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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事有礼,非学不成。
从十五志学到三十,孔子自信已能在纷纭世事中立身处世,站稳脚跟,依礼行事了。
“而立”,立于礼也,而“礼,履也”,指行事有准则。
“四十而不惑”则是听言观人都能得其真,不受蒙蔽,做到心中有底,可说是见识上的“立”。
人世真伪难辨令人疑惑,是非淆乱教人迷惑,时尚滔滔诱人眩惑,左右失据陷入困惑,偏见私欲导致抉择惑乱,不惑甚难!
智光烛照则外物之惑可破,笃道厚德则内心之惑能祛。
“不惑”,立身乃能“确乎不可拔”,志道坚定而不移。
古人“志于学”,根本上是为自身素质的提高,故学与人同步并进,非为学位名利也。
从身立于礼到心无所惑,是孔子求道有成的第二大步。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孔子身心与道德已无不相应,学道而臻于成道的至境。
以前的学、立、不惑基本上还是求人世之道,五十而后的“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则由人道进而沟通天道。
以大自然生灭运化之大道观世待己,懂得此生所当行与所制约,则行所当行,止于当止,乐天知命。
中华自古崇信自然的天地之道,实为理智健全而卓越。
“天之爱人甚矣”,既生众民,又无偿提供人生必须的一切,能不爱乎?
天有大功而不自夸,大恩而不望报酬,贫贱不欺,巨细并照,可不敬乎?
倘离天辩道,人世有权都有理,有舌皆能辩,则是非无由裁定;
至高之理,至公之德,皆在默默运化而昭昭明示的“天”中。
故周秦诸子虽各道其道,而皆从天道推论世道。
近世辩诘“天道观”唯心还是唯物?
中华哲人不作无谓之辩。
人是“天地之心”,天有道而不能自言,唯“人能弘道”;
赋予概念、构造“学说”者莫非思想文字,何来无人之“唯物”?
然人心如空无一物,则无所思无所想因无任何主义,哪有无物之“唯心”?
“道”为万物所显示,也是人学习思考的心得,心物互动的文化观念,超越且优越于西哲排它独断的“唯心”“唯物”远矣(与古希腊智者们不问人世祸福的纯思辨习气两样,人之言道不远离人生实情,中国几千年哲学史上绝少鼓吹无物而唯心、无心而唯物之所谓道)。
孔子不轻谈天命,大抵有二层含义。
以“天命”之“命”为动词“命也”“使也”之义。
天使(命)我之所以为我的德性,即《中庸》开宗明义所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孔子屡言“天生德于予”,则天必不虚生我,我德必不枉有,意识到天赋我德性就是命我修德尽性于斯世,奉行天命是人性的大自觉。
人生的使命感、责任感、自信心因之而大增,鄙吝自私、懈怠自弃之心不敢有。
“君子自强不息”正是从觉悟天命中得出(见《易》乾卦)。
另一层义,“命”又是名词“定数”,“天命”是天在冥冥之中对人心人力实现程度的最终限制,“道之将行也与(欤,下同),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此“命”即由天定,人力不可强者。
因为天不独生我,并不私我,有无数生灵各具才性各有所求而共处一世,其间爱恶错忤,聚散无常,必然偶然无限复杂,命运实有理性不可究诘者。
人处亿兆间,奋斗一生的最终所得果有多少?
