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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空间和场域内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也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为改变或保存实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每个场域都是一个战场。
[1]作为现代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媒介表现形态和大众艺术形式,电视无疑是社会结构各场域及其内部各种力量间斗争表现最集中的领域之一。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起,伴随着政治伦理型文化范式向商品经济型文化范式的整体过渡,中国社会各阶层间、各文化场域间发生了建国以来程度最深范围最广的一次裂变和重组活动。
电视媒体的节目类型和传播观念也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打破单一的“家国同构”式理念束缚,从一元样态走向多样化发展。
经历了一系列的革新和探索之后,上世纪末以来,游戏娱乐和普众“选秀”类节目开始在电视荧屏上大量涌现,参差不齐的节目质量和缤纷多彩的选秀舞台在引发观众责难和称赞之声的同时,也在更为宽广的社会领域和文化层面揭开了社会各个场域不同力量间博弈现状的面纱。
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失调、文化时势权力和长老权力的竞逐、受众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的变革以及产业链条的打造、经济利益的追逐在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喷涌和潮替中一一呈现,而由此所引发的诸如传统伦理世界的解构和建构、社会文化语境的多样和净化、媒体传播形态的分化和聚合、舆论批评立场的激进和保守等问题也随之成为新的理论焦点。
一、社会动因:
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失调
中国电视娱乐化浪潮的兴起和演进,同整个社会价值趋向的变化和文化观念的更迭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对中国民众原有的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和改写。
当自给自足的农业生存方式以急剧裂变的姿态,向现代工业性生活形态和市场经济体系加速前进的时候,整个社会工作的着力点和运动重心都聚集在了社会动力机制的转型和革新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行为和其利益之间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利益、收入、财富等不再是丑恶和禁忌的对象,而成为可以努力谋取的目标。
相比以效率进步为主要衡量尺度的动力机制的建设来说,保持社会运转平稳均衡发展的平衡机制建设却被相应忽视和搁置,呈现出滞后甚至是缺失的状态。
[2]二者间建设进程失调的结果导致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动力机制在恶性向度上的非正常发展,人们精神世界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价值观念的改变引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竞逐,对物质利益的竞逐又进一步催生个人欲望的急剧膨胀。
如果说,中国电视媒体的建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还处于对过极政治话语霸权和贵族传播姿态的纠偏状态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发展向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倾斜,其重心则逐渐转移到了对经济利益的索求和对新传播方式的打造上来。
“特别是1992年以后,在对计划经济批判性的反思中,‘市场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意识,人们不知不觉地用‘市场’置换了‘理性’,使其成了又一个新的神话。
”[3]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影视艺术和新闻传媒领域,对现实和理想的深度阐释和坚守被对身体和欲望的快乐追逐和索求所取代,精神的沦为物质的、深度的沦为浅表的、集体的沦为个人的、精英的沦为市俗的,传统意义上的保守主义和精英立场越来越多地让渡给各种各样的大众理论和娱乐实践。
在远离了媒介传播一元化的时代之后,收视率和“注意力经济”自然结合。
在混沌的话语场中,文化语境的异化和理论气场批判精神的缺失让电视媒体成为娱乐神话的最大制造者。
2004年,以《超级女声》事件为标志,电视“选秀”活动开始席卷全国,原只限于电视荧屏的“娱乐旋风”也随之超越媒体自身搭建的舞台,越界侵入教育领域,演变为整个社会公众、尤其是全体青少年的集体事件。
一方面,电视媒介建构的“一夜成名”神话和其所彰显的“平等精神”和广大青少年的心理需求达成默契,在媒介平台、市场逻辑和个人欲望的议程互动中,充满了魅惑之力的“选秀”景观被合力推向社会前台。
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机制的失衡却又让文化和教育领域内部普遍缺乏应对“选秀”潮流袭来时的能力,必要的辨别和调适在平衡机制发展严重滞后的状态下被悬置。
