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 文档编号:18784071
- 上传时间:2023-01-01
- 格式:DOCX
- 页数:16
- 大小:41.10KB
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革命科学与情爱《张申府访谈录》读后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1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另一个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案例则来自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拉,尽管这位前医生和大革命领袖的论文遭到拉瓦锡的蔑视因而始终不为科学界所承认,但他对化学研究的特殊热情却痴心不改。
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上网搜索一下,一定会找到大量的文章甚至书籍,关于马拉的化学研究这一题材,今日已成为西方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套餐中一味精致的甜点。
可惜历史没有留下更多的线索,使我们可以就爱因斯坦是否曾在中国未来的革命领袖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展开深入的追究;
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周恩来与张申府的友谊,无论是私交还是公情,都远远超出通常意义的朋友关系之上。
在那篇著名的《论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中,已是位极人臣的周恩来所透漏的点滴信息,无疑给潦倒落魄的张申府带去过莫大的精神慰藉,这里正可拿来作为后者所讲述的那段旅行故事的一个注脚——1962年3月在广州,在回顾了自己的出身和早年经历之后,担负着向外界传达中共知识分子政策使命的周恩来说:
“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俩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2
二革命、纪律与“自我”
在中共早期的活动家之中,论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了解,张申府应该算是第一人了;
论个人的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也无人能出其右,后一点从他自述的建党和退党经过来看最能说明问题。
关于建党,张申府向我们透露了一些很难见诸“正史”的情节。
按照他的回忆,1920年秋,李大钊同他共谋发展大计,俩人首先考虑的是口才出众的天津姑娘刘清扬,于是在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办公室约见这位“五四”闯将,没想到自幼习武并以秋瑾为偶像的刘清扬竟然不干,“于是第三个党员就发展了张国焘”。
言外之意“守常老大吾老二”3,中共北方第二号党员的说法概由此而来。
这里顺带指出,与周恩来和瞿秋白(《多余的话》)不同,作为北大学生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忆及北方建党时对张申府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4,可见毛泽东说他“不老实”一点也不冤枉。
另一个敏感的细节事关中共建党与苏俄的关系。
按照张申府的回忆,1920年夏天第三国际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先到北京找李大钊谋划建党,李又介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随后张也赶到上海会见陈,成了北、南两地领袖的联系人。
陈独秀曾有一封长信写给张申府讨论建党问题,并就组织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征求李、张二人的意见,信中特别嘱咐“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
”[张申府,1980,220页]这里张申府又一次通过自述,把自己放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位置上。
至于发展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的经过,张申府的版本是这样的:
“我来欧洲的时候,陈独秀已给我全权负责招收党员。
他认识我,对我信任。
若我觉得某个人对我们适合,我就写信给他(指陈独秀)”;
“我招募的第一个成员是刘清扬,那是1921年1月。
这时,我们已是情侣了。
2月,周恩来参加小组。
我把这告诉陈独秀。
”张申府还坚持说周恩来入党的动机与意识形态无关,而“纯然是友好的表示,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
”他又说:
“我们互相尊敬,我提名周出任黄埔军校一个职位,那是1923、1924年冬天的事。
”[111-115]这里指的应是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事,时在1924年11月。
张申府关于周恩来入党动机的说法同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共旅欧组织性质的判断有关。
他曾反复向来访的党史研究者说明,早期的中共巴黎小组只是一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的自由组合,而不是那种列宁式的政治组织。
张申府的证词有多大的可信度呢5?
