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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时事精辟独到的见解、对美国政治入木三分的批判,一直受到西方政治界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他的著作也在西方知识精英群体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和支持者。
乔姆斯基政治评论的代表作有《霸权还是生存》、《反思肯尼迪王朝》、《海盗与君王》、《宣传与公共意识》、《失败的国家》、《恐怖主义文化》等,探讨了美国自越南战争、海湾战争、“9·
11”事件以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于一向自我标榜为“价值中立”的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乔姆斯基研究媒体的著作还有《媒体控制》、《必要的幻觉》和《制造共识:
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
[正文]
乔姆斯基一生致力于解决人的本质问题(TheProblemofHumanNature)。
他认为,要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必须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
一个是柏拉图问题(Plato’sProblem),一个是奥威尔问题(Orwell’sProblem)。
[1]所谓柏拉图问题,借用罗素的来讲就是:
“尽管人类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与世界的接触是如此有限,为何他们的知识却如此丰富呢?
”[2]而奥威尔问题则是:
“为什么人对事实似乎知之甚少,尽管现实中的证据是如此丰富?
”[3]这样两个问题构成了乔姆斯基一生100多部著述试图解开的谜团:
人有充分认知外部世界、实现自由的能力,但在认知的过程中,人又无处不受到控制。
关于柏拉图问题,乔姆斯基希望通过语言研究来揭示人的认知方式进而揭示人类心智的本质。
至于奥威尔问题,他试图通过大量的事实剖析来揭示人性如何受到压制和扭曲,统治阶级如何掩盖事实,歪曲、操纵和控制信息从而控制民众思想以便维护其统治。
[4]
媒体研究是乔姆斯基对奥威尔问题探究的一个重要步骤。
他认为,奥威尔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建制和政治力量能束缚人们的认知能力,意识形态更能封锁人们的视野。
[5]这就是乔姆斯基媒体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
在研究奥威尔问题的过程中,乔姆斯基通过广泛地运用搜集到的资料(主要是解密的档案材料和相关媒体报道)对美国政治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对美国媒体和舆论界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媒体的抨击引起广泛的注意,美国负责美洲国家间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埃利奥特·
艾布拉姆斯曾向英国一家期刊社写信表示抗议:
“在贵刊的最新一期杂志上,也就是1986年7/8月号,有一篇真正让人震惊的文章,从第二页开始,篇幅很长。
这篇文章是诺姆·
乔姆斯基对美国、美国政府以及美国新闻界的攻击。
……它使用了整整三页篇幅持续攻击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界。
”[6]
根据乔姆斯基本人的回忆,他早年就读奉行杜威主义教育思想、推行进步教育法的实验学校。
他认为这对他思考事物的方式(包括社会和政治世界)不无影响,然而思想与研究带来影响的另一个早年因素“无疑就是经济大萧条。
在我最早的童年记忆里,有人上门兜售破衣糊口,以及警察袭击制衣厂女工的情境。
”[7]大萧条的窘境促使乔姆斯基的许多亲人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参加了共产党或者其他左派组织,这对童年时代的乔姆斯基影响颇深。
乔姆斯基常常讲起他幼年的经历:
纽约的72街有个很大的地铁站,他叔叔在那里设了一个报摊,乔姆斯基从小就在那儿玩,这段经历让他接触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层人民、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跟草根阶层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语言跟普通人进行沟通。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8]虽然乔姆斯基后来不再受经济窘迫之苦,但他仍然对精英知识文化深恶痛绝。
在一次访谈中,乔姆斯基提到的“我厌恶它的僵化、它的教条本质、它的侵略性和对独立思考的强烈排斥。
在我看来,这种精英文化骨子里是极之专制的,虽然它往往被冠以‘自由’之名”。
[9]这些都为乔姆斯基的奥威尔问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在《海盗与君主》一书中,乔姆斯基表示:
“研究恐怖主义有两种方法。
有些人采取文本法,认真对待这个课题;
或是采取宣传法,将恐怖主义建构成一种可以被加以利用以服务于某种权力体系的武器。
在每一种方法中,如何进行研究都是明确。
遵循文本法,我们可以从决定何为恐怖主义入手。
我们可以寻找这个现象的例子——如果我们是认真的话,应该集中在那些主要的例子上——努力确定原因和补救方法。
宣传法规定了不同的途径。
我们以这样一个命题开始,即恐怖主义是官方确定的某些敌人的责任。
随后我们指定恐怖主义行为就是‘恐怖主义的’,正如同它们可以被归咎于必要的来源(不管是否有理)那样;
否则,它们将被忽略、压制或冠之以‘报复’或是‘自卫’。
”[10]可见,乔姆斯基是通过媒体报道和相关资料的研究作为依据开展政治评论的,其媒体研究作为政治评论的基础广泛存在。
当然,对媒体报道的事例进行内容分析和运用只是乔姆斯基媒体研究的“表层结构”,更加重要的是其专门针对媒体展开的“深层结构”研究,即其著名的宣传模式理论。
如果说,乔姆斯基对媒体研究的“表层结构”体现在内容分析方法的运用上,那么其媒体研究的“深层结构”则体现在宣传模式理论的建构上,两者相加构成乔姆斯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总和。
本文主要依据诺姆·
乔姆斯基的政治评论著作、媒体研究著作,以及国内外相关学者对乔姆斯基媒介批评思想研究方面的成果,以乔姆斯基在媒体研究中提出的主要观点为主干,以其著作中关于媒体报道内容分析为佐证,试图全面梳理乔姆斯基的媒介批评观,力图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或框架。
笔者认为,乔姆斯基的媒体批评和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通过内容分析揭示美国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思想控制,类似其语言理论中的“表层结构”;
二是通过宣传模式论揭示美国媒体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类似其语言理论中的“深层结构”。
一、
表层结构:
美国媒体怎样制造共识
《诺姆?
乔姆斯基的社会政治思想》一书的作者艾利森?
埃奇利认为,乔姆斯基的媒体理论涉及三个方面:
所有权和控制权、内容分析、影响与受众。
并且强调指出,乔姆斯基和其它许多媒体内容分析家不同,他主要关注的是外交事务中的内容,特别是报纸记者对待这种内容的方式。
他把自己的分析集中在那些比较具体的和实证的方面,例如媒体对日程安排、涉足领域和语言运用的选择。
[11]这样的一种内容分析研究方式,实质上可以较为直接的表达出乔姆斯基关于媒体在社会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在国家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国民的思想。
因为“在平民获得了政治权和公民权后,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用武力控制了;
因此,就有必要控制它们的思想”。
[12]乔姆斯基看到了美国言论自由背后的思想控制,认为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之少虽然非比寻常,美国在限制思想自由方面多采用的各种方法的范围和有效性同样不同寻常,在一个民众的声音可以被听到的社会里,精英集团必须确保这种声音表达的是正确的事情。
