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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压力较大,社会矛盾特别是“两难”问题不断凸显。
股市之跌宕,楼市之起伏,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货膨胀的隐患以及贸易摩擦的激烈,既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有不断出现的新课题,中国的发展面临诸多“可以预见与难以预见的风险”。
机遇,对2010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行进在现代化历程中的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还在吗?
(三)从哲学角度看,“机遇”指的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必定出现,但一经出现就可能改变事物现存状态的事件和条件,一般包含外部与内部两个层面。
在以近10%的年均增速发展了30多年后,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过去的5年里,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增加。
就在这个冬天,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上升至第三位。
无论是“怀疑中国”的戒备,还是“牵制中国”的意图,无论是气候谈判的初衷,还是货币战争的目的,都从不同角度映射中国国际地位的明显变化。
从更大的范围看,和平、发展、合作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使得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进,中国加快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具备。
在世界的眼里,中国有着“巨大的令人艳羡的潜力”。
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步伐加快,各方面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政治大局稳定,这些都为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空间。
综合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这是一个涉及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认识问题,也是一个事关胜利实现我国改革发展目标的重大战略问题。
这个战略判断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有充分客观依据和重大战略意义”。
(四)为什么对“机遇”的判断如此重要?
机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机遇本身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不确定性,机遇能否出现,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以什么方式出现,都是不完全确定的;
非常驻性,机遇并不总是存在和不变的。
俗话常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机遇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机遇一般指有利的、好的甚至最佳的条件,这种条件能对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重大变化。
哲学家培根总结,“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
”
机遇之所以重要,更因为对形势的判断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否抓住形势变化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科学制定适应时代要求和民众愿望的行动纲领。
无论从我国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历程看,能不能认清机遇、抓住机遇、用好机遇,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曾说,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每一个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情势,承担不同的使命。
所谓机遇,不过是“历史环境”造就的历史机会;
所谓挑战,也往往是“历史环境”催生的现实问题。
今日中国,该如何从曲折跌宕的历史进程中认清时代的给予?
又该怎样拿出百倍的勇气和智慧,应对现实的挑战?
(五)历史上,我们曾多次有幸获得发展的机遇,但却由于没有及时抓住机遇,而被时代甩在身后。
15世纪末,法国学者布罗代尔所说的“世界经济”形成期,当哥伦布、麦哲伦在广阔海洋上烙下印记、地图的印制赶不上地理的发现时,终明一朝却恪守“片帆不得入海”的旧例;
19世纪,科技发展催生全球化浪潮,当英国议会改革、美国废除黑奴制改革、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等一次次推动“大国崛起”时,中国大地上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
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国家和地区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后来居上、加速发展时,我们却由于工作指导方针的错误,在“文革”十年动乱中错失了发展的宝贵机遇。
“中国现代化之所以一误再误,首要原因不在于外来挑战本身力量的强大,而在于中国作出的反应太软弱。
”这是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做出的判断。
这个“反应”,是对环境变化的敏锐感觉,是对时势演进的准确判断,更是审时度势的主动变革。
纵观历史兴衰,我们会发现,机遇不仅是“时机”,更要能“遇合”,把握和运用机遇的能力决定着机遇的价值。
能否抓住机遇,关键在于能否以“变革”乘势而上,将各种有利条件和因素兑现为国家发展的动力。
(六)机遇从不会给因循守旧的人带来奇迹,扭转乾坤的新局面、豁然生动的新气象,正孕育在锐意变革的勇气之中。
30年前,我们党审时度势,深刻洞察机遇,果断作出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使中国在落后世界现代化进程一个多世纪后,赶上了现代化的最新浪潮。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没有改革开放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没有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进取精神,就不可能抓住机遇、用好机遇,也就不会有30多年持续不断的快速发展,更谈不上中国人民、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面貌的历史性变化。
在迎头“赶上世界”的30多年中,社会主义中国对机遇的理解有了自己的心得——
机遇与挑战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对于中国而言,能否以变革抓住历史机遇,不仅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强弱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抓住机遇可以加快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
只有以奋发有为的“变革”,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落后的国家民族才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七)刚刚过去的“十一五”可以从一个时段,解读这一结论。
“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
回首不同寻常的5年,我们可以从机遇与挑战的激烈变奏中,领会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成就概括中蕴藏的深意。
“十一五”这5年,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犹如面对一场艰难的大考。
从一开局经济外汇储备过多、外贸顺差过多和投资增长过快的“三过”考验,到近百年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从汶川、玉树地震和舟曲山洪泥石流到南方雨雪冰冻、干旱、洪涝等重大自然灾害,矛盾与冲突,危机与灾难,风险和考验,剧烈颠簸着“中国号”经济巨轮。
