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费斯克与理解大众文化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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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众文化”的意义转换

众所周知，虽然瓦尔特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一直是以批判大众文化而著称。

在著名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与霍克海姆把文化工业与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物化以及商品拜物教联系起来，将大众文化批判为资本主义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总括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这样的：

第一，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商品，是一体化的、平面化的，没有美学价值；

第二，大众在接受这些文化商品的时候完全是被动的，没有任何能动性与创造性可言。

因此，大众被看作是被动的客体，大众文化也只是一些具有单一化、复制化特征的文本，大众在这些没有价值的文本中浮浮沉沉，在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操作控制下，最终变成毫无个性、思想简单、集体类同的一分子。

在大众文化的侵蚀下，大众的状况就变得如霍克海姆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所忧虑的：

“……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成闲暇，闲暇转变成连最细微的细节也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成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所带来的快感。

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

”[2]48

受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大众文化的态度普遍呈现出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态度，大众文化也一直处于被批判被敌视被贬低的地位。

但随着大众消费社会在更大更广的范围的形成和迅速蔓延，当代意识形态也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大众消费时代的来临,商品消费成为了人们主要的生活形式，大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开始成为大众形成

大众文化不是消费，不是由文化工业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而是由大众自下而上创造出来。

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大众不但以一种积极的、为我所用的方式逃避和抵制着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控制，创造自己的意义和快感，而且以其创造性和抵抗性，不断侵蚀和瓦解着统治意识形态，并最终可能实现社会的政治进步。

显然，这种大众文化观是从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出发来探究大众的活力和创造力理论，这既是费斯克的文化理论，也是其《理解大众文化》的精华所在。

它承认宰制力量的存在，却更注重大众如何施展“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甚至抵抗宰制力量，并认为大众在微观政治层面（日常生活当中）能够促成社会体制的循序渐进的进步，促进社会的最终变革。

与一些学者居高临下的批评不同，费斯克站在了“大众文化”一边，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再定义和辩解。

在他看来，大众文化并非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或至少不是那么简单与平面化。

他无比乐观地强调了大众文化的创造性、娱乐和逆反功能。

正如麦奎尔（D.McQuail）所评价的那样：

“在努力为大众文化辩护方面，约翰费斯克一直是最雄辩、最令人信服的人之一。

”[4]103

2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及其特性

前文表明，费斯克比前人更加关注受众的主体地位，关注受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他以符号学解读的方法来研究大众传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文本如何与人们发生互动并产生意义上面。

在他看来,“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

”[3]57在这一对话过程中，主动权倾向于读者一方，而不是读者向文本屈服。

同时，受众具有一种“游牧式的主体性”（nomadicsubjectivities）。

显然，费斯克的传播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他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从而创造了一种从大众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研究大众文化的全新视角。

简言之，大众文化就是文本，就是大众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的文本。

在《理解大众文化》里，费斯克不但提出了大众文本的概念，而且分析了“读者式文本”,“作者式文本”与“生产者式文本”的联系与区别。

“读者式文本”吸引的是一个本质上消极的、接受式的、被规训了的读者，这样的读者倾向于将文本意义作为既成的意义来接受，它易于理解和流行，它是宰制性的。

与之对应的是‘作者式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要求读者参与意义的建构。

这种文本理解更难，更具先锋性，只对少数人有吸引力。

费斯克借助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指出，大众文本应该是生产者式的文本，这种文本既有‘读者式文本’的易读性，又有‘作者式文本’的开放性。

它具有“松散的，自身无法控制的结局”，其“内部存在的一些裂隙大到足以从中创造出新的文本。

”[3]128可以说，这里费氏所强调的文本的裂隙大致相当于接受美学所说的“空白”、“召唤结构”。

正是这些“裂隙”“空白”的存在，才给大众进行意义生产提供了空间。

作为“生产者式文本”的大众文本是宰制与反宰制同在的。

费斯克说：

“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反驳那些宰制性力量的机会。

”[3]31一方面，文化工业产品渗透着支配者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人们却利用其创造自己的亚文化。

大众通过在各种社会身份间的转换，将文化工业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具体语境相结合，从而逃避和抵制了意识形态的控制，找到他们自己的意义和快感。

而大众文化也正是产生于这一过程。

费斯克用澳洲的原住民观看老西部片时的反应来说明，原住民只有在意识到自己受到白人宰制的前提下，才会在“当影片中的印第安人……狙杀白人男子，抓走白人女子之际……为之欢呼鼓劲。

