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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未及采纳,而发生了南京反教风潮,而有禁止耶教、驱逐教土之令。
后来延至天启、崇祯年间,再发生日蚀的错误,旧大统历与回回历都不验。
明思宗便接受徐光启的建议,成立历局,以光启为监督,主持修订新历法。
即以崇祯原年戊辰为新历元年,名之曰崇祯历。
并起用李之藻,征聘教士龙华民、邓玉函、罗雅各布、汤若望等。
开局之后,徐光启便偕同李之藻、龙华民等,先从事译书研究与观察的工作。
第二年李之藻病故,崇祯六年徐光启也去世。
当光启病笃时,举荐当时通晓西学的前陜西按察使李天经继续主持历局之事。
后至崇祯七年,成历书一百卷,共分十一部,名曰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
崇祯六年又议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历法虽成而明亡,竟未及施行。
后来清兵入关,即采用西洋教士所研订的新历法,并用汤若望为钦天监。
继汤后又用南怀仁为钦天监。
南怀仁死,又用闵明我、徐日升、戴进宝、巴多明、高慎思、汤士选、毕学源等人,或为钦天监,或任顾问。
介绍西方天文历法的译述,重要的著作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着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有徐光启与诸教士共同译述的日躔历指、测天约说、测量全义、恒星历指、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与李天经所著的历元等书。
有清初西洋教士共同编译的新法表异(汤若望作)、历法西传、康熙永年历法、历象考全书、仪象考成等书。
与文字著作同时介绍到中国的是天文仪器的制造。
在崇祯时,历局成立,在邓玉函、罗雅各布等西洋传教士指导下,制成新式天文仪器多种。
包括「七政仪」、「列宿仪」、「平浑仪」、「交食仪」、「天球仪」、「地球仪」、「日晷」、「时钟」。
后来这些仪器多被闯贼李自成所毁。
汤若望、南怀仁继为钦天篮,又加以重造。
在天文仪器中,观测天象最重要的是望远镜,最早的望远镜是利玛窦带来,明人称具千里镜。
徐光启主持历局时,曾仿制了几架望遗铙,取名「窥筩」。
(三)舆地学
最早介绍现代世界地图知识至中国者,为利玛窦之坤舆图。
利玛窦初到端州时,即绘有坤舆图以赠同好。
及二十八年晋京谒见神宗时,除圣像、自鸣钟外,曾进万国图志一册。
所谓万国图志,即当时的世界地图,并附有说明。
除此之外,利氏曾绘坤舆万国全图多幅。
当时中国人叹为得未曾有,好事者纷纷加以翻刻传布,一时遂有多种不同版本的利氏世界地图。
利氏世界地图的特点是:
(1)说明地为圆形;
(2)已有经纬度;
(3)已有南北极与赤道,并说明南北昼夜之长短;
(4)已有五大洲,为欧罗巴、亚细亚、利利玛窦的世界舆图之外,最著名的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书成于天放三年。
艾儒略的著作是根据利玛窦与庞迪我两人的舆地资料,加以他个人所搜集的见闻记录而成。
为之修订刊行的是杨廷筠。
内容所记多为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卷首附有万国全图,以下分洲叙述,最后则为四海总说。
此书内容述欧洲尤其意大利之情形为最详,因艾氏为意大利人也。
利玛窦、艾儒略之后,有南怀仁所绘制的坤舆全图,成于康熙十三年。
图作两半球形,并附有坤舆图说两卷,内容有一部分是录自利、艾之书,别一部分则是增加的新材料。
(四)数学
数学中最早译为中文的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es)所著之几何原本,为利玛窦与徐光放所合译。
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共六卷(第一卷讲三角,第二卷讲线,第三卷讲圆,第四卷讲圆外形,第五六卷论比例),所译并非原书之全部。
此书刊行后五年,徐光放复与庞迪我、熊三拔等加以校订。
几何原本之外,有关数学的重要译着,有以下诸书:
1.圜容较义:
万历三十六年,李之藻与利玛窦合译,论圆之内外初,属于几何范围。
2.测量法义:
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论高深广远之测量法。
3.测量全义:
徐光放与罗雅各布共着,内容包括平面三角与球面三角。
4.同文算指:
李之藻据利玛宝所授写成,内容为数学,包括四则算术与约分法。
5.大测:
崇祯时,徐光放所主持之历局中所编译,内容引述托勒密之数学定理。
自从西洋传教士将西方数学原理传人中国后,中国学人受其影响,各种有关西法之数学著作,如勾股义(徐光启着)、天学会通(薛风怍着)、几何论约(杜知耕着)、历算全书(梅文鼎着)、割圆八线(黄宗羲作)、赤水遗珍(梅谷成着)、杜式九术全本(张冠着)、续增新法比例(陈厚耀着)、测量全义(袁士龙着)……等,有如雨后春笋,不胜列举。
(五)物理机械
(1)《远西奇器图说》:
《远西奇器图说》是我国第一部讲机械学的书,也是第一部具体介绍西方物理学的专书。
原书为邓玉函口授,而由王征编着并绘图。
王征字良甫,号葵心,陕西泾阳人。
万历二十二年举人,天启二年进士。
曾受洗入天主教,与西洋传教士邓玉函、金尼阁等过从甚密。
王征最好研究物理学,除编着奇器图说外并自制机械多种,乡人称为诸葛孔明复生。
奇器图说一书是以图为主,而加以说明。
所列机械器物名称有六十六项之多,动力名称有二十九种,其原理则包括杠杆、滑车、螺旋等力学。
盖邓玉函本为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之知友,其物理学知识或深受伽氏之影响也。
王征于奇器图说之外,又着有新制诸器图说,为其个人所发明创制的机械所作的图说。
根据王氏的著作,知道王氏运用其所传授的西方物理学知识所作的奇器有「虹吸」、「鹤饮」、「轮缴」、「自行磨」、「自行车」、「运重机」、「连弩箭」、「生火机」、「代耕机」、「螺丝转梯」、「折迭梯」、「活闸」(自行启闭的水闸)等,这些奇器或为仿造,或为发明。
(2)泰西水法:
泰西水法一书共六卷,为熊三拔所著,内容介绍西方取水、蓄水、运用水力之法。
因水利有关农业灌溉,所以后来徐光启着农政全书,其水利部分曾抄录此书。
