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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称“历相四朝,文章德业为一时辅臣之冠”[1]。
其《东里集续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说:
“律诗非古也,而盛于后世。
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
自屈宋下至汉魏及郭景纯、陶渊明尚有古诗之意,颜、谢以后,稍尚新奇,古意虽衰而诗未变也,至沈、宋而律诗出,号近体,于是诗法变矣。
”杨士奇评古诗“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评屈宋则“尚有古诗之意”,与“古意虽衰”者大有区别,这也是强调屈宋与古诗三百篇最为接近。
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说:
“骚,何为而作也?
古者诗言志,歌咏言,而骚,诗之变也,其趣远,其声希,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也。
屈宋至矣,西汉而下,其侈辞乎!
”认为《诗经》而后,“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诗言志”之根本。
李梦阳,前七子之首。
其评屈宋文字见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的同年进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录》(何景明《大复集》附)。
汪道昆记述说:
“弘治初,北地李梦阳首为古文,以变宋、元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宗汉魏,近律法李、杜,学士大夫翕然从之。
”表明了李梦阳对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师以为范。
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与李梦阳齐名。
其评论屈宋言论,见于同里樊鹏《何大复先生行状》(何景明《大复集》附)。
据樊鹏所言:
“初,国朝去古益远,诗文至弘治间极矣,先生首与北地李子一变而之古。
三代而下,文取左、马,诗许曹、刘,赋赏屈、宋,书称颜、柳,天下翕然从风,盛矣。
”又见于后贤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何景明《大复集》附):
“二三君子鸣其论世,则周、秦、汉、魏、黄初、开元其人,则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都人士所脍炙者,宜莫如彭泽、宣城、昌黎。
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亡于谢,睥睨千古,直与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游,世儒率溺旧闻,弗入也。
”于其言论之中,“赋赏屈宋”,与李梦阳同调,睥睨千古愿与屈宋等前贤同游,则流露出大复先生对屈宋的由衷景仰。
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关中十才子之列。
王世懋《对山集序》称:
“夫文至弘正间盛矣,于时关中称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为最。
”[2]其《对山集》卷九《梦游太白山赋序》说:
“余历览载籍所志,古人之辞,由屈原、宋玉以来不可胜数,而浮靡侈放之辞,盖托讽寄兴者之所共趋,《上林》之后,益芜益漫,亡能尔雅,志士之所贱也。
”评论屈宋“盖托讽寄兴者”,虽有“浮靡侈放之辞”,但与“《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尔雅”,话语中对屈宋表现出充分的肯定。
陆深,与前七子中徐祯卿为学友,有文名,史称“博雅为词臣冠”[3]。
其《俨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随笔上》说:
“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难过,岂气运然耶!
故左氏、庄、列之后,而文章莫及;
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
”极称屈宋骚赋独领风骚,后之为骚为赋者皆追随之学习之,而皆望尘莫及。
王世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龙后主盟文坛二十余年。
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张助甫》说:
“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
”其对屈宋的激赏,继踵前七子,与李梦阳、何景明完全一致。
陆粲,嘉靖丙戍进士,师从当时名儒经学家王鏊,史称其“嗜学,博通古今”[4]。
其《陆子余集》卷一《静芳亭稿后序》说:
“昔者,楚在春秋时为大国,号多人才,若申叔、时声子、子革薳、启疆、王子圉之徒,其辞令雍容,著于传记者烂然成章矣,盖有先王之遗风焉。
是后则有屈、宋、唐、景诸子,以辞赋著称,沨沨乎亦风雅之流亚也。
”陆粲以经术论文,以为屈宋“亦风雅之流亚”,褒奖有加。
茅坤,嘉靖十七年进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
”[5]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同道。
其《唐宋八大家文钞?
