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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QE、日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的四万亿刺激政策既影响自己也影响着全世界。
特点三:
危机初期达成的全球性共识被逐渐淡化或抛弃,多国和地区出现很多非共识、非常规政策取向,用传统经济理论难以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美国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监管当局、中央银行甚至政府首脑迅速达成广泛的政策一致,但在随后的落实过程中不断分化或差异化,以致于近两年广泛使用了非常规政策手段。
过去央行的使命是保持币值稳定为主,现在的理念出现一些改变,以美联储为代表的货币政策目标转向更加重视就业,货币政策的中立和独立性被弱化。
在各国政策非常规化、个性化过程中,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用过去的传统理论、规律、经验分析,很难得出被广泛认可的结论。
观察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然笼罩在金融危机余波影响之中,美、欧、日分别实现或高或低的内生性复苏、周期性恢复以及外部政策拉动型复苏,发达经济体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基础不稳,方向不明;
而新兴经济体因出现经济增长周期性放缓和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则普遍增速下滑。
各国经济周期的不同步,凸显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分化。
此轮经济危机是否结束,目前尚不能做出清晰判断,世界经济真正摆脱危机阴影可能还需要一段时日。
2014年,复苏与巩固将成为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分化则是新兴经济体的特征。
预期美国经济会保持持续温和增长,欧洲则需继续巩固复苏,而日本经济也有望暂时摆脱通缩。
在政策取向上,除继续维持低利率外,美联储将更加谨慎地根据经济复苏情况逐步削减量宽规模,欧洲和日本则可能分别实施加大资产购买与财政刺激政策。
2014年新兴经济体增速仍将继续高于发达经济体,亚太市场仍是其中翘楚。
而“高通胀”、“双赤字”等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新兴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受到限制。
进一步深入分析,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整体趋势依然复杂多变并不乐观。
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虽然部分数据在逐渐改善,但深层次问题依然严峻,至少2014年还不能过分乐观。
新兴经济体经济缓慢增长趋势不容轻视。
对一些新兴经济体分析显示,这些经济体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还面临巨大压力。
同时,一旦发达国家央行快速退出经济刺激措施,或将导致流入新兴市场资金最高萎缩80%,进而造成重大经济动荡,并引发部分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陷入新的危机。
IMF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经济体2014或2015年经济增长预期[2],其中某些经济体的增长预测下调突出表明持续存在的脆弱性,全球经济仍呈现严重不平衡格局,全球范围的通缩和金融业系统性风险仍在。
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产出缺口仍然很大,财政整顿继续实施将使经济增长将受到一定约束。
主要新兴国家目前面临投资和消费两者转换的结构风险,政策阵痛期较长。
虽然一些经济体仍有提供货币政策支持的空间,但在其他许多经济体,产出接近潜在水平,增长的减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结构性因素或周期性降温,提高增长率的主要政策方法必须是推进结构性改革。
一些经济体需要应对信贷质量下降和资本外流增加带来的脆弱性。
美国方面:
经济持续温和复苏,一系列经济数据得到改善,但实际上还没有步入完全意义上的上升周期。
美国就业数据从失业率和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角度看有所改善,但这两个指标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形势的彻底好转,美国劳动参与率依然在不断下滑,2013年底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也大幅低于预期。
如果经济真正走好,美联储放弃QE不会像现在这样艰难。
虽然美国能源战略变化、制造业回流、住房市场回升等等对经济的内生性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并未看到新的产业革命雏形并形成新经济增长方式。
图1: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不断走低(%)
数据来源:
美国劳工部
欧洲方面:
经济复苏依然十分艰难,数字上仅仅是由负增长变为弱势正增长,与此同时,政府债务上升、失业率仍处高位、产能利用率低于长期平均水平、通货紧缩问题仍然构成严重威胁,银行信贷增速不断下降。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近期表示,目前欧洲经济复苏仍然较为脆弱。
欧元区情况千差万别,希腊等问题严重的外围国家,尚未看到根本好转。
还应该看到,欧洲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完全取决于货币政策,更多地是受制于财政政策。
欧洲央行虽然可以实行宽松货币政策,但相关国家被迫采取的财政紧缩将导致通缩并拖累经济增长。
也就是说,欧洲面临两难困境,紧缩财政将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接连出现,而不紧缩财政,则无法推进改革,未来问题会更大。
由于欧洲问题复杂,弱势的经济增长数据还不能充分说明欧洲经济已走上健康复苏之路。
