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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为这份报纸的筹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列宁为创刊号撰写了《告俄国工人》的发刊词等一系列文章,但就在万事具备之时,沙皇警察逮捕了“斗争协会”的主要成员,创刊号的稿件也全部被查收。
就这样,列宁试图以一份报纸聚集革命力量的计划失败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日益尖锐,预示着革命即将来临。
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领导者的社会工党的状况却极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
虽然1898年社会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该党的成立,但是实际上社会工党却是一盘散沙,连最起码的党章和党纲都没有,更缺乏统一的领导。
面对这样的危险状况,列宁指出“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当前的目标。
我们认为,社会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容。
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
列宁决定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他远赴德国,和“劳动解放社”协商办报事宜。
经过了长时间的协商和妥协之后,1900年12月24日《火星报》终于在德国的莱比锡正式创刊,之所以叫《火星报》是取了普希金的诗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的意思。
列宁是《火星报》灵魂人物,他不但是它的发起者和创办者,在报纸出版以后,他还亲自编辑每一部报纸,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
《火星报》编辑的理念在列宁的领导下很好地遵循了它作为社会党的凝聚剂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火星报》的工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阐释革命的正确理论,统一党五花八门的思想,为建立一个统一和团结的党奠定思想上的基础。
其次,《火星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代办员网,为建党奠定组织基础。
《火星报》所选择的代办员都是意志坚定、能力出众的革命者,他们奔赴俄国各地,建立代办点,这些代办点实际上就成为了当地革命分子的集散地,因此,通过代办员以及代办点的形式,《火星报》就把全国的革命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了。
而且列宁还经常要求代办员提供稿件,从而保持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
最后,《火星报》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制定党纲和党章,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
1901年整整一年,列宁都把制定党章作为《火星报》编辑的中心任务。
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妥协后,党的纲领草案基本成形,并在1902年6月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之后,列宁又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了党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并解释了党纲中所采用的革命策略。
《火星报》对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的筹备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火星报》的卓越成就,在这次会议上《火星报》成为了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
2.夺权时期的新闻活动
1903年俄国社会党最终分裂为两个派别:
“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后者则信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
由于孟什维克的操纵,列宁于1903年底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带领着布尔什维克进入了艰难的夺权时期。
(1)从《前进报》到《新生活报》
列宁深信布尔什维克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为了继续和孟什维克以及一切悖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作斗争,他深刻感到布尔什维克首先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写道:
“没有自己的出版机关,多数派就根本不可能自立……扩大自己的出版机关和组织自己的运输机构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这样做完全符合国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愿望,完全符合我们在党斗争中所采取的行动”。
于是,1905年1月4日,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机关报《前进报》在日瓦创刊。
《前进报》扬弃了原来《火星报》作为全党报纸时所必须作出的妥协,更加革命,更加彻底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和《火星报》相比,《前进报》最大的任务不是为了建党,而是阐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立场,他的角色是进行党斗争的舆论工具。
《前进报》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在列宁的领导下很好地代表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阐明了革命的真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被排斥的时候,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虽然它只出版了18期,但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却起到了非凡的意义。
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再次创办全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它于1905年在日瓦创刊,再次由列宁负责编辑工作,因此《前进报》停办。
由于革命形式的不断高涨,专制政府被迫作出了一些让步,所以“我们党的活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集合、结社、出版自由已经取得了。
”于是,在国创办一份合法报纸就势在必行了,1905年11月2日,《新生活报》在圣彼得保创刊出版,从11月8日开始编辑工作由列宁主持。
利用《新生活报》列宁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此外列宁还阐述了新闻出版物的党性问题,如《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就是最著名的文章,它发表在该报的第12期上。
除了《新生活报》外,布尔什维克利用沙皇的让步还创办了《浪潮报》、《回声报》等一系列党报。
但这些报纸的革命呼声还是不为沙皇政府容忍,不久之后都被查封了。
(2)《真理报》
《真理报》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夺权斗争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报纸。