后来清代初年的宫庭建筑,如圆明园的喷水他,即系采用西洋水法,并为西洋传教土所督造。
(3)钟表与小型机巧玩具:
利玛窦到北京进贡的物品中,最使明朝皇帝感觉兴趣的,便是大小自鸣钟。
在利玛窦之前,来中国的罗明鉴也曾以大自鸣钟一座送给中国的总督。
后来万历三十八年来中国的金尼阁,也曾携有钟表进贡。
除了钟表之外,还有能自动的小玩具与小乐器等,在明末清初时,这类钟表曾大量的输入,特为中国皇帝与贵族所爱好,各类笔记小说中,有关钟表的记载特多,清乾隆时,在圆明园中并特设有「钟房」,以招待管理钟表的西洋教士,直到现在故宫中所保存的各一型各式的巧妙钟表为最多。
从钟表与各种小型自动玩具的输入,与王征所作的奇器图说看来,在明朝末年,这类小巧的机器工艺及其知识,已经相当普遍的传入中国的社会。
二,中学西传
我前面说道是传教士最早把西方文化带到中国,与其同时他们也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欧洲,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古老传奇的国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教育方面:
中学西渐与儒家教育流传西方
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是西方思想文化的东来,另一方面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西传。
中国要“借远西为郯子”,而18世纪的西方,特别是启蒙运动与其自然神论的思想,也是以中国为郯子的。
在中学西渐中,很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为中国儒家思想向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通过这些著作为欧洲人提供了一幅中国社会的图影。
传教士们不仅系统表达了东西方政权在权利及高贵上的某种相似之处,还描述了中国稳定良好的政治秩序,并对它进行了考察。
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很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并开始效仿。
此外,传教士们还介绍了中国对公德的极度重视,他们认为在中国的教育中是不教“纯粹的”科学的,而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
在传教士的眼中,中国的道德不仅超过了科学,而且也优于宗教信仰。
但是,传教士们所描绘的中国儒学教育的背景,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他们实际上没能深入到中国各种思潮中去,他们提供的画面带有很大的“乌托邦”成分,而且其论述中也有不少自相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传教士们对中国儒学教育的介绍仍然功不可没,因为他们向西方提供了大量真正关于中国的信息,使发生“信仰危机”的欧洲人看到了一个理想国度的存在。
从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儒家文化比较大的影响。
西方的启蒙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古代儒家文明为其思想前提的。
如启蒙思潮中的泰斗伏尔泰,他的政治理想是清除现存的“神示宗教”,建立一个崇尚理性、自然和道德的“理性宗教”。
在伏尔泰心中,中国儒教就是这是这种理性宗教的楷模。
他推崇孔子,称赞中国哲学“既无迷信,亦无荒谬的传说,更没有诅咒理性和自然的教条。
”此外,欧洲启蒙学者多是开明君主专制论者,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圣君成为他们心中理想的社会楷模。
总之,中国儒家文化教育被传教士们介绍到西方后,在西方整个思想界、教育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致于对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二)、文献方面:
中国文献西传
新航路开辟后,最早开始搜集中国文献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1539——1563年,葡萄牙历史学家巴洛斯写成《亚洲史》1——3卷,较早的把中国情况向欧洲作了介绍。
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西班牙历史学家门多萨在罗马出版了西班牙文的《大中华帝国重要事物及习俗史》,简称《大中华帝国史》,该书是新航路开辟之初欧洲人专论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籍。
上述活动,反映了16世纪中国文献向欧洲传播和欧洲人搜集利用中国文献的情况,这只是新航路开辟之初中国与欧洲文献传播交流活动的开端。
进入17、18世纪,中国文献大量传入欧洲,出现了中国文献的第一次输出高潮。
首先,耶稣会士来华之初携带了不少西学书籍,他们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时也把许多中国书籍带回欧洲。
1651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返回欧洲时,把他在中国花了8年时间搜集到的中国书籍和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资料带回欧洲,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明代巨著《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
其次,翻译的中国文献有不少,耶稣会士的翻译活动,是中国文献西传的一条重要途径,其中儒学文献和历史文献数量很大。
耶稣会士把这两类文献看作是中国文献核心和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征的文献而向欧洲介绍的。