论列》说:
“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
”将屈宋视为古代文章的始源。
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说:
“世皆随孔氏以非达巷,而仆独谓孔氏之言者圣学也,今人未能学圣人之道,而轻议达巷者,皆惑也。
屈、宋之于赋,李陵、苏武之五言,马迁、刘向之于文章传记,皆各擅其长,以绝艺后代,然竞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
”认为屈宋虽“力不足”兼擅诗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赋”,则“绝艺后代”。
其对屈宋的评价绝不亚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
胡应麟,曾与王世贞交游,被王世贞称为末五子之一,文学主张全从王世贞之说。
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说:
“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则檀、杨、左史、公、榖、荀卿、韩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师百代者也。
”认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师百代”的文学前贤。
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与王长公第一书》中又说:
“至先秦盛汉黄初开元大家遗言,若孟庄,若屈宋,若左丘、两司马、陈思、李杜十数公,辄废书太息曰:
‘伟哉!
六经而后,文不在兹乎!
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数公其人,终吾身执鞭其侧,何憾哉!
’”足见其推崇屈宋等先贤竟到了五体投地的境地。
从以上明代关于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评述中不难看出,自明初至胡应麟所处的嘉靖时期,无论是经学人物,还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学家,这些学术名流对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们一方面从复古的视角出发认为屈宋“文犹近古”,其人是时人文学复古的师范楷模,其作品是时人学习古文的临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则又从“宗经”的视角出发肯定屈宋为“风雅之流亚”,以经学儒教的标准认同了屈宋对于先圣儒学的精神继承与文学传播。
尽管“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的评定,在唐代新文学思潮和宋代文学宋玉批评中都有过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对这两种评定的重申与强调有着与唐宋不同的意义,即认定屈宋的文学作品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语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学精神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宗经明道的创作精神。
二、对宋玉辞赋史地位的新定位:
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亚关于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问题,在明代学者的认识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是为共识,几乎没有什么异义,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屈原与宋玉是并列齐名,还是宋玉不及屈原。
对于这一问题,元代一些学者曾经有过讨论,提出过“骚人称屈宋,宋岂敌子平”的看法[6],但并没有将问题引向深入,仅是以汉扬雄对宋玉“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的批评和屈宋的师承关系为依据,而没有就辞赋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这一问题,明代的学者则逐渐将问题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进一步的新的认知。
从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坛时期的宋玉批评来看,基本的特点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观点,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着重申说宋玉追随屈原、绍明骚赋的文学贡献而已。
何乔新,景泰五年进士,为“一时名臣”,晚年“杜门著书”,有《周礼集注》《仪礼叙录》等。
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辞序》说:
“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最为近古。
屈子为人,其志洁,其行廉,其姱辞逸调若乘鷖驾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
自宋玉、景差以至汉、唐、宋,作者继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风雅之流而词赋之祖也。
”他以宋玉为屈原后学,是踵武屈原的辞赋作家。
皇甫汸,嘉靖进士,以六经为“天地之文肇”,论文偏重义理。
冯时可《雨航杂录》说:
“其诗名与王元美相齐。
”[7]其《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五《梦泽集序》说:
“夫楚多才之邦,而辞赋之薮也。
屈原见诋于上官,宋玉蒙诟于登徒,祢衡被害于曹瞒,然其志则争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
”对古楚先贤之遭际寄与同情,而言“宋玉蒙诟”实在是肯定了宋玉的为人。
谢榛,后七子之一,本为七子诗社社长,后因与李攀龙不睦,被排挤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学思想“实自榛发也”[8]。
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转海南方伯诗以寄怀》以宋玉喻友,诗曰:
“君才今宋玉,绝代有清标。
”比喻中不难看出谢榛对宋玉情有独钟的赞赏。
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辞序》说:
“孔子曾欲放郑声矣,又曰:
’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
’至删诗而不能尽黜郑卫,今学士大夫童习而颁白不敢废,以为孔子独废楚。
夫孔子而废楚,欲斥其僭王则可,然何至脂辙方城之内哉!
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蝉缓其文而侏鴃其音,为不足被金石也。
藉令屈原及孔子时,所谓《离骚》者,纵不敢方响淸庙,亦何渠出齐秦二风下哉!
