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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三种或者更多的方法来分析同一个问题。
为了便于表述,我们把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大致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改革开放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
本阶段义务教育规模迅速普及,中等教育发展迅速并取得一定成就,高等教育发展比较缓慢。
2、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
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并成熟,中等教育由盛转衰,高等教育大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学前教育开始兴起。
3、二十一世纪近几年。
九年义务教育虽然普及,但问题重重,并有日趋严重之势;
部分中等教育转向职业教育,但发展缓慢;
部分中等教育通过合并等方式扩大规模,转向高等教育,但毕竟是中等教育水平;
少数中等教育转向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进一步扩大规模,但教育质量参差不齐,高质量教育仍占少数;
学前教育快速发展,但发展之初便问题重重,就像一出生就有先天疾病的婴儿。
如果仅从教育规模和一些数据来看,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和成果足以让人欢欣鼓舞,但我们着实高兴不起来,广大教育界同仁在各种成就和各种问题之间迷茫、思考、探讨,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方法不断寻求改革尝试,然而问题却更多更棘手。
需要举例子吗?
德育缺失、教育资源不均衡、城市班额过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幼儿教育步应试教育后尘、教师厌教、学生厌学、上学无用论兴起、高考指挥棒下的应试教育如火如荼……
与此同时,很多教育界同仁,教育学者们,各级教育部门,都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之道,然而形势并不乐观,很多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
似乎我们永远追不上时代的步伐,以至于很多教育工作者感到力不从心,从而失去信心,变得得过且过,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就像本文开头讲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行各业就得到迅速发展,出现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
但我们不应失去信心,我们只有一条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追赶时代的步伐,所以本文将从经济学角度去讨论我们的教育发展,是不是真的如字面上这样成就斐然,有没有发展的必然和人为的失误。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一方面一些经济学理论是体现物性和工具性的,然而教育学更多的是研究人,本文一些地方并非把人等同于工具,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理论的表述方式是这样的,而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个问题再造一种表述方式或进行过多的解读;
再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人也是工具的,因为一个社会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工具性;
而实际上,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经济学原理》马歇尔)“如果说伦理道德代表了我们心目中理想的社会运行模式的话,那么经济学就是在向我们描述这个社会到底是如何运行的。
”(《魔鬼经济学》史蒂芬·
列维特)
至此,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论述。
供求平衡论
供求平衡论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基本经济理论。
商品经济的许多范畴都可以统一到供求关系之中。
如研究商品关系的那些基本范畴:
生产与消费、价值与使用价值、商品与货币等相互对立的概念。
一旦把它们与市场相联系,实际表示的就是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在市场上,“互相对立的只是两个范畴:
买者和卖者。
需求和供给”。
在这里,我们暂且把教育事业当做工厂,把教育者当做劳动者,把受教育者当做产品,把社会当做市场。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当然是符合经济建设路线的人,而不是符合阶级斗争路线的人。
更完美的标准既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我们的教育事业又向社会供应了多少人才呢?
或者说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如何满足社会需求的呢?
人才供求关系上,改革开放后的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改革初期到九十年代中期。
这个时期是社会恢复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急需大量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教育事业也处在恢复发展期,从扫盲教育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虽然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并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加工”出来的,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是知识人才的极度缺乏期。
这种缺乏在一些行业甚至延续到现在,并且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例如我们的教育行业。
这种状况在供求关系上表现为供不应求,实际现象上表现为“毕业生国家分配制”。
在这个时期,中专学校得到巨大发展,毕业后可以直接参加工作,这也是快速供应人才的方法,比上高中再上大学最起码快三年。
因此这个时期很多中专学校比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要高,初中生们也更趋向于考中专。
总之这一时期,我们的教育事业开足马力来供应社会需求,可以说我们近乎做到了最快。
2、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
知识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似乎在1995年忽然来了个大逆转,国家从此不再对高校毕业生包分配。
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文化人似乎一下子遍地都是,每年几百万的毕业生进入社会,知识人才的供应关系很快由供不应求转变为供大于求。
二十一世纪的现状就是“毕业即失业”。
这一时期,九年义务教育实现并得到巩固,但中专学校很快没落了,有的合并成大专,有的转向其他教育形式,有的干脆关闭了。
随着国家推出211工程,985工程,我国大学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期,同时高中教育进入黄金时期,各地高考工程亦是如火如荼。
二十一世纪,学前教育开始兴起,不过是小学教育的延伸。
总之这一时期,我国各级教育事业初步形成规模,然而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各种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教育需要进一步改革。
3、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
我们正处于这个时期,学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加上一些职业教育,我们似乎什么都有了,生产过剩现象也更加严重。
供大于求的结果就是产品价格下降,一些大学生工作后抱怨工资还不如建筑工人,很明显,近些年疯狂发展的房地产业需要更多建筑工人,而不需要更多大学生。
难道大学生真的过剩了吗?
