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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区挖掘发现的澧县城头山遗址,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距今约6500~7000年,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中华第一城”,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早、最具典型的古城遗址。
城头山所处的澧阳平原,位于武陵山脉与洞庭湖之间,已发现原始社会遗址400余处,是显示中国原始社会历史发展脉络遗址最多、内涵最丰富、价值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地区。
专家们认定,长江中游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集中在湖南省武陵山和湖北省武当山一带,是古人类和古文化由中国西南地区向黄河流域、北方地区迁徙和传播的通道。
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区、江汉平原和太湖流域,已形成中华文明萌芽的中心地区。
城头山城址的发掘,把洞庭湖区远古文化推向一个新的辉煌时代。
城头山遗址,是汤家岗文化的一支在城头山聚族而居,并开始在居住地周围掘起了壕沟,筑起了城墙。
从此,他们在此城居住了2000多年,历经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几个历史时期,直至石家河文化中期(距今约4000年前),古城才遭废弃。
在古城使用的2000多年中,古城的居民对城垣进行了多次修缮,其中大型的扩建工程就有3次,使得城垣不断增宽、增高,乃至能保存至今(见图7-1)。
城头山城址平面图
资料来源:
转载1992年3月15日《中国文物报》
城头山古城呈圆形,城垣外圆直径340米,内圆直径325米,围绕城垣的护城河宽35米,总计占地面积近15万多平方米,其中城内面积8.8万平方米(132亩)。
专家们在城内发掘出大片台基式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齐全的制陶作坊、宽阔的城中大路、密集而重叠的氏族墓葬和保存完好的世界最早的水稻田。
解剖城垣时,在城垣外坡又发现了大溪文化早中期的壕沟,以及壕沟内留存的100多种动物骨骸和植物籽实,还有不少竹纬编织物、船桨、船艄、船板和大批卯榫结构的木构件等。
古城围壕长1000多米、宽10米、深3米~4米,比西安市半坡遗址发掘的围壕大得多,足以表明洞庭湖平原早在“城”出现1000多年前,就以形成了雄踞一方的中心大聚落,并说明长江流域古文化发展的高度水平,与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流域毫不逊色。
该遗址反映“城”的遗迹主要是:
一、城垣遗址
现存城垣系经大溪文化早、中晚期,屈家岭文化早、中期四次修筑而成。
第一次筑城不会晚于6000年前,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城墙;
第二次筑城是大溪文化三期或四期,距今约5500年左右;
第四次筑城工程最为浩大,土方不会少于10万立方米,不但城墙成为庞然大物,而且开创了我国南方古代城墙之外修造护城河的传统。
整个城垣呈圆形,周长1000米,高于城外稻田5米~6米。
城垣基脚宽30余米,城垣顶部宽约10余米。
城垣外墙紧贴护城河,外墙坡度大约为50°
,内墙坡度约为15°
。
城垣东、西、南、北四方各有一门,东门为东偏南4°
,西门为西偏北4°
北门为北偏东13°
,南门为南偏西13°
,城垣遗址整体保存较完整。
世界发现最早的西亚古城距今9000年前,但它是石头砌的,只有20来间房子,圈子很小。
而城头山是土墙,是木构房子,面积达8万平方米,规模要比西亚古城大得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神奇发现。