但也正是在各种挑战面前,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化挑战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用变革求发展。
我们以金融危机带来的倒逼机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变革,让过去的5年成为飞翔的5年。
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20万亿元增长到接近40万亿元,世界排名从第四上升至第二,中国经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以更加明确的“民生”指向,导引社会领域的创新举措,赢得了社会建设的各项突破。
变革,让过去的5年成为温暖的5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8.3%,就业规模持续增长,交通、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条件得到更大改善。
我们以制度的完善和观念的更新,推动从经济结构到现代化全局的科学调整,奠定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路径。
变革,让过去的5年成为全面转型的5年。
“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
正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国理念”,创造了稳定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诠释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深刻内涵。
5年励精图治,中国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此起彼伏的新问题中,开启了科学发展的新时代,抵达了治国理政的新高度,增强了社会主义的新优势。
(八)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
“十一五”规划胜利完成,“十二五”规划即将展开;
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关节点:
本世纪头20年的中国发展关键期,已经“赛程过半”;
正处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接续点:
“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已经迈过,正向第三步目标阔步前进。
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机遇”以全新的内涵进入我们的视野——
这一时期,中国将进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转型的各项基础条件已经具备。
选择科学的发展方式,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就能更上层楼;
否则,有可能停滞不前,甚至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时期,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在重塑国家实力,一场新的全方位综合国力竞争正在全球展开。
在这场竞争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不能抓住机遇、把握主动,我国就可能拉大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也难以在这场竞争中掌握主动。
什么是机遇?
机遇不是那种靠天赐就能得来的运气福气,而是在一定的历史过程中,靠不断的作为和努力,累积起来的有利环境和发展要素之和。
什么是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不是那种靠坐等就会出现的黄金时代,而是在最有利于发展的时期,用持续的奋斗和变革,赢来的有利于发展的时间空间因素的叠加。
(九)“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
“十二五”时期的中国将用实际行动,再次印证“机遇”与“变革”的关系。
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以变革抓住机遇、用变革迎接挑战,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挑战来自全球经济的深度变革和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复苏将是缓慢、曲折和复杂的过程。
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
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平发展之路”。
挑战来自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
在外部需求较长时期内难以完全恢复的情况下,需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
面对产能过剩压力,需要提升制造业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含量;
在资源环境矛盾加剧的条件下,需要降低能源资源消耗;
低成本比较优势开始减弱,需要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
挑战来自体制机制的障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还存在不少制约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问题。
在利益格局更加复杂的条件下,亟须突破深层次体制障碍,加快推进关键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经济社会转型的体制环境。
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改革创新之路”。
挑战来自社会转型的压力。
“十二五”期间是中国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6000美元过渡的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分化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人文精神容易淡漠。
中国需要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发展。
推动变革,我们必须走出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战略机遇期,改革攻坚期。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只有将这场变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我们才能抓住和用好现有的机遇,并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机遇。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十二五”期间的总体思路,勾画了承载13亿人口的现代化巨轮以变革推动发展转型的战略抉择。
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我们将在坚持不懈的变革中,抓住发展机遇、保持向上态势,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十)如果郑和的宝船没有止步东非,而是绕过好望角让中国率先拥抱整个世界;
如果马嘎尔尼的火器操练没被视为奇巧淫技,而是激起清廷官员的忧患与危机;
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局限于“器物”,而是引入观念与制度的变革……历史是否会走上另一条道路,世界是否会演绎另一盘棋局?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
那些错失机遇的往事,只能作为一个民族的教训,沉淀到岁月深处,警醒我们时时牢记。
“能不能始终牢牢抓住机遇、积极用好机遇,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展现了我们党在机遇问题上的清醒与坚定。
成败兴亡,命运攸关。
当我们的国家经过11个国家发展规划的寒暑磨砺,当我们的人民经历现代化之路的风雨洗礼,机遇与忧患的激烈交织之中,时代提出了新的要求。
以变革推开机遇的大门,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这个大有可为的时代,中国必须更加奋发有为。
在这里我们写下“中国信心”
——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志
《人民日报》(2011年05月11日01版)
(一)一场吞噬近9万人鲜活生命的8级地震过后,把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破碎山河重整为安居乐业的家园,需要多久?
