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现代化反思与重构基于安吉生态县建设的思考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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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生态治理的兴起亦对各国政府的综合治理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挑战。
二生态现代化:
生态治理的范式转变
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如何实现有效的生态治理始终是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核心议题。
在这方面,生态现代化理论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理论模式之一,从其产生之初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并逐渐发展成为众多国家主流的生态发展实践模式。
(一)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背景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来,环境议题就逐渐进入社会公共事务的视野,比如20世纪初开始的关于保护跨界水源和渔业资源的多边谈判等。
但环境问题只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第一次被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环境危机,促成了环境著述的大量涌现和大规模的社会政治运动。
[1]这一时期,人们所深切忧虑的是现代工业社会导致的诸如资源耗竭、物种灭绝与人类健康威胁等严重的生存危机,其基本理论预设在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不相融性假定,从而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现代经济生活实践展开了严厉而全面的批评。
尽管这种关于生态灾难的悲观理论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逐渐失去了其在环境政治主流的地位,但它关于环境保护与现代经济生产生活存在内在矛盾或不相融性的生态主义思维范式却对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2]无论是政界抑或理论界,都开始了积极地探寻现代工业化发展与生态发展的融合之道。
也正是对“生存危机”这一理论范式的回应与挑战促成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
从“生存危机”向“生态现代化”理论范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工商业及其政治代表在理论探索方面的努力,包括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主要致力于促进成员国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为了重新界定和解决已经被“生存危机论”大众化了的环境压力与经济繁荣目标之间的矛盾,积极寻求二者结合的可能性路径。
而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不相融性假定的理论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
包括英国的阿尔伯特·
威尔和约瑟夫·
墨菲,荷兰的格特·
斯帕加伦、马藤·
哈杰尔和阿瑟·
摩尔等在内的社会科学家,先后提出将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解决环境难题的替代性思路。
[3]1985年,德国学者胡伯在传统意义“现代化”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
他认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从工业社会向生态社会的转变是生态现代化,从而将生态治理的理论关注点从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监管和事后处理转向了如何实现环境问题的预防和通过市场手段克服环境问题。
可以看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源于对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传统不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与变革,它反映了西方国家在遭遇工业化发展危机后,在社会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政策和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生态化转向。
生态现代化理论致力于减少政府和工业的对抗关系,促进二者的合作,并通过环境的改善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环境收益,也为政府和工业提供了一条缓和环境运动的途径,许多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亦呼吁支持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试图以非对抗性的讨论和协商使政府采取更为有效的环境策略。
(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现实诉求与理论内涵
基于一种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基础,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问题不看做是危机而看成是机会,认为环境保护不应被视为经济活动的一种负担,而应视为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前提,即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同步发展。
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目标是试图转变人们对环境政策难题的看法,从而使清洁环境和经济活力的关系不再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被视为是矛盾或冲突的。
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理论要点。
[4]
一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协调性。
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看来,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能够相互支持和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抑制和冲突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当前现代化发展的技术更新过程中包含着日益增加的环境目标考量,经济增长在数量上已经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
因而,经济增长与环境目标的政策一体化完全可以铸就一个环境、经济和商业“三赢”的理想结果。
生态现代化的过程意味着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生态理念贯彻、生态工程技术广泛应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过程,通过合理的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资源、支持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能够建构有利于人和生态环境共存共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目的。
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生态改革的核心机制。
约瑟夫·
胡勃就重点强调了技术创新和环境转型的作用。
哈佛大学学者米切尔·
波特(MichaelPorter)亦提出“波特假设”:
不但经济增长和环境主义是相融的,经济竞争力也依赖于二者之间的成功连接。
在他看来,环境主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经济竞争力,环境标准的不断提高将使那些优先采用这些标准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使这些企业具有更高水平的资源使用效率。