是个人无法逆料又无从拒绝的事实。
只有努力在己,而“成事在天”,如年之寿夭、命之穷通、道之行与不行,皆有身外无限复杂的因素时时在制约着。
凡此难以名状,通归诸“天命”而已。
(这种世事纷扰的最终局面,即所谓社会历史,故恩格斯称之为无数个体运动的“合力”作用。
可知不存在单一先验的历史“规律”。
)通知“天命”的二义,则君子既自强不息,又敬慎戒畏,知此生所当为与不可强为。
所以《论语》全书最后一章是: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孔子行事总是那么有理有节、不骄不馁,极富分寸感,言语间有种清明的圣智气象,和他五十后由“下学而上达”,又从天命返观人我的极深修养工力,大有关系。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都是“知天命”由理性知解精进为耳目心志的道德至境。
闻人言而刺耳者,常因事出意外,或言忤己意。
能心无成见,“无意无必”,洞明人情事理之必然自然,意外亦在料中,则逆心不觉刺耳,心明耳聪而无所不顺。
其实五十一岁后那四五年,是孔子一生唯一参与外交内政的斗争,同各种人物认真打过交道的一段经历。
要说他热衷政治,正宜有所回顾。
不料只淡淡地说,学了个“耳顺”,算是长进吧。
人之于仕途政事,干时起劲,老来也懒得再提起了,很耐人寻思。
史称孔子“晚而喜《易》,韦编(编竹简的牛皮绳)三绝(多次因常读而磨断)。
”《易》正是从天道察人事之书,孔子默祷苍天能“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五十五后的十四年岁月,带领众弟子奔波各国,苦苦寻求能行道之邦,结果到处不用,还曾被囚禁于匡、绝粮于陈,得出“君子固穷”的结论,欣然接受“丧家狗”的称号。
六十八高龄的人了,气血已衰,只好返鲁,不复求仕,发愤忘忧,潜心整理“六经”典籍,为民族的历史文化保存了一批奠基性的宝典,不倦地谆谆教诲众弟子,给三代仁德大道造就出一批薪火传灯人。
本章自叙至古稀之年,依旧一字不及其业绩,只认真审视自身求道进德之境。
从心所欲无不中矩,则已不待思而后明,不勉力而中道,此莹然无瑕的道心,是明澈高贵的“天地之心”,人心价值的最大实现,道德修养的最终完成。
“从心所欲”是自由,“不逾矩”则自觉受制约,常人只知自由与制约对立,而孔子既自强不息又自觉克制,才是最完善也最难到的境界!
人之不朽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夫子有其二不朽焉。
古今中外诸圣中,夫子之道最贴近人性本真,故能得地球上人数最众的民族最经久的悦服;
夫子之德最高雅纯粹,故历代贤哲才俊共奉为中华人文的祖师,钦敬不已,岂无故邪?
】
《公冶长·
五》颜渊、子路侍(伺奉)。
子曰:
“盍(何不)各言尔志?
”子路曰:
“愿车马(所乘马车)衣(穿)轻(钱大昕考古本无“轻”字,是)裘,与朋友共(同享),敝(坏了)之而无憾。
”颜渊曰:
“愿无(勿)伐(自夸)善,无施(加人)劳。
“愿闻子之志。
”子曰: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后世总喜把夫子美化(或丑化)为道貌岸然的说教者。
想不到言志这种理想教育的严肃场合,孔门师徒竟如友人促膝倾谈,绝无闻而生厌的豪言壮语,令人怀想其时师道之淳,学风之正。
子路来自“卞之野人”,粗豪刚直,车同乘裘共穿,用坏了也不计较,所愿恰符朴直无私之性。
颜子深悟夫子之道,善能推己及人,志在学道自得。
最平实而远大者,还数夫子,所愿不出善良生民所热望,老安友信而少怀,既是个体的人生价值,也是人道社会的安乐图景。
过此之求,“伟大理想”“壮丽乐土”代代君王与圣哲们都许诺“定要实现”,也曾疯狂试验过,临了反思,何曾消除老者被遗弃、朋友无信义、少者缺乏健全成长的社会环境?
孔子之志是人生正常需求的朴实概括,任何社会皆宜作基本准则。
夫子不自设制度、发明主义、依靠谁打倒谁。
表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谋统治人,更无特定“阶级觉悟”,只是位热爱人类孜孜求老少安乐、朋友忠信、社会人人各得其所,遂性生活的伟大哲人。
安之、信之、怀之的“之”,是指使安、使信、使怀的“我”,还是代老、友、少?
旧说各异。
明白的原文,又叫注释专家缠绕胡涂了。
强生分别,实为多事。
志者心所向往,既是我的追求(我欲使老安、友信、少怀),自然也是我所愿见(出现老能安、友可信、少者得关怀的社会)。
此思理为古哲常见,如我自觉人为万物之贵,故以道德人格自珍自贵,且以此敬人爱人,而人亦敬之爱之,仁在人我之中矣。
必欲追究君子是以自爱为宗旨还是爱人当主义?
