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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愿意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是一种激励,我们不应该对董藩教授进行道德绑架,对他的这句话大肆讨伐。
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对高校教授而言,采用何种方式激励自己的学生,是其教学的自由;
另一方面,对已经成年的学生来说,是否愿意接受这种激励,他也有选择的自由。
也许董藩教授的学生听完这句话“一笑而过”,反倒是我们这些旁观者盯着这句话较起劲儿来。
可以肯定的是,董藩教授所有的学生,不可能都在“40岁时有4000万身家”。
因为个人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人生选择不同,不可能所有的学生,都会按照董藩教授的这个标准,去规划和度过自己的人生。
他们都会基于现实和机遇,理性地过最有益于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退一步说,如果有学生在40岁时未完成“有4000万身家”的人生目标,只要师徒情谊还在,董藩教授会据此和学生断绝师徒情分吗?
显然不会。
如此看来,董藩教授的这句话,更是特定语境下的特定表达。
如果脱离这一语境讨论,难免会产生偏差,甚至会曲解原意。
至于担心董藩教授的这句话会使其游离“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也纯属多虑。
研究生教育不是中小学教育,也不是本科阶段的高等教育。
而且,在我看来,董藩教授提出“对于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这句话本身也许不中听,但确实有其合理的成分。
对高学历者来说,全然要求他们“40岁时有4000万身家”,并不现实;
但是,对高学历者来说,如果在40岁时依然过着让妻儿和父母跟着受苦、为衣食发愁的生活,至少高学历者自己应该感到“失败”。
考量个人发展的成功,固然不应该仅仅盯着其是否能够“升官发财”;
教育和激励学生去奋斗,当然也不应该以地位和金钱为坐标。
但我不认为董藩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和一些调查得出的“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之间,有什么直接和本质的联系。
原因很简单,如果将针对小学生的相同的调查放到大学生面前,大学生“喜欢当官”的比例肯定没有小学生高——因为大学生们都知道,能“当官”固然很好,但还应该具备足够的资历、能力与背景等客观条件。
所以,既然我们能够理解导致“九成小学生喜欢当官”的原因,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明白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只是一种激励,不必对其进行道德绑架。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多地认知,在机遇面前能够做出更理性、更智慧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授“要求学生40岁有4000万身家”,只是多元教育思维逐渐蔓延现实背景下的一次小小尝试。
权当“40岁4000万”是一种激励
王国荣 来源:
今日早报
对董教授,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他是一位知名的房地产学者,几年前在房地产高峰论坛上因“离婚率高”、“同居人多”、“包二奶者多”需要房子的高论而为人所知。
如今他因“40岁4000万”之言,又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如果仅仅按字面去理解他的这番话,那确实要被多数持批评态度网民的口水淹没了:
你一位知名教授,怎么可以金钱来衡量自己的学生,这不是太过俗气,太不讲时下的社会和道德价值?
是的。
我们不否认,市场经济下,有一股金钱至上的逆流涌起,不可避免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也扭曲了一些人的心灵。
诸如,为了金钱不择手段、非法牟取暴利;
为了金钱和利益,官商勾结;
尤其在房地产业,“地王”频现,囤地待升值、捂盘不售;
更有甚者,为了行业利益,不惜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以致危害公众健康与生命的食品安全事件频发。
所有的这一切,都奔着一个“钱”字。
我无意批判董教授的这番话。
他是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的教授,他说话的对象以从事房地产的为多,权当“严师出高徒”,他对他的研究生的期望值肯定要比一般人高,就像望子成龙的家长从小期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一样,是一番期望与激励的话语。
他的话从一个侧面也道出了房地产业的富有,事实上,当下做房地产的老板们,哪个不是几千万或上亿身家的。
抑或,也带有一种半开玩笑式的鞭策:
你将来没出息别来见我,也别说是我的学生。
只是,这样的话一到微博上,有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放大或者扭曲了。
“40岁4000万”之言,也只能套在将来做房地产的硕士生头上,与一般职场的高学历者无缘。
按照当下的收入和物价水平,一个大学或硕士毕业生,即便无供房、供车之忧,到40岁也很难达到身价4000万元。
一夜暴富总是浮云,十年创业达到很富裕也毕竟是少数人,而且因行业之区别。
高学历者大可不必承受“4000万身家”之重负,人生成败不以财富论,荣辱更不拿金钱比。
当然,成功富裕是人之共同向往,也是每个辛辛苦苦培养孩子上大学、读研的家长的期望,期望自己的孩子“前(钱)途”无量,能过上比父辈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我很情愿把董教授的这番话,看作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真心话,不必敏感,也不必上纲上线,用那种高举道德标尺的“习惯势力”,用那些很空洞、教条的所谓价值观去误导我们的孩子。
到了40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最得力”年华,我们应该有所担当。
这与社会价值观、与道德没什么相悖,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不能有人一讲钱就给他戴上“拜金主义”的高帽子,只要是取之有道,就应当予以肯定。
知识创造财富,拥有财富没有错。
倡导并激励所有高学历学生去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让自己走上富裕之路,体现自身价值、人生价值,这应该是当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但不仅仅是特定在一个“身家”价位上,人生和幸福是可以有多种选择与追求的。
40岁4000万身价是一种扭曲的教育观
2011年04月07日 作者:
曾金 来源:
红网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此言一出,立刻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议。
董藩回应,他是在培养学生财富意识。
(《天府早报》4月6日)
以金钱数额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40岁时与4000万之间的数字微妙性,着实显现一种拜金主义潮流下的“金钱教育观”,一种扭曲的价值观和教育观。
为人师表者,其天职乃教书育人,然则董教授似乎看透世界本质般,一语中的瞄准40岁时学生的财富多少,我们不得不惊叹如今的大学课堂莫非真是穷途末路?
