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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现实的根源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及现实根源在哪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及现实根源在哪里?
班级:
10级行政管理姓名:
丁建学号:
201013391009在解放初期,我国基本上不存在收入分配差距,原因在于当时实行集体所有制,但随后集体所有制出现了养懒汉的情况,部分少工作的人也获得了相同的报酬,使得多数人劳动积极性降低,生产效率低下。
在此基础上,安徽小岗村首先实施了家庭承包责任制,极大限度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并得以在全国广泛推广。
勤奋的农民收入较多,但并不因此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从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在此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提出:
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在带动另外一部分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并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在当时全国商品不足,谁拥有商品谁就能占领市场。
这使得最初下海经商的那一部分人捞到了第一桶金,在此基础上,他们利用沿海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及便利的交通,不断的扩张生产,并把产品销往全国。
我国的大部分领土在西部,同样西部也居住着大批民众,那段时间国家所实施的政策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将西部的自然资源用来支持东部经济的发展。
很明显,这样在东部就聚集了国内大部分资源,在东部投资生产的人必然比西部有更多的收入。
另一方面,我国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但从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上可以看出,效率前进的步伐远远的快于公平的兼顾。
在此情况下,富人利用手中的资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穷人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西部山区的农民,人口基数大,耕地面积极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这就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基尼系数不断的升高。
两极分化极易引起社会的动荡,各种不安定,而中国人的心理表现为:
不患寡而患不均。
亨廷顿曾说:
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
一个分配不公的国家尤是如此。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国家领导人对三农的重视,农民收入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相对于社会的富裕阶层而言仍然相距甚远,贫富差距的缩小需要借助国家政策和各阶层人民的力量。
论官本位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论官本位产生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基础2013年05月28日14:
50来源:
共识网 而当代官本位思想的蔓延不仅与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性以及民族心理有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的选择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制度缺陷引起的。
关键词:
官本位入仕法治官本位不是什么当下的流行语,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才有的思想文化观念。
官本位见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生不息,是民族的烙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特殊体现。
追溯官本位的历史渊源,笔者认为,自西汉武帝起,官本位思想真正开始占据民族主流思想地位。
汉武帝为在政治上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除了削弱残存的分封制以外,还有一系列的创举,首先开创察举制,举孝、廉,为平民知识分子步入仕途开辟了道路,可谓科举制的前身;其次,在中央设太学,为国家储备政治人才,地方上设县学、乡学,初步建成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培养人才奠定基础。
在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使得儒学成为国家正统哲学,为求学者提供知识典范和统一的教科书(儒家六经),更让儒家的入仕哲学成为主流文化精神。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实质上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而外在的实体表现则是中国文官制度的初步形成。
在此后的历朝历代发展过程中,科举制的形成与完善、官僚体系日趋健全、儒学的进步与复兴等促成了古代中国建立在以国家公信力为保障的公平考试基础上的人才选拔制度。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的农业社会,读书学习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做官。
在这样的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体系下,平民百姓只要能读得起书,苦读书,往往就能一朝改变命运,从一个治于人者变成治人者。
说道这里,若是基于国家行政效率、人才选拔的公平性或官僚制度的严谨性等方面,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以科举为主要标志的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是在近代法治社会建立以前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然而这也正是官本位形成的历史缘由。
这种制度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公平性,以标准化的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或备用人才;二是平民性,参加考试的人不受出身门第限制,有才皆可有作为,为广大的平民阶层改变命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途径。
于是,在儒家入仕哲学的熏陶之下,读书做官成了平民百姓可以实现的理想。
在读书人看来,无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对国家的政治抱负,还是为了升官发财高人一等,做官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志之士的高价值追求,是一种远大的理想,而实现理想的大门已向自己打开。
从此以官为本,以做官为梦想的官本位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了民族的心理烙印。
经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对官本位下这样一个定义:
官本位是已做官为人生发展目标的理性价值判断和普遍价值追求。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如果有这样一种职业,它既能赋予自己适当的权利,帮助自己实现理想和抱负,又能带给自己高尚的社会地位和富足的生活,想必每个人都愿意为此奋斗不已。
而在古代中国,官就是这样一种职业。
因此,实现政治抱负与获得社会地位、荣华富贵是当官的两项最大的福利,也是古代中国人官本位思想产生的直接原因。
若再究其根源,官本位则是由古代中国农业社会与人治社会的双重性质决定的。
人治社会的性质使得政治受个人的影响颇为巨大,因而入仕哲学才得以发扬光大,读书人将个人政治抱负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而建立在农业社会性质之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一种等级制政体,为官者是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一日为官便成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
