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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时代火的发明,到奴隶社会青铜器的盛行,再到封建社会中国四大发明出现,以及世界步入现代之后,机器、新能源、以及电脑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使用等,智慧的脚步绵延至今,没有而且也不会停歇。
在中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
洪范》中记载了周武王和箕子的对话,其中谈到:
“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五行相生的次序是:
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人类发展历史恰好暗合了五行之道。
从人类完全被自然主宰的“木时代”到现在人类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水时代”,地球变得越来越智慧了。
1、前现代的大同梦想:
基于物质的乌托邦
大同,初见于《礼记》。
一次,孔子以助祭身份参加完鲁国的大祭祀,登楼发出感慨。
一位叫言偃的学生问孔子说:
“先生为什么叹气呢?
”
孔子感叹说因为没有赶上夏商周的时代,由此引出一番关于大同和小康的议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恶其不出于其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夏商周是不是象孔子说的那么好,从考古发现的事实来看,恐怕并不尽然。
孔子的大同,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成分。
不过,即便以孔子所说,这个大同,也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的技术色彩。
对于财物的观点,主要是物质财富(满足生存需求的“货”),里边没有关于工厂的概念,更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
直到1900年前后康有为的《大同书》,才有了工厂和知识的概念,不过仍与农业社会的生儿育女及农业生产有关。
例如,康有为在大同的“根本大法”中,要求“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并硬性规定“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等等。
基于物质的乌托邦不能实现有许多原因,其中技术性的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农业社会建立在自然力基础上(物质自然力与人的自然力)。
物质不具有共同消费性,但制度上却要求货物“不必藏于己”。
硬要实行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考古发现中所看到的,连人都可以拿来殉葬,普通人彻底没有自己了,“藏”(葬)于他人之墓了。
人体虽然从性的角度看具有共同消费性,难怪康有为规定在大同社会,“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但物质财产不具共同消费性,考虑继承教育、遗产等社会因素,因此难以实行。
第二,农业社会的物质性与后来社会的物质性不同在于,从熵的观点看,它处于技术上的高熵状态,有序化程度极低。
这种技术特性映射在社会上,组织的有序化程度比工业社会要低得多。
尽管农业社会权力集中于皇亲国戚,但中国农民就像“麻袋中的一个个的马铃薯”,实际是高度分散的社会。
社会稍一复杂化,超过有序化承受力,就会出现周期性的崩溃。
2、现代性的大同梦想:
基于能量的乌托邦
工业社会的大同梦想,虽然也重视物质因素,但“物质极大丰富”,只是这种大同梦想的必要条件,而远非充分条件。
工业时代所认识到的充分条件,是工业化大生产。
在当时具有历史进步性。
工业文明单纯从技术观点而非社会观点看,突出特征在于大规模实现物质转化为能量。
能量的本质是有序化,通过消耗物质来做功,提高系统的负熵值。
因此基于能量的大同,都具有高有序化的核心特征。
例如《天演论》作者的孙子——阿道斯。
赫胥黎发表于1932年的《美丽新世界》,从生物学角度把未来社会描绘成“共有、划一、安定”的孵化室,全体社会成员一律由试管统一孵化,千人一面、万众一心。
在书中,美国汽车大亨亨利·
福特因发明了生产汽车的流水线,从而代替了上帝。
新世界完全由流水线的生产方式统治,人们安于自己的“等级”,热爱自己的工作,每天服食定量配给的“索麻”,让人忘掉七情六欲。
这种大同的局限性非常明显。
它忽略了人的体验价值,忽略了人与人的不同。
而且工业化中出现的大同梦,大多具有城市中心倾向。
从意大利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到德意志人安德里亚的《基督城》,都把未来大同社会,理解成发生于城市的事情。
城市的好处是物质资源和能源的高度有序化利用。
但是从低碳的观点看,耗能都较高,实行起来,必然存在大量物质和能源上的浪费。
3、后现代的大同梦想:
基于信息的乌托邦
信息社会的大同,不仅要具备物质极大丰富和生产社会化的必要条件,还要具备个性化这个关键条件。
信息社会从纯技术角度看,突出特征在于实现了能量向信息的转换。
从熵的观点看,如果说能量化(工业化)实现的是熵(不确定的物质对象)向负熵(确定的社会化)的转换,那么信息化实现的则是负熵(确定的社会化)向熵(不确定的个性化)的转换。
凯斯R。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的第一章,题目就叫“多人的(偶然的)权力”。
个性化使多数草根(而非少数精英)获得了源自不确定性的权力。
实现这种转换的根本驱动力,就是技术大同,也就是技术融合。
信息技术与生命技术一样,具有天然的技术融合倾向,这是与工业化时代的电力、石油等能源类技术相反之处。
三网融合就是例证,原来由互联网、电信网和广电网分别承载的信息,现在可以完全实现一体化。
将来信息无处不在后,所有商务,都会融合为同一个电子商务,不搞电子商务,就无商可务。
融合为什么会与个性化产生内在关联?
