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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讥称务农的主体为“386199”部队,意指妇女、儿童和老人。
妇女也只是些年龄较大的“嫂子”,稍微有点姿色的年轻女同志都到城里赚钱去了。
所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下面农村视察工作,深有感触的发问:
明天谁干农业,谁来种田?
一边正在振臂高呼“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一边却是农业生产要素如同“泄洪”一般向城镇流淌,到处都是绵延不绝的“空心村”和“老人屯”,大块的“插花”荒地、陈旧残破的水利设施、广种薄收的稻田麦地随时在望眼中一掠而过,清晰地勾勒出当前“三农”工作的尴尬与窘境。
当你在余暇之际走出城镇,你会发现过去你所熟悉的一些乡村已经不再有青年男女的喧闹嘻笑,不再有房前屋后的鸡鸣狗叫,不再有田野里的耕牛悠悠,不再有晨曦中的炊烟袅袅,传统的农耕文化和纯朴的乡村活动似乎正在逐渐消失,给人们的感觉好象是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与此同步的是,全国各个地区农业经济占GDP的比重都在普遍性地呈现出快速萎缩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
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1%,1978年的时候还有28%,到了20XX年的时候便降到了%。
到20XX年底,这个比重已经滑至10%以下。
而且,根据这样的趋势推算,我估计最多到2020年,农业在整个GDP中的份量完全有可能降到6%以下。
尽管农业占比如此之低,仍然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会感到有丝毫的满足,而是日思夜想着如何借助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努力把农业赶尽杀绝。
这种情况在各个地方几乎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的现象!
可以说,现在很多地方的领导人虽然口头上一如既往地高喊“重视”农业,但绝大部分都从内心深处把农业视作拖累和阻碍本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包袱。
即使是发展农业的客观条件再优越,也绝对不会有人去真正感到自豪。
我曾经到过黑龙江着名的三江平原,那里一直是国家重要的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
然而,70个产粮大县当中,居然有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亿元,21个县还没有摘掉贫困县的帽子,绝大多数仍然是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得以维持基本运转。
中部地区也是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主产区,但是,以湖北的江汉平原,湖南的洞庭湖平原,河南的黄河平原,江西的鄱阳湖平原为主要地理特征的中部地区,现正在为“中部崛起”绞尽脑汁想招。
为什么要崛起呢?
是因为塌陷了!
在他们看来,中部地区之所以“塌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沿海发达地区的土地上种满了工厂的时候,这里的土地却只能种农产品,甚至只能种粮食,而种粮食的产出率显然没办法与工厂的回报率相比较。
久而久之,以经济发展速度慢、质量差为主要内涵所表现出来的中部地区的“塌陷”就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宿命。
其实,这个现象不光是东北地区与中部地区有,在全国各地也普遍存在。
过去我们经常讲“无农不稳”,但这个“稳”是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角度上考量的。
对于那些必须长期坚持搞农业经济的县域来说,则意味着一种贡献和牺牲,而这种贡献和牺牲的代价,往往表现为经济上的贫穷与发展上的落后。
在以GDP论“英雄”的体制机制下,发展是硬道理,欠发展无理可讲,非但不受人们的理解、反而遭受大家的蔑视。
据我调查统计,全国有800多个产粮、产棉大县,基本上都属于欠发达地区。
用时下流行的语言形容,这叫“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弱县、人民穷县、干部孬县”。
我们再看看全国的“百强”市县,像江阴、昆山、张家港、常熟等这些富得流油的地方,唱的都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把戏”,没有一个是真正依靠搞农业“发迹”的,且不谈传统的种植养殖,就连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在经济成分中所占的比例也特别小,农业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所以,在榜样作用的带动下,从塞北到江南,从东海之滨到阿拉山口,凡是经济欠发达地方的县域(恐怕还有地市州)领导人都会不约而同地选择一个抛弃农业和农村去狂热追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路线图”。
把农业看成是累赘和包袱,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这跟党中央、国务院所反复强调的“三农”工作的重要性确实不相符。
我们可以板着面孔严厉指责这种行为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甚至说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
然而,这种批评很容易给人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嫌疑,不能真正地服人。
在我看来,一些农业地区领导人之所以“斗胆”这样干,并非是为了追求与个人仕途有关系的“政绩工程”,而是某种体制机制的力量在背后起作用。
由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已经微不足道了。
GDP上不去,发展速度也上不去,衡量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达不到,地方领导人的确会很难受。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核心的问题则在于:
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农业领域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基本上没有了,反而成为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重大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谁当书记、当县长,最让他心急与焦虑的事情,绝对不是如何落实国务院总理强调的国家“粮食安全”问题,而是这个县怎样通过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去涵养与扩大财源,以有效保障干部职工每个月的工资发放和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量维系。
二、只要农业有利可图甚至可以发财致富,就永远会有人对其领域保持高昂的积极性,即使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不得擅入,也会有人像贩毒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农业。
但由于农业效益太差,涉农劳动不能脱贫,涉农投资不能致富,涉农财政不能增收,谁姓“农”谁背时,弄得大家皆视农业如陷阱,各种生产要素望风而逃,凋蔽与衰败便迟早要发生。
受现行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直接影响,一些地方竟相出现消灭“三农”、实现“两化”之乱象,绝大多数并不是“政绩工程”的驱动,更不是领导者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主要是出于让本级政府尽快脱贫致富的动机,或者是为了促进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愿望。
既然农业份额越来越小,财政贡献越来越少,农民增收越来越难,为什么就不能灵活地选择其他更好的产业发展领域,而非要吊死在农业这棵“歪脖子树”上呢?
因此,很多县域的干部群众不愿意再苦巴巴地守望在农业经济的田角地头,完全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理性行为。
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决定该地区发展速度的快慢、经济效益的高低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厚薄。
人们通过对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后发现,只要远离农业领域,无论选择工业体系营造还是推动城镇建设事业,都能够尽快摆脱传统的困境而为地方经济发展与政府财政增长开创出“名利双收”的大好局面。
我曾对中部地区某省12个县市在“城镇化”旗帜下推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进行过调查,其市场价格的分成份额中,30-40%为土地出让金,10-15%为各种行政税费,而这两项收益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囊中之物”。
这便是为什么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房地产领域要“降温”,而地方却要千方百计“升温”的根本原因。
故此,1993年国家推行“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与中央最具认同感的方针路线之一,就是调整产业结构。
不过,地方在产业结构如何调整、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上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所以,最后并非地方政府说了算,还得由中央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大局加以行政干预。
所以,中央按照功能分区和经济分工的要求,让那些拥有优良农业资源条件的地方,一如既往地承担起维护国民经济基础的任务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
迫于中央的权威,对于那些被指定为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来说,放弃农业生产任务与粮食安全责任的企图,无疑是在冒犯同中央离心离德的政治风险。
于是,口头上高喊“重视”农业和“发展”农业,实际上却“雷声大雨点小”,甚至“干打雷不下雨
”,把本地区主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投放到工业化与城镇化建设领域。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个中缘由非常清楚,就是需要应付和敷衍上面。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言与行的严重分裂呢?
说一千道一万,归根到底还是农业不赚钱。
如果农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甚至可以发财致富的经济领域,就永远都会有人对其领域保持着高昂的积极性,即使是国家法律明确规定非经批准不得擅入,也会有人像贩卖毒品一样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农业。
有人说,现在的“新生代”即进城的农民工子女大多数会留恋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不愿意重蹈父辈的覆辙再回农村老家务农。
我看不一定。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只要能赚钱,比较效益好,新疆的罗布泊都敢去!
不要说农民工的子女绝大多数都愿意回熟悉的老家种田,就连很多根本不懂水稻与小麦为何物的城里人,也会拚命地去争取到陌生的农村种粮植棉的法律权利。
如果是这样,农业的繁荣、农民的富裕、农村的进步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用不着政府操心伤神地通过发放各种补贴来引导与激励。
但是,由于农业的效益太差,涉农劳动不能脱贫,涉农投资不能致富,涉农财政不能增收,谁姓“农”谁背时,谁沾边谁倒霉。
弄得大家皆视农业如陷阱,各种生产要素望风而逃,凋蔽与衰败便迟早都必然要发生。
近几年来为什么我们国家的某些投资市场一直是“高烧”不退?
