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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就形成了宁、汉对峙的局面,随时都有可能兵戎相见。
迫于多方压力,蒋介石突然于8月13日宣布辞职。
由于蒋介石对宁、汉以对等形式合作存有顾虑,因此,蒋介石的辞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宁、汉合作的实现。
于是,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迁都南京,宁、汉合作正式实现。
宁汉合流后,国民党内部表面上的统一,不能掩盖各自的利益矛盾,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
但在国民党内部各派别纷争不已的时候,北方的奉张乘机对山西的国民革命军和陕西、河南的国民革命联军发动进攻。
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工农武装割据在全国各地出现,严重威胁着国民党政权的巩固。
为此,国民党各派、各集团又主张蒋介石复职。
1928年1月2日,蒋介石回南京复职,并立即着手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决策若干重大问题。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一。
2、二次北伐与济南惨案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将北伐各军改编为4个集团军,分别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集团军总司令,全军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何应钦。
全军共有40多个军70万人。
4月5日,国民革命军在徐州誓师北伐。
5月10日,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
当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进行了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并于5月11日攻占济南。
5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在山东兖州举行党政联席会议,决定绕道北上。
很快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于6月3日退出北京。
3、皇姑屯事件与东北易帜
张作霖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晨,当其专列穿行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老道口交叉点处的桥洞时,被日本预埋的地雷炸伤致死,是为“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被炸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东北局势一片混乱。
6月17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化装秘密回到沈阳,在张作相等元老扶佐下,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初步稳定了东北局势。
7月1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军事、经济、政治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为,决不妨碍统一,并派代表与南京方面联络。
经曲折谈判,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联名通电全国称:
“仰承先大之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是日起,东三省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和居民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是为东北易帜。
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
全国表面的统一得以完成。
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
(2)蒋的“北伐”——奉系(视频:
济南惨案4分45秒)
日本为了阻挡南京政府的北进,为了警告蒋介石,日军不仅残杀了国民政府新任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及其下属,还悍然炮轰南京城,制造了济南惨案。
由于奉系军阀部队十分腐败,国民党军队迅速占领北京外围各地。
张作霖见大势己去,只好在职1928年6月3日放弃北京退回关外。
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的专车到皇姑屯附近时,被日本预先埋在南满铁路吊桥的炸药炸死。
北洋集团的最后统治者张的毙命和张学良的易职,标志着统治中国达16年之久的北洋军阀集团寿终正寝。
日本帝国主义为何要下毒手,炸死自己一手扶持起来的奉系大军阀张作霖呢?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权益需求不已,张作霖不能给予完全满足的结果。
这在日本关东军看来是忘恩负义的行动,是不能容忍的事。
其次,张作霖主政北京后,开始与英国、美国人交往,在张的身边聘请美国顾问,对此日本政府绝不能袖手旁观,视而不见,容让自己扶持起来的奴仆投到对手的怀抱。
最后,张在国民党第二次北伐的沉重打击下,失败已成定局,日本关东军司令村冈和高级参谋决定乘机谋杀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政局混乱,借此出动军队,武装占领东三省,另找一个更加驯服听话的
傀儡。
(3)张学良的“易职”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就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
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张东北的势力,对张学良施展了各种外交攻势策划其独立。
张顶住内外压力,于是12月29日通电“易职”。
宣布服从国民政府。
挫败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祖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至此,国民党政权暂时取得形式上的“统一”。
(视频:
1分52秒)
2、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
(1)对内实行独裁专制。
表现:
第一:
建立了庞大的军队。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政府建立了一支以黄埔系军官为骨干的、达二百余万人的庞大正规军,拥有近现代武器装备,数量达200万件以上,年耗用军费占全国全年收入四分之三以上。
加强了地方武装,建立省以下的保安团、队,连地主武装民团在内,人数达一千万以上。
以后又陆续扩展,在数量上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当时世界各国中也是少有的。
第二:
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
蒋介石还建立了以戴笠为头子的国民党军队特务系统“军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以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系统“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两个特务组织都是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党权和军权,以恐怖手段屠杀迫害革命力量或异己势力的重要工具。
从1927年到1928年,屠杀了革命人民337000多人,到1931年,被杀害的群众达100万人。
第三:
大力推行保甲制度。
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制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不同于西方的以个人为单位。
儒家的政治学说是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
因之,便有了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
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了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
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
至清,终于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极为相似的“牌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了封建皇朝对全国的严密控制。
民国成立之初,由于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的影响,废弃了保甲制度。
民国保甲制度提出于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军事“围剿”之时,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督师江西,认为剿共不力的原因之一是民众不支持政府。
于是在“剿匪总司令部”所属党务委员会内专门设立了地方自卫处,研究保甲制度,草拟法规,先在江西试行。
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
于是,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
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
保甲制的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
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
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
第四:
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更厉行文化专制主义。
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枪杀。
国民党政权就是通过实行上述反动的军事专政,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推翻这个反动统治。
(2)南京政府的外交——投靠帝国主义
国民党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在全国建立起反革命统治。
它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彻底投降背叛孙中山反帝、联俄主张,代之以亲帝、反苏政策,以妥协退让寻求帝国主义的支持。