”[3]30也就是说，意识到宰制的存在，才会在反抗这种宰制的过程中产生意义和快感。

当然，支配者不会心甘情愿地容许反抗因素存在，他们总是试图对其进行扼杀、收编。

但是，费斯克运用符号学理论指出，符号具有多义性，意义是不可以控制的。

体制提供的文化产品一旦进入大众的解读范围，就成为种种符号，人们便可以根据自己的语境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产生多种意义。

体制无法控制这一过程。

将大众文本界定为“生产者式文本”之后，费斯克进而讨论了大众文本的诸特性。

在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文本的过度性、浅白性、矛盾性、贫困性以及互文性。

首先，费斯克认为，大众文本的语言是冒犯性的、中伤的语言，是对语言常规的、正式的用法的误用，“是解读而非解码，是言语而非语言，是实践而非结构”，[3]133是特定语境的特殊使用。

双关、浅白、俚语、陈词滥调、煽情、方言是它的常规用法。

这种“误用”，带来的是对文本的多重解读和多重体验，它是对正式语言的戏仿和嘲弄，带有不受规训、无视礼俗与冒犯的潜力。

浅薄、煽情的大众语言夸大、反转了常识，嘲笑了常规，逃脱了意识形态的侵袭，从而使传统的、主流的规范自相矛盾。

大众文本的语言绝非带有洗脑功能的霸权文字，而是对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规范的矛盾的暴露，它暴露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他性”，而且使得彼此不得不进行妥协与变得陌生。

“大众文本展现的是浅白的东西，内在的东西则留给‘生产式的读者’去填写自己的社会体验，从而建立文本与体验之间的关联。

这种拒绝深度与差别的言语等于把生产这些深度与差别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3]148大众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灵活使用文化工业提供的产品并从中发现自己的意义，原因即在他们能够在产品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间发现积极的联系（相关性）。

“如果一种文化资源不能提供与日常生活经验产生共鸣的相关点，那么就不能成为大众的”，尽管文本的‘质量’很高。

”[3]150

大众是否喜欢一个文本不是看它的“质量”，而是看它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是否相关。

这意味着“相关点”的确立是语境决定的，所以它也必然是变化的和相对的。

大众艺术总是被视作多元的、有条件的，它不是被根据普遍的观点加以观察。

大众文本的过度是指符号的泛滥。

泛滥的符号带来了语义的泛滥，使作品变得煽情、夸张、鄙俗。

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本的过度性是使“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特定文本的要求。

”[3]140它通过展现特殊的不合规范的非常事例来突露其所违反的常规，并对其进行强烈的戏仿和嘲笑。

大众可以从中体味到对规范的反抗与超越,从而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意义。

他举了一份大众刊物做例证，其中所有的内容都是煽情的，违背常规的，但他认为这些事例能够使读者去置疑规范本身，发泄不满情绪。

为了说明过度与浅白是大众文化的一种抵抗姿态，一种宣告独立的方式，并不是被其毁誉者所斥责的煽情浅陋，费斯克又分析了大众文本的矛盾与复杂性。

费斯克认为，大众对文本的解读也多种多样，总是相互矛盾，同时包含着直接的抵抗者和被抵抗的对象。

从某方面来讲，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区分，部分是由于文化的教导和流通方式造成的，大众曾经拥有莎士比亚，学术的体制化使莎士比亚的研究逐渐成为高雅的艺术。

费斯克又认为，大众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而不是由文本作者创造出来的，文本本身是浅白的，内在的未被言说，但生产文本意义的语境是社会的，而非仅限于文本本身；

大众文本以粗浅的笔触、浮面的描述把自己向各种社会关系敞开，大众可以在其中填入自己的社会经验，写入自己的意义，建构出自己的文化。

大众文本的贫困是指文本不完整，不充足，意义贫乏。

费斯克认可了文本的贫困性，但他给文本寻找到一项伟大的使命：

意义和快感在社会中加以流通的中介。

大众文本的意义更主要地产生于互文语境中。

也就是说，文本不是单独地发生意义的，而总是在互文性的语境中生成意义，这是目前理论界的共识。

罗兰巴特也强调文本的互文性。

巴特把具体文本放入文本的海洋之中，使个体文本的意义不断游移、转换、生成、增值，他在众多文本的互文语境中对个体文本进行建构与阐发。

然而，费斯克的互文环境是指整个的日常生活，强调的是文本外的新的意义的产生，因此他说，“大众文本是行为人和资源，而不是对象。

”[3]150建构发生在文本之外日常生活的互文语境中，具体的文本是不自足的，是意义的煽动者，是反应堆；

大众是催化剂,点燃有限的文本资源，生产出无限的文化意义。

这样，费斯克就理直气壮地以互文语境中的潜在意义抵消了文本本身意义的贫乏。

3乐观,还是盲目乐观？

诚然，大众文化自身的积极价值是难以否认的。

费氏对大众文本所做的分析，无疑具有其令人信服的地方。

例如，我们承认，反抗文化霸权是正确的，特别是大众文化要为自己曾经的低微文化地位进行战斗，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因此而拒绝理性和深度，使文本的能指和所指都自甘沉溺于平面与简单当中，这却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文化素质。