孔子不云,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
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则已,孔子而遇屈氏则必采而列之楚风。
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
”他认为宋玉是最能够承继屈原的辞赋家,是屈原的真正传人。
王世贞对于宋玉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说:
“楚于春秋为大国,而其辞见绝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国之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辈相与推明基盛。
盖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简、子美之为之祖。
”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卷五十五《王梦泽集序》说:
“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骚辞开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与绍明之,及秦汉而后,小有显者,亦不能与东西京之彦埒,至唐而仅有襄阳杜氏、孟氏,杜氏之业,差为宏博,与屈氏分途,而皆不朽。
”这些言论虽然旨在借屈宋评价唐代诗人,但指认宋玉是屈原的继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
在明代,将屈原与宋玉并列与否的问题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间及其以后的《楚辞》注释家和研究者。
陈第,嘉靖间人,“学从禅门,证入率由心得,与诸家异”。
他曾与学问大家焦竑“相与辨析,竑叹服,自谓弗如”[9]。
其于力作《屈宋古音义•序》中说:
“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
”这里评价宋玉辞赋风格、情调、师承、价值颇为客观中肯,实际上是指出了宋玉辞赋风格、情调与屈原的不同,以及在体制上、讽谏精神上对屈原的继承,体悟其意“宋不及屈”是在于风格与情调两个方面。
正如陈第在《屈宋古音义》卷三《题九辩》中所说:
“宋玉诸赋大抵婉雅之意多,劲奋之气少。
”此评最值得称道的是,陈第对宋玉的“屈原之流亚”的定位概括了元人和明人的共识,将前人的各种同一看法的不同表述概括为一个简明扼要的学术命题。
张燮,万历举人,博极群书,时称闽中七才子之一。
其《七十二家集•宋大夫集序》(《续修四库全书》1583册7页)说:
“宋玉为三闾高第,所为赋能衍其师绪,而弘播徽音,赋则鈲(金规)益充,欲苞荀之槩,而殷赈其上,虬川翡林,于焉具体。
”其评盛赞宋玉对于屈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其中“衍其师绪”则在说明宋玉追随屈原的事实。
陆时雍,崇祯六年贡生,其文学理念“以神韵为宗,以情境为主”[10],前继胡应麟,略与竟陵派接近。
其《楚辞疏•读楚辞语》(《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69页)说:
“宋玉不及屈原者三:
婉转深至,情弗如也;
婵娟妩媚,致弗如也;
故则彝鼎,秀则芙蓉,色弗如也。
所及者亦三:
气清,骨峻,语浑。
清则寒潭千尺;
峻则华岳削成;
浑则和璧在函,双南出范。
”这一评论,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宋玉与屈原的差距。
这要比元人指出的“宋不及屈”的原因更为接近文学的本源,也要比他之前的明人的笼统说法或抽象表述更为明确具体。
他在《楚辞疏•读楚辞语》(《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71页)又说:
“倡楚者屈原,继其者宋玉一人而已,景差且不逮,况其他乎!
自《惜誓》以下至于《九思》,取而附之者,以其欲学楚耳。
古道既远,靡风日流,自宋玉、景差以来数千百年,文人墨士颉马、扬而执班、张者尚不一二,更何有楚。
余故叹其寥寥而取以附之,是则私心之所以爱楚也已。
”此说是对王世贞“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的观点的更为鲜明的表述,认为宋玉是屈原的唯一继承人,后人皆不及。
这一观点,他在《楚辞疏》卷八《九辩》(《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470页)中也有表述:
“宋玉、唐勒、景差祖述原旨,递以声歌相放,而玉最为优。
”于此则进一步说明了其强调“倡楚者屈原,继其者宋玉一人而已”的原因。
继承屈原者宋玉一人而已,是一个需要特殊注意的宋玉批评观点,因为它是在“宋不及屈”的评价前提下对“屈宋并提”提法最为合理的解释。
又有周圣楷者,明末湘潭人。
作为楚人,他著有楚方志类图书《楚宝》。
其于《楚宝?