因为融合引致资本专用性的生产方式,被大规模协同分享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
由于以融合的方式分享网络资源,人们不必像小农一样,为每一个独特的设计,每一个单独的口味,进行分别的资本投入。
这就使差异化、个性化从空想变为现实。
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出现,使麦克卢汉关于人类“再部落化”的大同梦想得以实现。
深入思考,信息的价值何在?
人们往往重视信号(有序信息、负熵信息),而忽视噪音(高熵信息),信号固然很有价值,但比信号更有价值的是噪音。
因为噪音即个性化的“信号”,它不像信号那样整齐有序,但可以传递出各个节点上多样化的个别信息。
物联网时代,人们不再只围绕CBD转。
工业化时代,确定性最具价值;
信息化时代,不确定性最具价值。
这就是能源与信息转换背后的价值观变化。
在能源耗尽前,人类的分工活动还会不断深化,集中控制的冲动仍不时涌起,社会有序化程度还会不断提高。
但与之相反的力量正在出现。
随着技术大同趋势出现,人类的融合活动开始兴起,WEB2.0化不可阻挡,社会个性化程度和简单化程度开始提高。
在信息大同中,分工与集中只是降低成本,融合与分散才更创造价值。
后者将成为主导的方面。
技术大同,人类将进入化繁为简、大道至简的时代。
二、技术大同,存在于今天的明天
只有相同的知识,没有一样的智慧。
朱厚泽生前曾对我说过,知识经济,不如智慧经济的提法更加准确。
知识与智慧的最大不同在于,知识是死的,只适合相同的情况;
智慧却是活的,一定是此在的,是面向此时、此地、此人且具有价值的。
在技术驱动下,智慧正在成为现实。
如今,网络技术正出现融合势头。
随着当今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物联网将融为一体,人与物将融为一体。
我们将在从信息时代迈向智慧时代,人类不再受到过量信息的纷扰;
相反,有智能化的技术帮我们处理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直接得到最有价值的结果,可以享受更多的信息成果。
物联网不同于网格的地方在于,网格不是个性化的,而物联网包括定位技术是面向此时、此地的,是可以针对个别情况的,这为知识经济升级为智慧经济创造了条件。
革命性的技术带来革命性的社会变革,这已被世界的发展历程所证明。
同样,人工智能等革命性的技术也将使人类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通过技术大同,社会在变得更有秩序的同时,也更具活力,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相连,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智能信息管理技术将塑造一个更灵敏响应的时代。
孔子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认为理想的社会可以“路不拾遗”,每个人都能够诚意正心,都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社会更加和谐。
从这些方面讲,智慧时代已经接近理想社会了。
物联网能否承载智慧时代?
物联网将给中国带来的,远远不止于经济上的增长。
中国由此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智慧时代,一个更加接近理想世界的美好时代。
本刊记者豆瑞星
科学的发展,往往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哲学命题的答案。
哲学不能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是辨证统一的还是根本对立的?