图2:
欧元区失业率居高不下(%)
欧盟统计局
日本方面:
安倍经济学虽已见到效果,但政策持续有效的前提是日本保持制造和出口大国地位。
一年来,日元贬值刺激出口并拉动经济增长,效果十分显著,但是否可持续仍存在不确定性。
日元是否贬值不取决于日本,而是取决于美国。
按照经验,如果美国经济能够迅速回到正常轨道,经济增速保持在2.5-3.5%之间,就不会对日本施加过大压力,但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增速,将会阻止日元进一步贬值。
如果日元升值,日本经济情况就会逆转。
同时,日本债务问题和老龄化压力很大,这将对经济造成长期拖累。
图3:
日元不断贬值(1美元兑日元,中间汇率)
日本银行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方面:
(1)亚洲:
虽然亚洲经济增长在全球范围仍将处于高位,但受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国家关系问题以及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冲击和振动影响,亚洲经济很难回到过去那种超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亚洲经济边际增长将趋缓。
(2)非洲:
非洲经济问题主要受制于政治,政治稳定,经济就会出现快速发展势头。
近两年非洲部分国家经济增长很快,有其特殊原因。
欧美自身出现问题,对非洲的干预和影响降低,非洲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
危机后的几年,全球在非洲投资增加一倍,新兴经济体对非洲投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20%左右。
但有朝一日欧美重返非洲,将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
(3)中东:
近几年,中东在国际上的整体地位不断下降,且政局不稳,这与美国能源战略和世界能源结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时期内结束。
美国逐渐转变为世界上重要的能源生产国,而中国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过去美国受能源需求利益驱动,强势控制中东政局,而目前中国虽然在能源需求上替代美国,但无法在地缘政治方面填补美国留下空缺。
中东地区本身也缺乏地缘政治主导力量,导致像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伊拉克这些国家政局动荡。
(4)拉美:
拉美各方面基础相对较好且资源丰富,但很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目前尚未找到摆脱方法,因此经济增长受到困扰。
图4:
新兴经济体经济边际增长趋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2015年为预测
二、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难题
此次危机的持续发酵,不仅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格局,更留下了诸多经济难题,这些难题如不能有效破解,将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长期的不确定性,威胁经济持续复苏。
难题一:
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问题。
以往,西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多为保持币值稳定,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付通货膨胀并积累了很多经验和办法。
但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陷入严重通货紧缩,未来仍有进一步严重的可能,尚未找到有效应对办法。
实际上,通缩对经济影响不亚于通胀。
解决通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否则日本不会出现“失去的二十年”。
美国多轮QE也没有解决通缩问题,欧元区特别是核心区,通缩更是严重问题。
如果发达经济体通缩问题不解决,全球经济很难步入新一轮上行期。
图5:
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率低位运行(%)
美国劳工部、欧盟统计局、日本总务省统计局
难题二:
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问题。
目前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很大通胀压力,这是长期困扰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问题。
通胀将大幅压缩新兴经济体运用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操作空间,社会也将随之出现一系列复杂问题。
迄今为止,新兴经济体还没有找到既能摆脱高通胀循环的压力、又能够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平衡办法。
图6:
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胀率维持高位(%)
各国统计局、劳工部、央行
难题三:
能源革命与地缘政治。
美国能源革命已对未来全球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地缘政治变化将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
美国的注意力如果从中东移至别处,中东将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再平衡风险。
过去全球能源秩序由美国主导,随着美国能源供给结构改变,以原油为主体的世界能源秩序将会被打破,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并将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不确定影响。
难题四:
全球贸易规则的作用弱化。