诚然,他的政治回忆中含有自夸和自相矛盾的成分,但是我们看不出存在恶意歪曲历史的意图,他顶多是按照自己的印象在注释历史,并试图在对逝水年华的蒙胧追忆中反刍当年的荣耀与浪漫的理想。
这正是张申府之为张申府的所在,也是他无法成为一位真正革命家的原因。
即令某种机缘将他一时推上前台,结果还是应了瞿秋白引用过的那句家乡俗话——“捉了老鸦在树上做巢”,这巢是做不成的。
他记忆中的周恩来倒很象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这与周后来表现出的气质和修养颇为契合,我个人是很愿意相信这样一位可爱的青年“伍豪”的真实存在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终其一生,张申府也未脱去其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的书生习气,他记忆中的人与事难免掺杂了经过主观印象滤光后的色彩。
试想一下,在巴黎爱歌里路的公寓里啜着咖啡,望着窗外索邦栉比鳞次的屋顶,盘算着下午是去听耶纳的心理学演讲呢,还是到塞纳河边的咖啡馆去和朋友们讨论普列汉诺夫,这是一种多么惬意的生活情调啊。
虽然天生带着反骨,但他注定成为不了真正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铁的纪律与他浪漫恣肆的天性格格不入6。
他对周恩来的感情也可谓五味杂陈,虽然敬仰后者的人格并感其每每在关键时刻暗出援手,但是他的心底永远摆脱不了那个“老大哥”情结7。
这种情结决定了他当年无法跟上社会剧烈变动的潮流,也不能及时体察身边年轻朋友的变化,通过学习和斗争他们可以将自己锤炼成坚韧无比的共产主义战士。
张申府的“老大哥”心态终于得到报应。
1922年6月在巴黎成立了一个叫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组织,身在柏林的张申府没有出席成立大会,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向年轻的革命家们发号施令。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期间,尽管周恩来、赵世炎等极力斡旋与调解,多数代表还是通过了一项将张申府开除的决议,理由是其目中无人,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当回到柏林的周恩来向张申府报告此事时,后者大发雷霆,反指周在其中捣鬼。
周的回答是:
“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点打击。
”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郑超麟在《记“少年共产党”》一文中有生动的记述8,后来在接受张申府小女儿张燕妮的采访时又重加证实。
郑超麟说:
“我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原因是看了张申府为《新青年》所写的几篇文章。
他是一个理论家、有操守的知识分子,但不是搞革命的人。
”[130]
张申府对自己1925年退党经过的回忆也是绘声绘色。
当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
张申府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同蔡和森等发生激烈的争执,一怒之下愤然退场,据说周恩来也随着出来并表示支持他的看法,同时劝他不可一时冲动,反之必须遵守党纪,重返会场继续讨论以求大同而存小异。
“但我终于离开。
周恩来却继续留下去。
我想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
”言毕张申府仰天大笑,还把“宁折不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给人看。
到此他还嫌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周恩来就不同,他是弯而不折”。
接着他又比较俩人的家庭:
“我父亲是读书人,周恩来的父亲是个生意人。
气质不同:
一个是倔强的、道德的,另一个是温和的、仁恕的。
”[17-18]
在脱党一年多以后的1926年3月14日,张申府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自白》,此文很能说明他的秉性和处事风格。
他写道:
“我不会否认:
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
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
”[此据英著翻译,190]
张申府与中共领袖之间的佚事很多,最引人注目的还有两桩:
一是在北大图书馆时对助理管理员毛泽东的颐指气使——“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后者曾在多个场合提起这段另其不快的经历9,而晚年的张申府则不忘以此自我标榜,强调当年“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230];
另一个值得他夸耀的故事是,1922年在柏林,经周恩来介绍发展朱德入党,而代表中共旅欧支部接受申请的正是他。
在张申府自己写的一篇重要回忆录中,叙述了在“四大”上的退党经过之后,他又加了一段说不清是自我批评还是自鸣得意的评论:
“后来我到北京,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
”[张申府,1980,554页]的确,张申府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曾多次“滚蛋”。
不算那些大大小小的私人恩怨,他一生中称得上精彩的“滚蛋”共有四次:
1921年从教育部任命的华法教育会,1923年从少年共产党,1925年从中共,1948年从民盟。