文苑》(《续修四库全书》548册)中说:
“古昔师弟子文章并称者,莫若屈宋矣。
甞宋玉悲秋一章,托旨兴怀,深悽婉至,自《远游》《天问》而下,罕见其俦。
而子云所谓‘丽以淫’者,其《高唐》《神女》诸赋乎!
刘舍人云:
‘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
’又曰: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
盖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
述离居,则怆怏而离怀;
论山水,则循生而得貌;
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
是以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亶其然乎!
若夫景差《大招》,兴言于流泽,施尚三王,补《招魂》所不逮,抑亦鸾凤之片羽,兰芷之芬芳也。
按:
原为三闾大夫。
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
原叙其职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则景差当亦原所奖掖,《大招》一作,似不容已,又何疑哉!
唐勒初亦尊事屈平,其后怀谗妬玉,甘为鹈鴃之鸣,古今交道如此辈人,可胜叹息!
”此评与陈第相近,认为宋玉《高唐》《神女》诸赋如扬雄所言之“丽以淫”,这一类作品似不及屈原之作;
而又与陆时雍一致,认为景差背叛了屈原、唐勒谗毁宋玉,虽均曾师范屈原,但并非屈子传人,能继承屈原者只有宋玉而已。
其论归根结底是借用刘勰屈宋并提的论说、综合陈、陆的意见,阐述他对屈宋并提的理解,即宋玉是屈原的唯一传人,虽稍逊与屈原,但尚可与其师屈原并提。
总结明代中后期对宋玉辞赋史地位的评价,我们提炼明人的说法可以将其概括为“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亚”。
明人的这一评价的意义在于,强调了宋玉对屈原文学精神的继承,肯定了宋玉追随屈原所做出的文学成就,凸显了宋玉在屈原而后的历代承继者中无人能及的辞赋史地位,使南朝梁刘勰提出“屈宋并提”后引发的宋玉评价争论有了一个客观合理的解释,在宋玉批评史上有着对前代宋玉批评进行阶段性总结的意义。
三、对屈宋文学成就的新评说:
事情兼至、婉雅善哀、学问本色、托曲寄雅、扬显楚学关于屈宋文学特色的评论,先唐大多是将屈原与宋玉各自作为一个批评对象分别来评论的,到了唐代才将屈原与宋玉合并为一个整体来批评,此后宋元亦多如此。
就肯定屈宋文学特色的批评来说,唐代的评价重在屈宋“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笔法和“风流儒雅”的人品与“清词丽句”的文品;
宋代的评价重在屈宋“与造化争功”的自然本色、“比物属事”的表现方法和“托物引喻,愤惋激烈,有风雅所未备,比兴所未及”的艺术效果;
元代的评价重在屈宋“画见”的创作积累和“想象而赋”的艺术创造。
有明一代的屈宋文学特色批评,与唐、宋、元三代相比较,则表现出关注视点的新变。
兴献帝朱祐杬,明世宗朱厚熜生父,生前曾封兴献王,有赋传世。
其《阳春台赋•序》(《御定历代赋汇》卷一百八)提出了全新的屈宋辞赋的文体特色说,赋中说:
“宋大儒朱晦庵先生疏《毛诗•葛覃》曰:
‘赋者,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夫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虽不求其赋之工而自工矣。
屈宋《离骚》历千百年无有讥之者,直以事与情之兼至耳。
”此评认为“事之直而情之婉”是辞赋这一文学样式的最为突出的文体特色,而屈宋辞赋正是这种“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的“事与情兼至”的典范。