而且无论国家政策在市场调控上怎么内外夹击、软硬兼施,却一直难以禁止大量社会资本的疯狂进入。
这就是“经济人的理性”在作祟,政府的某些行政干预在这种“经济人的理性”面前有时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和无可奈何。
其实,我们祖先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汉代就发现了“谷贱伤农”的教训。
司马迁先生曾经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道理很简单,倘若种粮植棉的回报率长时间、大幅度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即农业的比较效益太差的局面老是得不到根本改观的话,就不会再有农民去傻乎乎地从事亏本的农业生产。
但是到了今天,在国家政策调控的强力面前,这一古老的经济定律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不仅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严重背离,越走越远,以致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例如,谁都不会相信,一瓶小磨麻油竟然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一袋金灿灿的稻谷还抵不上我们湖北一包“黄鹤楼”香烟的价钱。
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牟其中,这个人用了800多个火车皮的中国农产品跑到前苏联去换了四架旧的图-154飞机。
尽管按国际惯例讲很不划算,但回来之后一盘账,竟然还是大赚了一笔。
茅台酒今年又从1000多元涨到近20XX元一瓶。
茅台镇的朋友讲,茅台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而粮食占酒的成本尚不到20元钱,翻了多少倍!
前不久,山东有个菜农韩进,由于他廉价的卷心菜卖不出去,自杀了。
湖北省嘉鱼县的大白菜今年大丰收,但售价仅为元/公斤,不说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与一家人半年的辛劳,就连请人来收割和装车的工钱都不够,只好让它烂在菜地里。
我到过吉林,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告诉我,东北大米现在出口日本,离岸价只有元1公斤。
恰好我也去过日本,专门调查日本超市里面的农产品价格,而且是平民超市,不是贵族超市。
我发现日本大米的品质跟我们东北大米比起来差远了,但是它一般都能够卖到几十上百元钱,最好的大米要卖到人民币198元/公斤。
日本的官员对我说,你们中国政府通过大量财政补贴对我们进行粮食倾销,你们这么好的米卖到我们这儿来才8元多人民币1公斤!
我说我告诉你,我们中国对于农民的粮食补贴是从20XX年的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才开始的,而且每亩地各种补贴加在一起也就是几十百把元钱,平均摊到1斤粮食里面只有几分钱!
农民把这个米卖到你们日本来,卖4元多钱已经是赚了。
他惊愕了半天也没有搞懂,说你们中国干嘛呀?
把粮食价格搞得这么低低的?
我回来后,曾经在北京的某农村发展研究所讲过这个事情,认为这可能就是中国农民的收入之所以长期低于城镇居民水平的原因。
有专家不同意我的看法,说日本人的平均收入很高,在恩格尔系数很小的情况下,198元人民币1公斤的大米在日本人的消费支出中或许不见得就比中国每公斤元人民币的东北大米价格高。
但是,我有一个师兄在日本某大学当教授,他跟我说,他有个同事的哥哥,在前不久地震过的福田县种田,面积为10多亩水田,每年的粮食收入跟在大学当教授的弟弟的收入基本上持平,如果遇到风调雨顺的丰收年景,这个农民的收入还会比教授稍微好一点。
我觉得这种情况恐怕只有在发达国家可以,要在中国的话,那又要吵架了。
吵什么架呢?
因为中国过去曾经讨论过“脑体倒挂”的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不值钱,说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发达国家为什么能够容忍“体劳倒挂”现象呢?
日本农民的收入水平怎么能够跟一个日本教授的收入水平差不多呢?
