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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较之三国传说与《三国志评话》,《水浒传》较之水浒故事与《大宋宣和遗事》,《西游记》较之取经故事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无论就典型形象、思想内容、艺术成就,或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比较,作家创作都远远超过了民间口头创作。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民族文化统一体中分化出附属于上层社会的精英文化,形成与民间文化迥然相异的精致华丽文化风格。
这些作家一方面不断从民间文学中吸取丰富营养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按照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个人的审美趣味,对民间文学注入自己的主观因素,因而往往损害了民间文学的原貌。
这是作家对民间文学影响的另一方面。
一、民间文学的定义
民间文学属于文学的一个特殊类别,是与作家文学、通俗文学相并行的一门独特的语言艺术。
它是一个民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历史的发展,不同时代的人们不断地为民间文学增加新的内容,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蕴涵了深厚的民间文学传统。
民间文学是一种“活”的、动态的、不断地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保持着鲜活生命力的文学,它始终与一个民族的历史风云变幻、审美情感、喜怒哀乐、现实生活、生存竞争血肉相连。
拉法格说,“它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真和自发的表现形式;
是人民的知心朋友,人民向它倾吐悲欢苦乐的情怀;
也是人民的科学、宗教和天文知识的备忘录。
”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共有的文化传统,是各个阶层的共同创造,民间文学的创作主体却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口头创作。
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发达的国度里,民间文学在其创作、传播、交流、传承的过程中,上层文化、通俗文化会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诸如讲唱、戏曲表演等等途径,对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集体记忆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民间文化与上层文化、通俗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民间文化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基础部分。
民间文学的传播以口头传承为主,在文学发生之初是如此,“歌之咏之足之舞之蹈之”,形象地再现了文学艺术发生之初的文艺形态。
当文字发明之后,统治集团掌握着文字,并赋予文字神圣王权,文字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民众只有通过口耳相传传递信息,表达情感,传承集体记忆,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口耳相传的历史传统,积累了许多以口语为媒介的创作形式与艺术技巧。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
它既是该民族人民的生活、思想与感情的自发表露;
又是他们关于历史、科学、宗教及其其他人生知识的总结;
也是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的体裁主要有神话、民间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等。
一、民间文学的集体性
一、集体性的含义及表现
民间文学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反映集体的愿望,集中集体的智慧,融汇集体的艺术才能,为集体所享用的特殊文学。
我们知道,作家的书面创作通常属于作家个人,是他精神劳动的具体体现。
作家在创作时,从创作构思到执笔写作、修改定稿乃至校对发表,个人的创造性劳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家对自己的创作成果全权负责,不容许他人随意改动、抄袭和占有。
民间文学则不然。
它的创作活动(包括流传中的再创作)通常是在集体中进行并完成的。
这种集体状况下的创作活动,创作与流传具有一体化的特点。
即多数作品一经创作便进入活的流传状态,它们的流传过程,同时也是广大民众参与作品再创作的过程。
每一个传播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对原作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加工。
从这一角度讲,千千万万个传播者也就是作品的创作者。
正是由于无数人的参与,对作品的不断加工、修改和完善,才保证民间文学在内容上最直接最集中地体现人民大众的意志和愿望,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适应人民大众的欣赏习惯、体现人民大众的审美趣味。
作品流传的时间越长,受到加工、修饰的机会就越多,其中集体意识的积淀也就越厚重。
正如一首民歌所唱:
“唱歌不是人发颠,也是前朝古人传;
一人传三三传九,河水淘沙渐渐深。
在民间创作的长河中,流传年代越久远的作品,就越难找到它的始作者。
或者说,民间创作很少是由某位作者单独完成的。
它总是要在形成或流传的过程中,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加工、改造。
正因为如此,民间文学具有匿名性。
有人因之说民间文学无作者,实际上确切地讲,民间文学是有作者的,它的作者是大写的“人民”,古往今来,世界民间文学宝库中无数个经世不衰的传世之作和不朽的艺术形象,只有在全体人民一齐思考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来,是“人民”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超时空的伟大杰作。
民间文学的集体性表现在创作和流传上,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1、集体场合中的集体创作
这一情况在原始社会时期最为常见。
伴随着集体活动,受集体意识的驱使或集体情绪的感染,人们你一句我一句,或一唱一和地即兴创作。
例如我国史料上记载的台湾高山族原始公社成员的集体娱乐情况:
男女老幼“挽手合围,歌唱跳舞”,“歌无常曲,就见(现)在景作曼声,一人歌,群拍手而和。
”类似情况在世界其他原始部落也能见到。
西方学者克屈里基记述的苏格兰海岸斐罗岛人部落集体创作的情景说:
“一个在唱歌跳舞的团体,团结一致地受一种心理的和情绪的刺激,这刺激不仅是宜于诗的创作,而且几乎必是流于诗的创作。
这团体中各个成员轮流更替就地口占一章诗,这些各别的贡献集起来,就是一首歌了。
”“这是集群的制作。
虽然每章诗单独来说,是一位个别作者的作品,这样做成的歌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没有个别作者,民众就是它的作者。
集体场合中的集体创作,在现代社会民族节日中群众即兴对歌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在这种场合,集体创作是在歌唱群体之间的互相激发、歌者与听众的双向交流和配合中完成的。
比如在“花儿”对唱中,“对手的提问和回答,是‘花儿把式'
的产生创作欲望的‘酵母'