还是有别的原因?
是的,从单一类型人才来说,表现的过剩了。
社会不同的分工需要不同的人才,而极其统一的教育造就极其相似的人才,是不能满足社会不同分工的。
所以这种过剩本质上是一种不足,因为人才和知识是不会过剩的。
这种不足除了表现为人才的单一性,还表现为产品的不合格。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
一方面,从“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开始,民众们就有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一种一劳永逸的思想遍及全国。
那时候社会的发展太需要知识分子,“铁饭碗”引发了人们为自身惰性寻找归宿的狂潮。
后来国家不再对高校毕业生包分配,“铁饭碗”没了,但学历拥有话语权,一个比较高等的学历在人们心中仍然具有“铁饭碗”的功能,甚至有“金饭碗”的功能,轰轰烈烈的高考运动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他的魅力。
教育早就脱离了他该有的本质。
毕竟,这种强烈的趋同性竞争是给少数人安排的,大部分学子成了高分低能的发言人,一种新的完全相反的思想又蔓延开来,那就是——上学无用论。
同学聚会成了那些想当年的“差生”的炫富宴会,上学这个概念在一部分人那里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当然,也有很多人更喜欢鱼和熊掌兼得,但经济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此,社会呈现一种越来越分化的现状,然而这种分化却是建立在一种不能互相理解和包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彼此你争我夺明争暗抢的基础上,因为我们都在指向一个优先权——经济。
这一切或许是因为人们曾经穷怕了,就像一个故事里的村民说的:
俺让孩子上学不为别的,就为将来不受欺负。
痛苦的经历必然会引发一些结果!
然而,现在的我们正经历一些痛苦,经济让我们骑虎难下,房地产需要软着陆,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改革,产业链需要改造升级,人民需要幸福生活,这些事情需要很多不同的人去做,而我们正缺少这些不同的人,因为我们的人才都是趋同的。
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逐步提高,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工厂必须生产更优质的“产品”,然而我们的产品质量提高速度大大落后于社会的发展速度。
一开始我们缺少知识分子,后来缺少实业家,缺少创业家,缺少技术工人,缺少创新人才,缺少德行。
将来我们还将缺少体力工人,期待农民工红利过期之后,我么的工业自动化程度能够补足这一点。
总之,我们总是后知后觉,问题总是比办法多,这样怎能屹立于世界之林?
目前我们是又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目前,我们的人才产品不仅型号单一,而且产品质量不合格。
型号的单一集中表现在人才普遍高分低能或低分低能,产品质量不合格集中表现在道德的缺失。
教育工厂生产力现状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的决定性因素,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我们的人才是在一个怎样的生产力条件下产生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除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之外,一些现代的或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也得到我国经济学界的认可,例如科学经济学。
但无论什么时代的经济学,都肯定了生产力的核心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生产力时,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用其他的经济学是有相同作用的。
生产力包括三个层次的要素。
1、实体性要素。
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根本的力量。
2、渗透性要素。
包括科学、技术、信息和教育等。
3、运行性要素。
它是生产力的组织或生产管理,它包括生产力的结构设计、规模选择、布局决策和时序安排等方面。
一、实体性要素分析。
1、劳动对象。
教育工厂的劳动对象是人。
随着社会的大发展,个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也就越来越难以满足。
换言之,教育过程中对生产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否则就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2、劳动资料。
一个人在生长过程中所依赖的物质条件可以看做他所在教育工厂里的劳动资料,一个人在生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活动可以看做对生产资料的认识和运用。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对比。
七八十年代或者更早的小学生都经历过什么活动?
现在的小学生都经历过什么活动?