千百年来多少哲学家都在纠结这个问题。
然而到了今天,似乎答案已经很明显。
物联网等新兴科技的发展,使得物质也拥有了“意识”,它可以跟人类“沟通”,甚至物与物之间也可以“沟通”。
物质与意识的统一性变得很明显。
当然这并不是说物质与意识是没有分别的,物质的“意识”其实是一种自动生成的信息,是人类对物质世界改造的成果,并不是物质真的具备了自己的意识。
物质与意识的统一仍然是“辨证”的统一。
也许再高的科技也无法抹平人类与物体的区别,科技本质上不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替代人类的结果,而是为了寻求一种解放人类的方式。
智慧时代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生存的另一种境界。
在这个时代里,人与自然不再是简单的“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也不再是简单的“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协商”的关系,人与自然因为科技而变得和谐。
智慧时代是美好的,作为智慧时代的关键性技术,物联网是否能够承载智慧时代?
定义之争
2009年,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多次强调要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要重视新兴产业的成长,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新华网专访的时候,更是明确表示物联网这项“感知中国”的技术将决定国家的未来。
来自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和倡导,让物联网迅速成为国内经济界的热门话题。
然而物联网到底是什么?
正如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朱宏任所说:
“物联网是一个新概念,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大家公认的定义。
”他认为,总体来说,物联网是指各类传感器和现有的互联网相互衔接的一项新技术。
这个定义虽然简单易懂,但是对物联网的描述并不精确。
ITU(国际电信联盟)这样描述物联网:
“通过在各种各样的日常用品上嵌入一种短距离的移动收发器,人类在信息与通信世界里将获得一个新的沟通维度,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连接扩展到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沟通连接。
ITU还进一步描绘了“物联网”时代的图景:
当司机出现操作失误时汽车会自动报警;
公文包会提醒主人忘带了什么东西;
衣服会“告诉”洗衣机对颜色和水温的要求等。
物联网把新一代IT技术充分运用在各行各业之中,具体地说,就是把感应器嵌入和装备到电网、铁路、桥梁、隧道、公路、建筑、供水系统、大坝、油气管道等各种物体中,然后将“物联网”与现有的互联网整合起来,实现人类社会与物理系统的整合。
在这个整合的网络当中,存在能力超级强大的中心计算机群,能够对整合网络内的人员、机器、设备和基础设施实施实时的管理和控制,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以更加精细和动态的方式管理生产和生活,达到“智慧”状态,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实从本质上看,物联网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聚合性应用与技术提升,将各种感知技术、现代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聚合与集成应用,使人与物智慧对话,创造一个智慧的世界。
因此,物联网是智慧时代的基石,没有物联网,智慧时代无从谈起。
物联网被称为信息技术的第三次革命性创新,其特征主要有三点:
一是互联网特征,即对需要联网的“物”一定要有能够实现互联互通的互联网络;
二是识别与通信特征,即纳入物联网的“物”一定要具备自动识别与物物通信(M2M)的功能;
三是智能化特征,即网络系统应具有自动化、自我反馈与智能控制的特点。
通过对物体的数据采集,到数据传输,最后到数据的智能分析和处理,最后输出最有价值的信息成果。
物联网建立了一个“泛在的网络”,将人类社会与物质世界统一在一起,从而塑造了一个新的时代——智慧时代。
从最初的三层架构划分到现在IBM提出更为精确的八层架构划分,从最初的虚无缥缈的概念到现在发展路径日益清晰,物联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应用先行
不论从定义上,还是实践上,物联网都还存在诸多争议。
例如关于物联网标准制定的争议。
统一终端和接入标准是推动物联网发展必须迈过的一道坎,但是机器间的智能通信和管理涉及到产业链中多个厂商,而目前各家厂商并未实现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
标准的制定由于牵涉到各方利益,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博弈过程,这也是虽然政府在积极推动物联网标准体系的建设,但同时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因此,有专家呼吁暂缓标准的制定,因为过早地制定标准不仅会面临实施困难的尴尬局面,甚至可能延缓物联网的发展进程。
倒不如以实际的应用为导向,在具体的物联网应用建设中,慢慢摸索出一套标准来。
以应用为切入口,往往能迅速汇聚各方力量,形成新的利益增长点。