刘勰曾指出赋的文体特点在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11],而兴献帝则接受了刘勰“睹物兴情”的观点,并有意创新,以“事直”“情婉”来概括辞赋的文体特点,反映了明人在新的辞赋文体审美中对屈宋辞赋文体特色的新的评价。
前后七子中,后来居上的,集前后七子文学理论之大成的王世贞关于屈宋的评论,也具有明代的时代特色。
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九《吴氏纪哀序》说:
“甚矣,楚人之善哀也。
盖屈左徒为怀王治辞令,被间而退,伤宗国之就削,而忠之不见明也,忧愁牢骚而作《离骚》,凡天地之传声而成色,其交于耳目者,一切举而归之于哀,竟以有湛湘之役。
其门人宋玉、唐勒辈又相与推明其旨而伤痛之,托始于《九辩》,而放乎《大招》《招魂》,极矣。
二千年来,天下固以善哀归楚。
”先明学者评论屈宋特别是屈原的情感倾向时,多用孔子论诗“可以怨”的“怨”字来概括,但王世贞则采用孔子论诗“哀而不伤”的“哀”来概括屈宋的情感特色,“怨”者表现自己对于别人的情绪,“哀”者表现自己自我的情态,此中取舍,反映了王世贞对文学表现自我情感的关注,而又与“哀而不伤”的诗教观念有所不同,其实是将刘勰“《离骚》《九章》朗丽以哀志”的,从文学角度批评屈原具体作品的观点,拓展到屈宋所代表的战国中后期的楚国文学[12]。
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七十《湖广乡试录序》中又说:
“孔子……七十子之伦,其五楚焉,而楚自是称有文矣,乃仅能以其变风、变雅之旨创矩矱而为骚,若赋如屈平、宋玉、唐勒、景差者至襄阳之杜而变始极,其于称亦甚著,第令天下为文士足张楚而已。
”这是肯定屈宋对于楚地区域文学做出的贡献,而强调屈宋能够“第令天下为文士足张楚”,则又说明了楚文学在华夏文学中的地位与影响。
从区域文学角度来批评屈宋辞赋,这也是前所未有的新的批评视角。
焦竑,万历十七年进士,与李贽相友善,崇尚李贽之学,又接受禅学影响颇深。
其《国史经籍志》卷五(《续修四库全书》916册501页)说:
“屈平、宋玉自铸伟词,贾谊、相如同工异曲,自此以来递相师祖,即芜音累气,时或不无,而标能擅美辉映当时者,每每有之。
”其评说“屈平、宋玉自铸伟词”取于刘勰《辨骚》评屈赋语,强调屈原对《诗》的文学性发展,而焦竑又将宋玉与屈原并提,于是便提升了宋玉开创辞赋的文学史地位。
胡应麟与王世贞同道,其评屈宋辞赋特色也极具新见。
其《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二十二说:
“学问在赋中最为本色,故屈、宋、司马、班、张皆冠古今,以其繁硕也。
而入诗最易误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学为赋而为诗,六朝不以学为赋而为文,故皆失之。
然赋中又自有本色———学问,不可不知。
”这是在宋人黄庭坚提出“以学问为诗”后引发出的学术思考,胡应麟认为“学问”是为赋的本色,而非为诗为文的方法,并强调以学问为赋是屈宋等“皆冠古今”的原因所在。
这便揭出了辞赋创作的新的特点。
邹观光,云梦人,万历八年进士,“英敏力学”。
因其为楚人,特别推崇屈原、宋玉。
其《云梦县儒学藏书记》(《明文海》卷三百六十五)说:
“楚人才之隩区也,如史籍所载,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屈原、宋玉之徒,包罗三才,博极万有,楚增而重焉。
”此评说屈宋“包罗三才,博极万有”,集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乃至万有于一身,对屈原、宋玉之推崇达到了极致,并表示这是楚人对屈宋的共同评价。
此评虽有溢美之嫌,但就楚区域文化而言,却也合于情理,似不为过。
陈懋仁,万历中官泉州经历,“晚归著述,凡二十余种”[13]。
其注梁任昉撰《文章缘起》“《离骚》楚屈原所作”条补注说:
“屈平后出,本诗义为骚,盖兼六义而赋之意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家悉祖此体。
故宋祁云:
‘《离骚》为辞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