按照我的解释是:
农业本来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加之又有很多无法抗拒的风险性,这些因素无疑必须要打入它的产品价值里面并反映到价格中来。
所以,我历来就认为,不要跟农民强调什么技术含量的问题,技术含量是工业资本借以压榨农民和剥削农产品的一种借口。
三、农业经济效益差,很大程度上既不是农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下降,也不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供大于求的变化,更不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自动调整,而是缘于宏观政策层面对农业的一种人为的严重扭曲。
农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离价值,极大地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导致农业弱势衰败和农村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把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定格”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座标上。
而农业的根本任务,则是为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提供廉价资源、积累原始资本,从那个时候起,农业就命中注定了自己的弱势地位。
所以,农业经济效益差,既不是农业的本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下降,也不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上发生了供大于求的变化,更不是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自动调整,而是宏观政策层面强大的调控力量对于农业价格、价值的一种人为的严重扭曲,所以才导致了今天农产品价格低,农业不赚钱这样一种客观后果。
可以说,我国的农产品价格体系本来就不完全是按照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构筑起来的。
受制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政治因素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应是人所皆知的极不合理、极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但长期以来一直被全社会熟视无睹,即使是到了今天仍然没有人站出来为此讲一句公道话。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国家在价格领域特别是工业产品的价值机制上遵循市场化的取向进行了多次大胆的探索,但对于许多农产品,特别是粮棉油等产品始终还是坚持以行政调控为主。
也就是说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自由的放开了,而农产品却始终未放开,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种管制之中,这样一来就使得工农业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大。
比如说稻谷的收购价格90年代的时候就被国家规定在元1公斤,但此后的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却年年都在不断地爬坡。
到了20XX年,中央才决定把早稻和中晚稻的最低收购价格提高了%和%。
但是,同一时期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却上涨了%。
如果再把每年CPI的增幅因素加进去,稻谷的绝对价格即不变价实际上一直处在下降之中。
另外,农业生产的用工成本也在迅猛上涨。
过去说在外面打半年工要顶农民在家里种一年田,现在农民在外面打一个月的工,甚至半个月的工,就顶农民在家里种一年的田。
我的同胞哥哥至今仍然还在老家的农村种田。
他一家有5亩多地,按季节种植粮食与油菜,复种指数为100%。
刨开种子、农药、化肥和雇人收割、运输等这些需要现金投入的成本之外,人工投入与耕牛饲养不算钱,一年下来的纯收入也就是3000多元钱。
3000多元钱,约为我侄儿在海南洋浦打工一个多月的工资。
这就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什么不愿种田,而宁可背井离乡去城里打工的主要缘故。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工来说,进城打工并没有前途。
我爱人她哥哥、嫂嫂、弟弟、弟媳都在“长三角”打工,打了将近20年,说最近因伤病要回来。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呢?
买了养老保障与医疗保险没有?
他们说没有买。
我说这可是你们的合法权益呀!
你们为什么不找老板?
他们说敢找吗?
一找,就会立即炒你“鱿鱼”。
炒农民工的“鱿鱼”,是因为买社会保障要提高他的用工成本,那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去依法进行行政干预呢?
因为政府要维护和优化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以更多更好地招揽社会资本来投资。
一般情况下,营造和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就是要坚决维护老板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政治利益。
现在很多地方为什么要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名额给老板,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些地方的态度是:
只要老板不惹出严重影响到社会安定团结的很大麻烦来,政府一般很难去旗帜鲜明地为劳工利益找老板“扯皮”。
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非常明显,但是“人口红利”多为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与社会资本的“老板”们所侵吞,农民工流出地政府与广大农民群众并没有从中真正得到好处。
像我爱人她弟弟、弟媳在浙江温州打了近20年工,把青春献给了沿海发达地区,把税收留给了当地政府,把利润奉送给了的老板,最后到了50多岁不能再拚命干活的时候,却又不得不带着一身伤病无可奈何地回到了湖北农村。
这犹如从发达地区的城镇中“净身出户”,以后不可避免地有很多的社会问题怎么办?
那还得由流出地政府吃不了兜着走!
很多经济学家总是拿劳动生产率的老调重弹,说什么农业回报少与农民增收难是因为农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用来掩盖所谓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对于农业劳动价值的侵吞,从而为工业资本、金融资本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权制造借口。
由于农产品价格与价值被人为扭曲和严重低估,农业经济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功能作用也被有意忽视和严重抹杀,沦落成遭受强势产业肆意压迫与残酷剥削的奴隶。
实际上,农产品不赚钱,并非劳动生产率低,更不是农产品本身不值钱。
我有一个亲戚是长江边上某县的菜农,他家种了十多亩地的蔬菜,忙的时候经常雇短工。
今年他种的莴笋价格特别不好,卖元1公斤还无人收购。
但我发现湖北省委所在的水果湖超市那里的莴笋卖元1公斤,还供不应求。
元,相差了20倍!