,是激发他们灵感与智慧的关键。
没有对歌的热烈氛围和竞技环境,失去了挑战者‘火力'
的逼迫,他们即兴创作的才能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此外,在“花儿”表演过程中,听众作为歌手的拉拉队、智囊团在演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由个别人编出作品的雏型后,再由许多人添枝加叶,逐渐完善
民间文学更多的、也更经常的,却是在她已经成为“初坯”之后,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
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映的惫见和情趣在内。
以孟姜女的传说为例,据顾颉刚等人考证,该作品在民间流传了两千多年,传播地区几乎遍及全国各地。
它的最早雏型只是叙述杞梁妻拒绝齐侯郊吊的故事;
到了战国和西汉前期,又加上了祀梁妻“善哭”的内容;
西汉后期至东汉,故事的中心由“善哭”进而发展为哭崩城墙;
西晋、后魏时,城墙具体化为“杞都城“、“莒城”;
北齐以后,才与长城挂钩,演变为杞良被迫服苦役修长城而死,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
明代以后,又加上孟姜女与秦始皇展开面对面斗争,投湖而死的情节。
孟姜女的传说的雏型与后来的发展形态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都是由于它在“不断地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的结果。
《楚风》1983年第3期上刊载的题为《一个故事的产生》一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时期民间故事集体编创过程的实例。
作者是一名学习过民间文学常识的大学生,作者假期回家乡参加一位邻居“起新屋”(盖房)的集体劳动,亲身感受并耳闻目睹了一个故事如何由“粗坯”到众人的“添枝加叶”,最后完善定型的全过程,一年后,作者又发现了这个故事的新变化。
作者的观察为我们了解新时期民间文学集体创作过程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对于民间文学的集体创作,民众早有歌谣概括:
瞎话瞎话,无根无把,
一个传俩,两个传仨;
我嘴生叶,他嘴里开花;
传到末尾,忘了老家。
民间文学的大多数作品,都是这样产生的。
它们“无根无把”,很难找到始作者,所谓“传到末尾,忘了老家”,是指成型后的作品与它的原初形态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
而民间创作的价值往往就存在于千人加工、万人琢磨的“添枝加叶'
之中。
民间文学中不少优秀作品,如“四大传说”、“三大史诗”以及《刘三姐的传说》等都是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积累民众的创作财富而逐渐完善、定型,成为千古传唱的文学经典。
即便如此,它们今夭在民间流传中的变化形态仍然是非常活跃的。
每传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积累和新的变化。
多少年以后,人们还将会发现它们在新的时空环境中获得新的升华。
3、个人创作,集体流传
民间歌手、艺人的创作时有这种情况。
湖北崇阳的民间叙事诗《双合莲》,就是作品中女主人公的一位长辈郑三爹根据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编唱出来的。
这类创作就其创作前期看,是由某个人独立完成的。
但这里的“某个人”是作为集体的代言人或民间艺术的集大成者的身份参与创作的。
在创作过程中又随时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所以,这类创作同样能在集体中流传,并在流传中得到集体的认可。
同时,人们在传承中也会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修改。
二、集体性的形成与发展
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形成于人类必须结成一定群体才能生存下来的原始社会。
恩格斯曾评价说,“这个时代的人们,不管在我们看来多么值得赞叹,他们彼此并没有什么差别,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性的脐带。
”在那一时期,无论是渔猎、农耕、战争还是宗教祭祀、娱乐活动都是或大或小的氏族、部落群体参与的集体活动。
共同的生活内容和感情需求决定了当时的人们在进行原始艺术创作时只能采取集体创作的形式。
“个人”的创作无条件受集体意志支配,完全融化在集体意志之中。
人们从产生创作欲望到完成创作,当众演唱发表,都受集体制约并在集体场合进行,这就是集体性的原初意义
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这种集体性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由于文字的产生和阶级分化引起社会的大分化,出现了作家书面创作与民间口头创作的分野。
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群众无法从事书面创作,继续发展着自己的口头创作。
其中在口头创作中的特别擅长者,就成为职业的和半职业的民间艺人。
他们的创作,虽不再像原始创作那样受制于群体意志,而是带有明显的个人独创性但由于他们是民间艺术哺养大的,又从来没有脱离过民众,民众的思想愿望和艺术情趣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创作活动。
因此,在阶级社会里集体性的表现形式就更加灵活了。
既有集体场合的创作,也有集体智慧与个人独创性互相交融、互为补充的创作方式。
如前所述,集体性并不简单地等于集体创作,它还包括集体流传,为集体享用,为集体认可等方面的内涵。
集体性也不排除个人的因素。
相反,一些高度概括了集体意愿和智慧的歌手、艺人的创作更能自觉地体现集体性原则。
因此,追究一作品最初是否为集体共同创作已无多大意义,而看其能否为集体接受,能否在集体中流传、为集体所认可才至关重要。
有些作品,尽管最初不是集体创作,但仍能够通过流传途径经受集体检验,得到集体的加工和完善,最终为集体所认可。
第三讲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上)
第一节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共同处在民族文化的统一体中,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而产生,是作家书面文学创作出现以前具有全民性质的惟一文学样式。
民间文学同作家文学的分野,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主体由于社会分工、生活境遇、文化条件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世界观、审美观和文学观,采用不同的创作方式,出现有“俗”、“雅”之别的艺术风格。
民间文学是民众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主要通过口头创作、口头流传在人民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特别是那些百科全书式的长篇神话和史诗,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人们不断加工、创造,积累了丰富的民族情感和文化智慧,逐渐成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代代相传,对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左右或支配着民族心理意识的某些层面,制约或规定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
作为民族文化的结晶和重要载体,民间文学不仅哺育了作家的成长,给作家以多方面的艺术熏陶而且直接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生动优美的语言和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