从根本上说,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是为外国侵略势力深入中国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十年间,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扩展,并且牢牢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抗战前夕,在重工业方面,外国资本即控制了煤产量的55.2%,新法采煤量的77.4%,冶铁工业的95%,石油工业的99%,发电量的77.1%。
在中国的现代工业和运输业中,外国资本占到了71.6%。
外国银行资产也要比华商银行多1/3。
外国资本不仅垄断了中国的重工业、交通运输业,而且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以及若干主要的轻工业。
此外为帝国主义国家还通过提供贷款、“援助”、派遣顾问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大权,使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日益加深。
国民党政权性质:
国民党推行的内外政策,既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革命党人被迫害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
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1927年国民党反动集团背叛革命后,对革命人民进行残暴的屠杀,使共产党数量从中共五大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l万多人;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只能全部地转入秘密状态,党的地方组织被打散,一批党的重要活动家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
2.中国共产党人的奋起(案例讲解与分析)
案例介绍中共早期革命烈士的情况:
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
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周文雍。
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
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案例分析结论:
面对国民党卑鄙的背叛和疯狂的屠杀,共产党人没有被反革命的气焰所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
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认识到,只有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才能应对反革命的屠杀和实现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终于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一)大革命失败后党面临的的问题
一是革命性质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要不要继续进行革命和进行什么样的革命问题,这涉及对蒋政权的看法。
陈独取消主义认为蒋介石政权是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已经占优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待将来再去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
党内持“左”倾观点的人,则认为资产阶级叛离革命,因此就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周恩来等则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取代北洋军阀建立了全国范围的统治。
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国仍然需要一个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是革命形势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由高潮转入暂时的低潮。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阶级力量重新组合,人民革命力量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
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
第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国民党反动集团开始对革命人民进行了残暴的屠杀,使共产党数量从大革命开始时候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人
第三、工农革命力量被摧残,革命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受到极大限制。
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状态,党的地方组织被打散,一批党的活动家牺牲在敌人屠刀下,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工会和农会被查禁或解散,大革命走向低谷。
但低潮有两个特点,一是还有局部的农民暴动;
二是反革命统治不稳,军阀之间战争不断发生,所以革命高潮必然会到来。
对这种形势,党内有三种不同的认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革命已经灭亡,提出取消主义;
另有一些人也产生了悲观主义;
有“左”倾思想的人不承认革命低潮,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
党内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反对盲目进攻。
三是革命道路问题。
共产主义运动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城市起义的经验,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也是从城市开始的,在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革命如何进行,这是党面临的新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存在严重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一部分同志,从实际出发,在进攻城市不利的情况下,坚决主张退向农村,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和革命基础深厚的农村建立根据地。
而持“左”倾观点的人,不从实际出发,否认敌强我弱,不愿退却,主张向敌人力量强大的城市进攻,占领全国中心城市。
反映了革命转折关头革命斗争的复杂性,这是和“左”倾长期争论的中心问题。
而陈独秀等取消主义者主张议会斗争。
因此探索革命的新道路,党经历了曲折、复杂和严重的斗争。
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探索
不同的国家,由于国情和条件不同,所走的革命道路是不同的。
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群众大都是首先举行中心城市武装起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由城市向农村发展,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法国的巴黎公社起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走这条道路取得胜利的。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武装夺取政权,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曾经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实行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人运动和民众运动方面,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发生发展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
从建党到国民革命,党基本上是按照俄国革命的模式开展工作的,即以城市为中心,以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和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为工作重心。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先例,使得所有人对俄国道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胜利充满信心,而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轰轰烈烈,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部分地掩盖了道路问题的凸显。
就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时候,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凭借其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占有了全国所有城市。
在反动统治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革命进入一个低潮时期。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道路问题开始凸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革命的胜利。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不顾中国国情和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用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来指导中国革命。
1927年下半年,共产党人举行的暴动起义,都是和共产国际“城市中心”的指导思想有关的。
一、近代革命的一般观念――城市中心论
在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革命的重点总是放在城市,这是有历史渊源的。
(一)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发生
许多革命甚至就发生在一国的首都,如英法德俄等国。