杰姆逊曾对平面化、无深度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特征做过深刻的分析，指出其抛弃思想，抛弃理性所导致的文化失重的困境。

费斯克在这里只是少了一份后现代主义的玩世不恭，多了一种乐观主义的盲目自信与满足。

他以避免文化霸权为由，赞同大众文本不做任何深层的价值判断，使其浅白、平面的特点合理化。

文字平面上的堆积无法涵养丰富的艺术接受心理，无法参与大众日常生活的美学建构，这是当前学术界普遍认同的大众文化的一个缺陷。

另外，大众真可以用社会语境的复杂性来弥补文本的过度与浅白吗？

这对许多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说也是很费力的事情。

假如真有一部分大众读者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他们是幸运的，但恐怕大部分读者都要停留在过度与浅白之处了。

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费斯克又一次把大众化的读者变成了专门的大众文化研究者，并用所谓的裂隙与空间掩盖了文本的浅白与粗陋。

[5]33必须先有了蕴含着丰富内容的反应堆，才能见出催化剂的神奇，如果文本不充足，意义贫乏，就不会成为生发意义的肥沃土壤。

虽然大众不需要文化霸权，但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精细，大众已失去了文化原创力。

费斯克也承认，大众自己不会生产文本，他们只能改编和利用文化工业的产品。

读者是由作品来培养的，虽然读者可以对作品加以改编利用，但读者的改编利用本领是在长期的文化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读者可以反叛利用具体的文本，可读者的文化底蕴与习惯，又是在具体文本经验的积累修正中形成的。

如果其互文语境中充斥着大量的贫困文本，则贫困的文本只能造就贫乏的读者。

大众置身于浅陋的大众文化互文语境中，难免会变得浅薄空虚，这自然会影响其文化生产能力的形成。

国外学者也广泛对费斯克的文化理论提出了批评。

例如，戴维莫利（DavidMorley）认为，费斯克将重点放在阐释的多样性上，而以牺牲发现行为的规律性和模式为代价。

[6]287

他不同意费斯克将重点放在受众快感之上，因为对受众快乐含蓄的推崇极易导致文化相对主义。

这种文化相对主义会轻松地融入民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言辞中，使人们抛弃所有的文化价值，从而失去判断力，无法认清那些鼓吹政府应对媒体经营“解控”的人。

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认为：

“费斯克这种新修正主义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最新阶段：

其主题是快乐、授权、抵抗和大众鉴别，他代表着一种‘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

用政治术语来说而且说得好听一点，它是‘消费者权威’的自由主义观点的一种不加批判的回音；

说得苛刻一点，它与占优势的‘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一唱一和。

”[7]298

尼克史蒂文森（NickStevenson）在《认识媒介文化》第二章《受众研究中的各种批判视点》中，虽然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优点予以了承认，比如费斯克强调受众在进行各种协商性和对抗性的解读过程中所从事的创造性工作，强调大众文化不是关于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或公共领域的宏观性问题,而是关于弱者的规避性战术，这些观点对那些始终忽视受众参与符号造反的人，提供了一剂重要的矫正药。

但同时，尼克史蒂文森也注意到，费斯克的著述带有无可弥补的缺陷：

例如，费斯克的各种论点始终排斥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对公共领域的离散的政治重要性缺乏批判性概念，总以自己对通俗样式的解读来取代受众的解释，等等。

[8]52

总而言之，费斯克以拒绝话语霸权为由,强调文本的生产性，由此为大众文本的浅白、过度与贫乏做合理化辩护，这也许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但从某方面来讲，这也许只是一种愚民政策而已，并不利于大众文化的发展与提高。

事实上，拒绝理性霸权不等于拒绝理性本身，若因此仅向大众提供平面的浅陋文本，难道不是另一种封锁式的文化霸权吗？

其次，费斯克似乎高估了大众的生产自主性和生产能力。

文本潜在的生产性不能保证大众一定能用其来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出大众文化来。

想当然地让大众成为高明的理想读者，假想出一种与现实阅读状况脱节的大众解读来，这是否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因此，费斯克对大众文化乐观的首肯虽然是鼓舞人心的，但对大众的文化生产力过高的标举,却总让人感到一些疑虑。

因此，其理论之优劣，尚待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