在保护有效的主导这种声音的精英集团的利益方面,国家使用暴力的能力越小,它就越有必要创造一些技巧。
这些技巧就是沃尔特·
李普曼(WalterLippman)所说的“制造共识”,或者美国公共关系行业创始人爱德华·
伯奈斯(EdwardBernays)所偏爱的“策划共识”。
依据1933年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哈罗德·
拉斯韦尔(HaroldLasswell)对“宣传”的解释,民众必须服从“那些关于人是其自身利益最佳评判员的民主教条”。
民众必须找到能确保他们富有远见的领导人所做出的决定表示赞同的各种方法。
乔姆斯基据此得出结论:
“当服从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时候,统治者倾向于一种‘行为主义’的概念,即只要人民服从就行了,至于他们想什么不是太重要。
当国家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之时,控制人民的思想就显得同样重要。
”[13]
在《宣传与公共意识》这本书中,乔姆斯基谈到了美国政府利用宣传手段来控制民众思想的成功事例[14]:
“如果你知道约翰杜威的信徒们是如何向公众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么我将很遗憾地告诉你,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期间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也有类似的现象。
二者都充斥着自我吹捧、赞扬战争发动者的英明。
杜威一伙热烈的支持威尔逊发动的战争,尽管民众的态度与他们的并不相同。
威尔逊是通过一项和平主义的纲领赢得竞选的。
他的口号是‘要和平不要胜利’。
可结果证实他利用宣传手段,成功地使整个国家很快感染上了狂热的好战情绪。
然而那些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进步人士却在一些主要的自由派杂志上,例如《新共和》,公开表示他们呢为这场战争而倍感骄傲,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信念而战,而不是为了征服和经济利益,这次战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凑巧的是,我们在科索沃战争中也听到了同样的论调:
这是第一场为了信念和价值观而进行的战争,美国是一个睿智的国家。
我们到处都能听到这种自吹自擂的言论,仿佛又回到了一战时期。
而且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广泛流传着有关南斯拉夫人的种种暴行,如私下比利时人婴儿的胳膊等。
同大多数宣传行为一样,这里面也有一些真实的成分,可大部分内容则是捏造出来的。
”
那么,在乔姆斯基眼中,美国媒体是怎样“制造共识”的呢?
笔者重点对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乔姆斯基文集”进行研读后发现,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对社会公众的思想控制或者说其“制造共识”的技巧大致有以下几种形式:
(1)选择事实,故意忽视;
(2)合谋政府,欺骗公众;
(3)制造错觉,转移注意;
(4)标签效应,制造恐惧。
第一,
选择事实,故意忽视。
用乔姆斯基自己的话讲:
“发现宣传话语中被省略掉的东
西永远都能给人以启迪”。
[15]他举了《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三年未受国会重视的事例,发现主流媒体对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贸易协定“令人惊讶地对此保持沉默”。
[16]类似的还有媒体对危地马拉主教胡安·
杰拉迪(JuanGerardi)之死的报道。
“去读一读这些报道吧。
你将会发现这些报道省略了少许东西。
事实上,中美洲令唯一宗教领袖被谋杀了,而媒体并没有将之作为一条重要新闻来报道”。
[17]乔姆斯基认为,这种让事实“消失”的艺术的前提是媒体对政府的顺从,在他的著作中美国媒体遵从政府宣传需要的“故意忽视”比比皆是。
