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关系投资内部控制与大股东资金占用 李菊娣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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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探讨,缺乏实证的经验证据。
在转型国家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公司代理中的主要问题(LLSV,2000;
Johnsonetal,2000)[8-9]。
公司大股东依靠自己的控制权优势会通过资金占用、关联方交易、资产购销、担保等“隧道”方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Johnsonetal,2000)[9]。
特别在我国,大股东资金占用现象更是大量存在(李增泉等,2005;
姜国华和岳衡,2005)[10-11]。
目前的研究文献主要从内生于特定制度环境的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性质及结构视角,关注大股东资金占用等掏空行为对中小股东利益间接地或者直接地影响(李增泉等,2004;
王鹏和周黎安,2006)[12-13],却没有涉及该行为是否影响了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比如企业供应商、客户的利益。
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理念的束缚,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侧重于研究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维护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较少涉及该行为是否影响了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问题。
事实上,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大大降低企业的履约能力,不仅中小股东的利益会遭受损失,也会给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带来严重的影响,并且大股东一般是通过操纵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虚假信息来达到侵占的目的(杨德明等,2009)[14]。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供应商/客户往往会通过投入一定的专用资产,以稳固双方的契约关系,进而降低一方违约或突然撤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那么,作为一种基于关系契约而形成的关系治理机制,或者说是来自于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关系投资能否抑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资金占用,缓解代理冲突、从而保护供应商/客户等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本文试图提供这方面的直接经验证据。
在企业与其主要的供应商/顾客之间建立关系投资时,为了降低因企业履约动机与履约能力不足带来的风险,增强主要供应商/客户对未来的长期交易关系的稳定预期,企业必须提供“可置信承诺”。
所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减少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供“可置信承诺”成为缔结并稳定契约关系之关键所在。
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Ashbaugh-Skaifeetal.,2008)[15],降低信息风险(Beneishetal.,2008)[16],影响股东价值(Ognevaetal.,2007[17]),降低债务融资成本(DanDhaliwaletal.,2011)[18]等。
然而,对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是否在企业与包括供应商/客户在内的利益相关主体的契约关系中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什么作用的文献却鲜有涉及,并且已有的众多基于西方成熟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也未必适用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本文也试图提供这方面的直接经验证据。
由于内部控制作为企业在取得低交易成本收益的同时弥补契约不完备的补充机制和控制机制(刘明辉等,2002)[19],存在的前提之一是不同的缔约主体之间首先存在了解和信任,并且需要维持这种信任。
而会计作为维系人类社会信任的低成本工具,已经成为取得和维持信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因为在企业与交易伙伴的交易过程中,无论是正常的购销关系,还是利用商业信用进行替代性融资,交易伙伴都有对企业稳健、可靠会计信息的需求(Chenetal.,2009;
Huietal.,2012)[20-21],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增强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助于降低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成本,从而在交易合约中更容易获得交易成本较低的商业信用模式(徐虹等,2013)[22]。
而且作为一种规则契约,内部控制也是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具有保障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的作用(杨德明等,2009[14])。
因此,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缓解代理冲突中,内部控制规则治理对关系投资这种关系契约或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可能是一个更具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本文的研究研究意义在于:
(1)提供了供应商/客户关系投资作为一种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在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方面作用的经验证据,从降低代理成本角度丰富了关系投资的正面效应文献;
(2)进一步加深了对关系契约与规则契约之间替代/互补效应的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在大股东资金占用水平方面,内部控制规则治理不可能完全取代供应商/客户关系治理,二者即存在一定替代性,同时也存在一定互补性。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的提出;
第三部分研究设计;
第四部分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是一系列利益相关者的契约结合(NexusofContract),如何在公司治理框架之内协调多元利益主体的利害,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不受侵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大股东依靠自己的控制权优势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Johnsonetal.,2000)[9],是导致包括供应商/客户等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受损的原因之一。