二、东城门遗址
东城门残宽约19米,进深约11米,现为一长条形水田,水田中部农耕土之下,有一条长8米、宽12米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卵石路,由城外向城内斜坡而上。
卵石路面由5~10厘米直径的河卵石整齐铺垫,比较平整,路下为较多的红烧土块夹杂的灰土堆积。
1992年和1996年在东城门北侧约10米处的城垣上,发掘出大溪文化的墓葬10余座,人骨架20余具,发现有大溪文化时期的建筑遗迹和筑城祭祀现象。
三、南城门遗址
南城门现存宽度约20米,进深约15米,为十分规整、表面平坦的稻田。
1993年,南城门处发掘出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壕沟外坡发现有用竖立木桩、芦席、横木条和子篾扎紧成篱笆状的相当坚实的护坡设施,并保存十分完整。
壕沟中还发现一批有榫卯结构的木构件,从木构件在壕沟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看,应是一座进出城垣的木桥遗址。
此外,壕沟中还发掘出大溪文化时期的木桨、木艄以及20余种动物骨骸、100余种植物籽实。
四、居住遗址
居住遗址位于城西偏南。
1994年发掘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房屋两座。
一座建在高80厘米的夯土台基上,前后套间,前为居室,后为厨房,厨房中有一排4个方形灶,并遗留下多件较完整的陶质食器。
另一间为中间走廊,两边门道对向走廊的排房,共10多间,每间面积仅4平方米~5平方米,内无火塘灶坑。
两栋房屋的墙基、墙体下部、门道、柱洞均保存很好。
在大房子的北面有一条属于大溪文化时期的、东西向的大路。
大路由红烧土块镶成,宽约2米,两旁有排水沟。
该路沿用至屈家岭文化时期。
五、墓葬遗址
墓葬区位于城内西北部。
此墓区主要为屈家岭文化时期的墓葬。
1994年在4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共清理出近600座墓葬,墓葬层层叠叠,达6~7层之多,分布密集程度前所未见。
墓葬随葬物的多少,已反映出明显的等级分化,有的墓葬随葬仅1~2件陶器,有的墓葬随葬陶器达100余件。
六、道路遗址
道路遗址呈东西走向,连通城址的东、西门,宽2米,长300余米,为红烧土铺成。
七、祭祀遗址
祭祀遗址由完整的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组成,位于东城墙内,属大溪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左右。
祭坛全部用黄色纯净土筑造,略呈椭圆形,南北长径在20米左右,东西短径约在12米左右,估计面积为250平方米(因未完全揭露)。
祭坛东缘有数座大溪文化早期的墓葬,并有丰富的随葬品,包括人头骨、牛骨、鹿牙,精美的玉器、磨光陶器等等。
祭坛边缘的祭祀坑,有圆形、方形、长方形,形状和坑壁均十分规整。
坑内祭物各式各样,或为满坑倒扣的陶器;
或为满坑的大块红烧土;
或为满坑的草木灰;
或为牛、犀牛的肩胛骨、腿骨;
或为釜、碗、碟等炊具、餐具和经过烧灼的大米。
而祭坛又紧靠水田,大概古人在这里除了祭拜天地祖先外,还常常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
八、护城河遗址
城头山古城址的护城河,当初主要由城西南至北门、北门至东门的人工河与绕经东门和南门的澹水河支流(自然河道)所组成。
由于北门至东门北边的护城河、南护城河都已干涸,并已辟为水田,加上东边护城河已被淤积成为河流漫滩,现存的护城河遗址即是城西南至北门的一段人工护城河。
该段护城河现长460米,宽35米,深约4米,其宽窄规整,河岸甚陡,是当年古人将徐家岗挖断而开凿出来的人工河道,它汇集徐家岗的来水,常年不干。
它还通过素称水门的“北门水道”,与北门内东西长37米、南北宽32米,略呈圆形状的大堰相通,具有集供水、护城、航运为一体的功能,成为水乡泽国的建筑典型①。
城头山城的考古发掘,曾在社会界、经济界和考古界引起很大震动,有的还质疑我国第一缕“城市”之光为什么出现在城头山?
远古时代的澧阳平原为什么出现那么多城池?