则求深反惑也。
当世论者多不怪自己对母语与传统思维渐失理解力,反而责怪中国汉文概念不精密,理论非科学。
现代工商社会生产的机械脑袋读不通古书,哪能迁怒于传统文化?
五》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孔子说:
“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样好学罢了。
”
《孟子》中说“夫子学不厌,教不倦’可谓仁且智,但是夫子还是那么谦虚。
现代人急功近利,好象自己智商很高似的。
脑袋虽然好使,可不下工夫,结果呢?
还是落于庸俗。
可悲可叹!
此章是明白告诉大家,孔子是以他的好学为荣...而非後世人以为的道德,也是告诉大家读论语....别只顾著仁义道德....更要专注於好学之上。
杨伯峻:
孔子说:
“就是十户人家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又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赶不上我的喜欢学问罢了。
钱穆:
先生说:
“十家的小邑,其中必有像我般资质忠信的人,但不能像我般好学啊。
李泽厚:
“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也有像我这样忠实可靠的人,只是不像我这么喜欢学习罢了。
【孔子一生以圣人之德自修、以仁道之心待世,而始终不敢以圣自居,以仁自诩,只有“好学”则可自信,其故可知。
“学然后知不足”,愈好学深思,愈明白有限之身求无尽之道,所知实有限而所未知仍无涯。
可以俯仰无愧于天地者,亦唯“好学”而已:
我一生志学,未尝虚度。
只有疏学浅尝的半吊子,才会略拾时文俗论之牙慧,便以为得宇宙天地之金钥匙,动辄侈言“规律”,似一切“奥秘”在握。
孔子之“学”与今人之背书绝异,他下学众善而自改不善,上通天道而乐道忘忧,不但内涵广大,而且得于心必见诸行,“学,效也”(后代每学张嘴,见诸文而已)。
《论语》言学之富而精,古今无与伦比(详后《论学篇》)。
“不如丘之好学”,谁谓不然。
古义学是“觉己”,教为“觉人”,学不学关乎有无成人的觉悟,所以是贤愚的大界别。
至于随便哪个小邑,都能找到心地忠厚、待人诚信“如丘者”,此语似不敢信,不可解。
周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周礼·
地官·
小司徒》)。
而今纵口逾千万之大都,也未“必有忠信如丘者”,遑论十室之邑。
古注多说是夫子以自谦勉弟子,因注家总觉孔圣是先天后天都非凡入圣,尊孔尊到连夫子自己的话也不相信了。
由于谦虚是美德,就故意示谦以自美者世上诚有,却非孔子。
“伟大的谦虚”是特殊谋略制成的精致虚伪,素为孔子所鄙夷不屑。
其实,古风淳厚,古道热肠,古人质实,本是古今人所共知的事实;
论天性之全,素质之善,身心充沛,古远胜于今。
势利物欲与人生善性背道而驰,是人类历史的规律。
只因不合洋人的“社会进化论”而被有意淡忘,加之对“厚古薄今罪”笔诛刑罚而强令禁口,以至“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无法理解。
古代民风何以能美?
民性因何而善?