以这种对比来分析一下我们的生产资料是不是更丰富更优化了。
一个人需要经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为了便于表述,我们只截取一个小学生的在校生活和离校生活作为对比。
在校生活对比。
中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学生又怎样的在校生活呢?
我们脑海中的画面可能更多是这样的:
一间大队部或民房改造的土坯教室里,一位刚从田间劳作归来的民办教师正在领着一群满脸泥巴的孩童朗读拼音。
现代小学生的学校生活是怎样的呢?
电子白板?
多媒体教学?
网络教学?
无需多说,现代学校里的教学工具比之七八十年代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但效果却只是增添了应试教育的花样。
离校生活对比。
80年代的小学生离校后有什么事可以做呢?
下河捉鱼、上树掏鸟、摘王家杏偷李家桃、麦秸堆里躲猫猫……冬天冰上旋陀螺,夏天树上粘知了,春天树上捋榆钱,秋天割草放牛,大点的孩子还可以扛着铁锨到地里挖仓鼠……实在没事干了,还可以捉对摔跤。
到了农忙时节,要么跟着大人下地,农村有句老话叫“小子不吃十年干饭”;
要么替大人看孩子,那时候似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比自己更小的弟弟或妹妹。
无论如何,那时候的孩童一出生就知道生活是个什么样子。
现代小学生的离校生活是怎样的呢?
农村孩子怎样了呢?
留守?
农村的小伙伴们已经越来越少,生活方式越来越城镇化。
城市孩子又如何呢?
他们去哪里游戏呢?
天天去游乐场吗?
这需要付出金钱和大人的时间,关键是大人们大都是没有时间的。
那就和小伙伴们去玩吧,除了网吧游戏厅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都不如网吧游戏厅有吸引力,都不如网吧游戏厅有人气。
后来大人们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只好让孩子上课外补习班了,最起码有老师给看着,不会跟社会上的孩子学坏了。
但是不要忘了,社会上的孩子都去上补习班了。
武汉晚报2015年6月16日讯:
江岸光华路小学校长在为学生不会玩着急。
该校针对560名学生进行的调查问卷显示,60%的学生离开手机和电脑,不知道怎么玩。
现代的孩子如果不玩电脑或手机,知道怎么玩吗?
这个问题恐怕先要问问大人们玩什么。
城镇化是必然趋势,文体活动或许是一个城市应该必须选择的课外生活,然而目前这不是绝大多数孩子的选择,也不是绝大多数父母的选择。
然而这些是不是生活,还值得商榷。
终于,孩子们去哪玩呢?
去哪里打发童年呢?
最后的结论是很恐怖的,天地空间、自然生活都被城市狭小的空间压缩没了。
孩子们拥有最多的就是课业负担,当然也有一部分孩子拥有无限自由,这也肯定会影响那占少数却及珍贵的处于负担和自由中间的孩子们。
所以,从生产资料上讲,现代社会相比七八十年代是严重匮乏的。
在这个教育生产资料严重匮乏的时代,家庭和社会又把孩子推向了类型单一更缺乏生活性的学校教育,整个教育工厂里也就只能生产类型单一且不合格的产品了。
另外,城镇化的必经之路上,这种结果是必然的的吗?
我们有没有为孩子投入更多?
或者说我们能否提前预见一些事情?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真正为孩子们考虑过?
还是用一个对比来说明一下。
城市里缺少孩子们打发童年的地方,那么有没有可供成年人消遣的地方呢?
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有了答案,在经济规则的驱动下,城市的课外系统几乎完全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就算儿童们的游乐场、网吧、游戏厅、也不过是经济驱动。
似乎越来越恐怖了,如果在城市里建立像过去农村那样供孩子们翱翔的足够广阔的天地,并且内容又是如此丰富,那得需要多少金钱?
得怎样来分配它?
恐怖吗?