专家通过史料分析认定,澧阳平原8000年的稻作材料和6500年前古稻田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城的出现是聚落形态演变的结果,而聚落的出现和变化是建立在食物生产不断丰富的基础之上的。
澧阳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剩余劳动,一方面,促使手工业逐渐成为专门的生产而独立出来,也使一部分人脱离生产从事必要的管理工作。
这些管理人员中,有的逐渐引发出控制产品再分配从而聚敛属于个人财产的欲望,这就开始导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解体;
另一方面,由于澧阳平原人口和资源这两个变量的不平衡,一些因各种原因而得不到稳定食物来源的聚落,产生了对富有聚落财富(首先是粮食)的觊毹,这就迫使像城头山这样的聚落不得不兴建城堡,并逐渐完善防卫设施;
又一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定居的普遍性和稳定性,人们产生了对土地的高度依赖,在原来维系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之外,又产生了浓厚的地域或领域观念。
这些观念和行为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由澧阳平原部落社会经由酋邦社会向早期国家的演变,终于导致古城和古城国的出现。
①摘自澧县政协文史委、澧县文物处资料: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1999年内部版。
第二节
船拖车载城镇来
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在他的《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认为,城市源于交换,交换的功能就是把两个原先独立的经济世界联系和结合到一起,这两个独立的世界就是生产世界与消费世界。
随着交换的发展,便有了现代的城市,现代城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功能,才成为经济增长的载体。
一、城镇发展的历史
洞庭湖区考古资料也显示,氏族聚落源于交换。
大都河道纵横、水运便利之地,聚落便开始出现。
随着水运的逐渐兴旺,人口也慢慢向这些地方集聚,使聚落范围不断扩大,经济内涵不断丰富,便形成了早期的集镇。
如商灭夏后,商人政治、军事势力进入洞庭湖区。
1987年发掘的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镇铜鼓山遗址即是商人设立的防卫据点。
发掘中出土了石器石斧、石石奔、陶器大口缸、尊形器、鬲、爵、盆、豆,铜器有箭簇、车饰等。
洞庭湖区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物,还有澧阳平原一部分青铜和玉制器物。
这些都说明商及以前洞庭湖区物资交换已经开始出现,交换之地已逐渐成为最早的集市或古城,如地处长江岸边的城陵矶,即是彭人建立的城堡。
史载武丁43年,商王廪辛灭彭后,彭姓族人中的一支南逃。
以后,彭姓又在部落战争中不断辗转迁徙,其中的一些人逃到长江以南,来到城陵山。
他们在这里用石块垒成围墙,用以抵御外族的入侵,筑成原始的房屋,开始古朴的生活,从而形成了大彭古城。
桑钦《水经》载:
“江水又东……经彭城口。
”郦道元《水经注》云:
“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彭故城。
”这当是岳阳境内出现的最早城镇。
春秋时期,洞庭湖区物资交换趋于频繁,集镇有了新的发展。
周庄王八年(公元前689年),楚灭罗子国。
1957年,经文物工作者调查发掘,罗子国城址位于汨罗城西北约4公里,今屈原行政区蚕桑场内。
该城址东西长490米,南北宽400米,高约6米多,周长不过1500米左右,按东西南北辟有四门。
城垣用黄土夯筑,北郭保存较好,宽14米,残留部分高4米;
城内西南部有一长方形土台,堆集着简瓦、板瓦及绳纹陶片;
四周的护城河宽5米~6米;
城址东面出土有灰陶鬲、豆及绳纹硬胎陶片。
经发掘证实,该城址是是座很小的土城。
周匡王二年(前611年)前后,楚灭麋,随后迁其遗民于今岳阳市境,在市区东郊梅子市建有麋城,是为东麋城;
鲁定公五年(前505年),楚乞秦师合力败吴军于雍氵筮(今岳阳市区南湖一带),昭王派其孙由于筑麋城。
《左传•定公五年》载:
“吴师败楚师于雍氵筮,秦师又败吴师。
吴师居麋,子期将焚之……而又战,吴师败。
……王使由于城麋。
”这个麋城在今岳阳楼附近,称为西麋城。
洞庭湖区发现的战国时期的古城址,保存最大、最完整的是采菱城址,位于桃源县青林回族维吾尔族乡黄楚村,当地群众称之为“黄楚城”,相传为楚平王所筑,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30米、宽600米。
残存夯土城垣10段,总长约1425米。
城垣残宽7米~9米,高3米~7米。
护城河清晰可辨,河宽20米~30米。
城内采集夹砂红陶、夹砂灰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残片,其纹饰有绳纹,器形有罐、钵、豆。