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结束以后,俄国又迎来了革命的高潮,针对这一现状,工人阶级急需一份通俗的报纸来指导和宣传自己的革命运动。
于是,《真理报》根据这种需要于1912年5月5日于圣彼得堡创刊,从创刊之初到1914年,列宁主要是在思想上指导它的编辑工作,确保了《真理报》的革命性和党性。
1914年6月,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夕,因为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沙皇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列宁复刊了《社会党人报》以及创办了《共产党人》杂志暂时代替了《真理报》的宣传作用,列宁利用这些刊物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指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不应该支持这种不义之战,相反要利用沙皇政府在无暇顾的时机下,采取必要的行动推翻其统治。
通过这些宣传和论述,列宁和孟什维克在日俄战争期间采取的相同的“护国主义”立场进行了论战,为最终的革命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1917年,彼得堡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
“二月革命”的结果使得俄国国出现了两个政权:
资产阶级政权和工农维埃政权,前者宣布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举动暴露了它发动的本质,于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决定再次发动革命,推翻这个发动政权,它指出“准备在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上取得胜利,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办报,把工人组织到革命的社会党中去…..”《真理报》借此时机复刊。
3月,在瑞士的列宁为《真理报》撰写了《远方来信》共五封,分析了俄国国的阶级现状,指出“二月革命”标志着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革命已经过渡到了第二阶段。
4月,列宁回到彼得堡,开始直接领导《真理报》的工作,4月7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表明了对待“临时政府”的不支持态度,统一了全党的思想。
“七月事变”使《真理报》被迫转入地下,并改名为《工人之路报》,开始宣传武装起义的方针,它按照列宁的指示,既对武装起义起到了鼓动作用,又没有泄漏起义的计划。
1917年11月9日,《工人之路报》改名回《真理报》,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
3.建设时期的新闻举措
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俄国国百废待新,问题重重,千头万绪,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恨之入骨,必要千方百计灭之而后快。
就在这样有外患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领袖的列宁尽管日理万机,仍然对新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首先把新闻工作列入所有重要会议的议程。
历史条件的转变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职能和方式发生切合实际的转变,但是新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种转变应该怎么实现?
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列宁要求在每次重要的会议上,都要把新闻工作作为巩固和建设新政权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不论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新闻工作都是讨论的重点对像。
其次,为新闻工作制定相应的法令。
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新闻工作进行协调和统筹,在坚定不移地坚持报刊的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还必须制定具体的法令来规报刊的日常工作,“1917年11月10,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列宁就签署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
接下来,又制定和签署了《关于国家统一管理广告业务的法令》和《关于成立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使得新政权下的新闻工作有迹可寻。
再次,大量创办新的报刊,大力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
为了丰富无产阶级的文化生活,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摇旗呐喊,列宁大力支持创办新的报刊,“从资金的分配来看,用于工人和报社的拨款,乃是‘最大的一项’”。
到列宁逝世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颇具基础的全国性报刊网。
当时,无线电广播作为新兴的媒体也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
列宁称广播是“没有纸和距离的报纸”,为了让“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出版的报纸”,列宁指示一定要加速进行无线电广播网的建设。
尽管在协约国的干涉下,维埃政府还是克服种种困难,于1922年5月27日建成了莫斯科中央无线电电台。
总之,在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始终对新闻工作刮目相看,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了新闻工作在政权巩固和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列宁每天上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报纸,他一刻也离不开报纸”。
他制定的一系列新闻工作举措和新闻法令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新闻工作的协助下,新兴的维埃政权打败了协约国的干涉,巩固了革命的果实,而且还初步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列宁的新闻思想
1.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
“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著名的论断可以说是列宁在整个建党时期对于新闻工作的最好总结,也是他在这个阶段的新闻思想的核心。
列宁在创办《火星报》之前的革命新闻工作生涯期间,他不但清楚地知道报纸的宣传和鼓动对革命所能起到的作用,而且他已经逐渐意识到报纸在凝聚革命力量上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创新思想的萌芽阶段。
在创办《火星报》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丰富了这一思想。
报纸作为集体的“组织者”这一论断具有丰富的含义。
首先,建党的切入点就是创办自己的报纸,报纸的使命就是建党。
一方面,19世纪末,机会主义思潮在国际无产阶级部泛滥,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修正,因此产生了以波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思潮极影响了俄国的社会党人。
另一方面,社会党部对俄国的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民粹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经济派的流毒正损害着社会党的革命战斗力。