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古圣先王能依华夏(中原腹地为主)水土所宜与居民习性,推行了一套最富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组织制度——“井田制”的生产方式与邻里关系。
(近代学者或疑未尝行,证据不足,不取)现据各种信史资料,撮述于下,以资减少历史隔膜,便于理解先民的生存方式与人际关系。
井田之制:
田九百亩,开井形四道,分九区,凿井于中。
周围八百亩八家各百,各种自收。
中百亩八家各耕十亩,收获归公;
余二十亩家各二亩半,为田庐。
春种秋收期农夫出邑居田庐,妇子送饭;
冬则归家入居邑里。
“妇人同巷,相从夜绩。
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照明柴火),同巧拙(互教互学)而合习俗也。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怨女旷夫),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汉书·
食货志》)《诗》之“风”与部分“雅”,多从此中唱出传开。
这种同耕而自有、聚居而各食“和而不同”的生产生活形态,据传始于黄帝之世,三代沿袭,在长期不断完善中凝成了中华民众独富的淳和忠厚的道德风尚。
《汉书·
食货志》称:
八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道德观念相同);
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贫富相差不大)。
”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州为乡,万二千五百户也。
里有序(初级学校),以明教,乡有庠(中等学校),则行礼而视化焉。
夏曾佑先生概括以井田为政教有十大功能:
一则不泄地气,二则无费一家,三则同风俗,四则齐巧拙,五则通货财(古初之市场在井边,日中为市,打水时物物交易互通有无),六则存亡更守(防匪盗),七则出入相司(互相关顾),八则嫁娶相媒,九则有无相贷,十则疾病相救。
(《中国古代史·
第十四节》)古先王之制度,首先考虑的不是增加财政收入,而是安定民生与笃厚民风。
井田制不独奠定了古代中国税率大体以“什一而税”为基准,庶民温饱无虞。
其意义至巨、功德尤伟、举世独创者,在井田制孕育出忠厚诚信等全民美德:
居于其间者攸戚与共,无人不受惠于邻里,不忠不信,为众共弃,则无人能独自生存,故互助关爱,积久成性。
孔子对人性本善,仁政可行的信心,正是以斯民奉行三代直道为社会历史依据。
小邑有“忠信如丘者焉”,又何足怪。
东周王权衰落,“井田”随周礼而坏,战国兼并,至秦一统,乃真“溥天之下”莫非王臣(奴)王土,“井田”荡然,贫富悬绝,民风遂薄,忠信渐稀矣。
唯穷乡僻野,犹残存忠信。
】
《述而·
七》子曰:
“饭疏食(吃粗食),饮水(喝生水),曲肱(gōng臂)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得之不正当)而富且贵,于(对)我如浮云(比喻与我不相干的身外之物)。
【此章以气韵生动、意趣隽永,历来为人乐诵,至今读来,仍有光景常新的不朽魅力。
钱穆先生说得好:
“本章风情高逸,可当一首散文诗读。
学者惟当心领神会,不烦多生理解。
”(《论语新解》)散文诗形散而神聚,言近而旨远。
此章前半四句只有十字,语简之极,辞朴之至,了无修饰,竟能即景如诗写生如画,千载如睹,一字增减不得;
孔门弟子载录师言之准确入神,以不文写至文的神技,令人叹为观止!
这缘故,即古人所谓“文犹质也”,“至情不文”“质有余则不受饰也。
”夫子之真至于知天命、善至于爱天下的道德风采,何用世人再化妆美容?
唯夫子人高,弟子知深,故有此等天地至文留在人间。
此中妙味,只有靠自心领悟。
章之“浮云”,意喻: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不相干。
古今“富且贵”者极有限,而人皆营求,于是不择手段地贫谄富,富鄙贫,贱媚贵,贵愈横,不义不可止。
孔子不屑谴责浊世说粪土富贵,只显示自己是别一境地,不义不取,乐天知命。
淡淡数语,启示深远。
争权于朝、夺利于市之徒,虽郊游野餐,饮食精美,难有此乐。
今人侈谈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权利,古人提醒乐有雅俗:
“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礼记·
乐记》)真能领会此乐境界之高远,实非易事。
宋儒程子郑重提出:
“须知所乐者何事?
”人必曰:
道!
然而道属于理性,哀乐却是心情,“乐道”尚未切心。
说者引《庄子·
让王》叙孔子厄于陈蔡后之议论:
“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
所乐非穷通也,道得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
”庄与孔都深知,道有贵于一身得失的无上价值,才能以道自尊而富贵为轻的态度自处于世,故庄在嘲儒之余仍能理解孔子乐道之志。
不过天地无心,可以对寒暑风雨无觉,人却不能对饮食苦乐无感觉。
要绝对“道法自然”,“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何从)知君子小人哉!