[5]因此,严厉的环境标准和政策不再被视为工业界的一种支出负担,而是被视为实现其技术更新与竞争力的动力。
可以说,正是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学者对实现环境问题的解决措施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提供了理论支点。
[6]预防性策略通过技术创新使生产过程与产品更加适应环境的良性发展,经济结构生态化使得那些引发环境问题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被新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所替代。
这也正是舒佩特经济学关于“通过技术革新和市场规模提高竞争力”的观点所在,即认为坚持革新和技术可以在生态经济的发展中同时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环境的改善。
三是市场的优先性,即强调在生态改革中经济和市场动力的重要性,强调市场作用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性特征。
但对于大多数生态现代化论者来说,他们强调的并不是消除国家或其他政府部门的作用去实践古典自由主义的道路,而是通过干预纠正市场的失败和创造一个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以良性互动的框架。
依据这种观点,环境政策决策者日益把他们的作用视为市场的促进者和保护者,并且更多地使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比如税收、生态商标和排放交易计划来实现其目标。
总的来说,生态现代化的实用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它实现了从悲观的生存危机论向乐观的生态与经济共生论、从补救性生态治理向预防性生态治理的范式转型,从而对人类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挑战作了另外一种解释。
它认为市场经济压力刺激和有能力国家推动下的更新可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减少环境破坏,而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
最为重要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环境争论从一种对抗转向一种共识和合作,它在使得更激进的对现状的批评边缘化的同时,吸纳了那些温和性的批评——寻求对环境难题的技术性和实用性解决和把环境议题带人主流政治。
[7]通过对以往经济发展模式的反省和对未来发展的预防性把握,生态现代化理论把生态化和系统化概念融入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之中。
虽然发轫于生态领域,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引起的变革又不仅仅局限于生态领域,而是一场波及面十分广泛的社会整体性的变革。
(三)生态现代化的应用与实践
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经提出,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成为当今国际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亦受到了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及其政治代表,比如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欢迎,同时也为比较温和的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或环境非政府组织(如自然保护国际联盟)所接受。
德国、瑞典、荷兰等国纷纷声称要走“生态现代化”道路,而德国将生态现代化列为国家发展目标,开创了生态现代化由理论到实践的先河。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98年的竞选纲领中,明确提出了“生态现代化”问题,将对城市交通、污水、垃圾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符合现代生态要求的改建作为实施生态现代化的具体纲领之一。
荷兰的国家环境政策计划(NEPP)被认为是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典型。
[8]
就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环境政策的关系而言,正如阿尔伯特·
威尔指出的,它指的是一种日益被欧洲政策精英所接受的环境意识形态或价值信念,用以辩护特定类型的环境政策。
[9]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环境经济政策主张通过许多西方国家政府的具体实践产生了许多令人满意的实际效果,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状况随着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的迅速建立而在20世纪后期实现了相当程度的改善。
这方面的实际进展也为构建政府、环境政治运动和团体与工商界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关系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下,生态现代化理论也被广泛运用于具体的环境事业和经济发展项目之中,包括空气污染和酸雨、绿色税收、农业环境政策、废物利用以及污染控制等。
这些实践活动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完善和应用领域的拓展都产生了极好的促进作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欧美国家的各项政策逐渐在管理实践中向促进“低废”和“无废”技术的开发倾斜,并且引导产生“多价值审核”的观念,即在衡量某一企业的成功与否时,不仅以企业的利润多少为依据,还要将能源与资源的利用率等因素统筹考虑在内进行综合审核。
而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则明确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环境观点与战略的发展,应对“资源效率”的概念框架的发展,与非成员国一起实现一个内在一致的、面向未来的环境纲领。
[10]
三技术变革与结构变迁:
生态现代化的困局
德国的马丁·
耶内克曾经将生态治理的路径分为四种:
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社会结构性改革。
其中,前面两种属于补救性策略,指对环境破坏性产品和生产过程造成的环境损失给予修复或补偿并采取清洁过滤等措施来消除环境污染;
后面两种方式属于预防性策略。
由于补救性策略的“先污染、再治理”模式必然面临成本高昂、周期较长、实效不佳等问题,而结构性改革因难以获得政治支持而具有较小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在耶内克看来,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相当可行也具有实效性的生态发展模式。
[11]然而,在许多学者看来,生态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正是来源于其回避结构性变迁而带来的实效性问题。
基于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融性的追求,生态现代化理论将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成熟的市场机制作为生态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
当然,这种对市场作用的器重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支撑着众多经济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措施的主导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相兼容,并因而走向了激进生态主义者所要求的根本性变革的反面。
到目前为止,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环境治理的思路与方案主要是在工业文明框架内进行,包括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低碳经济解决方案,仍然没有走出西方式工业文明的框架。
而许多学者指出,当代人类在治理资源与气候危机的思路与解决方案的选择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澄清:
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仅仅是环境与气候危机,还是工业文明模式本身的危机?
