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运动周年主题党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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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主题党课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4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指出，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对五四精神的研究与弘扬，能够有力的激发青年与学子的民族情怀和使命担当，确立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那么什么是五四运动呢？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四运动形成的“五四”精神，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由向下沉沦、转折为向上奋进的精神力量。

如果没有“五四”精神，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果没有“五四”精神，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

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有人片面强调“民主”、“科学”，认为这些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就是“五四”精神。

这不能不说是舍本就末，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是对五四运动性质的曲解。

重温历史，让后人真正明白什么是“五四”精神?

进一步了解“五四”精神的具体内涵，这对当今继承、发扬“五四”精神，无疑是不无意义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五四”精神?

笔者以为，主要的有以下三条：

反帝爱国精神;反封建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精神。

一、反帝爱国精神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帝国主义压迫、霸凌中国的产物;它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精神的集中表现。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德奥）集团的失败告终。

1919年1月，战胜了的协约国（英法美意日等）集团，在巴黎召开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史称“巴黎和会”。

中国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但北洋政府受美英法的唆使，在1917年8月曾参与协约国集团对德宣战（出动14万华工赴欧洲战场支援英法作战，战后除有3000多人留居法国，返国时仅为11万人），因而成了“一战”中的战胜国，也派代表团出席了“和会”。

在国内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提了三个要求：

一是要求从战败国德国手里收回山东的权利（1998年起被德国强占）;二是要求废除对日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三是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七条“希望”要求：

废弃“势力范围”;撤除在华军警;裁撤在华邮政及电讯机构;废除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

结果，这三个要求全被否决。

“和会”决定：

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理由”是：

1918年中国政府曾对日本取代德国攫取山东权益表示过“欣然同意”）;“二十一条”问题不予讨论;不接受七条“希望”要求。

一句话，“战胜国”的中国，受到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战败国”待遇。

5月3日，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当晚北大校园群情激昂，该校与其他10余所学校学生代表，在法科礼堂集会，一致决定：

联合各界力争;通电巴黎专使，拒绝和约签字;举行反帝抗议示威游行。

5月4日，北京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示威游行。

他们打出横幅、标语，高呼口号：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拒绝巴黎和约签字!

”、“取消二十一条!

”、“誓死争回青岛!

”、“抵制日货!

”要求惩办三名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时为交通总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时任币制局总裁）、章宗祥（继陆宗舆的驻日公使，经手对日大借款，并签署“欣然同意”把山东权益转让给出日本的官员）。

游行队伍包围了曹汝霖的住宅，学生们上演“痛打章宗祥”、“火烧曹家楼”一幕。

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天逮捕了32人。

为营救被捕爱国学生，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成立学生联合会，发通电、撒传单，进一步开展斗争。

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湖南、武汉、两广、福建、山西、陕西、浙江、西、四川、东三省学生，纷纷响应。

7日，北洋政府一度释放被捕学生。

然而，在英、法、美、日驻华使馆的压力下，6月3日起，军阀政府又强化了对学生的镇压。

仅两天内就逮了1000多人!

压迫愈甚，反抗愈烈。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终于越出了青年学生运动的范围。

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参加战斗，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最早起来罢工的是日商内外棉三、四、五厂，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工人，随后上海各行各业工人相继响应。

最终实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

继上海工人阶级投入斗争，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工人也相继罢工。

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芜湖、无锡等城市的工人，也都以罢工或示威游行的方式参与斗争。

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扩及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

在巴黎的华工和留学生也行动起来，围困代表团住处，强烈要求拒绝和约签字。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终于向帝国主义喊出了如下的呼声：

“山东不保留，和约不签字!

”

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敢于对帝国主义说“不!

”。

这是什么精神?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反帝爱国精神。

二、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什么是封建主义?

封建主义就是权力的世袭与变相世袭，就是权力的专制、阶级的固化，它是历史发展的阻力。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个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

长期来缺乏应有的民主机制——封建主义严刑峻法的高压统治，必然形成“百姓怕官”、不敢反抗的积习、陋习。

一般说来，只要不是到了“活不下去”——“逼上梁山”的地步，百姓就不愿反抗。

由于平时缺乏“民主”渠道宣泄民怨，结果造成不反则已，反则就是改朝换代式的社会大动荡，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历史的大倒退。

改朝换代后，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不变，一切依旧，历史陷入再一次的轮回。

如此往复不断，形成中国特有的历史周期律。

到了近代，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征服了封建统治阶级，但征服不了中国人民。

结果，变成了“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政治局面（诸如三元里抗英斗争与义和团运动）。

封建主义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就此，帝国主义通过控制封建官僚阶级对中国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与奴役。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冲击了封建主义，但并未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五四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后，期间历经了1915年起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化”运动，后又受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

其时，“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已成了思想界的一股潮流;马克思主义的“劳工神圣”思想方兴未艾。

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五四运动时期各界人们（从学生到工人，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摆脱了“百姓怕官”的陋习，敢于起来投入反抗北洋政府的斗争。

五四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然而，更确切地说，它更是一场反对封建军阀卖国政府的斗争。

首先，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卖了一系列国家权益，积聚了巨大的民愤。

1915年，袁世凯为了称帝，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这才签订了“亡国的二十一条”。

1918年段祺瑞政府一再出卖国家主权，与日本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同年秋，再向日本举6000万日元大借款，把我国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让给日本;还“欣然同意”日本政府占领济南、青岛和控制山东的要求。

其次，1919年巴黎外交失败后，北洋政府就准备彻底妥协，接受帝国主义的宰割。

它甚至提出过妥协卖国的“理由”：

如不签字，“有害六端”，妄图以此糊弄人民。

只是因为全国人民起来开展斗争，特别是“六三”以后“三罢”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且镇压不了，这才不得已而退却，作了让步：

6月6日、7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并公开道歉;

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

随后，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

6月13日，宣布保护学生的命令。

即便如此，就在6月28日——和约签字日，北洋政府仍电令巴黎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足见北洋政府卖国立

场之顽固。

最后，巴黎代表团迫于强大的民意压力，才自行“拒绝签字”。

北洋政府在客观上只是不敢否定，这才成为既成事实。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对北洋政府的斗争，它的直接目标是：

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至此，三个目的全部实现，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敢于反对北洋政府卖国罪行与专制反动统治，这是什么精神?

这就是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造反精神!

三、马克思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亦称“五四新文化运动”）。

它高扬了反帝爱国精神和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最为可贵的，它还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精神。

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精神，才让中华民族这一古老的民族重新焕发了青春。

何谓马克思主义?

不就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不就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们反抗剥削、压迫的理论?

不就是建立公有制，建设公平、公正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

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

‘造反有理’。

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毛泽东：

《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上的讲话》）

同辛亥革命相比较，五四运动具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性质。

所以如此，就是因为这场运动自始自终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精神。

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这场运动得到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领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当时中国尽管尚未形成共产党，但已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

他们不仅参与、领导这场政治运动;特别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所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觉悟》等刊物，都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与引领作用。

第二，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

受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影响，经过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吹（如1918年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其时社会上“劳工神圣”思想兴起，极大地促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促使它们能以自觉的战斗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从而由“自在”的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

没有马克思主义精神，就不会有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

第三，知识分子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掀起来的，最后是由工人阶级参加战斗而胜利的。

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精神，爱国知识分子才完成了由爱国到革命的升华。

正是有了革命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五四运动才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干部条件和阶级基础——在实质上孕育、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让古老的中国走上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路。

回顾五四运动的历史，只有实事求是地厘清这一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总结出其内在的精神力量，这才是后世值得继承、发扬的“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