于是,我跟着“菜贩子”一路上“顺藤摸瓜”的结果,发现真正得好处的地方一是过桥过路费,虽然政策规定鲜活农产品可以免费,但执行起来手续十分繁杂,时间又紧,结果还是大多数货主得缴费;
二是燃油涨价,导致运费大幅攀升;
三是超市的进场费、摊位费、宣传费。
这三个环节都属于垄断资本把持的地方,无法讨价还价,耗费占了整个1公斤菜价元的70%,所以说农业问题不是专家们所言的一个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而是垄断资本已经牢牢掌握了城乡市场的主动权、农产品的定价权和对农村经济的剥削权,他们正在肆意攫取本该留在农业领域和农民手中的合理剩余。
这个问题不解决,“菜篮子”工程便永远会是一个“豆腐渣”工程。
土地一直被视为财富之母,城里的专家学者们总是责怪说农民兄弟啊,你应该像对待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惜土地呀!
其实,农民自己会算账,根本就不听你的“教诲”。
现在的事实是,种粮食,粮食不值钱;
种棉花,棉花不值钱,不管种什么养什么都不能赚钱甚至还亏本的话,这个“宝贵”的土地还值钱吗?
还值得农民兄弟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护它吗?
如今包括国家也在越来越严格地为保卫耕地面积的“红线”而对非法使用土地的行为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但是不管你怎么打击,农民不在乎,集体单位也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它也不在乎。
为什么?
因为农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
所以说
要解决耕地的“红线”问题,要真正保持我们18亿亩土地不被非农产业滥用,最根本的办法是让土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能赚钱。
如果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不赚钱,土地就不值钱,不值钱就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农产品价格长期严重偏离价值的现象,不仅极大挫伤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农业经济的衰败和农村社会的落后,而且经常引发城镇农产品市场周期性的“地震”和“海啸”。
多年来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农产品“买难卖难”的情况总是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一会多了,一会又少了的现象不断发生。
正是源于这些“青萍之末”的“蝴蝶效应”,往往可以对国家经济生活产生严重的波动,甚至成为爆发社会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此都先后曾经警告过,说如果中国的经济要出问题恐怕首先就要出在农业上,因此,每当国家经济形势在风声鹤唳之中出现较大摇摆的时候,中央政府屡试不爽的第一个杀手锏便是出台新的农业优惠政策,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保证主要农产品和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你看这些年来,每次碰到问题,我们搞来搞去的应对措施就是这一招,这一招也最有效。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还是要按照事物的内在规律办事。
农业的繁荣发展有着自己内在的客观规律,一要充分尊重,二要正确运用。
四、由于产业之间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分工不同,纵使再过一万年,农民都不会“断子绝孙”,农业更不可能“寿终正寝”。
即使在东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农业生产的平衡发展,扩大城乡就业,政府也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
因此,国际市场上某些农产品有时候看起来比较便宜,不见得就是劳动生产率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财政补贴的缘故。
有专家认为,在东西方发达国家,照样存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也属于弱势产业。
我想,此话只讲对了一半。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就算在东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亦应该是个“硬道理”。
我敢说,由于产业之间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分工不同,纵使再过一万年,农民都不会“断子绝孙”,农业更不可能“寿终正寝”。
因此,说农业是弱势产业只是工业社会阶段某些利益集团人为的污蔑。
世界上凡是科技先进与经济发达的国家,多数都是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先行者和最大利益获得者。
他们之所以强奸民意,刻意夸张农业经济的传统性与落后性,大肆鼓吹工业经济的先进性与优越性,真正的醉翁之意,就在于他们需要将其控制的工业科技与金融资本输向世界,从而攫取对世界经济的压迫权与剥削权。
所以,他们要把农业打入冷宫,故意制造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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