另有流水套筒和瓦当。
1983年以来,省市文物部门在城址内外发掘战国和西汉墓葬100余座,该城建于战国中期,废于西汉。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初始阶段,郡县制度的确立,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量的增加,旧集镇的扩大,新集镇的增加,城镇人口的增多,使洞庭湖区集镇体系逐步形成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格局。
汉代,洞庭湖区设有7个完整县制,其县治故城为:
索(今鼎城区东北30公里处的韩公渡镇)、临沅(今武陵区)、益阳(今资阳区)、罗县(今汩罗市区4公里原罗子国故城)、下隽(今新墙镇附近)、华容(今华容县城东)、汉昌县(今平江县安定镇金铺观)。
7个县治均乃当时县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如发掘的索县城址,始建于东汉,是湖南省目前发掘的最大且保存最好的汉代古城。
该城址位于韩公渡镇城址村,又名汉寿城,俗名崆山龙城。
分为大小二城,东为大城,西为小城,中间有城垣相隔。
大城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500米;
小城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300米。
残存夯土城垣高3米~4米,宽12米~18米。
东西南北均有城门,四角设有嘹望台,残高7米~8米。
四周的护城河,宽约30米。
城址内遍布汉砖、汉瓦和汉代陶器残片,村民曾挖出有铭文“汉寿”字样的古砖。
城外东南方向有较多汉墓,其中有的规模较大。
益阳县治原设资水尾闾北岸之白马山,称“白马山城”,后资水漫滩逐渐发育,东汉末年移至马良湖边,俗称“鲁肃城”。
下隽县故城在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时,曾是马援征五溪蛮的驻军重地,并筑有巴邸阁城。
东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析罗县东部地区设置汉昌县,地域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平江县境,县治在今安定镇永安村金铺观,前后达400余年。
建安十五年(206年),析长沙郡置汉昌郡,吴大将鲁肃为太守,郡、县同城。
整个三国时期,今岳阳城区成为孙权、刘备联军驻军基地,巴丘成为当时军事重镇。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洞庭湖区城镇体系发展的重要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使城镇体系的职能组合结构多样化,手工业城市、交通性城市大量兴起,小市镇开始发展起来,而且开始出现一些规模较大的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集散地,“草市”一名开始出现。
洞庭湖区草市多分布在水边,这是平原湖区地理条件决定的。
洞庭湖区河湖交错,水运发达,因此,那些津埠渡口,既是舟船停泊之所,又是水运与陆运的枢纽,往往还设置有官家驿站,因而商旅辐辏,为构成草市发展的理想之地。
如津市、澧州、常德、益阳等,由于水运的便利,成为附近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并进而发展成为较大的城镇。
如益阳县城就建设在沿资水的河堤上,群众称为“猪肠子街”,沿河设有许多码头,反映城镇靠水运而发展的特点。
五代、宋、元时期,是洞庭湖区市镇体系发展又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将近500年时期内,尽管整个经济发展不及唐代,但就生产力水平而言仍有较大提高,如在农业方面,犁、秧马、耘具等生产工具的出现和改进,圩田和棉田的大面积建设,稻麦轮作制的施行,以及茶叶、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推广等都取得了进展;
在手工业方面,随着冶铁铸造业的应用,印刷术的发明,又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洞庭湖区的市镇发展也有了新的转折,草市开始向商业集镇和港口商业城镇演化,并导致城镇等级规模结构日趋完善,形成州、县两级城镇网络。
此前,城镇发展主要受政治、军事力量推动,至此经济功能明显增强。
州、县城镇不再只是政治中心、军事要地,而且成为一定范围的经济中心。
它与市镇上下沟通、横向联系加强,根据各自发挥的能量大小,形成了拥有不同辐射范围的多层次的市镇体系。
第一层次为上百乃至上千个细小的集市以及相应的小镇墟场。
第二层次是县城与镇。
在行政上,镇属于县管辖,其政治地位比县城低,从规模上看,镇一般也小于县城。
但镇与县城没有从属关系,镇的经济渠道并不只通向县城,而往往还向其它市镇发生横向经济联系。
第三层次是湖区的区域性城市,如常德、澧州、岳阳。
这些城市工商能量大,有很多的手工业者需要出卖自己的产品,也有很多的商人在此为交换而奔走,还有很多的商业资本在此聚集和流动。