’信哉斯言也。
”此评与焦竑的评论相同,只不过先说屈原“本诗义为骚”,而后说“厥后宋玉继作”,在有层次差别的条件下言说屈宋共创楚辞,但这并不是评论的关键,其关键在于强调“自是辞赋家悉祖此体”,强调屈宋的开创辞赋之功及其深远的影响。
徐维启,又字兴公,“以博洽名一时”,又称万历间诗坛魁首。
其《徐氏笔精》卷三《诗谈》说:
“屈宋之文出于风,韩柳之文出于雅,风者动也,雅者常也。
”此以国风评屈宋之辞赋,并以“动”解释国风的特点,比之明人以屈宋为“尚有古诗之意”“风雅之流亚”之说更为具体。
虽以国风之“动”评屈宋辞赋是否准确尚待商榷,但是这一批评也锐意创新地体现了明人崇尚独立思考的学术思潮。
孙七政,“淹通五经”“王世贞、汪道昆皆折辈行与交”[14],颇有文名。
其《邂逅赋序》(《明文海》卷三十四)说:
“昔子云谓相如之赋曲终雅奏,有近于戏。
若楚骚则词虽逸宕,长寄心于君王,本托曲以寄雅,非废雅而为曲也,此固屈、宋、扬、马之流别。
”此评说屈宋“托曲以寄雅”,扬马“曲终雅奏”,二者分流别趣,优劣自分。
如此独出心裁自然与汉人“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不同,而是最大程度地肯定了屈宋辞赋的思想内容。
周拱辰与陆时雍同时,其题陆时雍《楚辞疏叙》(《续修四库全书》1301册361页)说:
“楚之先有於菟、叔敖以经济鸣,倚相、射父以善读八索、九丘鸣,而最后宋玉、景差以辞赋鸣。
差、玉皆原弟子,递相祖述,几之乎掩中原而上之。
夫楚人亦能自进于天下也哉。
”此评与王世贞、邹观光从楚区域文学角度评论屈宋命意相同,其中“几之乎掩中原而上之”之评语,极赞屈宋为楚文学做出的贡献。
概括明代关于屈宋文学特色的批评,可以归纳为事情兼至、婉雅善哀、学问本色、托曲寄雅、扬显楚学等五项。
以此比较汉以来的屈宋文学特色批评,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反映出的时代特点,即批评的关注点是重在发掘前人未曾发现的问题,批评的走向是越来越倾向于以文学的视角展开批评。
关于这些时代特点,在下面第四节中也有更为明显的表现。
四、对宋玉辞赋特色的新阐释:
清峭娴雅、深至宏丽、意在言外、纵莘神鬼、美哉灵根对于宋玉辞赋的具体评论,在明代以前极为罕见,虽偶尔有之,亦夹杂在总述之间,或于选本训诂中连带提及。
而在有明一代,特别是中后期,由于当时之学者或崇尚唐代的新文学思潮,或主张文学旨在“独抒性灵”,文学批评的意识逐渐增强,逐渐凸显,逐渐改变了宋代以来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两派对峙的格局,基本实现了以文学宋玉批评为主导,而理学宋玉批评逐渐式微的历史转型,因而给后世留下了远胜于明代以前的关于宋玉辞赋的针对具体作品的批评资料。
关于明代中后期理学宋玉批评逐渐式微、文学宋玉批评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转型,我们从当时学者们的宋玉辞赋总评中即可一目了然。
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明中后期对宋玉辞赋进行总体批评的人不多。
如王三聘,嘉靖间人。
其《事物考》卷二《赋》(《续修四库全书》1232册)说:
“《诗序》六义,次二曰赋,盖谓直谏其事尔。
《左传》言,郑庄公入而赋大隧之中。
是后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
故昔人谓,赋者古诗之流,以荀、宋为始。
”这则评论在于讲述宋玉创制赋体文学的开创之功,其言当出自《文心雕龙•诠赋》,但是在述说赋之渊源时却与《诠赋》有较大的不同,《诠赋》以为“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而此说仅说来源于诗之六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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