大众文化规约机制的缺乏让经济利益、身体快感和表现欲望无障碍地紧密结合,并由此让以“选秀”现象为代表的中国电视娱乐化浪潮演变为当代社会发展机制失衡的又一个注脚。
二、文化视野:
时势权力和长老权力的竞逐
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曾提出过四种权力的划分观念,即“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从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和“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时势权力”。
[4]在这四种权力中长老权力代表着传统和权威,时势权力象征着现代和变革,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则更多地含有政治革命和社会契约的意味。
作为社会有机构成体中的一部分,其实任何一种文化场域内部,都存在着类似于整体社会结构划分中长老权力和时势权力这样的概念,在这里笔者称它们为文化长老权力和文化时势权力。
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形态的演变过程中,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内的文化长老权力和文化时势权力时常处于彼此胶着的状态当中。
在一个变化很慢的社会结构里,文化间这两种有对抗性质的权力可以和平相处、互相制约,可是一旦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动加剧,均衡的态势就会被打破,文化时势权力势必会对文化长老权力构成危机和反抗。
作为现代社会中文化时势权力的缔造者之一,电视媒体是借助现代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成长起来的,其融视觉、听觉等于一体的全息化信息传播方式,同以往的社会文化形态相比,所产生的最大影响是直接将人们广阔的现实世界改造成了荧屏上的方寸天地。
如果说人类在文字时代和印刷时代建构出了面对社会时的深度思考习惯和抽象概括能力的话,那么,视像时代的电视媒体则倾向于将这些能力逐步消解。
在印刷文明时代,人们的认知能力会将现实生活和理想世界清晰地一分为二,而在视像文化时代,媒介传播内容即等同于现实生活的“认知同化”现象却成为绝大部分受众的接受心态。
在对电子信息技术的借力下,电视传媒持续不断地的将视像文化的特征、观念、内容输入到印刷文明的肌体内,形成“注释”[5]和篡改的力量。
在小小的荧屏魔框前,画面和生活的“同步”进一步模糊了二者间的界线,虚拟现实里的名牌、快餐、豪车、洋房成为大众指认日常生活的标签,印刷文明时代的“高雅”和“精深”在荧屏世界的挤压下被大众所认可的“日常生活”所消解。
只是,文化领域内的角力,却又远不像政治权力层面上的社会变革那样可以通过横暴权力来完成,也不像同意权力那样可以以法律或契约的形式达成和解,在这个角逐嬗变的过程中,消解和反消解、“注释”和反“注释”并行成为常见的状况。
中国电视媒体诞生初期政治思想的主导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精英话语立场的确立,事实上就是文化长老权力对新兴电子时势权力所采取的一种反消解姿态,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对电子文化的反“注释”活动(这种消解和反消解、“注释”和“反注释”的活动,其实不仅仅发生在纵向的文化继替间,同样也发生在同时期的文化横向结构调整中,如纸媒、广电、网络和各种各样新生媒体之间的融合变革和借力调整等)。
那时,无论是精英理念赋予电视媒体的文人化特征,还是居高临下的宣教姿态赋予电视媒体的政治化烙印,所显示出的,其实都是处于控制地位的印刷文明的面貌和特征。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时,随着整个社会结构转型的基本完成,这种反向消解的能力急剧退化。
如果说以前的电视媒体,还能借助文化领域内消解/反消解、“注释”/“反注释”的调整机制,保持自我纠偏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的电视媒体已经借助社会结构急剧调整的力量,基本完成了由时势权力/挑战者身份向长老权力/支配者身份的艰难过渡,除了来自文化场域以外的政治权力的约束以外,经济利益成为电视传媒所唯一看重的力量。
在历史移势的情境下,印刷文明再也无法扼制电视娱乐化浪潮的迅猛发展。
随着电视娱乐化浪潮在荧屏的兴起,消解和反消解、“注释”和“反注释”的过程开始以和六七十年代反向的面貌出现,在传者和受者共同搭建的“逼真”的生活舞台上,隐藏于其后的机制危机和文化断层却被悄悄遮掩和带过。
三、心理维度:
定向期待和创新期待的变革
瑞典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的基础上,曾提出过“S→AT→R”的公式,认为来自客体的刺激(S)要经过主体认知结构(A)的改造和扩展(T),然后才能生成主体的反应(R)。
[6]在这个主客体传受的过程中,受者的认知图式(AT)经常要被激活和重构,平常所处的文化环境、所接触的媒介信息等都在这个认知图式的重构中起着巨大作用。
从媒介传播的角度来讲,受众在接受信息时,自身已有的思想、文化、知识、修养、能力、经验、习惯等就已先在地为其提供了一种“期待视界”——这种期待视界,又往往分为趋向于保守的“定向期待”和渴盼变异的“创新期待”两种类型,它们以模式重合的方式同时存在于受众的心理结构之中。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期待会处于此消彼长的不等势状态,如果社会变革较小,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形态都相对稳定,那么这种期待视界就会趋向于保守和承传,相反,则会更多地趋向于创新和变异。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传统接受心理惯性延续,受众心理图式中的定向期待占据了主流,相对单纯的社会结构和整齐划一的前进步伐让审美的个性化追求和变异心理受到扼制。