因此为了保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降低代理成本强调的不仅仅是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机制,而是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的共同治理。
由于大股东(多为控股股东)往往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并会使得信息严重不对称,不仅有动机也有能力粉饰甚至虚构财务报表、披露虚假信息以掩盖实际的利益侵占行为。
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控股股东的侵占动机就越强烈,攫取控制权的私人收益越大。
而关系投资是一种建立在正式契约基础之上的计算性的信任机制(刘仁军,2006)[23],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信任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外部治理机制,有利于企业主要供应商/客户对企业的会计信息进行监督。
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关系投资需要以会计信息作为治理基础(Chenetal.,2009)[20]。
财务报告作为企业信息的重要传导机制,一方面能使交易双方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对未来的预测,做出相应决策(Williamson,1985)[24],另一方面能更有效地实施自我约束机制,满足长期契约治理(关系投资)的需要(Williamson,1985)[24]。
为了降低交易中的风险,随着供应商/客户关系投资的增多,会促使企业选择更为严格、稳健的会计政策(Chenetal.,2009)[20]。
Yao(2009)[6]也发现随着供应商/客户关系投资的增多,会随之增加对企业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需求,企业会更多的聘请代表高审计质量的“四大”来进行审计,并且愿意支付更多的审计溢价。
而选择四大概率越高的公司所发生的资金占用行为就越少(王鹏和周黎安,2006)[13]。
同时,在面对主要供应商/客户的监督时,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侵占行为被发现,大股东也有动机操纵公司盈余信息,隐瞒公司真实的业绩,而且企业的盈余管理还会诱使其供应商/客户进行更多的关系专用性投资(Ramanetal,2008)[25]。
当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客户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时,由于“关系”而形成的隐性契约,可以使企业借助私下的途径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这些依靠关系进行交易的各方通过长期合作也会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减少交易风险,节省交易成本(Kong,2011)[3]。
但是,当大股东通过操纵会计信息来掩盖其资金占用行为而获得关系投资被发现时,将会向市场中其他的外部投资者传达企业不可信的坏消息,这不但会减少已有供应商/客户的关系投资,也会使企业失去与其他投资者进行交易的机会。
因此为了避免因违约而带来的损失以及免受声誉的惩罚,在一个双边交易关系中,只要交易双方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并且从中获益,就有努力维持良好双边关系的动机,并会将义务的履行视为交易伙伴间遵从相互利益的结果(Dwyeretal,1987)[26]。
Dyerandchu(2003)[27]研究也发现,关系投资能使双方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而选择机会主义行为,并且由于长期合作关系而形成的信任增加了双方共享信息的意愿,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最小化了供应商/客户的监督成本和控制成本,从而发挥其对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的抑制作用。
可见,关系专用性投资作为链接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可置信承诺,传递了企业具备履行长期交易的能力、并保证企业不会通过大股东资金占用等机会主义行为使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
当一项专用性投资已经发生、准租金已经产生的时候,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实际了(Kleinetal.,1978)[28]。
同时,企业的先行专用性投资行为具有引导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的功能,当利益相关者观察到企业的专用性投资行为之后,利益相关者就会与企业缔结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契约,从而使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过程中逐步相互套牢,以免彼此遭受对方大股东资金占用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威胁。
通过契约的缔结与履行,合作所产生的收益在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从而形成激励专用性投资的合理分配机制。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
限定其他条件下,随着企业与供应商/客户关系投资比例的增加,大股东资金占用会显著的减少。
内部控制作为一种规则契约,或者企业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起到保障公司财务报告可靠性,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的作用(杨德明等,2009[14])。
那么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中,内部控制对关系投资这种关系契约或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进一步要分析的问题。
在股权高度集中且法律制度不完善的新兴市场上,大股东侵占行为是导致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原因(Clasessenetal.,2002)[29]。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有效激励不足,要缓解代理成本、治理大股东资金占用行为从而有效协同委托代理双方的利益,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借助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内部控制作为一种内在的制度安排,其建立、健全以及有效执行有利于激励、制约和监督控股股东及管理层的生产经营行为,从而可以降低代理成本。
而且由于内部控制内生性地决定着会计信息的质量(Ashbaugh-Skaifeetal.,2008)[15],因此在降低代理成本的同时,内部控制也能够有效的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降低企业风险,减少内幕交易。
此时,内部控制信息将会成为企业一种重要的信号传递给外部投资者(企业供应商与客户),通过信息披露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会将自身与那些内部控制质量较差的公司区别开来,发出高质量会计信息和财务状况良好的可置性承诺,从而大大降低了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增强供应商/客户的稳定预期,减少交易中的风险,促进和维护关系投资的建立,进而减少大股东及管理层的利益侵占行为,内部控制也因此成为供应商/客户对大股东行为进行监督的一种低成本制度机制。
因此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理性的供应商/客户也会选择代理成本较低、大股东侵占行为较少的企业进行关系投资交易。