我们到底有没有为孩子考虑更多,有没有为将来考虑更多,它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
3、劳动者。
教育工厂里的劳动者就简单的分为学生家长,学校教师,社会人群。
社会人群与前两类人不同,他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大都是不经意的,又有非常强的偶然性。
但这并不说明社会人群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很小,或许有一天你会发现他巨大的威力。
再者,对于受教育者群体来说,社会人群是由家长群体和教师群体构成的。
所以这里暂不对社会人群做过多分析。
作为教育工厂里的主要劳动者之一,教师这名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的高低直接决定该工厂生产力的高低。
关于教师的劳动技能,在此仍然以现在和七八十年代作对比。
应该说现代教师群体的劳动技能比七八十年代教师群体的劳动技能有了大幅的提高,教师队伍也有了大规模扩大;
但这个的前提是受教育者人数的大幅增长和受教育者需求的快速提高。
这样仅从教师群体的劳动技能方面不容易比较两个时代教师群体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那么我们就引入另一个概念——工作职位胜任程度和权威性。
七八十年代是一个缺乏知识的时代,但凡认些字又没有离开农村的人,几乎都被大队部任命为本村民办教师,那时候书本知识就是教师的权威能力,教师职业是具有极低可替代性的,所以除了这些人,难有更胜任的人。
相反的,现代人的意识中,教师工作几乎具有完全可替代性,尽管培养一个真正的优秀教师需要5到10年。
现代社会对教师的定位更高,但对教师的渴望程度和胜任要求却大幅下降——普通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只要是应届大学毕业并且通过一次性考核即可上任——因为高学历的不来或者来了也会跳槽。
事实是我们现在对中小学教师的要求还停留在识字就行的年代。
这个要求高还是低?
普通大学生难道还教不了中小学?
况且还有考核制度。
况且他们还在成长中。
问题不是大学生的问题,而是整个教师群体的问题。
当然,如果满足下面的条件,上面的问题基本不会是问题了,那就是劳动者劳动积极性的问题。
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再高,如题没有劳动积极性,只去做做样子应付工作,甚至破坏工作秩序的话,何谈胜任程度?
何谈权威性?
何谈生产力?
这里分三点来谈。
第一点是教师厌教、应付工作现象。
这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工作负担重,政治任务多,经济条件窘,人际关系差,社会地位低,幸福度滑坡……其实有关机构或个人已经对教师厌教现象有很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了,但最终恐怕都要归于无奈和心灵鸡汤式的救赎。
第二点是教师破坏工作秩序现象。
这又可以分两类:
安心经济型和极度欲望型。
第一类属于比较平和的,通过各种方式来赚取更多的金钱或换取逍遥享乐的状态,比方说吃空饷,办补习班,从事第二职业等等。
第二类属于比较激烈的,不一定以金钱为目的,近些年网络上频频曝光的教师猥亵幼童事件就属于这种类型,还有校园暴力事件等。
当然两种类型的界限不一定很明显,拿教师给学生补课收费现象来说,个别教师表现出对有偿补课学生的明显的偏向,不给未补课的学生讲题,甚至攻击未补课的学生,这已经很难说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了。
因为欲望已经不可控。
第三类是更危险的一类,是教师在自知或不自知的情况下维护不公平秩序,且受益其中。
如前两年辽宁台在“老梁观世界”节目中播出的一个事例:
一个人数众多的小学班级里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职位,大到班长,小到某个窗台的台长,事无巨细,层级分明,层级越高权力越大,俨然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等级体制。
孩子们为了升级挖空心思,一个班长的竞选要分别给班主任、副班长们、组长们、委员们等所有投票者送上一份拉票礼物,从班主任往下按等级给200元、100元、50元、30元、10元……全民投票这个公平的选拔机制就这样以所有人最终的受益为结果。
此时班主任成了金字塔顶端的终极决策者,无论他自知还是不自知,当这种体制在孩子们那里成为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甚至失去了像面对上面两种情况一样的厌恶心理,未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总之,如果劳动者群体对他的职业充满爱和热情,无论他处在一个什么时代,都具有很高的生产力;
但现实恰恰相反,劳动者群体根本没有劳动热情,更不用说爱,也就不用谈生产力了。
至于如何让劳动者充满热情,恐怕又得首先解决经济问题,但似乎不仅仅教师群体不高兴,社会各界都不怎么高兴,所以这个经济问题的涉及面是相当广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有个极端例子可供我们参考:
2014年9月2日4时40分许,在黑龙江延寿县公安局看守所,3名在押杀人犯把1名当班狱警杀死后逃走。
警方很快把其中两名案犯抓捕归案,只剩一名叫高玉伦的案犯在逃。
此事登上全国各大网站的头条,网友们的评论铺天盖地,其中一个极其知名的网站上一条被网友支持率最高的评论是什么呢?