虽然笔者认为,官本位在某种程度上是或曾经是民族精神的特殊体现,因为它曾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政治信仰,可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时代的进步,这些高尚与成就已然成为过去,官本位无容置疑是旧时代的象征。
在现代民主政体下,人治由法治所取代,国家政权机构及其组成人员不再是特权阶层。
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人民的限制与监督,人民成为权力的主体。
因此,在民为主,官为仆的现代社会中,官本位思想本应渐行渐远,然而当下的中国,官本位的价值取向似乎在愈演愈烈。
这其中固然有此前所述的历史根源的影响,却更是现实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
回顾共和国60余年的历史,除去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期,此后可根据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动大体上分为两个时期。
其中1956年-1978年为计划经济时期。
1978年至今为市场化改革时期。
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失去了自主性,原本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受到严格管理,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活力。
经济发展的命脉由政府掌控,进而很自然地导致政府职权范围大幅扩展,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同时各级企事业单位均实行行政化管理,官本位以一种新的姿态重登历史舞台。
这是无疑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缺陷造成的。
而自1978年改革直到今天,一方面经济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社会财富激增;另一方面计划的影子仍在影响着我们,政府简政放权进展较慢,在从管理型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现代国家所需要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过程中显示出过多的犹豫。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权过大,不可避免地造成寻租行为的扩大化;同时法治国家建设相对滞后,政府得不到有效监督,部分公务员享受着过高的、不合理的福利待遇。
于是,官仍然是许多人争相讨好的那么一小撮人,因为官有权;官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金饭碗,因为官有皇粮作保障。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官本位思想根源于人治的社会性质以及社会生产力底下的状况,那么这种根源在当下的表现则是有待健全的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
官本位体现着内外两组矛盾的斗争,其中外在表现是市场调节经济与政府干预经济的矛盾,而内在的则是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法律尚未有明文规定或有规定但现实执行力较弱的社会经济领域,政府的管控权得到了强化。
一个典型的实例便是当前我国对一些民间投资项目显得繁杂严苛的行政审批以及投资领域的严格设限,其出发点虽在于规范经济运行,减少风险,但其结果却也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市场往往会让位于政府,法治亦会在不经意间让位于人治。
官本位正是在这样的博弈中占据了上风。
我国的改革虽已步入深水区,但只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继续简政放权,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健全民主法治,彻底落实依法行政,相信官本位终究只是风靡一时,民本官末将是必然趋势。
(刘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及现实根源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历史及现实根源分配与收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分配是否公平是收入差距大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至改革开放前截止。
第二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到现在。
新中国成立初,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根据自身的对生产资料的掌控条件不同,以雇佣关系为主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收入差距较大,这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理念。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进而决定分配。
中国共产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从根源上着手,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被消灭。
在城市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三大改造的完成,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确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因为中国是一个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而且建国不久,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认识较为不足。
而且当时国际环境影响,使中国只能借鉴苏联的发展模式。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在当时占全国大多数,所以农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1953年中共借鉴苏联在农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
但是这一个运动的进行是在1950年的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的,当时土地改革后的土地使用特征是:
一,土地无偿使用;二,土地无限期使用;三,土地不许流转。
实质是土地私有,生产成果按生产要素分配。
这一运动的开展是有利于当时的农村生产发展的,因为当时除土地外的生产资料(如农具,耕牛等)并不富裕,互助、合作有助于农业生产。
收入与分配差距较小,相对公平。
但是当时间到了1958年,在农村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被认为是已经进步到共产主义标志,自上至下对农业合作社进行变革,农业合作社改组为人民公社。
全国开展起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
一大二公,即规模大,范围在全国;公有化程度高,生产资料,公共财产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分配。
这和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近乎一致。
它的实质是一平二调,平指的是平均主义,调则是共有财产公社无偿调配。
平均主义,分配平均,人人一样,突出表现就是在人民公社化时,全生产队的人一起到公社食堂吃一样的饭,无论劳动多少,管吃管够。
这样的做法极大的打击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收入分配差距是不大,但是整体收入水平都处在一个较低的数值。
而在城市收入差距在于级别工资制度与资历工资制度的施行,级别高则工资高,工龄高工资高。
工资与企业效益没有挂钩,当时企业基本上都是国企,所以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员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现象很普遍,这也是平均主义的一种体现。
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收入与分配全民差距较小,但是整体收入水平较低。
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施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农村自此确立起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生产方式。
中央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村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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