在如此广阔的土地上,为遭受重创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将震区社会发展水平提升一二十年,需要多久?
抚平千万颗心灵的创痛,从毁灭走向新生、从悲壮走向豪迈,又需要多久?
3年。
这是一段浓缩的时间。
从瞬间“归零”到经济重振、社会重整、文化重生,仅仅1000多个日夜,谁能有这样的信心,把一场惨烈的天灾变成新跨越的起点?
这是一个震撼世界的数字。
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重建用了近10年。
2005年美国新奥尔良遭受风灾,6年过去,还有大量灾民流离失所。
面对恢复重建的世界难题,谁有这样的气概,将被灾难倒拨的发展时钟逆转?
中国,汶川。
培根说过:
“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
”汶川,早已不只是川西崇山峻岭间一个小小的县城,也不仅指川、陕、甘那片3年前震颤不已的土地。
它是一种象征,一种印证中华民族精神信念的象征;
一把钥匙,一把解读社会主义中国的钥匙。
(二)当绵竹市失去双腿的舞蹈教师廖智跳起“鼓舞”,当虹口乡党支部书记马远见开始为游客的停车位不够发愁,当金花镇农妇刘小蓉费心琢磨自家餐厅推出的新菜式,我们看到了什么?
普通人的命运,是时间的尺度。
3年来,廖智、马远见、刘小蓉与几千万灾区干部群众、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走过风雨,走向新生。
这不同寻常的3年,是社会重生的3年。
汶川、北川、绵竹、青川……农房重建完成,城镇住房重建完成,“最漂亮的是民房,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群众”。
山川的伤痕尚未抹平,生活却已昂然前进。
“决定性胜利”带来“历史性剧变”,一个生机勃发的新灾区,为巴蜀大地、陕陇高原的人民注入信心。
这不同寻常的3年,是发展跨越的3年。
变压力为动力,视重建为机遇,灾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模式,铸造发展振兴的强大引擎,城乡面貌、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建设出现了历史性跨越。
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西部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金融中心。
“突破性进步”伴随“长远性发展”,一个充满力量的新灾区,为原地起跳、奋力摸高的发展注入信心。
这不同寻常的3年,是精神凝聚的3年。
看得见的跨越背后,是看不见的变化。
乡间里巷的灿烂笑脸,写满对未来的美好希望。
整洁雅致的城乡社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明理念,丰富着巴蜀文化的内涵。
东西部的文化交融、观念碰撞,体制机制上的创新探索,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
告别“盆地意识”,今日四川从历史上的“四塞之国”跃至西部开发的前沿。
“激情性燃烧”变成“持久性释放”,一个坚定从容的新灾区,为穿越灾难、拥抱光荣的未来注入信心。
如果说3年前那场深重的灾难让世界记住了汶川,那么3年间一连串难以置信的变化让世界再次为之震撼——
震后十天,完成1500多万人的应急安置;
震后一百天,完成1200多万人的过渡性安置;
震后一年内,355万户震损住房修复加固全面完成;
震后一年半,150万户农房重建全部完成;
震后两年,25万户城市居民住房基本完成;
如今,震区“经济总量大幅提升,发展速度超过震前;
工业化程度提高,产业结构优于震前;
居民收入明显增加,人均水平高于震前”……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奇迹”、“震撼”已经成为世人观察和评价中国的关键词,但这一次的“中国震撼”,比深圳、上海、北京等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在人们心中激起更为强劲的冲击波——
水磨镇被联合国人居署视为“全球灾后重建最佳范例”,美丽的羌藏村寨被赞为“世界灾后重建的灯塔”。
加拿大原总督感慨,“四川树立了世界灾后重建的典范,你们宝贵的经验可以在世界推广”。
近日走近汶川的60多个外国记者面对这些经验带来的巨变,“震惊”之余坦言:
“只有亲自来到灾区,才能读懂‘奇迹’的含义。
(三)时间为我们呈现结果,却往往省略了过程。
奇迹从来就不是一时的激情喷发和瞬间的灵光闪现,而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努力中从量变到质变的积攒。
看到这个过程,才能真正走近“汶川奇迹”的核心。
如果说,救援抢险是一个国家应急能力的集中体现,那么,漫长的灾后重建,则是对国家全方位能力的不断考验。
这3年中,社会主义中国如何砥砺自身,促成灾区的全面复苏?
如果说,支撑抗震救灾的是强大的动员能力,那么,漫长的灾后重建,需要的是更广泛的制度保障。
这3年中,是什么样的制度持续释放沉潜的力量,让灾区岿然前行?