然而,随着企业供应商/客户关系投资不断的增多,意味着交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性也在不断增强,由于投资的资产通常具有较高程度的专用性,因此更容易形成双方锁定(Kleinetal.,1978)[28]。
依据资源依赖观,投资方的专用性投资会提高它(们)对接收方的依赖程度,理性的接收方有可能把投资方对自己的这种依赖作为谈判中的筹码,以攫取更大的可占有准租金,因而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而理性的投资方也会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并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专用性投资的接收方。
所以双方要想从交易中获益,只有共同努力构建关系,与对方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才有可能将关注重点从代理成本、机会主义行为转向针对未来价值的投资,才有可能获得协同效应。
可以说,在关系投资的建立中,交易双方的合作与博弈是同时存在的,是寻求能够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条件下的长期合作关系。
长期的合作与博弈会在交易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双方能够共同遵守的隐性的交易规则,这种基于关系交易而形成的关系规则能够增进彼此的信任和信息沟通,减少交易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与机会主义倾向。
而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经济博弈规则,从而对包括大股东、企业主要供应商与客户等利益主体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的。
而且在供应商/客户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对于严格、稳健的会计政策(Chenetal.,2009;
Huietal.,2012)[20-21]以及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的需求(Yao,2009)[6],也能够进一步提高企业控股股东及管理者的内部控制意识,促进企业内部控制得到不断的完善。
所以,企业与主要供应商/客户构建关系投资也能够为内部控制的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控制环境,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形成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
而且,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过程中,取决于供应商/客户在与企业博弈中的主动性。
由于客户在与企业的交易中最关注的信息是商品/服务的质量、价格等相关的信息,客户希望企业能长期生存发展并能够稳定生产及时供货。
然而,在交易中客户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关系规范又会进一步加强购买商对企业的依赖。
由于依赖心理导致的“搭便车”行为使其在与企业的博弈过程中显得比较消极,所以即使与企业建立了关系投资,其作为一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因此,要避免自己的利益因大股东资金占用而受损,就会更多的需要内部控制这种均衡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规则契约来维护和促进关系投资治理机制的实施。
所以,可以认为,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过程中客户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存在互补效应。
稳定持久的关系投资治理有助于降低或解决正式合同所面对的交易风险,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缓解供应商/客户与大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从而为企业主要供应商/客户参与公司治理提供有效的激励。
基于信任的反复交易对具有长期合作关系的合作者来说是有益的(谈毅、慕继丰,2008)[30]。
一方面,关系投资提高了交易双方行动的一致性。
基于共同目标的一致行动有利于参与者及时获取与交易相关的信息(SubramaniandVenkatraman,2003)[31],交易各方会主动提供对伙伴有用的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抵制追求单方面利益(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行为,并可以增强专用性资产的投资(SubramaniandVenkatraman,2003)[31],还能影响对方决策的能力,从而可以保护专用性投资免受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侵害(Claroetal,2006)[32]。
另一方面,关系投资有利于供应商/客户对企业实施监督。
双边长期合作形成的交易关系,虽然可以促成双边的合作,但也会形成双边的垄断,因此更容易形成双方锁定(Kleinetal.,1978)[28],从而使关系交易双方具有很高的转换成本。
正是这种锁定效应带来的高成本,使得关系型交易往往被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此时重复交易和信息交流会更为方便和频繁,使用关系投资治理机制进行监督能起到更好的治理作用。
首先,关系投资治理向企业施加了社会压力,从而提高其服从性。
其次,关系投资治理增强了供应商/客户识别大股东或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能力。
内部控制可以看做是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的一种契约,是解决企业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一种控制权安排机制与再谈判机制(周继军,2011)[33],能够使相关各方按照预先设定的规则行事。
即在不完全契约的条件下,内部控制能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弥补契约的不完全性,是通过制度的安排来配置企业各主体的权利而形成的一个相互约束和制衡的控制系统。
这就保证了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缔约能有效率地实施,并能减少代理冲突,使签约主体之间保持长期的合作。
因此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满足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及满足他(她)们对企业控股股东及管理层实施监督的需要。
但是由于我国处于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经济阶段,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当公司股权过于集中在控股股东手中,将会导致内部治理结构失衡,缺乏对大股东的制约,此时控股股东不但有足够的权利控制上市公司并通过影响上市公司的各种决策而谋取私利进行利益侵占,还会使得内部控制也流于形式。
因此,站在维护自己利益公平的角度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作出评价将成为企业主要供应商/客户防止大股东侵害的有效救济手段。
但是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鉴证和评价,不仅需要很高的监督成本而且还需要有较强的专业知识,由于在我国上市公司缺乏对高质量的独立审计的需求,尤其是大股东资金占用越严重的公司越没有动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周中胜和陈汉文,2006)[34],所以依靠独立公正的第三方审计来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有效的评价从而制约大股东的侵占行为也变得困难。