这时的中国电视媒体长期浸淫在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型文化范式之中,在传播面貌上更多呈现出“以国为家、家国同构”的单一化形象,反映在文化娱乐类节目上,则是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占据了审美的绝对主流。
但是,随着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步伐的加快,社会结构形态的调整很快波及到文化领域。
文化反思热潮过后,中国电视媒体的传播理念、节目形态和大众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之间距离渐渐拉开,隔阂也日益突出。
当商业性大众文化以席卷之势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猛然袭来的时候,中国的电视媒体(包括广播、报纸和杂志等其他媒体)以来不及思考的被动姿态裹挟于其中。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政策的逐步放开和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使人们开始有能力广泛接触到西方国家的影视节目,受众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接受图式在西方影视节目形态和其娱乐价值观念体系的冲击下被激活重构,张扬个性、表现自我,追求更平等、更快乐、更轻松、更消闲的表达方式,成为受众对中国电视节目形态的潜在心理诉求。
观众审美接受心理上的保守性和变异性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涌入,变化节奏进一步加快。
在新的物质现实和文化语境面前,中国电视媒体所秉持的传统文化意识和审美价值观念遭遇到巨大挑战。
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尤其是作为主流受众之一的青少年群体,面对社会,面对生活,在表层情感体验和深层心理结构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绝大多数电视媒体的从业人员来说还并不很清楚,但是西方影视节目对青少年群体的吸引力和其对中国电视媒体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却是他们都能切身体会到的现实。
作为整个社会群体中感受最为敏锐的一群,在根深蒂固的贵族情结和精英身份被打落成碎片后,如何重新考量自身和社会,从而实现失却宣教者身份之后的二次身份认同就成了中国媒体在当时语境中的迫切任务。
中国的电视媒体最终将“娱乐文化”作为了自己的突围门径和发展方向,在这样的情况下,在对西方影视节目亦步亦趋的跟风和模仿中,传、受者之间保持最佳张力的结合点随之失位。
四、产业经济:
收视率和媒体-企业-个人间的利益链条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治—伦理型文化范式和“家国同构”式社会结构将中国的社会生活建塑成了多元合一的布局形态,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高度集中,政治社会、文化社会、经济社会、市民社会高度统一,个人的利益索求、理想向度和整个国家的建设利益、发展目标重合一致。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和作为社会组织的媒体、甚至企业等的自我需求被放置到底层,政治利益和国家利益成为统领一切事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
这个时候的电视媒体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身份和事业属性,其全部职责和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国家政治工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没有经济支出上的后顾之忧,再加上集体主义和国家观念高标的时代氛围,所以在传播理念上,中国电视媒体的社会责任意识远远超过其作为传播者的主体意识,纯经济意义上的成本观念、经营意识、收视率分析、注意力经济等对此时的中国电视媒体来说还是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逐渐波及传媒领域。
1987年,广播电视业首次被国家主管部门列入信息商品化行业进行管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从此成为电视媒体的行业发展方向。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电视媒体的事业和产业双重化属性被政府部门、媒体管理者(经营者)和社会大众所进一步认可和接受。
[7]经济保障的取消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使电视媒体的赢利心理变得迫切,除了政治底线的不能触碰以外,媒介自主经营政策也已经明确地将所有运作权下放给了媒体,中国电视媒体的市场变革步伐越来越快。