全球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时期必然也是全球贸易活跃时期,反之如果贸易不活跃,全球经济必陷困难。
当前,全球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新的全球性贸易规则难以达成,而多边贸易安排盛行,必将降低全球贸易活力并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本次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陷入僵局,虽然耗时13年并于2013年12月初达成了部长级初步协议,但是美国却另起炉灶,启动了两个重要贸易谈判[3]。
发达经济体通缩与新兴经济体通胀并存、美国外交和能源政策变化、全球贸易规则体系的变化等问题的存在,将对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带来严重的滞后影响和风险,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消除。
由于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处于龙头位置,这也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问题,都是中国未来的既定环境,更应未雨绸缪。
三、世界经济真正完成复苏的判断标志
六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危机-传染-新危机-再扩散”过程以及一系列非常规经济复苏政策,形成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发展态势。
研究机构和媒体对于世界经济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复苏的预测、展望不断,但复苏的判断标准尚未形成共识。
我认为本轮经济周期步入真正复苏阶段,至少应该具有以下比较明确的标志:
标志一: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出现。
第三次产业革命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全新的活力,从而标志着全球经济复苏步入新的上升周期。
第三次产业革命如何界定尚存争议,但有两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是互联网。
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不仅是产值的概念,而是增长方式的概念。
经济发展中的历次分工协作革命,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和效率。
互联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分工协作方式,提高了社会经济组织效率。
依托互联网的经济运行模式,将对社会文化、信用、理念、效率产生深远影响。
互联网对金融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现代金融服务需求是一种全球性的7天×
24小时的时空需求,ATM机虽然解决了时间需求但不能满足空间需求,不可能到做到物理位置全覆盖。
直到互联网出现,银行利用互联网平台才真正解决了时空因素对金融服务全覆盖的约束。
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将是革命性的。
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互联网、物联网及其各种衍生形态必将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出重要核心作用,新经济周期也将随之到来。
目前这种趋势已开始显现。
二是智能化。
智能化在经济生活中得以普及并发挥作用,也是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趋势性标志。
现代经济生活中,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指数级别的增长扩张作用。
未来智能化前程不可限量。
标志二:
生产周期中投资发挥更大作用。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尽管有各种驱动力量,但投资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投资的强弱目前依然是判断经济步入上行周期的重要标志。
从全球生产周期角度看,目前很多国家都进入了设备更新阶段。
全球投资回升,而且是持续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是否步入新的上升周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比观察消费的变化更加重要。
中国如此,美欧亦如此。
标志三:
全球经济发展是否完成了新的再平衡。
这种再平衡不仅包括贸易逆差国和盈余国之间的再平衡,也包括国家储备外汇从以美元为主向多币种分散的再平衡[4]。
从全球经济总量构成的角度,美国单边主导的局面将改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提升,并且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经济格局。
如果全球经济增长继续表现为美国主导的单边增长,则全球经济并未实现真正复苏,新的周期还没有出现。
目前这种局面还未出现,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依然依靠美国,美国的贸易赤字对全球经济影响依然很大。
所以要达到新的再平衡,世界各国必须要解决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当以上主要特征出现时,新经济增长周期也随之出现,否则世界经济的弱势复苏只能属于短期波动。
在产业革命没有出现,增长方式没有转变,投资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以及全球的再平衡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情况下,全球经济不可能完成彻底复苏和步入新的增长周期。
四、全球主要地区的经济政策走势
在经济危机爆发和不断传染时期,世界经济关联度显著上升,主要国家的经济周期和行为呈同步化特征。
一方面,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共同推出宽松货币政策,全球利率水平保持历史低位,带来充裕的流动性;