是——老高,挺住。
希望这只是一些所谓的网络喷子。
但似乎社会各界不仅仅是不高兴而已。
他们已经被情绪控制。
教育工厂里的另一个重要劳动者就是学生家长。
可以说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尤其在这个教师公信力急剧下降的时代。
除了少数名师之外,大多数教师得不到大多数家长的一般程度的信服,当然在整个社会公信力这个大盘走势急剧下滑的时代,教师群体这个个股纵然是A股中少数几个比较中坚力量股之一,也与各政府职能股、医药股、国企股、社会公益股等社会主力股一起,在自抛与互抛与齐抛中造就了社会公信力大盘走势持续向下。
即将到来的是抄底反弹还是持续萧条?
这个暂时不去讨论,我们暂且集中讨论一下家长们为什么对教师群体越来越不信任了。
在一个经济推动下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且不管它是是不是泡沫,对物质资料的占有程度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一个占有更多对环境控制力更强社会地位更高的人会不会对一个占有更少对环境控制力更弱社会地位更低并逐渐失去公信力的群体产生信服?
会产生多少信服?
可想而知,如果家长群体对教师根本没有任何程度的信任,怎能不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影响?
那么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家长群体又对教师群体持什么态度呢?
首先经济条件比教师群体还要差的家长群体必然是在社会人均收入线以下的群体,因为教师群体就在人均收入线以下,让一个穷人去信服另一个穷人?
除非在那些没有多少富人的地区,所以边远山区的教师群体是很受欢迎的,前提是那里的教师不去猥亵幼童。
当然也有许多家长对教师是信任的,但我想更多的不是对教师群体的信任,而是对他所熟知的某个比较优秀的教师的信服。
因此,我们不能排除那些在教育战线上兢兢业业用心教育的教师们,在一个负能量泛滥的时代,是他们坚守了道德的底线。
如果把以上情况归因于经济基础建筑的不平衡,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方面的原因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一个人们不高兴的基础,一个家长群体不信任教师群体的基础。
真正造成今天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我们将叙述几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知识的矛盾。
我们城市化进程越快,我们的城市受农业社会的影响就越大。
一个个村庄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社会,当这个村庄的人数足够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近,就必然产生物质资料的争夺。
矛盾出现后怎么解决呢?
争执不下时往往是哥们多的人家获胜,这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只是力量的角逐。
当然不仅农村争耕地,也不仅城市争地盘,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力量的角逐中走到今天。
这种思想在我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的原因,除了我国传统社会观念影响以外,西方哲学对我们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这其中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个人,达尔文和马克思。
不管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事实还是一种猜测,他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不是对科学的探索,而是信服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
理论可能是对的,但方向是否正确?
是不是环境恶劣时我们就得变得更加恶劣?
是不是我们就不能去改变环境?
人类号称征服自然的能动力哪去了?
或许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问题。
这里我们不打算去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我们只是得出一个结论,达尔文给了我们一个角逐的理由。
马克思对我们的影响不言而喻,即便人们的审美疲劳感使很多人对马克思提不起兴趣,但马克思对我们的影响依然久远。
即便他的阶级斗争论调让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不再受欢迎,但他给了我们一些斗争的方法和坚决性。
然而如马克思理论说,真理是有历史阶段性的,现在不是阶级斗争时期,而是经济建设时期,但现在,我们却把阶级斗争的精神有意无意地带到并应用到经济建设上。
无论我们的经验还是权威思想都在指向一种力量的角逐,在这种历史经验的影响下,家长们怎会容许他的孩子“吃亏”。
况且计划生育加重了家长的思想负担,在他认为环境不公平的情况下,必然会追求各种形式的力量去角逐。
所以他一边骂着环境的不公平,一边用不公平的手段去角逐,或从中获利或更加吃亏。
以上是对我们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文化,学校文化又是什么样的呢?
可以说我们缺少什么学校文化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缺少的总希望后代给补回来,这也是现在许多人最不负责的方面。
学校文化永远倡导那些积极美好的东西,自由、公平、理解、共享、包容、合作、互助、真善美……所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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