如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号召所有国家遵守国际法决议行使了否决权(11票赞成,1票反对,3票弃权),并和自己的两个附庸国(萨尔瓦多与以色列)一起反对联合国大会号召各国服从国际法院判决的决议(以94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
号称“档案记录报”的《纽约时报》没有提到联合国大会上的否决票;
该报驻联合国记者在当天宁可报道联合国工资过高的问题。
安理会上的否决票则被简单提了一句,而对此前一天联合国大会上号召建立南大西洋“和平地带”的决议只字不提。
该项决议以124比1通过,美国独自提出反对。
[18]再如,《纽约时报》节选刊登了勃列日涅夫1981年2月在苏共大会上的讲话,但是“关键部分被省略了”。
1981年4月,勃列日涅夫的声明得到了巴解组织的一致赞同,但是这一事实却没有在《时代周刊》上得到报道。
乔姆斯基评论道:
“官方教条所持的立场是,苏联一贯只关心如何制造麻烦,阻碍和平,因而支持阿拉伯的拒绝主义和极端主义。
媒体非常尽职地履行了分配给它们的任务。
”[19]从这些例证中,可见官方教条对美国媒体的影响。
美国媒体为了“尽职地履行分配给它们的任务”,为了国家利益而自觉进行“自我检查”,甚至不惜忽视“重要事实”。
美国媒体通过“选择事实,故意忽视”履行思想控制职责最突出的事例当属“杰宁新闻”事件。
乔姆斯基用细致的比较,再现了当时的媒体报道,还特别对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进行了评论。
其这个案例中,他这样写道:
“空袭突尼斯并不能列入恐怖主义的范畴,因为其发动者与美国的恐怖主义逻辑不符。
在阿巴斯被捕之前,美国媒体一直没有报道这场空袭。
与突尼斯空袭一起‘消失’无踪的还有最近发生的许多事件。
”[20]2002年沙龙发动春季攻势后不久,英国记者在杰宁难民营的废墟中发现了“一辆被压成铁板的轮椅”。
记者在报道中说,“轮椅被彻底压扁了,变成了一块平平的铁板,就像动画片里一样。
”身有残疾的巴勒斯坦人卡迈勒左哈伊尔“在摇着轮椅经过的时候被以军打死。
一位朋友找到了左哈伊尔残缺不全的尸体——两只胳膊和一条腿都不见了,脸部则裂成了两半。
以军的坦克肯定是直接从他的尸体上压了过去”。
[21]美国媒体对这一惨剧保持沉默。
美国新闻界最著名的新闻专业期刊《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却为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戴上了钟爱的“桂冠”,在谈到这条“杰宁新闻”时,《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强烈抨击了英国新闻界,指责他们“直接把罪责扣在了以色列人头上”。
幸运的是“为了寻找真相,崇尚独立精神的美国新闻媒体来到了杰宁”,揭示了事实真相——“杰宁并没有发生什么蓄意谋杀数百人的冷血事件”。
[22]乔姆斯基评论道:
“美国媒体根本不值得《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这位啦啦队队长如此卖力地喝彩;
‘崇尚独立精神’的桂冠戴在他们头上简直就是一种侮辱。
细心的读者总会了解到发生在杰宁的罪行,不过,至于以色列和欧洲媒体所报道的骇人细节,美国读者不会了解得那么多。
和以往一样,这些骇人听闻的细节被同案犯——他们自己的政府——细心地掩盖了起来。
”[23]
除“故意忽视”外,“选择报道”也是美国媒体控制民众思想“制造共识”常用的手段。
在《宣传与公共意识》一书中,乔姆斯基以自己1991年2月海湾战争期间参加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时事纵览”栏目评论的亲身经历生动讲述了“选择报道”的宣传艺术。
“他们坚持先看我的稿子来确定是不是可以播,而且时间只有2分30秒。
他们必须录下来,确保无误。
我没有机会说它们审批之外的东西。
我第一次年的时候,花了2分36秒。
他们告诉我要读得快一点。
第二次,我成功地在2分30秒的时间内读完了它们审批过的内容。
”就这样,乔姆斯基的评论完全被鼓吹海湾战争的大量宣传所淹没了,虽然全国公共广播公司在公众压力下挤出了一点微小的空间维持“报道的平衡”。
但是,没有任何人的上下文语境和背景交待,乔姆斯基的话显得没头没尾,也没有证据。
对于宣传机构这种以“简洁”为借口
的宣传手段,乔姆斯基这样认为:
“关于简洁,这一点也很重要。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是一个很好的词。