同乎无知,其德不离;
同乎无欲,是谓素朴。
”(《马蹄》)动植物的自然,对人就不自然。
庄文之妙恃其才智,孔子之美在仁德,以“寒暑风雨”之自然解释孔子求道自得之“乐”,终隔一层。
孔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莫非心力所致,故处处有情,字字见心。
庄子玄道为身外之虚象,非汪洋恣肆不能明其仿佛。
与其说此章是乐“道”之本体,不若讲是洋溢“德身”的那份欢悦自得:
分明意识到自己俯仰无愧的泰然、道与德若契的充实、天与人浑然的自在、身心统一的从容和悦。
此际即使嚼口粗粮呷口清水,枕臂而卧,目送飞鸿,耳聆天籁,一种超乎世情俗欲的大自在透身愉悦,美美地充实着生活,滋润着清贫,吃啥都香,乐盈天地矣。
夫子之乐是体悟到仁道在身心中的内在充实感,庄子至乐是恍若遗世弃身后的逍遥感,貌同神异。
常人之忧,大半在贫贱,“有钱始作人”《汉乐府》已有此叹。
虽说现在已有追求富且贵的自由,其实更有追而不及、求而不得的自由。
“共同富贵”难,没有贫贱何来富贵,故贫贱总是庶人的命运。
这就提出了:
一、富贵如何爱护贫贱(详《论仁篇》);
二、贫贱(尤其是士)如何自处。
苟不义,不求不贪不羡,视富贵如身外浮云,谁能奈何?
志道乐德,别求人生价值,不见得就饿死冻毙(尘世为求富贵而互相伤亡者,远比乐道饿死者多得多);
一旦求道有得,“乐亦在其中矣”。
这似属空谈义理,而有了开头数语的描述,便觉真切可信,感召无穷。
孔门常言德,少见空谈大道,道贵济世,人贵德行,叫什么主义,尚在其次。
十九》叶(shè
)公(楚大夫,其封邑在叶地)问孔子(问孔子是何等样人)于子路,子路不对。
“女(汝)奚(何)不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也云尔(如此而已。
按定州汉墓出土本无“将”“也”二字)。
[按:
《礼记·
表记》有段话可参读。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极言其少)……《诗》之
好仁如此,乡(向)道而行,中道而废(竭心尽力而后止,与半途而废之义正反),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数之不足也,勉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
”]
【叶公问孔子是何如人,子路不吭,不知是以为叶公不足以知夫子而不屑回答(叶是大夫,爵未至公而称公,是僭号),还是因觉其师道大德高,一时无从答起。
孔子却愿别人对他有个真了解,“忘食”“忘忧”“不知老”云尔,什么都不用多说,只有自求完善这份不倦追求的精神人格。
认识孔子,调查生平履历并非至要,挑剔其言行得失也未必有益学者提高;
他对后世最宝贵的遗产,正是他自己最看重的品德与精神。
“发愤”之“愤”,《说文》释为“懑也”,是志不能申、意尚未通之际憋闷填胸的情绪状态。
哲人学道未达、人事困惑时会“愤”,诗人情感抑郁时更易“愤”,与今愤恨、愤怒之“愤”含义有别(今之气愤,古作“忿”)。
中医言“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身心一理也。
“愤”闷必求“发”使通,故屈原“发愤以抒(泻出而舒畅)情”(《楚辞·
惜诵》)愤发为诗,诗写得好就轻松多了,诗人只要有才,发愤尚易。
哲人艰难多了,不但要有博学多识勤问的知识底子,尤其要从纷纭万象中思索出背后的所以然之故,找出本原性的道一以贯之,更得将道一点一滴地修养为自身思想言行之德。
深思明辨过程中道不达、意不通、事疑惑之烦闷,时时可遇,其苦心焦思、欲罢不能,“发愤忘食”者,皆未通激而求通之坚毅执著也。
一旦学思有悟、修身有得,昔日塞胸之懑涣然冰释,自觉又近道一层之乐,为如何哉!
