影响,都不能忽视。
就正面影响而言:
第一,国防预算带来巨额的政府采购,包括国防劳动力的采购和国防资本品的采购。
第二,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必然产生大规模的军事生产体系,成为增加经济社会劳动就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力量。
第三,出口需求也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器与军火贸易已成为当今全球贸易中最大的项目之一。
第四,国防支出会产生多种正的溢出效应。
第五,在某些社会环境下,尤其是特殊、紧急情况下下,国防开支支持的军事部门还要为民用经济、国民大众提供大量的直接服务。
由以上四点,国家经济增长、经济繁荣是不可能在受到外敌入侵威胁,或在不安全的国际争端环境中实现的,因此国防开支、军费支出等,可以视为社会为了获得更为安全,更有活力的经济环境而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
当然,不适宜的国防支出也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主要包括:
第一,国防支出的增加,必然要把更多的经济资源从民用部门转移到军事部门。
第二,国防支出或是增加国民的税收负担,或是增加政府的赤字压力,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但是,无论哪种情况,都对经济社会的投资与储蓄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三,国防支出对不同国家的国际贸易产生不同影响,在一些军火交易并不活跃的工业国,大部分军品是(出口企业、出口产品较为集中的)机械、电子、通讯、交通设备等行业提供的,政府对这类产品的过多需求势必减少这些行业的出口规模,进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增长缓慢,其平衡国际收支的难度随之加大。
第四,过度的国防支出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的其它负面影响还有很多:
例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的试验、生产、维护过程中产生的有害辐射、有毒气体等,对生态环境往往造成难以恢复的损害。
又如,军事利益集团可能对政府公共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鼓励国家的过度军事化,以致煽动本国政府对外实行军事干涉、入侵。
这些行为在威胁别国安全的同时,还会引发国际军备竞争,对世界经济产生某种破坏性影响。
再如,在很多国家,大量的国防采购往往与国防支出疏于管理现象同时存在,巨额财政资金低效使用,甚至无效使用问题十分严重。
这对经济增长、国民公共福利增长而言,无疑是一种阻碍因素。
总而言之,国防支出对经济的最终影响目前尚无定论,它取决于一国各种具体条件的性质。
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军费开支的绝对和相对规模差异巨大,国防支出的数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世界政治、军事形势,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政策,经济实力平等。
具体来说影响一国国防支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内外政治局势。
国防支出主要是用于防御外敌,但是,如果国内政局不稳,民族矛盾突出的国家,军费开支要相对提高。
第二,经济实力。
国防支出是财政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形成的,因此,国防支出规模首先受国家财政状况的制约,财政状况越好,国防支出也就有可能越大。
而国家财政的状况,最终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经济发展越快,效益越高,用于国防支出的资源就更多。
一国的经济实力对该国军费支出有直接的影响,人均GDP越高,人均军费支出就越多;
反之,则越低。
第三,国防战略。
一国奉行的国防战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国防经费。
第四,影响各国国防开支规模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例如,国防经费的使用效率、地域因素等。
如何确定国防支出合理规模,是各国政府预算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如果单纯从国防角度看,可能会得出军费开支越多越好的结论,因为充足的军费开支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威慑和防御能力。
但是,政府提供用于国防的公共产品也必须考虑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用效率等问题,即也要在成本-收益比较基础上确定国家国防支出(国防投入)的规模。
按照经济学原理,某种产品生产的有效规模,应该是该产品在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的产出规模,从而可以在理论上确定国防支出的合理规模,但在一国经济资源总量为既定的情况下,用于国防建设的社会资源越多,用于其他非国防方面的社会投资及国民消费的财富就相对越少。
因此,经济社会还需就“大炮”与“黄油”的生产做出理性选择,这种军品、民品生产之间的选择、权衡分析,虽然有利于政府决策时兼顾两者的需要,但是这种分析仍然无法回答国防支出本身的合理规模问题,即理论得出的组合中对应的国防产出规模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仍很难确定。
根据“国防经济学”的理论形成的“设计-规划-预算制度”预算编制方法,为确定最适国防支出规模做出了贡献,具体而言。
政府的国防预算首先要大体确定本国所需的军事力量规模,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类涉及国防、军事活动的开支项目;
其次,为各个开支项目制定一些可以相互替代的实施方案;
再次,对各个实施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便选定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方案;
最后,根据被选定的方案所需资金要求,编制国家的国防支出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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