因此列宁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党,首先必须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列宁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办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办报方针,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
列宁之所以如此看重报纸对于党的凝结作用还因为当时社会党的特殊处境:
社会党在沙皇的专制政权下是没有政治自由的,他的集会和任何其他形式组织活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前,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其他的斗争形式),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
”
其次,报纸的作用是建党的“脚手架”和“基线”。
这两个比喻都是列宁在论述报纸的组织功能时作出的。
列宁分析了俄国的特殊实际,指出对于社会党而言,报纸除了具有宣传和鼓动的功能以外,还有组织的功能,“可以把报纸比喻成脚手架”
列宁还把报纸比喻为“基线”,他说石匠进行一个大的工程时,要拉一根线,这根线规定了每块石头的位置和功能,那么同样,党的报纸也具有这个功能。
《火星报》为俄国社会工党起草的党纲和党章就可以说这种“基线”功能的最好体现。
再次,党的报纸特性表现为:
体制上的独特性,全俄性,政治性以及方针明确、论战风格。
第一,体制上的特殊性。
《火星报》创办之初,俄国社会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缺乏统一指挥和领导的政党,那么它的报纸又该归谁领导的。
这样特殊的状态决定了《火星报》在领导体制上的特殊性,列宁指出“《火星报》从一开始就是一份独立的报纸,它不仅仅同俄国社会党具有思想上的联系,它根据国许多同志的托付进行活动”。
列宁的这段话表明:
《火星报》不对任何人和任何具体形式的党组织负责,而仅仅对全党的思想负责,它的任务是要从思想上统一全党,以统一的思想来建党。
直到它被确定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后,它才开始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
第二,既然要担负起统一全党思想的重任,那么这份报纸就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和全俄性,实际上在《火星报》创办之前,列宁的主就是要创办一份全俄的政治报纸,列宁指出“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性的报纸。
在现代欧洲,没有政治机关报,就不可能有称得上政治运动的运动”。
第三,方针明确、论战风格。
报纸编辑方针明确表现在《火星报》鲜明的马克主义立场,但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不排斥论战交锋,并不排斥对问题的讨论争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
为了说明目前各种分歧意见的深度,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必然会走上极端,在全体俄国社会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开展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
”列宁本着真理越辨越明的原则,鼓励同志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一切问题展开热烈而真诚的讨论。
特别是在“经济派”的观点在党盛行时,和“经济派”展开论战就更成了统一和巩固全党思想的重要方法,“只有在报刊上进行论战,才能准确划清我说的那条界限……它将快一百倍地促成牢固的统一。
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是它在建党时期最重要的新闻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当时俄国的实际以及俄国社会党的具体处境决定的,当时国恶劣的斗争和革命条件决定了只有通过创办报纸的形式才能最好地实现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的目的。
《火星报》的创办正是朝着思想建党和组织建党的目标前进的,《火星报》就像一个凝聚的核心,把四分五裂的俄国社会党聚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下,同时,通过《火星报》的发行和传播体制,又在组织形式把整个党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2.夺权时期的新闻思想
(1)“党报的党性”原则
在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中,党报的党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列宁在经过了从1903年推出《火星报》编辑部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闻工作中再次提出并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形成了自己在夺权时期新闻思想的核心。
列宁把这种认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奠定了“党报的党性”的理论基础。
他指出:
“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出版物应该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该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来实践这个原则”。
接下来,列宁在《我们的任务》、《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工人出版节的总结》等文章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党报的党性”思想。
它的要点如下:
第一,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的领导。
和《火星报》那种领导责任不明确的情形不同,进入夺权时期以后,由于革命的需要,列宁提出党报党性的首要表现就是在组织上要接受党的领导,而不能再像《火星报》那样仅仅是在思想上与党产生联系。
列宁吸取了《火星报》被孟什维克操纵,丧失了最基本的党性,从而沦落为一个“造谣诽谤和制造争吵的中央机关报,一个观点混乱和向机会主义者阿谀奉承的中央机关报,一个泄私愤和找岔子的中央机关报”的教训,指出“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的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
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联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
既然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的,那么党的报刊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的普遍原理对问题进行分析。
而在具体的问题上,又必须和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遵循并执行党的决议和决策不能出现反党的观点,必须统一口号和口径。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鲜明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第三,讲究宣传的策略,使报纸具有论战性和鼓动性,最大限度发挥报纸的战斗力。
党报的作用既然是为党的革命斗争服务的,那么它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
”而要使报纸具有战斗力,就必须讲究宣传的策略性,增加报纸论述的力度和深度,增加形式和风格上的多样性。
党报不应该像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列宁批评了那种在报纸上唯唯诺诺、吞吞吐吐、躲躲藏藏的现象:
“伊索寓言似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
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
(2)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
很多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来驳斥列宁的“党报”理念,指出党报的原则有违和自由的原则,对这种论调,列宁进行严厉的批判,而对这种论调进行批判的基础是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
首先,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一种“伪善”。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该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
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产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和真正的自由。
”因此,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只是富人和资本的自由,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其次,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报刊和为报刊写作的文人都是“卖身的文丐”。
“作家先生们,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们作淫秽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的自由么?
……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罢了”。
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报纸的假话连篇,“他指出,资产阶级报刊有一种手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是流行最广、具有‘万无一失’的效用的,这就是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
”正是通过这些谎话,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粉饰太平,而资产阶级正是欣赏这样的做法,才给了资产阶级办刊丰厚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资产阶级的“卖身文丐”。
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为党报的党性原则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因为党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那么党报的党性实际上也规定了广大无产者的“新闻自由”,不但如此,“列宁从政治权力到物质手段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系统揭露,已经萌发出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版自由的思想以及具体策略。
(3)对党报工作实务的具体建议
列宁除了确立了党报的党性原则以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党报工作原则来确保这一原则。
这些原则对后来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党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创办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列宁对党报的工作提出了一下建议:
首先,破除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绝对界限。
在俄国历来存在着“作家管写,读者管读”的传统。
列宁指出这样的传统和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格格不入的,列宁在负责《火星报》的工作时,就积极孤立报纸的代办员向报纸投稿,把他们亲身经历或者见证的工人运动写下来。
在《前进报》、《无产者报》以及后来《真理报》的创办中,列宁也广开言路,要求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投稿,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列宁的这种办报思想被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继承了,对“办报”的批判和对“全党办报”的倡导正是列宁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
其次,建立富有战斗性的编辑部。
编辑部是报纸的灵魂,编辑部决定着报纸的风格,决定者党报的党性和战斗力。
因此,列宁十分重视对党报编辑部的建设和指导,在《真理报》创办的初期,列宁就经常写信给编辑部,指导他们的工作。
列宁要求党报的编辑部是成为“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参谋部,成为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最后,区分通俗和庸俗。
列宁指出,要使党报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那么就必须在语言上通俗易懂,但通俗不等于庸俗,在进行实际工作时,必须对庸俗和通俗进行区分。
3.建设时期的“建设工具”理论
在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闻工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列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指出报刊工作中心任务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应该成为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工具。
这种“建设工具”的理论就是列宁在建设时期新闻思想的核心。
为了阐述和深化自己的这一思想,列宁写作了《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一系列经典的文章。
形成了一个涵丰富的理论体系。
第一,列宁首先规定了在无产阶级条件下报刊的性质。
列宁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一个
阶级专政的机关报”。
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当时国外形势密不可分。
一方面,尽管物产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是那些失去了既得利益的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势力依然贼心不死,时刻不忘复辟的野心,正如列宁所说:
“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的家庭”。
另一方面,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控制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梦魇,他们时刻企图和国的反动势力相勾结,把新兴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最后,即使是在工人阶级部,也还有极少部分对维埃国家心存芥蒂,他们不适应这种全新的国家形式和政权形式,依然固守着资本主义的理念的习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
“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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