直面市场、直面生存、渴求经济上的收益和回报伴随着中国电视产业化经营步伐的加快,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电视媒体所要破解的首要难题。
在整个电视节目/栏目的生产、制作、销售等流程尚未形成一个畅通的产业链条之时,由企业投放的广告费用成为中国电视媒体最为主要的经济来源。
随着电视媒体开展市场经营的需要,收视率被正式引入到节目/栏目的考核体系中来,成为判定节目/栏目广告时段价位和衡量员工收入的最主要依据。
在收视率的左右下,社会企业、电视媒体、职工个人和受众群体开始在经济利益链条的贯穿下纠结成一个运转整体。
收视率和广告收益挂钩,使其作为数据的工具理性开始超越单纯的媒体传播层面,最终演变成对电视媒体传播价值人文理念的入侵和改写。
收视率的压力迫使电视媒体不得不在节目形态、编播形式、制作方法和运行机制等多层面上进行结构性调整,让电视在内容上更加迎合公众趣味。
当经济动机和商业逻辑上升到超越电视媒体社会公器的地位时,蛊惑术的逻辑——收视率的逻辑最终取代了批评的逻辑[8],正如埃里克•塞瓦赖德所说的那样,“任何一个低级趣味的人都不会有高级趣味,但是每一个自称趣味高级的人都有相当份量的低级趣味”[9],走向媚俗化成为电视媒体无法趋避的潮流。
电视“选秀”在荧屏的喧闹成为最好的例证之一,和国外电视“选秀”类节目依靠自身完整的产业链条赢取利润不同(如《美国偶像》所依赖的就是美国繁荣的唱片工业和它多元化的盈利方式,包括电视广告、转播版权、唱片发行、授权纪念品和演唱会门票以及资源的深度开掘等),国内电视“选秀”节目的利润平台几乎完全建立在广告赞助和短信收益的基础上,收视率的高低成为国内电视“选秀”类节目所看重的首要目标。
围绕着这样的默契,制作者、赞助商、选秀者把“秀场”变成了“名利场”、“是非场”和“隐私攻讦、欲望窥视的展示场”。
在海选过程中,短信参和、观众互动等环节将台下和荧屏前的观众大量引入彀中,“短信票选”让媒体和企业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利益来源和公众知名度,而“选秀”者个人也得以寻求到在公众面前展示自我的机会(在传媒时代,这也意味着作为无形资本的社会知名度的积累过程的开始)。
就这样,以经济利益为中心,以收视率为纽带,媒体-企业-个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链条,在这样的困顿之境中,电视媒体很难再继续坚持自己的价值理念而不走向随波逐流和趋奉迎合。
五、传播效果:
传统伦理世界的解构和建构
在现代社会结构体系中,传媒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和和商业社会拜物心态的联姻,已经使受众在不知不觉间被其所询唤和驯化,把媒介误认为是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文明的入侵者和一个应该对其保持警惕的异己力量。
在这种情势下,我国大陆地区的传媒教育(和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传媒教育是指对媒介从业人员进行的职业化、技能化教育”概念不同,传媒教育在这里是指用来擢升“人们面对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的反映能力”[10]的教育。
从根本上说,传媒教育所教授的就是指利奥塔意义上的“批评的、反思的或者阐释的知识”,是用来“直接或间接地审视价值和目标”的学问[11]。
——笔者注)却未能随之跟进,不但机构设置和人员数量极少,而且运作机制普遍匮乏,和西方国家和港澳地区相比,不但其在社会文明建设进程中应该发挥的监督和改进职能难以实现,甚至连程度微弱的提醒和警示作用也很难维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电视娱乐化所引发的,对原有伦理世界结构秩序的“去稳定性”问题也随之出现。
按照美国加州大学电影和传播学系教授马克•波斯特对人类社会信息交流方式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电视是其第三个发展阶段,即电子媒介交换阶段时期才出现的产物。
在这个阶段,人类的信息交流方式由于电子媒介的出现而演变成了虚拟化的形式,交流过程中的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成为发展趋势。
这种趋势的产生不但深深影响到了主体的建构方式、主体和世界关系的建构方式,甚至还波及到了整个的社会文明,并由此而产生了深刻的伦理学意义。
[12]“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在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致我们的一切都和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
”[13]电视传媒将荧屏世界转构为现实世界的虚拟化特征割断了传统意义上的伦理形成链条,人日益成为从现实伦理世界的实体中挣脱出来的“漫游的单子”,个体存在的伦理确认开始听命于荧屏世界的召唤和建构,而不再是现实世界里传统伦理精神的聚合。
[14]通过社会教育、生活习养以及多年文化积淀才得以形成的“伦理风尚”在电视媒体娱乐性舞台灯光的辉映下,被解构重塑为“伦理时尚”。
相对恒定的传统伦理世界在失去原有的建构模式和生活语境后,演变为变动不居的似沙风景,“时尚压过风尚、时尚僭越风尚甚至取代风尚的逻辑可能和现实局面”[15]开始出现。
事实上,电子信息传播方式的出现,本身就已经对道德的主体性及其伦理坚定性提出了新的诉求,要求在造就道德主体和伦理存在方面提供新的文化资源和价值供给。
这是一次伦理机遇和伦理风险并存的时代挑战,但在电视娱乐化的赛场上和传播活动中,我们所看到和所感受到的却并不是可以骄傲自豪的健康理念,而更多的是伦理风险的存在。
电视娱乐化所展现出的不是对原有伦理世界中正面价值的继承和肯定,而是普遍地赤裸裸地非理性解构,煽情、媚俗、低俗和欲望化、浮躁化、功利化充斥于场中的每一个角落。