教育的最终目的建立在金钱之上,对于知识的渴望之心却无处安放。
培养学生财富意识,更要培养正确的财富观。
学生的财富意识,并不是一味的追求金钱,不择手段且不计代价。
董教授的激将法最终只会将其学生推入“拜金主义”的泥淖之中难以自拔,在金钱至上的土壤里自生自灭,或是教育者乱收费搞创收、或是为官者以公徇私、或是经商者赚黑心钱,散发着错误财富观酿造出的恶臭,最终祸害社会,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和痛楚?
网上热传的一篇文章《四十岁的男人要看看》中有一句:
“四十岁的男人,如果一事无成,就难成了。
十几年的教育,二十几年的社会,这些年都没整出点动静来,就不要为难自己了。
”或许正是这种人生价值观驱使着各种财富观的诞生,攀比之心或是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都促使他们不懈努力奋斗。
但,以金钱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很明显是将学生带进了“金钱是万能的”的死胡同。
董教授的观点认为,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那以此类推,贫穷是低学历者的专利。
在他的微博上,董藩强调“财富榜上已经没有农民了”认为低学历者只能低收入,高学历才是高收入者,这种观念无疑刺伤了低学历者的心。
众所周知,无论国内国外的富豪排行榜,低学历者比比皆是,数据显示,1999——2009年中国富豪榜上榜的亿万富豪中,中专以下学历和无学历者,占上榜富豪总数的40%。
高学历才应高收入之论,自然而然瓦解一空。
变味的课堂,将金钱财富的数字丈量成功成为必修课,我们能做的更是思量金钱至上的大背景下的教育将路在何方,教育的真谛是否早已改变,对于正确财富观的塑造着实需要新思考。
将学校视为制造财富的机器,将学生看做赚钱的工具,这种言论背后隐现的还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教育。
“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才是民族之耻
2011年04月07日 作者:
舒圣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我对研究生的要求。
”当北京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教授,在微博中高喊“对高学历者来说,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之时,他已经为他在网民中赢得了一个新的响亮称号:
董钱钱。
真该恭喜董教授,因为他已经一语成名了。
依其自设成功标准,实乃名利双收。
不过,网民们都很想问一个问题:
财富意识十足的董教授,这个时候是否已经身家4000万了呢?
如果没有,他是否觉得耻辱和失败;
如果有,那么他的财富又从何而来?
是否都能“合理合法”呢?
其中,教书育人必然只是一个纯粹的副业吧?
作此猜测或许应该说是网民“仇富”心态的表现,但既然教授嫌贫在先,穷人们“狭隘”点也是情有可原。
在“董钱钱”成功哲学里,很多人的人生无疑都是“耻辱和失败”的,因为他们在40岁的时候还远远没有挣到4000万,其中就包括很多他的同行,特别是那些仍旧立志于“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古董”们,以“董钱钱”的标准,他们真该挖个地缝钻进去才好,以免“有碍观瞻”。
至于董教授的学生们,遇到这样一个嫌贫爱富的老师,心里大概也五味杂陈;
当然,董老师可以因为他们没钱而瞧不起他们,他们同样可以因为董老师太爱钱而瞧不起他。
“本是励志一句话,何必暴跳伤心肝。
”董教授的本意,似乎只是想用量化的钱数来激励学生创富,如地产大佬任志强所认为的,董藩的话是老师的“一种希望”。
可是,如今的社会,已然是一个活脱脱的金钱崇拜社会,实在是不缺少“董钱钱”这样的“激励”。
如果搞传销的喊出这种激励话语,公众必然不惊讶,他们向来就是以赚钱作为唯一目标;
可是,现在说这话的是堂堂大学教授,他说话的对象也是高学历的研究生,进入微博传播之后更是面向了普罗大众。
公众就要问:
难道金钱真的是评价成功的唯一标准吗?
子曰:
贫而无谄富而不骄,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
可是新时代的“董钱钱”哲学,却公然叫嚣:
贫穷不仅是失败,而且是耻辱;
不仅是个人的耻辱,同样是老师的耻辱。
倘若大学教授都如此爱钱,并且完全以钱高看或低看他人,大小贪官们贪点污受点贿,造假商贩们加点三聚氰胺,房产商拿根毛竹当钢筋,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在以金钱决定一个人全部价值的“董钱钱”标准里,这些只要没有东窗事发,在个人心里大概都要算是“合理合法”的吧?
因为为了赚钱大家都这么干的啊,董教授就是这样“谆谆教导”学生们,并视那些没发财的学生为耻辱的啊。
或多或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财富梦,这对于一个民族不是坏事;
可是,一旦将金钱过度拔高,以至将之作为评价成功的最大标准甚至唯一标准,那绝对又是一个民族的灾难。
一个健康的社会,所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是商人和企业家;
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倘若高学历者都掉在钱眼里,以“40岁时至少赚到4000万”作为目标,“董钱钱”哲学大行其道,那才真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和最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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