它们进行着区域之间、流域之间的大宗物资交流,从而使洞庭湖区与其他区域的城市发生物资、能量流通,又使本区三层市镇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元丰九域志》记载,北宋时“两湖”平原的市镇情况是:
长沙1镇、益阳1镇、武陵2镇、澧阳2镇、巴陵3镇、江陵3镇、公安2镇、潜江2镇、监利3镇、松滋2镇、石首2镇、长林6镇、汉阳2镇、景陵5镇、孝感2镇。
从此可以看到,当时的市镇虽然主要集中在江汉平原,但洞庭湖区的市镇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洞庭湖区的经济发展水平①。
①张震龙:
《“两湖”平原城镇的兴起》,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明、清时期,是洞庭湖区市镇发展的繁荣时期。
据有关史料记载,该时期的市镇大体可以分为三种:
一是普通商业市镇。
这类市镇只是墟集的扩大,即由纯属农民小生产互通有无的墟集,发展到有小商小贩插足其间的墟集,再发展成为有常设座商的墟集。
前两类是定期集,早开晚散,开集时,有人参与交换,无集时,只有空街一条。
后一类可称日日集。
二是集散性商业市镇。
这类市集也可称之为开放型商业市镇,大镇和名镇多属于这一类。
三是手工业专业市镇。
这类市镇的数量在洞庭湖区不多,而且主要是织棉手工业市场。
郡、县志书记载,洞庭湖区在明代共有各类市、镇、铺、驿、司152个,清代已增至220个。
从岳阳境内各县集镇的变化,就可见当时除府(州)治和县治外,虽无集镇的正式建制,但市、镇、铺、驿、司的发展却很快,数量已不少(见表7-2)。
明、清时期岳阳境内市镇设置情况
县别
市
镇
铺
驿
司
明代
清代
清代
清代
临湘
7
16
15
17
4
3
平江
27
14
21
1
华容
6
13
20
18
1街
5埠
湘阴
16
42
4
岳阳
13
23
47
合计
49
111
87
103
8
5
资料来源:
朱培高主编《岳阳小城镇》,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注:
清代市的统计数中包括镇,铺的数中包括驿,湘阴县则全部统计在市的数量中。
市镇人口是市镇发展的综合性标志。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沿江、沿湖等水陆交通方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接纳的人口不断增加,市镇功能也多样化,涌现出许多新兴城市。
明、清时期,洞庭湖区的市镇人口数量普遍增长。
至乾隆年间,津市人口达万户,大堰垱市约有300户,王家厂有100余户,梦溪寺有50余户,而到同治年间,津市仅前街“炊烟万户”,大堰垱增至600户,王家厂增至300余户,梦溪寺则增至100余户。
清代《皇朝经世文编》卷二九《户政•赋役》《巴陵志•田赋论》载:
“十分其民,而工商居其四”;
“十分其力,而佣工居其五”。
至清末,湖南全省已形成除长沙以外的六大商埠:
湘潭、衡阳、津市、益阳、常德、洪江,洞庭湖区占其中的50%。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将规模较大的乡市陆续设立集镇建制,属县直辖,集镇数量又有新的增加。
1949年8月,洞庭湖区解放时,常德境内的县属建制镇仅有安乡、澧县、石门、桃源、汉寿、临澧、常德7县城关镇和澧县津市镇、桃源县陬市镇,益阳境内建制镇仅有益阳、沅江、南县等3县城关镇,岳阳境内建制镇仅有湘阴、平江、岳阳、临湘、华容等5县城关镇。
湖区3万人以上的城镇有常德(54571人)、益阳(51929人)、津市(30000人)等3个,15个县城关镇和津市、陬市2镇,人口约在1万~2万人左右。
全国解放以后,洞庭湖区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城镇建设走的一条不讲规模、不讲效益的投资单元化、经营行政化的路子,致使城镇发展缓慢,与沿海发达地区和周边省份的差距越来越大。
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洞庭湖区共有城市7座,建制镇83个,城镇人口110.59万人,城市化率8.49%。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洞庭湖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加快城市化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市镇建设上了新的台阶,至2002年底,洞庭湖区共有城市7座,其中25万人以上的中等城市3座,1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4座,建制镇272个(见表7-3)。
2002年洞庭湖区城镇情况
市名
市区非农业人口(万人)
全镇人口(万人)
合计市数
60
45
40
15或以下
合计镇数
10以上
7—10
3—7
3以下
岳阳
1
2
98
3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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