在经历了大众文化的崛起、人文精神的失落以及精英身份的断裂之后,电视媒体的娱乐化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风景,其所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和电视媒体本身固有的魅惑性让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控制了电视,谁就控制了社会。
[16]也恰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笔者认为对电视媒体的娱乐化浪潮,我们的社会是到了应该全面审视和深刻反思的时候。
FieldandPerspective:
MultidimensionalAnalysisandCriticismofChineseTelevisionEntertainmentWave
YANGZhuang-zhen
(School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
Abstract:
ThispaperanalyzesChinesetelevisionentertainmentwavefromthesocialcauses,culturalvision,psychologicaldimension,disseminatingresults,industryetc..Itthinksthatthedeep-seatedcausesofcontemporaryChineseTVentertainmentwaveisthedisordersofdrivingforcemechanismandbalancemechanismofsocialdevelopment,thecompetitionofculturecurrentpowerandcultureelderpower,thechangesofaudiencesconservativeexpectationsandinnovationexpectations,thebuildingandsharingtogetheroftheeconomicinterestschainandsoon.
KeyWords:
televisionentertainment;
analysis;
criticism
原文刊发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5期
[注释]
[1]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许钧译,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46.
[2]李忠杰.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平衡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07,1,(4-15).
[3]单波.现代传媒和社会、文化的发展[C].戴元光.传媒、传播、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的价值重构[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21.
[4]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78.
[5]“注释”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用于表示社会变迁过程中,时势权力在无法改变自己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对长老权力所进行的一种“名实分离、借名换实”的活动,即把自己的观点和内容输入到对方的名下,借之来实现自己改革目的的一种方法和行为。
[6]皮亚杰.皮亚杰学说及其发展[M].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21.
[7]童兵、姜红.处于市场经济十字路口的中国大众传媒[C].戴元光.传媒、传播、传播学——新闻传播学的价值重构[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87.
[8]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M].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65-66.
[9]苗棣、范钟离.电视文化学[M].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171.
[10]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1992年对“媒介素养”所下的定义。
[11]让-佛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0.
[1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12-21.
[13]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
新华出版社,1993.161-162.
[14][15]樊浩.电子信息方式下的伦理世界[J].中国社会科学,2007,2,(78-89).
[16]罗盛希.电视和社会控制[J].理论探讨,1990,1,(9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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