因此当企业已经与外部发展了一定的关系合作对象时,由于关系投资企业成员间稳定持久的合作关系,会减少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从而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与大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势必也会下降。
此时,必定会减少供应商/客户对内部控制治理机制的依赖。
同时,关系投资也不是免费的,也需要耗费组织大量的资源,学者们认为组织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确立过度的关系投资。
因此,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两种治理机制通过不同的方式来缓解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代理冲突,保护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难看出二者具有一定的替代性。
任何一种治理机制都能够很好的缓解代理冲突,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
那么在交易中该依赖何种治理机制来抑制大股东的资金占用从而保护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企业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需要基于两种治理机制所带来的收益和需花费的成本以及自身在交易中的地位进行权衡。
由于,供应商作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供给者,其关心的是销售收入最大化、能定期收回货款、企业稳定需求其提供的产品,因此供应商会更加关注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
供应商与公司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博弈的结果往往依赖于各自的实力和在博弈中所处的地位,处于上游企业使得供应商在交易中拥有了一定的主动地位,关系投资又会进一步加强企业对供应商顺从。
而且在企业间的合作中,主要供应商也是企业的主要债权人之一,为了避免由于控股股东或经理层利益侵占或是由于公司破产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作为债权人的供应商对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将会有更多的需求(WattsandZimmerman,1986)[35]。
孙铮等(2005)[36]研究也发现债务比重比较高的公司相对债务比重比较低的公司,其会计政策的选择更加稳健,从而能够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减少供应商对大股东资金占用的监督成本。
特别是进行关系投资的供应商会面临着因企业机会主义行为被剥夺准租金的危险,因此,供应商希望参与企业治理的动机更加强烈。
PoppoandZenger(2002)[37]认为交易风险会促进供应商更多的使用契约和关系规范来治理交易关系。
所以,可以认为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的过程中供应商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存在替代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a:
限定其他条件,客户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中存在互补效应。
假设H2b:
限定其他条件,供应商关系投资与内部控制在抑制大股东资金占用中存在替代效应。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
本文选用2007-2011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
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比例和向前五大客户销售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年报并经复核检查所得,最终确定Supply的有效观测值为3426个,Customer的有效观测值为5177个。
公司最终控制人数据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数据均由手工收集并与CCER数据库复核检查所得,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Wind咨询数据库,由于有些变量数据不全的公司,本文逐个查阅年报获取数据将其补齐。
为了减少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了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数据处理主要运用SAS9.1。
2、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研究本文提出的假设,我们建立以下模型
CO=β0+β1RSI+β2ICID+β3RSI*ICID+β4Shr1+β5Shr2-10+β6Dsize+β7Execut+β8Indep+β9Private+β10Big4+β11Rpt+β12Lev+β13Roe+β14Size+β15Industry+β16Year+ε
(1)被解释变量:
大股东资金占用CO。
本文采用姜国华和岳衡(2005)[11]等的计量方法,将CO定义为其它应收款年末余额占年末总资产的比例。
(2)解释变量:
关系投资RSI。
借鉴何小杨(2011)[38]和Kong(2011)[3]的做法,采用向客户销售比例Customer或向供应商采购比例Supply来度量企业的商业关系投资。
内部控制Icid。
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该指数越大,代表内部控制质量越高。
(3)控制变量:
参照已有研究(BennedsenandWolfenzon,2000[39];
JianandWong,2003[40];
李增泉等,2004[12];
马曙光等,2005[41];
罗党论,唐清泉.2007[42];
叶康涛等(2007)[43];
杨德明等,2009[20];
候晓红等,2008[44]),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以下变量,具体见表1。
表1变量定义表
变量
定义
CO
大股东资金占用,其他应收账款与总资产的比值
Supply
供应商关系投资,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公司全年采购额的比例
Customer
客户关系投资,公司向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公司全年销售额的比例
Icid
内部控制,采用迪博内部控制指数,该指数越高,说明内部控制越好
Shr1
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Shr2-10
第二到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Dsize
董事会规模(人数)
Execut
高管持股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
Private
最终控制人性质,国有控股取0,否则取1
Big4
审计事务所为国际四大取1,否则取0
Rpt
前5大供应商中存在公司的关联交易方时Rpts取1,否则取0;
前5大客户中存在公司的关联交易方时Rptc取1,否则取0;
Lev
资产负债率,即年末总资产/年末总负债
Roe
净资产收益率,税后净利润/净资产
Size
公司规模,即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根据证监会对制造业的二级分类标准进行分类,用来控制行业因素的影响
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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