而最后这一次“滚蛋”,不但彻底葬送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导致早年的倾慕者与他的最终决裂10。
三数学、逻辑与科学
张申府原名嵩年或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一个官宦家庭,1986年以93岁高龄卒于北京。
他常引以为荣的同乡闻人是官至四库总纂的纪昀,实际上两人出生的村庄仅仅相隔十几里11。
他承认后者“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穿插,比我来得漂亮”[25],或许这难得的谦词后面还有忌妒的成分吧。
他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被送到北京读初小,两年后入顺天高等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预科未卒业就直接读本科,在文科哲学门和理科数学门之间游走,又提倡“不考试运动”,结果从初小、高小、预科到大本无一文凭。
1917年秋为蔡元培相中,被聘到北大预科教书,转年到图书馆工作。
然而他既没有如其仰慕的前辈乡贤那样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博学鸿儒,也没有象他的早年好友梁漱溟那样由佛教和印度哲学而成为新儒家的一员;
反之,他的问学之途由数学而逻辑、由逻辑入哲学、由哲学到政治直至积极地介入社会生活,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一个弄潮儿。
“五四”前后,张申府先后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任《新青年》编委,又参与《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等新派刊物的创办与撰稿。
他发表文章最多的刊物是《新青年》及其衍生出来的《每周评论》,从1917年到1922年之间就有46篇之多。
许多针砭时弊的新思想和欧洲知识界的新动向经他介绍不胫而走,如一战后罗曼·
罗兰、罗素等欧洲学者联名发表《告欧洲知识分子书》,张申府立即翻译过来刊在《新青年》上,并名之为《精神独立宣言》:
“精神的劳动者诸君,五年以来被军队、被检查吏、被交战诸国的憎恶怨恨所分异离析。
散遍全世界的诸同人,今当藩篱方隳、边界重开之顷,我们敢请于诸君之前,把我们亲爱的联合重新成起。
”12由于他读得多,下笔快,文风犀利,在青年中有很大影响。
张申府与罗素结缘始于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
那是1914年,刚入大学本科的他不久就翻遍了藏书楼里除工程技术外的所有书籍,一天忽然发现一本新到的英文精装书,是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45]后来他又搜寻到更多的罗素作品,从通俗读物《哲学问题》直到非常深奥的《数学原理》。
罗素广博的知识、清晰的观念和优美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他,也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视野,冥冥中他好像悟出了一条拯救中国哲学的道路。
与他的战友们喊出的“打倒孔家店”不同,张申府的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用罗素的“名理分析法”和“逻辑原子论”来匡补孔子的社会伦理教义13。
在1919-1920年间不到14个月的时间里,张申府共发表了十余篇有关罗素的论文和译作。
特别是在罗素访华前夕,《新青年》发行了一期特辑(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由张申府策划,封面是罗素像和预告这位“世界的大哲学家”即将到访的消息,第一篇文章就是他写的《罗素》14。
紧接着的第8卷第3号上,他又发表了《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
罗素显然看过这份目录,他在给自己的一个法国得意门生的信中说:
“我现在介绍你认识一位中国同僚张申府先生……他对我的著作——全部著作——都有所了解(事实上比我自己还了解),并编制了一份难以想象的完整书目。
”[123]
通过这份目录及其所附前言,张申府为自己造就了“中国罗素专家”的名声,然而他更系统地钻研罗素的科学与社会学思想还是在1926年以后,除了十余种译文外,他所撰写的重要文章包括《自由人的崇拜》、《罗素论原子新说》、《罗素自叙思想的发展》、《申府与罗素》、《罗素的演绎论》、《关于罗素》、《罗素论西洋文明》、《罗曼·
罗兰与罗素》、《罗素的新书》、《祝罗素七十》、《海登教授论罗素的科学观》、《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等。
值得指出的是,给他带来最大政治麻烦的那篇《呼吁和平》,也正是受到罗素反战思想影响的结果。
在那篇惹祸文章刊出之后还不到两个月,解放大军已兵临城下,“围城”内的张申府在一个创刊不久的无名杂志上,发表了他在共产党掌权之前的最后三篇文章15。
在题为《理性与狂妄》的第二篇文章中,他企图诉诸罗素的理性回应过去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盟友们,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行为作最后一次辩护16。
罗素于1920年10月8日抵达上海时,张申府就是到场欢迎的中国学界代表之一,后来他们又在北京多次会晤并将通讯联系保持到1960年代,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
在加拿大McMaster大学保存的“罗素档案”中,有一封罗素于1962年9月17日致张申府信的副本,该信是答复张申府对其90寿辰的祝贺的,信中写到:
“如果可以的话,我真希望能够同你见面,畅谈我们分别后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希望你会再写信给我,因为我喜欢听到你的讯息。
”[147]在罗素去世之后,张申府在罗素研究方面仍是一副舍我其谁、当仁不让的架势。
在1979年12月的一次访谈中他说:
“我可能是全中国唯一了解罗素的人……罗素本人不认识孔子,但他的思想事实上十分接近孔子。
其他人看不到这一点,但我看到了。
就算罗素不承认他的学说接近孔子,但我的哲学能把他俩拉到一起。
我是他们的桥梁。
”[139]
张申府对罗素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数理逻辑的痴迷,而他能够早在1914年就踏进这个曲高和寡的领域,要得益于那时在数学与哲学之间的游弋,他的兴趣得到时任北大数学系主任的冯祖荀的支持。
1920年赴法之前,罗素曾为他写过一封介绍信,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数学家尼确(JeanNicod)。
张申府后来就此事回忆道:
“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我追寻的对象。
尼确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他是一位背叛性的数学家,死得很早。
1920年我对他的微积分的单一公理产生兴趣,请罗素在巴黎给我介绍。
但到了巴黎,我却不好意思找他,因为我的法文仍然不行。
不久在1924年他逝世了,但我仍然对他的著作有兴趣。
我特别喜欢他的《归纳法的逻辑问题》这本书。
”[123-124]后来他又对罗素的另一名气更大的学生维特根斯坦感兴趣,1927年将其《逻辑哲学简论》翻译成中文,名为《名理论》。
张申府在德国的时候,经常从柏林跑到哥廷根去,据他说是为了同大数学家希尔伯特会面:
“我一有时间就到哥廷根和希伯德讨论,他开拓我的眼界,让我从新的角度看数学和物理学的关系。
”张申府是否具备同希尔伯特讨论数学和物理问题的资本是值得怀疑的17,他如下的叙述却更为可信:
“这个大学城镇是我逃离烦嚣的柏林的世外桃源。
这里的世界十分美好,到处是思想高超的人物”;
“在哥廷根我决意翻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对于爱因斯坦,我在中国时便已经对他留意。
1920年3月我写了一篇文章:
《科学的革命》18,我是第一个指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思想史上的突破性以及重要性的人。
他的学说使宇宙较为清晰、较为容易理解。
爱因斯坦的理论也有很大的美感,它总结了和改变了物理学上所有的概念,使物理学更加哲学化。
”[122-123]他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以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称为“三绝”,因为它们“都是当时趋向绝顶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在柏林寓所集合了一些最熟的朋友,谈了一晚上‘三绝’”。
[张申府,1993,99页]无论如何,张申府的翻译的《相对论》没有出版19,但他一生确实发表了多篇介绍爱因斯坦的文字;
除了上述文章外,他还翻译过罗素的《相对论与哲学》和《什么是物质》(节译罗素《相对论ABC》之一章),撰写过《爱因斯坦的人生观》、《具体相对论》等。
他也翻译过罗素的《量子力学与哲学》,写过介绍伽利略、牛顿、伽罗瓦、弗洛伊德、庞德里亚金(LevPontrjagin,苏联拓扑学家)、卡尔纳普的文章。
他的哲学随笔集《所思》与《续所思》,则是有意仿效帕斯卡和蒙田所为。
张申府对科学史、科学哲学,以及科学同社会的关系的关注应该特别提起。
据他回忆,他生平发表的第一篇见于刊物的文章是1915年的《女算家古洼列夫斯基夫人传》20,关于此事的背景下文还要提到。
1917年《科学》杂志第3卷第6号上发表的《教育中科学之需要》,则可能是他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
据他记忆还曾在创刊不久的《科学》上发表过同数学史家李俨的通信21。
1919李俨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分三期连续发表《中国数学源流考》,张申府为此还写了一篇《识语》,文末称“吾与乐知虽没见过面,几天一封信的往还已经两年,并尝同他通力合作的抱残守缺搜罗中国算籍;
晓得他的确是个今日不可多得的学者。
”22抗战期间,张申府还以“算史氏”的笔名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过多篇介绍国外数学家的短文23。
同期他在这份共产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文章还有《科学上的实践与理论》、《科学与民主》、《科学的发达》、《从墨家看科学》、《苏联科学的一般特征》等24。
张申府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
于光远写过一篇题为《这件事得感谢申府先生》的文章,文中介绍自己于1936年上半年在清华大学读最后一个学期时,出于对张申府思想和人格的敬仰而选了他讲授的“形而上学”课。
在课堂上张申府经常离开课本去讲时事,启发学生的抗日救国觉悟,同时也“讲物质、意识、时间、空间,讲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
更重要的是,他为学生开列的参考书单中列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于光远说:
“在当时沾上了一个‘马’字就会受到迫害的国民党统治区,申府先生把这两本书列为参考书,是很要有一些勇气的”;