例如在杭州萧山区南阳镇专门从事对虾养殖的一家公司使用了一项新的物联网技术,利用这套技术,只要虾塘的水温一有变化,公司技术人员的手机马上会得到相应的信息,提醒他们做出相应的处理。
这个公司出品的对虾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对准拍摄后,虾是在哪个塘产的,用药情况如何,用的是何种加工工艺等相关信息都会显示在手机上。
这是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联合浙江大学等单位打造杭州首批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的举措之一,示范基地的项目包括了远程水质监控、品控管理、基地温度监测、车辆定位、智能生产管理、安防监控、溯源服务等。
这些项目成功应用了多项物联网技术。
中国移动之所以积极介入这些项目的研发,也是因为它们有看得见的市场需求。
正是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海尔推出了物联网冰箱,小天鹅推出了物联网洗衣机,美的也在上海世博会上展示了全套的物联网家电产品,运营商也纷纷推出了基于家庭的无线计划。
通过满足市场需求,来开发出具体的物联网应用,是发展物联网最有效的方式。
如果等到制定出一套统一的标准再开始行动,市场的机会很可能早就丧失了。
事实上,目前中国物联网的发展已经与应用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例如北京的智能交通系统就已经在传感器的布设方面投入了很大的资源,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使用了射频识别(RFID)门票,北京水务系统使用了传感器等。
IBM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陈滢认为,物联网是一个应用驱动型的产业,这在业界已经形成共识,不管是研究课题还是实践课题,很多的应用都在驱动物联网的发展。
即使地方政府发展物联网产业,也将应用放在了首要位置。
作为物联网产业发展的先行者,无锡市在规划中以“典型引路”推出了一系列应用示范工程,正在建设感知安保、感知交通、感知环保、感知医疗、感知电力、感知物流等具体示范工程。
这些工程的成果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形成物联网产业,从实质上推动物联网在中国的发展。
开放理念
物联网是一个“泛在的网络”,它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而现有的产业格局还是以行业为中心形成的一种条框格局,各个行业之间缺乏必要的连接。
物联网就是要打通各个行业之间的界限,形成一个立体式的产业网络,塑造一个更加有机和灵敏的经济体系。
以智能汽车为例,现在的智能汽车还是以汽车制造商为中心,汽车电子设备厂商,通信运营商和软件厂商有望将来在智能汽车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来随着人从驾驶中解放出来,智能汽车将具备更多更丰富的功能。
而要提供这些功能,必然需要更多的厂商进行合作。
与智能汽车发展相联系的,还有智能交通,这又是一片新的领域。
而智能交通又是与其他的智能产业,如智能医疗等产业相结合的。
所以,从小互通到大互通,物联网将突破各种行业壁垒,形成产业融合的新局面。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战略与规划研究部刘辉在“2009无线技术世界暨物联网国际高峰会议”上呼吁:
“面对物联网所带来的新环境,参与者需抱持开放的合作心态。
”她认为,“对于各个行业、各个子系统的充分整合,以及不同系统之北京间的协同,是我们现在所缺少的。
”正因为如此,开放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移动董事长王建宙也强调,“将以开放的姿态,通过与各方的合作加强物联网的开发。
不过与运营商的公开表态相背离的是,运营商在实际运作中似乎并没有做到开放共享。
在2010中国国际物联网大会暨第三届上海通信发展论坛上,领科无线射频系统(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国平就公开表达了对运营商垄断心态的不满,“跟某地方省级运营商签合作协议的时候,曾经让我有一个感到很郁闷的条款,该运营商提出,我们跟它合作,所有项目的知识产权要归它,大家听起来可能会很震惊,这就叫以大欺小,这就是垄断的想法。
他还进一步表示,将来的物联网行业要发展靠几家移动公司是没有用的,物联网行业在中国发展还是需要靠广大中小型物联网企业的自主创新,靠大批的创新人员、创业人员去推动这个市场,这样中国的物联网产业才有进步。
要以开放的心态来合作,包容上下游所有的合作伙伴。
开放包容的精神不仅是发展物联网产业所必须的,更是制定物联网产业标准所必须的。
制定统一的标准意味着一部分企业必须做出妥协,放弃自己的标准而使用统一的标准。
如果没有开放的精神,闭关自守,不仅会妨碍统一标准的建设,更可能在物联网标准化的大进程中被边缘化,甚至最后遭遇被淘汰的命运。
从现有的产业发展趋势来看,产业融合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
消费者希望能通过尽可能少的终端,尽可能少的产品,尽可能少的步骤获得尽可能多的功能和服务,这就必然要求企业之间加强合作。
通过统一的平台提供“一站式服务”,将成为物联网产业的主要特征之一。
突破瓶颈
伴随着物联网向前推进的是日益明显的瓶颈限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晓兰分析了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需要突破的瓶颈因素,这些因素有:
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缺乏、标准规范缺失、核心技术不足、规模化应用不足、商业模式缺乏、产业链不完善等。