另一方面,危机的不确定性上升,使得避险情绪成为主导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低风险资产往往成为所有投资者追捧的对象。
当前,这两个方面已现转折,全球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并带动各国政策走向的分化。
未来一段时间,有几个可以预见的基本政策取向:
首先,美联储还将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目前美国虽已开始缩减QE,但美联储一直强调其并没有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处理缩减购债额度上非常谨慎。
美国还将会有其他措施来缓冲QE缩减的影响,以保持经济持续有效增长。
因此,美联储依然会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宽松货币政策。
其次,美国很可能继续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上发挥领头羊作用。
在科技投入、补贴等方面的多项政策,是美国保持长期竞争优势核心所在。
美国不会放弃这种优势,因此,未来美国将围绕科技创新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第三,美国将通过能源政策的调整,摆脱受制于他国的被动局面。
美国过去因能源而受制于俄罗斯和中东。
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美国加大了对新能源的开发,在页岩气等新能源开发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这些政策将持续并扩大。
第四,美国外交具有明显的商务外交政策特点,其在全球所有活动的核心都是围绕商业利益展开的,这种政策仍将持续并强化。
欧洲的经济政策将发生较大变化:
欧洲将持续宽松货币政策,财政整顿会出现适度的放松。
欧洲一直在试图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谈判,在全球金融、贸易和环保等规则制定上发挥着积极作用,具有很大话语权。
未来欧盟的扩张步伐虽会放缓,但其影响扩展将会持续,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
欧洲会通过对贸易规则的理解和改变来保持优势,同时也会为其利益制造更多的贸易摩擦。
在目前格局下,日本将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但要真正摆脱通货紧缩实现经济有效增长,路途仍很漫长。
首先,从经济基础和结构看,日本通缩不易解决。
实际上,QE最早就是日本发明的[5],多年来日本一直实行的是宽松货币政策,但一直没有有效解决通缩问题。
其次,日本的贸易政策在其经济政策中仍居于显著地位。
日本将来的调整可能要从过去以投资为主体的政策重返以贸易为主体的政策上。
由于以国际投资为主的政策并没有解决日本长期面临的根本问题,因此可能会在政策导向层面适当弱化,并加强国际贸易政策,配合日元适度贬值,企望经济再度增长。
除中日以外的亚洲其他国家未来政策存在很大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走势和政策变化、以及各国自身情况,亚洲各个国家的政策走势自主性较低,这种趋势未来仍会比较明显。
未来非洲的政策主要走势将围绕加快发展这条主线展开,特别是一些南部非洲国家,很大程度上将与上世纪80-90年代的亚洲国家发展经历相似[6]。
(3)拉美:
未来政策走势和核心是围绕着如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来进行,拉美国家可借力全球经济恢复发展,并依靠自身资源优势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拉美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设计和制定都将反映出这两个方面色彩。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各国都在制定应对办法,采取相应政策措施。
发达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由于存在经济实力、发展方式、内外环境等差异,未来政策走向将各有不同,透彻分析主要经济体和国家经济政策走向,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对外经济战略制定乃至政治外交都至关重要。
五、当前中国国际经济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国际经济战略如何选择,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自身实际,中国应当顺应全球环境和自身优势来安排国际经济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已站在全新平台,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对外贸易突飞猛进,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更加接近实际均衡。
目前中国很多行业和产品排名都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话语权也大了许多。
以往中国的经济总量较小,国际经济战略调整快慢、及时与否,影响不大,但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再使用过去的国际经济战略,必然会遇到国际国内众多阻力和挫折。
国际地位变化决定了中国必须要有新的国际经济战略,尤其是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转型时期,调整国际经济战略政策已是当务之急。
(一)正确处理中国经济再平衡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是客观分析经济发展“三驾马车”的关系: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很多要求和建议,中国也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冷静客观分析。
问题妥善解决会转为优势,解决不当会变成危机。
有建议称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再平衡,不能再靠投资和出口了,而要转变为主要依赖消费。