作家文学对保存和提高民间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六朝以后,出现了志怪小说、传奇、变文、宝卷、通俗演义等通俗文学作品,其艺术特征通常兼备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特点,在语言的通俗化方面,比较接近民间文学的艺术风格,但从创作方式与主要通过书面传承等特点看,又属于文人创作的范围。
在民间文学影响作家文学,或作家文学反过来影响民间文学的过程中,通俗文学往往起到中介的作用。
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作家文学都以各自的艺术成就,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我国绚丽多姿的文学花园。
第一节、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一、民间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方面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民间文学作为人民大众千百年来集体创作的民族文化的结晶,具有多种多样的题材和无比丰富的思想内容。
民间广为流传的神话、歌谣、传说、故事、叙事长诗、创世史诗、英雄史诗等作品.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是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感情、审美情趣和艺术才能的集中体现。
民间文学不仅在作家自觉地从事文学创作之后,为作家准备了各种创作题材和体裁,面且在此之前,甚至在作家成长的童年,已经给予深深的艺术熏陶。
民间文学中体现的朴素的天人观、善恶观,影响了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民间文学中凝聚的淳朴、善良、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民族精神,往往成为作家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扑朔迷离的神话、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中奇特的幻想,激发了作家的想象力。
或低吟、或高唱的婉转动听的歌谣,启迪着作家的艺术灵感。
人民大众的聪明才智造就了作家的艺术才华,民间文学的创作和传承为作家的成长,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围,在中国文学史上不乏其例。
屈原同楚地民歌和发达的楚巫文化的关系,李白、杜甫、白居易同乐府民歌的关系,《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杰作同民间故事、传说的关系,都说明民间文学对于作家的成长及其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诗歌创作,标志着我国诗歌发展史进人个人创作的阶段。
屈原在吸收楚地民歌和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一系列作品。
根据古籍记载:
楚地“信鬼而好祀”,每逢举行祭祀活动,必请巫觋唱歌以乐神,因而楚文化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
这些与民间宗教融为一体的娱神歌曲,对屈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例如《天问》,直接运用民间神话传说和古史材料,对天地万物和社会现象提出了170多个疑问,表现了诗人博大的思想和勇于探索的可贵精神。
《离骚》则借用某些神话人物和神话中纵横驰聘的丰富想象,表达了忧国忧民的爱国热忱,抒发了怀才不遇的愤懑情感,把国家处在存亡关头以及人民饱经忧患的社会现实同自己的理想彻底破灭的苦闷心情融合在一起,表现作者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和不断进取的顽强意志。
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多方面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
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穷兵赎武的政策,歌颂了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乐府民歌的产生和发展,促进了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的崛起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唐代诗歌的繁荣。
乐府民歌蕴涵“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
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操、曹丕、曹植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
特别是曹操,他以自己杰出的文学成就,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风气。
曹操的代表作《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短歌行》等沿用了汉乐府古题与格调.反映了汉末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表达了他企望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民间文学的思想内容对李白和杜甫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他们都能继承民歌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关心人民疾苦,同情下层人民,抒发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
李白的诗现存900多首,其中有不少诗篇如《侠客行》、《丁都护歌》、《战城南》、《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表达了对侠客、戍边将士和劳动妇女的赞颂、同情和关怀。
杜甫所处的时代,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
他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目睹了国家严重危机,人民灾难深重的“万方多难”的局面。
因而对劳动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
像《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县咏怀》、“三吏”、“三别”等诗篇,达到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其中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等诗句,同《诗经》中的《七月》、《伐檀》、《硕鼠》,乐府诗中的《东门行》、《妇病行》所流露的思想倾向如出一辙。
我国小说的源头,可以迫溯到古代的神话和历史传说,其间经历了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唐代传奇到章回小说的发展过程。
民间神话、传说、故事以文人创作的通俗文学为中介,对元杂剧和明清文言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民间文学影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共同特点都表现为:
民间文学提供人物原型、故事梗概,民同说唱艺人加以采纳、补充、加工,使情节更加曲折,内容更加丰富,流传的范围更为广泛,并付诸书面传承于世。
宋元时已有大量的三国故事被搬上舞台,计有《三战吕布》、《赤壁鏖兵》、《隔江斗智》等三十多种,评话小说《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内容和结构,已初具《三国演义》的规模。
水浒故事在宋末元初就广为流传,并成为讲唱艺人表演的重要内容。
现存水浒故事的最早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已有杨志卖刀、晁盖劫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情节。
作家在此基础上,对原来的口头传说和讲唱艺人的底本加以借鉴、吸收、再创作,使之发生质的变化,使篇幅更加宏大,结构更加严密而精巧,人物形象更为生动鲜明.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杰作。
民间文学中常见的褒扬救危济困、见义勇为、重诺言、讲义气、感恩遇、报知己的“忠义”思想以及宣扬善恶有报、劝善惩恶的主题,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长篇小说的思想内容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国演义》受这种主题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兄弟情谊为中心,继承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中“拥刘反曹”的传统。
老百姓盛传“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正与刘备宽厚仁慈、爱民如子的形象相契合;
诸葛亮神机妙算的才智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正是封建时代人们所倾慕的贤相典型;
关羽作为义气的化身,更是同下层人民祟尚义气的心理相一致,因而被奉为“伏魔大帝”、“关圣帝君”,加以顶礼膜拜。
《水浒传》的“忠义”思想,主要表现为被压迫者之间的相互同情与支持,并通过一百单八将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来表现,有时是指私人之间的情谊但更多的是指“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等待日后招安,实现“忠君报国”的愿望。
从创作过程相比较,文言小说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比长篇章回小说更加普遍。
像《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篇章直接承袭了民间神鬼怪异故事。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闻则命笔,遂以成篇。
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
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
”甚至还摆设茶烟于道旁,向行人征集神怪故事,然后进行加工和再创作。
《聊斋志异》中直接间接取材于民间文学的作品达160余篇.在艺术形式和风格上也深受民间文学影响,“故笔法超绝”,使这部作品达到了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艺术高峰。
古代文人作家在题材和思想内容方面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大多是不自觉的,他们并没有把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有意识地吸取民间文学的无比丰富的滋养,这是古代文人、作家与现代文人、作家,在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上的主要差异。
现代许多作家能够超越文化偏见,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创造文化艺术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因而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他们风雨同舟,休戚相关。
现代许多作家不仅仅是借鉴民间文学的题材和思想内容,抒发个人的情怀,而且能自觉地吸收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创造出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譬如,鲁迅十分推崇民间文艺,称儿时看过的社戏,是“自己一生中所看过的最好的戏”,《山海经》是“最为心爱的宝书”,称颂人民大众是“不识字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却“刚健、清新”。
鲁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自觉地吸收民间文学,他根据女蜗抟士造人、炼石补天神话,写成了《补天》,根据羿的神话写成《奔月》,根据大禹治水的传说写成《理水》,再现了女蜗、羿、大禹等人物形象,利用神话题材歌颂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
大批作家在《讲话》精神的鼓舞下,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吸取民间文学的丰富营养,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即是其中的代表作。
1949年,周扬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总结解放区文艺的成就和经验时指出:
“解放区文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
”新中国建立后,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相互影响的自觉性更加增强,二者在新的层面上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伴随着文学发展的整个进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寻根文学、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思潮,都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受到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资源的深刻影响。
譬如,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郑义的《老井》,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
,都植很于中国本土文化的沃土,民间文化底蕴浓郁而深淳。
藏族作家阿来认为,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来自于藏族文化和藏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嘉绒部族的历史,与藏民族民间的集体记忆与表述方式之间有着必然的渊源”。
他说“我生于民间,长于民间,知道在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强大的官方话语、宗教话语并没有淹没一切。
在这里,我必须说,不是我开掘了这个宝库而是命运给了我这无比丰厚的馈赠。
”“是民间传说那种在现实世界与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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