只有一生始终“志于学”“笃于道”的圣哲,才能把学道有得之乐看得无比珍贵,足以忘怀人生百忧。
“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所教人者,自己都先作出表率,故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
忘怀人生忧患,真是谈何容易,故宗教家总是借助外力,或绝对信仰教主的神力可消灾,或一心期待死后的天国能解脱。
政治家也如法宣教,政府能解忧,未来定莫愁。
教主君主的神奇政教,几千年了,依旧少年希望中年失望老年绝望,代代轮回无休止。
只有孔丘教人不乞求身外之神灵与富贵,也不许愿死后的未来天堂,有道无道,治乱兴衰由君政,君子小人在各人,“君子求诸己”“为仁由己”。
天地已然赋予人独厚的灵性,人类是发扬善性以进大同,还是滥用才智自作孽同毁灭?
全“由己”!
孔子第一个从大道层次发现了人独有的高贵天赋、全面论述了君子所承担的仁义天职,并把自身修养为伟大楷模。
微夫子,我们怎能想象区区之身,竟可以如此高贵而纯粹哪!
想孔子一生坎坷,忧患可谓多矣;
“不知老之将至”尤难能可贵。
人一上年纪,皆知“老”之可怕可虞(汉语“老”可作“死”之婉辞),而夫子不知其将至,盖亦乐道不疲而忘之矣。
求道无所谓老少,真正是仁为己任,鞠躬尽瘁,老犹不衰,其聚精会神有如此者,斯何人欤!
常人能发愤忘食于一时,而夫子是精勤一生。
乐道忘忧已不易,忘食忘忧乃至忘老,此身与道同体,无可复加!
这才是值得思想者永远心香顶礼、忠诚于仁道的圣哲。
《宪问·
二十八》子曰:
“君子之道三,我无能(未具此能)焉:
仁者不忧,知(通“智”,《论语》之“智”通行本例皆作“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子贡曰:
“夫子自道也。
【孔子之道集三代之大成而创新境,新道须有新素质之人承担,这就是他毕生自期和教养的“君子”。
君子在世行道,可真是“行路难”,得具备许多能耐才不至败其令名(详后《士君子品格篇》)。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子在此提出仁、智、勇三者为最基本的品质,并在“不忧”“不惑”“不惧”的限定性解释中赋予新义,建立起三者的内在关联。
先看后二者,“智”“勇”在古代世界原本远旺盛充沛于后世,试看华夏与古希腊的神话传说及哲人豪杰之事迹可知;
有智有勇尤其是智勇双全者,素为世人钦慕。
然而流俗很少想过:
诈“智”可以为虎添翼,蛮“勇”凶残可以恶过禽兽;
苛政猛于虎的专制得以久行者,正以霸主拥有智囊之诈与虎旅之猛耳。
智力体力只是能量,不是善德,崇力尚智而无道弃德,祸乱无穷。
人兽之异,不在衣冠,主要在同类关爱之仁道。
故曰:
“仁者人也。
”孔子前已有人讲仁是美德之一,可是从来没人像孔子这样鲜明突出地强调为人最根本的质性,治世最基本的准则,修身论学,无不仁以贯之。
爱人非利己,故从大力弘扬仁道说,生民以来,孔子是第一人,举世无二。
仁只是人心之本,“本”得有枝叶才能茂盛。
仁而不智,善恶不分,愚仁滥爱,反而害人误事。
智而不仁则毒阴诈智,蒙人坑人,则智不若愚之害轻。
唯仁人之智能明道,目光如炬,烛奸邪而明善真,斯为可贵。
“不惑”止于不受骗,排除了以智诈愚的可能。
既仁且智即须行道,而世之不仁者以权威吓人、财势压人、黑恶残人、卑贱屈人、贫苦煎人……可畏可惧之事亦多矣,心不坏也不傻而被逼良从娼、弃明投暗之男男女女,何世无之!
畏惧则一身且不敢自保,无勇则仁智无所施。
孔圣云:
“不惧!
”富贵权势转眼成云烟,人道根于人类不灭的天性,吾何惧彼哉!
子曰“无欲而好仁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礼记·
表记》)极言无欲无畏之仁人,天下难得也。
苟能坚信仁乃人间正道,育成天地正气,人即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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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 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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