如果不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对气候与环境的治理,就可以在不触动工业文明模式的前.提下,通过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提出的单纯技术路线和完善的市场化机制来解决;
如果是工业文明本身的危机,那么当代人类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治理,而是面临着新文明模式的创新和社会结构性的变迁。
在结构性变迁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明显比生态现代化理论考虑得更多。
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20世纪后期形成的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生态政治学流派之一,它不仅体现了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日渐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政治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应,也构成了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问题的政治学分析。
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对现代生态环境难题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分析和一种未来绿色社会的制度设计及其实现,它的核心议题在于论证生态问题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和社会主义与可持续原则的内在融合性。
与生态现代化对技术与市场的强调不同,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正义与公众参与才是生态社会的本质所在。
对此,包括贝克在内的一些生态现代化论者也不得不表示,生态现代化的实践有其特定限度和必要的政治社会条件作为补充,诸如有良好制定政策与执行能力的政府、政治结构的民主化等。
[12]
总的说来,生态现代化重新走上了生态治理的技术线路和市场线路,然而,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并不存在市场化的技术性手段,对此,生态现代化理论似乎束手无策。
甚至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即使存在着许多市场化条件和技术性的手段,生态现代化所能带来的变革因其难以真正突破工业化生产的固有模式和前进方向,它所能带来的是局部的变革,其作用是有限的。
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N型曲线困境”:
局部的生态改善常常被随后的经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更大破坏而抵消。
这在西方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中已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尽管生态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为西方工业化生产增添了更多的环境保护因素,但这种改善作用很大程度上又为西方社会的高度物质化生活方式和更多的经济扩张所抵消。
因此,就碳排放等指标体系来看,西方国家的生态发展很难说取得了成功。
而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无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淘汰产业和工业垃圾等方式,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发展,从而造成全球性生态不平衡,[13]带来新的生态发展与公正问题。
四参与、统筹与整合:
安吉的生态现代化实践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也面临着生态危机这个棘手的难题。
特别是由于资金和技术等因素的制约,我国选择了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快速_长的同时,负面的环境后果正逐渐显现出来。
如何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这个是生态现代化理论试图解决的核心议题,也正是我国当前生态治理中迫切需要回答的根本性问题。
对此,安吉县在生态县建设实践活动中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积极探索。
(一)安吉生态县建设的主要内容
安吉是位于浙江西北部的一个县级城市,拥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植被覆盖率达到75%,森林覆盖率达到71%,被称作中国竹乡、中国椅业之乡,2006年获得第一个国家级“生态县”称号。
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一段工业化发展历程中,安吉也曾走过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工业立县”路子。
后来,虽然污染严重的小化工、小造纸厂等企业被叫停,安吉的经济实力却也因此受到较大影响。
近些年来,安吉立足于自身良好的森林自然资源,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坚持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的发展模式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安吉发展的重要载体,逐步走出一条既符合生态文明特征,又体现安吉特色的生态现代化发展之路。
1.以“构建生态发展优势”为目标,构造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格局
在经济发展结构上,安吉坚持集中布局、集聚产业和集约发展的原则,注重推动当地工业经济发展的质量,协调不同产业发展结构。
为此,安吉建立健全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机制,探索形成了整套资源利用成效的考核激励机制,鼓励土地、资金、政策等要素优先向大好高项目配置,着力推进新医药、新材料、新点子和新兴环保等新兴产业培育。
在安吉的生态县建设总体规划中,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人居和生态城市的发展路径的结合成为安吉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载体。
在产业经济方面,鉴于安吉丰富的竹海资源,安吉积极探索生态型竹产业发展道路,通过技术创新与合作,将竹屑等废料加工为竹屑板、重组竹胶合板等新环保装饰产品,形成了较好的竹材加工循环产业链,在获取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保护了生态系统的平衡。
2.以“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为载体,探索现代乡村的生态发展模式
2008年以来,安吉把“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走“生态富民”之道。
县财政每年安排2000万元生态建设专项资金和1亿元的“中国美丽乡村”创建资金,着力打造“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安吉新农村建设样板。
安吉的“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仅限于村庄整治和单纯的环境改善,其核心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人居环境的功能化提升,是农村各项事业的整体进步。
[14]为了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旅游融为一体,安吉将每个村镇都当做一个大景区来规划建设,并把当地竹、茶、孝、民族、书画等丰富的文化元素挖掘出来,从而显示出特殊的魅力。
如今安吉有500多家农家乐,建成了一批以山林体验、民俗风情、自然景观为特色的山村休闲旅游群落,涌现出了书画村、畲族文化村、生态屋、山民博物馆等各具魅力的文化景观,极好地带动了乡村旅游业发展,在增强安吉乡村经济实力的同时使村民收入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3.以“放大环境效应”为基础,构建生态治理的社会支撑网络
按照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并重的原则,安吉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的检查执法机制,强化生态环境统一监管和多元主体参与相结合的社会支撑网络。
其主要做法包括:
采取专项执法、联合执法、飞行检测等多种形式,严肃查处和制止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违规行为;
健全综合考核体系,把内部评价、组织评价、基层群众评价以及社会评价相结合,把绩效公示制度、民主测评制度、重点访谈制度整合起来;
通过专题讲座、科普展览、生态评比等多种活动形式,积极推广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内涵和社会氛围;
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整合各类人才和智力优势,提高公民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和实效性;
创新市场运作机制,推进水权制度、矿产资源补偿制度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等。
(二)安吉生态县建设的特点及其生态现代化实践内涵
1.安吉生态县建设的成就与特点
经过多年的努力,安吉生态县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无论是空气质量,还是水质指标体系都有较为显著的改善和提高。
2008年,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全年目标为90%)。
2008年度安吉县城市空气质量总体良好,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Ⅰ级和Ⅱ级标准的占84.7%,比2006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
2008年安吉县地表水符合Ⅰ、Ⅱ类水标准的断面数占84%,符合Ⅲ类水标准的断面数占12%,符合Ⅳ类水标准的断面数占4%,与2007年相比明显好转,表明安吉县地表水环境的质量状况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同步的稳定提升。
[15]在治污减排方面,2008年全县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三项指标分别下降4.34%、2.6%和1.54%。
近年来安吉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8平方公里,累计建设清水河道204.85公里,村庄河沟池塘污染整治率达100%;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85%以上,众多的村庄实现了生活污水的集中化处理。
[16]安吉县也先后被确定为全国新农村与生态县建设互促共建示范区,被国家环境保护部列入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地区,被授予“全国绿色小康县”、“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县”等等。
纵观安吉多年来生态县建设的实践可以看出,其生态县建设成就的取得固然与其天然的环境禀赋有关,但富有特色的安吉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无疑是更深层的缘由。
在这当中,社会多元参与、城乡统筹协调与政府整合推动成为安吉生态建设模式的三个重要支点。
首先,社会多元参与模式为安吉县生态文明建设获取了必要的社会力量支持与配合。
安吉的生态县建设表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关键在于让广大民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主体,使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
安吉县通过推进高效生态农业品牌化经营、现代家庭工业集群化发展,积极培育产业大村、经济强村,让产业主体和村居主体成为生态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通过环境提升工程,综合改善环境质量,提高群众生活的环境品味,从而使公众对生态县的建设工作保持了高度的认同与支持;
同时通过重点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等措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良好结合。
其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是安吉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
在城乡发展的不同功能成分上,安吉通过“城市经济生态化、乡村生态产业化”的方式,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乡村的生态资源优势,以“中国美丽乡村”建设追求乡村生态现代化发展之路。
安吉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经济效益的取得应充分发挥地方生态环境优势,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让良好的生态环境自身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从而有效避免了以乡村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传统乡村工业发展模式。
最后,安吉政府在生态县建设中的整合推动无疑是安吉生态建设成就最重要的组织保障。
近年来,安吉县政府加快推进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从而构建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法治、职能和管理方式。
在产业发展上,安吉县政府注重实现一、二、三产业的均衡发展,着重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在资源整合上,安吉县政府将政策资源、财政资源、自然资源以及人才资源按照生态发展的需要进行有重点的安排和部署,实现了各种资源向环保产业的倾斜;
在社会力量整合上,安吉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导企业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密切了与企业的科技合作与培育纽带,同时积极培育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承担部分生态治理的职能,鼓励广大民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之中,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的生态治理格局。
2.安吉生态县建设所承载的生态现代化实践内涵
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目标诉求一致,安吉的生态县建设同样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共同进步。
因此,在现实发展路径上,安吉生态县建设亦同样将科学技术的进步作为企业生态发展的重要基石,将市场化机制作为生态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
然而,基于生态现代化理论来考察安吉的生态县建设实践,以下两点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首先,安吉生态县建设中的生态现代化实践是不完全的。
生态现代化理论把现代科学技术和完善的市场体系理解为生态改革的核心机制,这意味着企业主要依靠开发和采用生态技术、绿色技术和环境友好技术等减少企业对生态的破坏和增加企业竞争力,新的竞争力来自与环境相关的技术领先和社会需求。
然而,在安吉的工业生态治理中,减排等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靠对污染企业的停产或者限产措施,生态技术、绿色技术等因受资金、技术水平等的限制而使用有限,其对生态改善的贡献亦受到制约。
这典型地体现在工业废水处理、生活垃圾焚烧等生态治理项目之中。
另外,在新兴产业的培育和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安吉政府的主导性作用而非市场机制的发挥是推动这些项目发展的动力。
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生态现代化的发展还面临着科技发展的相对滞后和市场体系发育的不完善问题。
其次,安吉的生态县建设实践也不完全是生态现代化模式的实践,它超越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路径,通过对城乡的不同功能和产业定位来统筹城乡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在乡村的生态治理中,安吉“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与其说是生态现代化实践,不如说是“生态产业化”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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