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会讲发言稿古代书院教学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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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

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

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

《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

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

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

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

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

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2、书院的千余年发展

据《新唐书》记载：

唐开元“六年（718年）,乾元院更号丽正修书院……十一年（723年），置丽正院修书学士。

光顺门外亦置书院。

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

十三年（725年），改丽正修书院为集贤殿书院”；

《资治通鉴》记载：

开元十一年“上置丽正书院”，“或修书，或侍讲”。

（注：

丽正修书院在东都洛阳明福门外，故书院作为古代的一种教育机构，发祥地即为洛阳，洛阳宫城正南门为应天门，应天门西面一门为长乐门，长乐门北为广运门，广运门北即明福门，门内有中书省）。

虽然唐开元年间设立的丽下书院和集贤殿书院虽是宫廷图书馆而不是一种教育机构，但它却是“书院”名称之始。

继此之后，唐代出现的一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则主要是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甚至有几所如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竹书院、东佳书院等已有讲学活动的记载，这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民间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

所以，可以说唐代是中国书院的萌芽时期。

两宋时期中国书院蓬勃发展起来，共有书院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

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

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

北宋时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嵩阳书院，还有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等。

南宋书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重要标志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

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

元代是书院建设的繁荣时期，共有书院227所，历来就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之说。

其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奖励政策；

二是书院作为一种私学组织，仍然依赖于民间力量，元统一后很多儒家不愿到朝廷任官职而退居山林，建立收院，自由讲学，使私办书院增多。

明代虽然重视文化教育，但却将重点放在发展完善各级官学上。

明初书院处于沉寂状态。

但是在官学成为科举附庸而“士风日陋”时一批为解救时弊的士大夫便纷纷创办、复兴书院，利用书院培养人才。

所以在明成化年间以后，不仅那些具有久远讲学传统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武夷、石鼓）等相继复兴，还创办了许多新的书院。

明代书院的真正振兴是在正德年间王学思潮兴起后，不仅建立了大批书院，更重要的是他们恢复了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使书院成为最重要的学术基地。

从唐中叶至清末，书院历经一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管理制度、教学方法，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完善。

《中国书院大辞典》末附《书院名录》中记载，中国历史上有书院7300多所，自宋代开始，历史上形成了“四大书院”、“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参知政事（宰相）范成大，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岳麓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

北宋时期还有“六大书院”、“八大书院”之说。

六大书院包括：

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

中华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中国书院制度》有记载：

八大书院包括石鼓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

无论是四大书院也好、六大书院或八大书院也好，“四大书院”已经成为一个代表性的称号，代表了中国书院的最高成就和影响力。

这些历史上的传统“名校”，以其崇高的治学理念、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精神内涵，在中国历史上培养出无数的精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人类教育史上的灿烂篇章。

进入新中国后，尤其是自上世纪80年代始，伴随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崛起，作为在历史上传承民族文化的载体，一大批以复兴国学为己任的现代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呈生机勃勃之势。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11年底，新建书院至少在600所以上，且呈现多样性文化指向。

加上传统书院，目前至少有700所以上恢复活动，国内主流媒体因而有“书院复兴”之称。

现代书院建设与发展不仅承担着传统培养人才的使命，更在积极探索作为体制内教育的辅助与补充，推动国学知识普及、促进公民道德建设，是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腹地，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阵地，是引领国学教育与文化复兴的思想高地。

我们相信，只要书和有理想的读书人还在，书院就有存在的可能，就有生长的空间，就有重回社会再创辉煌的无限希望。

我们憧憬与期待，书院必将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复兴。

3、书院与学术研究

书院最初就是作为官方藏书和校勘书籍的场所，后来逐渐演变成民间私人读书的地方，最终才在宋代发展为培养人才的机构。

所以讲学和藏书是历代书院最重要的功能：

唐以后书院藏书主要是为了有效配合书院教学内容，类似于现在各级学校的“图书馆”，基本都是根据自身需要、经济条件，围绕教学内容有选择性地购买。

具体表现在内容上以经史等学述著作为主，版本上以通行本为主。

从宋代开始，各代书院大部分都是研究和讲解理学的场所，“四书五经”是通用教材，宋、明理学大师们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都成为学人们必备的重要文献。

除开这些基本典籍，书院藏书会因各个书院的教学内容、学术流派、地域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或致力于辞章，或致力于小学，或致力于经济，或偏重于采纳地方著作，各具特色。

如岳麓书院规定学生“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

再如清代四川彭县的九峰书院，教材除“五经”、《四书集注》外，还读《四书讲义》、《周易折中》、《明史》、《论孟疑义》等。

近代西学东渐，不少书院适应社会变革，更新教学内容。

洋务派张之洞在湖北武昌建立两湖书院，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影响下，设置了经学、史学、地理、数学、博物、化学及兵操等课程，并有相应科目的藏书。

至于近代上海的格致书院，以讲习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为主，更由于有外国人傅兰雅的参与，东西方译书占其藏书的三分之一。

正由于书院藏书是书院教学的工具，所以书院不会收藏超出教学内容的书籍，巫医、星相、桑麻等实用性的书籍，都不在收藏之内。

刚才说藏书本是为了配合教学，故名师讲学和会讲也是书院的重要内容。

例如白鹿洞书院最初有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后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嵩阳书院先后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名“大家”，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学生虚来实归，皆有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湖南的石鼓书院更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名扬天下的岳麓书院历史上更是人才辈出，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

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

南宋时岳麓书院本为湖湘学派张南轩的讲学基地，但他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到书院讲学，闽学派的朱子及永嘉学派的陈止斋等都曾到书院讲学深受学生欢迎。

尤其是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的会讲，历时两月，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另外，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更是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