“我就在图书馆把这两部博大精深、逻辑严密、论辩尖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巨著(英译本)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
那时我的水平当然很低,但阅读之后还是使我一下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它的信奉者。
我真不知道当时如果没有申府先生指定这两本书作为参考书,那我将会在什么时候读到它们。
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必须感谢申府先生。
”[张岱年/汤一介,1997,7-8页]于光远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创始人。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自然辩证法”在中国语境中就象一个法力无边的大口袋,同科学沾边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被它一股脑儿地装进去。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张申府正象《西游记》里那位从弥勒宫中盗走魔袋的黄眉童儿。
由于他的指点和启蒙,共产党内多了于光远这样关注科学问题和具有批判意识的理论家,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这些新兴的学术事业得以在特定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起来。
四婚姻、女人和性
张申府的前两次婚姻都是由家庭包办的,他对第一任妻子朱德浓怀着深厚的感情。
但是1914年朱德浓分娩数日后去世,忧郁中的张申府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不久就发表了那篇关于俄国女数学家“古洼列夫斯基夫人”(即柯瓦列夫斯卡娅,SofjaKowalewskaya)的小传25。
他投身数学的潜在动机有点象青年郭沫若之钟意医学,不过情趣要高雅一些。
“他怀有一个不太秘密的憧憬,便是在传统无才便是德的朱德浓之后,他的另一位女伴要象一位俄国女数学家。
”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我从远距离,也就是在我的幻想中,探索另一类的女性”;
“当我写高素娃(柯瓦列夫斯卡娅)传记时,我是把我的两个新的爱恋对象,女性和数学,结合起来。
”在那篇传记中,张申府还发出了“谓女不如男者,岂天哉,人为之也”的疑问,模糊地表达出他超时代的女权意识来。
[42-45]
张申府的第二次婚姻导致他对封建家庭和传统婚姻观念的愤怒与背叛。
本来他看中了一位在北京和天津的火车上数次相遇的少女,并努力想象着将她同心目中的知识女性结合起来,父母也答应为他所心仪的女孩去找人说媒;
但是当他被告返乡完婚时,才发现新娘不是自己的意中人。
这次婚姻的结果给他带来一对自己“没有怎样理会”的儿女,但是反面的效果却是惊人的。
张申府说:
“我觉得受了欺骗……这新娘完全没有吸引力,非常愚笨。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阅读罗素,我觉得他关于婚姻自由和性自由的观点十分有意思。
他救了我。
”他又企图从逻辑上论证悲剧的原因:
“我是谬论的受害者。
我知道谬论,象谎话一样,只是推理错误的结果。
倘若查出了错误假设的所在,那就有希望。
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以及我遇到刘清扬的时候,我就推论出中国传统的婚姻制度正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假设。
象罗素一样,我爱上了逻辑,并向婚姻制度宣战。
”[44-46]
张申府对罗素的羡慕与崇拜自然包括了后者在婚姻与性方面的思想和实践。
罗素访华期间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颇能说明张申府在这方面是如何不遗余力地捍卫他的精神导师的。
问题起因于陪同罗素访华的女友海黛娜(DoraBlack)的身份,这一有关礼仪安排的细节使东道主感到有些为难26,在公开场合与媒体上,主人介绍罗素与海黛娜的关系时或是用“亦师亦友”的晦涩说辞,或是径称后者为罗素夫人。
这使张申府极度愤怒,为此他写了一封信给《晨报》编辑,痛斥这种伪君子态度27。
在1946年所写的那篇《罗素——现代生存最伟大的哲学家》中,他还不忘提醒读者:
“罗素得到人们极大的钦羡,这可从他生命中的女人所表现出的高度忠诚见得到……有些人对他憎恨,就是因为他得到人们的爱护,特别是女人。
”[150]
张申府自己也在准备实践了,因为此时他已经迷上了热情泼辣的刘清扬。
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民商人家庭的刘清扬17岁就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同周恩来、邓颖超一起组织觉悟社,在“五四”运动后曾被全国学联派到南洋去募款(同时派去的另一个人是张国焘)。
当张申府还在为他的第二次包办婚姻感到痛苦时,刘清扬已经在哥哥的支持下成功地解除了由父亲安排的婚约,全身心地投入到妇女解放和爱国运动中去了。
1920年11月张申府以秘书身份随蔡元培赴法,同船的二十几名女青年中就包括刘清扬。
名为《歌狄娜》的邮轮从上海到马赛整整走了30天,张申府住的是头等舱,在蔡校长及船上其他同胞们的眼皮底下开始演绎他同刘清扬的浪漫曲28。
“我们同船去法国的时候,是她先向我首先示爱”[72],“可能我们快了一点”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张申府访谈录 革命 科学 情爱 张申府 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