这些因素涵盖了物联网发展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物联网的发展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
目前影响和推动物联网发展的有三股力量:
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这三方都对上述问题负有责任。
政府虽然在积极推动物联网的建设,但是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尚未进行统筹规划,各部门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割情况较为普遍,缺乏顶层设计,资源共享不足,加上规划意识与协调机制的薄弱,凸显出难以形成产业规划、研究成本过高、资源利用率过低、无序重复建设等问题。
企业是利益驱动的,物联网是新兴技术,前期必然需要投入高额的研发成本,并且承担开拓市场的风险。
因此,尽管物联网概念火热,多数企业还是持观望态度。
作为市场中的供给一方,企业的保守态度又进一步影响了市场的需求,导致我国的物联网的应用需求无法被激发出来,进而又反过来影响了企业的参与热情。
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科研机构也没有形成有效的研发模式,多数还停留在概念层面。
而且目前国内科研机构在物联网核心技术研发上乏善可陈,使得中国在相关专利方面受制于人。
科研机构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整合研发模式,各行其是,没有合理的研发分工,也无法实现资源共享。
IBM近日在北京成立了物联网技术中心,希望通过这一平台整合各方资源,建设一种开放、有序和高效的研发模式,正是因为意识到这些问题而采取的举措。
赛迪顾问研究认为,“政策先行,技术主导,需求驱动”将成为中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
其中政策先行更是重点中的重点。
政府对物联网的主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物联网是涉及到各行各业的万亿级的产业,很难由单个企业或者个别企业联合来推动,其他的社会组织更是难以承担这一职责,只有政府具备这种能力,另外政府也有责任来推动物联网的发展。
因此,政府政策才是物联网的突破口。
政府不仅有能力激发企业的参与热情,例如通过在产业化用地审批及房租减免、产业配套支撑、信贷资金支撑、缴税政策优惠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来吸引企业参与,政府还可以引导科研机构开展物联网基础标准体系、关键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和测试评估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以应用为牵引的特色发展路线,在技术、标准、产业及应用与服务等方面,接近国际水平。
同时,政府还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避免知识产权成为物联网发展的阻碍因素。
物联网带给中国的机遇是显而易见的,正如IBM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实恭所言,中国在物联网领域并不落后,中国具备成为世界物联网标准的主导国的潜力。
发展物联网可以帮助中国夺取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同时提升本国的产业水平,对于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义重大。
在政府主导,各方积极参与的氛围之下,中国物联网前景乐观。
物联网将给中国带来的,也远远不止于经济上的增长。
智慧城市从现在到未来
未来我们将生活在一座座智慧而又聪明的城市里,基于智慧的基础设施,城市里的各个关键系统和参与者进行和谐高效地协作,达成城市运行的最佳状态。
本刊记者吴倩
城市进化史
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是我们为城市带来了无尽的生机和发展的活力,如果没有我们,城市只不过是一片钢铁森林,毫无生气。
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忙碌、焦急而低效的,我们渴望更加便捷的生活,因此我们不断地推动城市发生变革。
从根本上说,城市的出现和发展直接反映了人类的发展进程。
我们的老祖先没有生活在城市里。
他们居无定所,渔猎而食,为抵抗体型庞大的凶猛动物联合起来而逐渐强大,后来猎物丰富了,需要贮存,我们的祖先才开始了定居生活。
伴随交换行为和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崛起,城市文明开始传播。
工业革命之后,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拥挤。
过去的100多年,全球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
1900年,全球仅13%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时百万级人口的城市仅12个;
20世纪中叶,全球30%人口居住在城市,百万级人口城市数量增至83个。
2007年,城市人口第一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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