还有，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起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俾使大家能互相了解和会通，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也是值得我们当今教育反思和学习的地方。

还有，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向社会，余秋雨对此评价说：

“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

几千年来，民间私人教育就是这样串起了我国的文化体系的各个阶段，自春秋战国争鸣、秦朝焚书坑儒、两汉经学复兴、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不同文化形态各阶段一路走来，绵延不绝，其中书院讲学的内容也展现出从西汉的今文经学到东汉的古文经学，再到宋元明清的理学化的经学，以及明代末期带有浓厚三教融汇色彩的经学，清末民国时期经学的史学化的变化。

在中国学术经历了近代转型后，经学研究被分别置入新式大学的文、史、哲专业学科中，纯学术性的、知识性的经学研究也就成为常途，今人对于经学的习焉不察的看法也正是由此而来。

在中国学术经历了近代转型后，传统经学被按照西学分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如音韵学、训诂学等进入中文系，义理之学进入哲学系，经学史进入历史系。

4、书院教学充分体现了“古之学者为己”的精神

正是由于传统的书院是从民间发起的，所以最能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

因此，在历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

书院与官学的办学理念和模式完全不同，不设门户，完全开放，讲学自由。

历代书院山长也大都自觉关的先儒贤以及主宰功名的文昌帝和奎星等，学风淳朴，强调德育目标，反对为科举地与时代统治者保持距离，以免流落至“曲学以阿世”的境地，使经学乃至儒学遭受上上下下的人为的灾难，坠入低谷。

书院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不是政治精英，而是学术精英。

书院刻意与官学保持一定的距离，教授也刻意保持独立的学术品德，学生也最大程度的保持独立的精神。

同时书院定期祭祀先圣孔子以及与本书院有而学；

提倡学术创见，反对死守章句陈说；

开门办学，兼收各家之长；

尊师爱生，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

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

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

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数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

”。

后世大儒王阳明也强调“知行合一”，君子读书，为修己安人、立身行道。

小人学习，多为炫耀、常想利禄，自是为人之学无疑。

楼宇烈教授在中华书局的一次‘读者开放日’演讲时谈到：

“清代有一位写《朱子家训》的朱用纯先生，他讲到，一个人读书之前是这个样，读书之后还是这个样，那就等于没有读书。

所以读书以后要能够变化气质，那样读书才有用”。

正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历代的名宿大儒，文坛领袖无不坚守着几千年来的文化信仰，无不在讲学的岁月里竭力传承者绵绵不绝的文脉。

5、当代书院的发展仍应当以“谋道”为己任

时过境迁，当代书院在经历了起起伏伏之后，终于又开始在历史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对于当代书院何去何从的看法，一直存在着两种声音：

一种是采取“学术史”的倾向，专注于儒学和经学的梳理和补充，主要是知识性的研究；

一种是回归于类似传统“公羊学”积极入世的倾向，主要是价值性的研究。

前者面向过去，后者面向当下与未来。

前者所持的意见是一种与大学教育相似的客观化学术研究，并试图超越历代之门户局限，以经典和事件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从而将其中优秀的资源发掘出来，以为当下之用。

这种态度的背后隐含了两层担忧：

第一，对于急功近利地以文化作为噱头从事贩卖国学的商业开发表示担心，认为这会进一步恶化儒学、经学的现有境况。

第二，仍然对于国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保持警惕，生怕这会造成再次以封建落后的口号打倒儒家。

这两种担忧都不无道理，书院与“利”、“禄”的结盟，必然会导致传统文化的再次失落，这是当代国学研究者需要极为谨慎对待的问题。

在书院经历了长时间的衰落后，以史学的路向研究的确非常重要，尤其是考虑到出土文献不断在发现，以及我们对于经学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的情况。

但是，却必须明了，经学史的研究绝不能代替经学的研究，前者当是为后者服务的。

后者希望通过民间的努力真的为儒学在当下的社会发展或者组织形式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然而在现在的社会体制和发展状况下，这种尝试是极其艰难且收效甚微的，书院社会管理方面的效益着实是很低的，法治社会、信息化时代书院教育或者国学教育的主要贡献在于精神文明领域，或许可以为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提高中国人民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民族凝聚力做出不菲额贡献。

我认为面向未来的第二种声音才是经学复兴的主要方向，毕竟求学术史之“真”是为了更好地求学术价值之“善”和学术价值之“用”。

总结：

在历史上，学术的意义本就在于其实践价值和实践指向。

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层面（治国平天下），一是教化层面（齐家、美俗），对于儒者来说，则是修身。

三个方面可以说分别对应政治治理、伦理教化、个体道德。

封建社会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当下我们着重强调民间书院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侧重点在人生自修和教化层面。

因此，我们既要把国学作为为客观纯学术的研究对象，也不刻意回避国学的致用价值；

既要把国学的研究和传承推上一个新的高峰，又不过分商业化运作，和歪曲圣贤之言为时代背书。

国学研究和书院制度的真正复兴，正是在于它对于时代的回应，能为时代发展指出新的文化生活走向，使国人寻找到新的精神依托和价值奠基。

这是传统文化复兴的内在动力，也是最终目的。

当然，在理性化时代，价值层面与学术层面的结合绝不可能像原初意义上尊经崇圣的经学那样。

而且，在重新附加新的价值于国学研究和书院制度时，仍然无法回避对于西方价值的回应。

从这个角度讲，一味的传统文化中抽绎普适价值去排斥西方价值或者牵强的附会西方价值的做法定然是行不通的。

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化高速发展，世界愈发区域融合的时代背景之下，未来的国学研究和书院模式当是吸收融汇西方文化同时具有现代风格的新事物，于此，在座诸君依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