你必须恰到好处地构筑你的评论,使它能刚好挤在两个广告之间,或是夹杂在一连串的宣传中间。
这就意味着你不能就你所说的话进行解释。
所以你只有面临非常简单的选择,要么你重复别人的老生常谈,这不需要论证;
要么你就只能说一些事实上是正确的,但听起来与传统格格不入的东西。
简洁要求你不能用证据来论证你的观点,而大量的统一的言论只会使我的话听起来很荒唐。
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效的思想控制,避免人们进行思考。
”[24]
第二,合谋政府,欺骗公众。
乔姆斯基自称,他偏爱研究“媒体服务于国家和公司权力的利益,后两者息息相关,共同主导着媒体支持现行权威、限制争论和讨论”。
[25]当国家的政策站不住脚时,“制造共识”变得异常紧迫。
政府常常能够编造出一些罪名强加到某些国家或者群体的头上,“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
[26]乔姆斯基的例子有:
美国指责桑地诺政府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尽管媒体报道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条想当然的消息还是作为事实被证实了;
散布有关苏联米格式战斗机的假情报也精心计算好了时机,让人们惊慌失措,无暇顾及报纸上对不受美国欢迎的尼加拉瓜1984年大选的如实报道,以免给政府带来危险。
乔姆斯基还在报纸上选取了几个关于科索沃事件报道的典型例子,指出“媒体、舆论报刊以及学术界对科索沃事件的评论很多,不过极少有偏离官方版本的”[27]。
美国媒体这样报道:
1998年,随着科索沃的“暴力事件激增”,塞尔维亚族军队“以种族清洗行动作出了回应,还使得半数以上的阿尔巴尼亚人被迫流亡国外,愈演愈烈的流血事件促使美国及其盟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好让阿尔巴尼亚难民重返家园。
”“1999年春,种种迹象表明塞尔维亚人在进行大规模的种族清洗”;
“逃脱且难来到邻国”的科索沃阿族人“讲述了发生在科索沃的随意处决、强迫驱逐等罪行”;
正是这些罪行“促使北约”在3月24日发动了空袭。
因此,对科索沃的干预“纯粹是为了保护该地区人民的利益,是利他主义精神的体现”——以前美国对该地区的所有干预行动也是如此。
乔姆斯基认为,这样的说法成了定罪的依据,也证明人们赞扬“一心为他人”的领导者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
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
第一,它们在分析原因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第二,通行的版本颠倒了时间的先后顺序。
无可争议,轰炸是在种族清洗等暴行发生之前进行的;
实际上,种族清洗等暴行是西方预料之中的后果。
乔姆斯基进一步认为,政府非常了解,“控制新闻的最好方式就是用‘真相’,或者用足以称得上官方消息的所谓的铺天盖地地占据版面,从而迫使其它的新闻被推迟或干脆被取消”。
这样一来,“不停的重复……就把主义……变成了既成的真理”。
[28]
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合谋”赤裸裸的体现在1986年4月戏剧性的“黄金时段”轰炸[29]。
美国对利比亚的轰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的下午7点整,乔姆斯基认为这不是巧合,是因为7点钟正是美国的三大电视新闻网的晚间新闻时间。
在这个时间轰炸就意味着里根政府可以免费在电视上做宣传。
首先,电视摄影机立即转向了在黎波里与班加西发生的战事——全面停电、炸弹爆炸。
然后美国公众就会看到里根政府声称美国所做的只是“对未来的袭击进行自卫反击”,政府在第一时间控制了新闻的内容。
乔姆斯基认为这是“合谋”,“是历史上第一次为了在黄金时段的电视上播出而定时进行的战争罪行”。
他分析指出,英国到利比亚有6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美国不能直接飞往利比亚,因为欧洲国家不允许。
欧洲反对对利比亚进行轰炸,所以美国空军只能借道大西洋和地中海。
但是,为什么美国电视新闻网的人员会在利比亚呢?
美国广播公司是不是在利比亚有一个站点?