因为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都是发生于本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期孕育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发展并成熟,封建经济结构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状态之下。
虽然其时的城市人口尚不众多,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5。
但是,当资产阶级有能力起来领导民主革命之时,往往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封建剥削方式已经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和经营方式。
处于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一举夺取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心--城市比夺取分散的农村更具把握并更能起到一呼百应的作用。
(二)近代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大都发生在大城市
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三大工人运动)、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以及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等。
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新兴城市到处林立并扩大范围,城市人口急剧上升。
19世纪初叶,英国城市人口跃到全国总人口的2/3以上,工厂工人和运输工人总数达到200多万。
40年代,法国的工厂工人总数为159万,德国的产业工人也达到了80万人。
即使是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1913年城乡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总数也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64.4%,其中产业工人350万,占无产阶级总数的1/5。
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达,工人阶级人数的众多,无产阶级革命便必然发生在工业集中的中心大城市。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多数发生在大城市并有许多成功的先例和这些国家处于发达和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分不开的。
资本主义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在政治经济上的决定性地位和城市人口的众多并占绝对优势,使近代革命的重心便必然落到了城市。
(三)中国近代的革命也曾长期在大城市进行
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无不如此。
直到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发起的北伐战争,也主要的是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
然而,这些大大小小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起义虽然先后不断,但总是未能取得胜利而令人扼腕。
中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目标,一方面是受西方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革命的传统习惯所致。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和造反,几乎都是以攻陷城池甚至焚毁王都为胜利主要标志。
除了给中国的历史徒增了许多废都和不同姓氏的王朝之外,丝毫未能改变中国的封建政治现状,但对城市地位的看重却影响了相当一代人的革命。
(四)中国近代的特殊的国情
为什么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在东方中国就不能奏效?
原因是中国国情与西方不同。
1.城市依赖农村,而农村却可以不依赖城市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国家,散落的农业文明,重农抑商的传统文化观念严重阻碍了手工业、商业为主的新兴城市的出现。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往往首先是政治的产物而非经济发展的结果。
政治的需要造就了一个城市的出现,一个城市便往往成为一个地区的政治势力中心。
城市依赖农村而生存,分散又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却使农村可完全不依靠城市而顽强地独立生存。
从一时一地看,城市比农村优越;
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中国的农村要比城市强大得多。
2.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外国列强的相继入侵,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有若干帝国主义国家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和分裂剥削政策,中国长期无法真正统一。
在外力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封建经济结构开始破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得以长生。
在中国的沿海地区,这种特征尤其明显。
但是在幅员辽阔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然占优势地位,中国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仍然在农村。
中国的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依然可以不依赖于城市而独立存在。
这种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必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
3.农村人口全国人口的90%
封建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又对民族资本实行压迫限制政策,不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极其弱小,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大。
直至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总数仅有200万,不到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五。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3)公布的资料,即使是到了1949年年底,中国的城镇人口也仅有57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0%左右。
因此,中国的革命若照搬照抄西方革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显然是很难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的。
1、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和组织农民秋收暴动,从而为处于严重危机的中国共产党指出了继续斗争的正确方向。
会议还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此,中国革命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派出一批优秀分子分赴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领导和发动了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2群雄四起,为挽救中国革命探索新道路(实践上的探索)
在中央武装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和举行四省秋收暴动的方针指导下,出现了“群雄四起”(周恩来语)的新局面。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在一系列起义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
(1)南昌起义
●我们来看一段南昌起义的录像(32秒)。
1927年7月下旬,临时中央常委会派周恩来到南昌组织领导起义工作,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和刘伯承的带领下,占领了整个南昌城,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讨伐”。
由于缺乏经验,起义部队未能即时转向农村,同当地农民革命斗争相结合,而是南下广东,企图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在南下的途中,曾经过梅州大埔的三河坝,遭优势兵力围攻,激战数日而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入海陆丰,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江西、粤北转至湘南,后来与毛泽东会师。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2)秋收起义
●我们现在看一段秋收起义的录像(24秒)。
9月9日,秋收起义开始,它的主攻方向仍然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长沙,起义部队受到了严重挫折。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以后,在敌我力量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依然坚持以夺取广州为中心的城市中心战略。
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屡遭失败、陷入低潮的客观现实,固执地认为国民党的屠杀和反扑证明了革命潮流的高涨,因而必须坚持城市起义的路线。
(3)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发动了广州起义。
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城,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广州公社。
在反动军阀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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