对这些建议要冷静分析。
国际经济关系依然是中国发展中面临最重要的关系,国际经济、贸易、出口的重要性一点都不能降低。
同样,投资对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也是必要的。
当然,我们要改变过去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简单地再平衡,用压低投资和出口的比重来提高消费的比重,对中国有害无益。
二是正确看待和处理产能过剩。
有人提出去产能化的建议,对此也要仔细分析。
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着产能过剩的严重问题,但不能简单的计算中国市场当前供给和需求,而要从中国长期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从全球市场需求角度去平衡,从竞争力和发展的角度去安排。
当然,中国必须要关闭和淘汰那些落后产能,尤其是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品附加值的产能。
反观美国推行的商务外交,实质就是将本国产能和全球需求密切联系的战略。
三是理性看待中国国内债务、去杠杆化、就业等问题。
美国和欧洲出现债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私人债务杠杆率太高,而不是企业债务杠杆率太高。
况且,美欧很多企业债务杠杆率比中国要高得多,而中国的私人债务杠杆率比欧美低很多。
中国的杠杆率在总体上和结构上都和西方国家不同。
即使谈到政府债务问题,中国与欧美日也有很大不同。
此外,中国就业市场方面压力很大,解决就业任务难度高。
既存在就业难,尤其是大学生就业难,但也在部分地区出现用工荒,中国的就业问题既有总量问题,同时也存在结构问题,虽然结构性失业的适度存在并不完全是坏事,但社会压力和矛盾很大。
(二)未来中国国际经济战略选择
第一,要在全球市场上进行战略平衡安排。
中国不能单纯关注美国。
美国虽然仍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市场,但中国要注意建立全球市场平衡战略。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要进一步完善国际市场布局,进一步加强与非洲、拉美等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寻求与大国、大区域集团(如美国、欧盟)合作的突破。
要扩大在亚太、非洲、中东的市场份额,适当降低对美国和日本的依赖。
第二,充分发挥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全球经济发展实际,寻找对外经济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为中国培育了相当雄厚的基建领域优势,如在隧道、桥梁、港口、公路、水利等建设能力方面,中国在全球都占有领先地位。
因此,要积极把这种优势变成国际竞争优势,一旦这种国际竞争优势树立起来,国内的产能过剩就会得到有效的外部释放。
同时,未来国际基础设施建设市场也存在较高需求,欧美已到基础设施更新的时期,非洲正处于新基础设施建设时期,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市场和资源开发。
变中国的基建优势为新国际贸易优势,这将是中国国际经济新战略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第三,培育对外贸易新结构和新功能,转变出口产品结构。
过去,中国凭借着由全要素数量优势而构筑了低成本竞争优势,培育起足够强大的以量取胜和以价取胜的对外贸易竞争力,进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贸易大国”,但距离“贸易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资金成本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增大和周边国家贸易竞争力增强,我国出口产品传统的成本与价格优势将逐步弱化,我国出口已逐步告别高速增长时代。
国际贸易新规则也对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要求我国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格局,同时支持和促进高端制造业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
鼓励利用跨境电子商务等贸易新型业态,扩大出口企业海外营销渠道,提升我国品牌竞争力,实现外贸转型升级。
第四,扩大双边贸易合作,尤其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实时差别化区域经济战略。
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当前,巩固与亚洲周边地区(如韩国、东盟)紧密的经贸往来,加强周边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从稳定地缘政治,增加经济交流等角度考虑都具有重要性。
实施差别化经济体和区域策略,提高对发达经济体贸易产品的技术层次;
加大对资源出口类国家和地区的政策灵活性,加大并购投资力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以资源为核心的贸易战略安排;
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区域,可采取错位政策,增强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
第五,积极推行商务外交战略,不断提升对外合作的层次和话语权。
过去的外交战略侧重于政治外交,如今要增大商务外交的比重。
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通过TPP、TTIP等高水平的自贸协定重塑国际贸易规则。
未来中国参与自贸区谈判过程中,不能局限于货物贸易自由化和服务、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更要积极参与规则的制定,加强与贸易伙伴的相关经济金融政策协调。
第六,积极支持企业进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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