乔姆斯基断定,美国电视新闻网的人员会在那里是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了通知。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1986年的新闻,看看关于这个内幕当时有多少评论。
”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还进一步怀疑美国对伊拉克的轰炸发生在美国东部标准时间下午5点,就在新闻节目开始之前,可能也是一种“合谋”。
伊拉克问题上的宣传,还体现出美国媒体对政府的顺从。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理由是萨达姆不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研究计划。
到2003年8月这个故事已无法继续成立了,于是媒体报道说:
“由于在伊拉克境内对违禁武器的搜索毫无结果,布什政府已把宣传重点转向另一个倒萨战的理由:
把伊拉克作为改造中东的一个‘突破口’,以减小美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30]。
一场颠倒黑白的宣传重新开始。
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媒体与政府合谋欺骗公众“制造共识”有许多方法可以实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设计一种合适的官方宣传用语”。
换成奥威尔在小说《1984》中的表述,这种官方宣传术语,我们可以称之为“新话”,奥威尔用这种虚构的语言,指称极权社会用来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语言。
乔姆斯基认识到,“恐怖主义”和“报复”等概念被当作是宣传术语而非描述性术语加以运用。
“关键的是,被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恐怖主义行为——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不管是巴勒斯坦人、黎巴嫩什叶派,还是利比亚人或叙利亚人,甚至是伊朗人——所煽动起来的歇斯底里的目的是实现某些特定的政治目标”[31]。
“恐怖主义”和“报复”这些术语在教义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恐怖主义”是指各种海岛,特别是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行为。
群柱和他的代理人的恐怖主义行为被称为“报复”,或者是“防止恐怖主义的合法的先发制人打击”,这相当游离于事实之外。
“人质”一词,正如“恐怖主义”、“温和的”、“民主的”和其他政治言论的术语一样,在主导的教义体系内也具有奥威尔主义意义上的专门含义。
[32]再如“和平进程”这个词。
在美国国内媒体报道中指的是由美国政府推进的和平方案。
据乔姆斯基分析,美国右翼人士希望约旦加入和平进程,也就是说,接受美国的独断。
他援引伯纳德·
格韦茨曼在《纽约时报》上对“和平进程”的评论标题:
“巴勒斯坦是否做好了追求和平的准备?
”,认为根据“和平”一词的通常含义,答案当然是“是的”,以此归谬的结论是“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所有人都追求和平;
以希特勒为例,根据它所使用的术语,它在1939年肯定是在追求和平”[33]。
乔姆斯基强调,在思想控制的体系下,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别的意思,即巴勒斯坦人是否准备好接受美国意义上的和平?
美国所使用的术语恰好否定了巴勒斯坦的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和平显然也是一种“新话”。
在《恐怖主义文化》一书中,乔姆斯基表示:
“美国向来喜欢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伪装大搞舆论宣传”。
[34]在“制造共识”的目标引领下,不仅可以肆无忌惮按照意识形态上的可利用性来定义“新话”,甚至证据的标准也是依据政府需要加以设定的,用乔姆斯基的原话来说:
“在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足以证明利比亚是一个恐怖主义国家。
”[35]如为了给一次在利比亚杀死100人的恐怖主义袭击提供合法性理由,《纽约时报》一篇社论的标题是:
“为了拯救下一个娜塔莎辛普森”,这里指的是一个11岁的美国小女孩,她是1985年12月27日发生在罗马和维也纳机场航站楼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之一。
《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庄严地宣称,这些受害者是我们有权轰炸利比亚的城市“以阻止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虽然没有证据说明利比亚涉及到这些行动,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小问题。
同样颠倒黑白的例证还有:
美国军方为在指挥恐怖主义雇佣军袭击“脆弱目标”中取得的成功深感骄傲,《纽约时报》则把这些目标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目标”。
其他“脆弱目标”包括医疗中心、医务工作者和学校这些被反政府军成功“瞄准”的地方,而按照反政府军头目阿多弗卡莱罗的解释,老百姓的农场是合法目标。
[36]
第三,制造错觉,转移注意。
乔姆斯基注意到,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
亨廷顿关于“制造一种错觉”的主张,正在官方宣传中大行其道。
他感叹:
“研究人类社会时经常会遇到障碍,所以研究者必须撕开官方宣传中的假象,那些制造假象的手段常与权力集中的过程如出一辙。
”[37]乔姆斯基指出,“亨廷顿提出的为控制本国人民有必要制造错觉的观点,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纯粹的真理:
理智的观察者不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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