此外,还有一些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著作,如《利玛窦日记》,它对研究明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入华传教史都有重要价值。
17、18世纪是中国文献在欧洲历史上的一次大交流,它客观上使中国思想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其思想启蒙运动给予了深刻影响。
这时期传入欧洲的中国文献无论在数量上、内容上、规模上都是空前的,不仅增加了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内容,而且更有近代意义上的传播性质,标志着中西情报交流活动的诞生。
(三)、艺术方面:
景德镇陶瓷对欧洲艺术风格的影响
东方艺术具有一种与西方艺术截然不同的发展传统,前者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以虚幻的方式来反映客观的物质世界,强调通过自然完善来表达到美的境界。
后者注重直观的不觉,要求艺术反映的内心世界,审美观建立在直觉上。
东方的绘画艺术重视写意,西方绘画艺术强调写实。
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陶瓷工艺品主要通过伊斯兰国家传人,对西方艺术发展只能间接产生影响,世纪由于中国与欧洲建立直接的贸易关系,因此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陶瓷工艺美术逐渐打开市场,在法、德、英国家的上流社会受到赞赏和重视。
中国陶瓷的代表景德镇陶瓷工艺细腻、纤巧轻盈、飘逸典雅,欧洲的艺术家深受其艺术陶冶。
随着中国陶瓷、纺织品、家俱深人欧洲社会的艺术领域,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审美情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一一世纪西方室内设计、家俱、陶瓷、丝绸和园林设计中形成了中国风格,中国风格是指西方人在远东,特别是中国文物上寻求启迪和表现泉的艺术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
世纪初,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工匠开始自由仿效从中国进口的陶瓷的刺绣品、橱柜的装饰式样,最早出现具有中国内室内设见诸路易·
勒佛在凡尔赛为路易十四用瓷砖砌成的托利安宫。
这种中国风格的狂热蔓延,在德国没有哪一个宫院建成时没有中国风格的房间。
中国风格大多与巴罗克和可可式融合在一起,其特点是采用东方图案和花纹,爱用蓝白色对比,不对称,不用传统透视画法,大面积的贴金涂漆。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图案精美,色彩丰富,有一种超然物外,飘逸脱俗的美感,由实用价值向艺术价值转化,使艺术摆脱了受真实世界形体的束缚,进入梦幻式的线条和色彩的境界。
当中国陶瓷,特别是景德镇陶瓷风行欧洲之日,也正是罗可可艺术勃兴之时,意匠自然、飘逸、潇洒,是法国传统艺术充分咀嚼中国艺术精髓并加以消化吸收的产物。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质地坚硬、青白雅致、细润光滑,形体规整、转折明确、细部处理清楚,具有明快、秀丽、严谨、精巧、光挺的艺术风格,这给沉闷的欧洲艺术带来了一阵清凉的东风。
四、生活方面:
中国茶文化在欧洲
茶,最初是由16世纪的海上强国荷兰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的。
。
大约在1610年,荷兰人从中国运去的第一批茶叶到达了欧洲。
从此,中国的茶叶文化开始影响欧洲。
中国茶文化首先影响的是荷兰的社会生活。
茶叶传入荷兰之初,价格是很贵的,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有能力享用,是上流社会的时髦饮料,且茶叶与药品一同销售。
在明清时期,荷兰在世界茶叶贸易中长期占重要位置,在很长的时间里,荷兰是欧洲最重要的茶叶转运国,首都阿姆斯特丹是欧洲最古老的茶叶市场,以公开拍卖茶叶著名。
继荷兰之后,受中国茶文化影响久远、深刻、广泛的是英国。
在17世纪30年代,中国茶叶和饮茶习尚曾从荷兰传入了法、德、意、英等国,但没有战胜法国和意大利的葡萄酒和得德国的啤酒,却战胜了传入英国的咖啡和可可,促使英国形成了新的社会生活习惯和社会风尚。
中国饮茶习尚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深刻则表现在饮茶成为英国人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早在17世纪中期(克伦威尔时期)英王查尔斯二世的妻子凯瑟林嫁给查尔斯二世时,把葡萄牙的饮茶和茶会习俗传入了英国王室,此外,早在18世纪,茶会还成为了人们交往或招待友人的聚会,这也是饮茶传入英国后形成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从上述可知,明清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
西方传教士将西方的科技和精神文化传入了中国,对中国后来的政治经济科技上的改革都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文化通过中西贸易和传教士传入欧洲后也曾风靡欧洲很长的一段时期,对欧洲社会生活影响也十分广泛、深刻,长久。
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
一方面,为了传教的需要,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传递书信和翻译中国典籍等方式,把中国悠久灿烂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
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对于各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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