如果说,面对灾难需要的是迅速反应,那么,漫长的灾后重建,则需要战略布局与战略协调的综合能力。
这3年中,怎样的发展模式在灾区造就了难以置信的巨变?
如果说,灾难激活了一个民族最强烈的情感,那么,漫长的灾后重建,更需要这种情感从“非常”到“日常”的转化。
这3年中,抗震救灾精神如何成为激励我们前行的思想航标?
三年重建,一个民族同生共死、守望相助的深情凝聚于此,一个国家举国携手、风雨同舟的力量倾注于此,一个政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展现于此,一种制度协同整合、握指成拳的优势印证于此。
那些在汶川重新生长起来的东西,将成为整个人类共同的财富。
(四)2008—2011,汶川。
以人为本的国家理念在此得到深刻阐述,它告诉我们,只有激发人的自主性,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
大规模的调查显示,96%的灾区群众最担忧的是重建住房,94%的群众最期待的是安置新家,数以万计借读他乡的孩子最盼望的是重返故乡。
“三年目标任务两年基本完成”,为的是群众少一年焦虑中的等待,早一年幸福安宁。
中国没有美国那样的雄厚财力,没有日本那么丰富的抗灾经验,但在重建安民、重建利民的问题上,我们的努力有过之而无不及。
倾听人民呼声,尊重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千头万绪的灾后重建指向“人”这个核心,唤起灾区人民坚强奋进的内生力量。
把“人的自主性”放在第一位,不仅发挥制度的整合作用,更强调群众的“主体力量”。
信息公开、平等协商,变“政府包办”为“群众自治”,救灾物资分配由群众做主,住房重建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经济恢复与群众利益和发展愿景相结合。
这3年,“参与式重建”推动千万民众对灾后社会的再适应,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和重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把“人的自主性”放在第一位,不仅关切群众的眼前利益,更重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优先重建城乡住房,优先供给公共服务,优先恢复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重大产业。
“建房子还要给路子,补资金也要提素质”,在物质援助的同时加强技能培训,在“输血”的同时努力提高“造血”功能。
重建超越了简单的复制,危机变为跨越式发展的契机。
把“人的自主性”放在第一位,灾区人民不仅是地震灾害的承受者,更是重建奇迹的创造者。
“坝坝会”、“板房夜话”,协商式民主改变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群众意见得以充分表达。
“一事一议”、“一执行一监督”,议事型民主让矛盾和纠纷大大减少。
村庄重建规划、民居设计图纸供居民讨论选择,引导型民主推动政府向服务型转变。
开放、民主、参与、监督的现代观念和公民意识,在灾后重建中萌发、积累、传播。
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矗立着一座“大爱崛起碑”,一个大写的“人”字,寓意着灾后恢复重建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以人为本。
这一价值最生动的体现,莫过于3年间灾区大地站立起来的大写的人。
正是人民群众迸发出强烈的自主性、持久的能动性和非凡的创造性,书写了世界抗灾史上的壮丽篇章。
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人,最实在的成果施于人,最持久的动力源于人。
“人权”,这个国际政治中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字眼,在汶川震区还原了它的本意。
它点点滴滴渗透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经得起任何一部白皮书的挑剔。
(五)2008—2011,汶川。
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在此得到生动印证,它告诉我们,善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配置资源,就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发展。
震后仅一个月,国务院即出台《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全国近2/3的省份行动起来,对口支援重灾县市。
3年来,中央财政在恢复重建的投入达到2200亿元,税费优惠、金融支持、用地保障、法制保障……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顶层设计”,为恢复重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寿光的蔬菜,在北川抽出嫩芽;
江苏的草莓,在绵竹结出果实;
汶川的教师,在羊城深造;
都江堰的保姆,在上海找到工作。
温州精神、辽宁经验,东部先进的发展理念与管理模式,在重建中推广传递,生根开花。
3年过去,“对口援建”正向“对口合作”演进:
青川经济社会发展,编入浙江省的“十二五”规划;
广东每年异地培训上千名汶川籍农民工、山东学校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北川,都将持续多年……
三年重建,五湖四海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智力资源在这里聚集,全国各地的灾害防治和建设经验在这里交汇。
汶川,成为中国体制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观念更新的最大实验场。
如此巨大的制度力量,如此炽烈的民族情感,世人惊叹:
这是多么牢固的一个共同体。
当都江堰运用市场手段解决数以十亿计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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