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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时隋炀帝大兴土木,唐时开发东南,开荒14亿多亩,“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加上隋唐征战、五代动乱,后来,又经过宋辽金元争霸天下,元末、明末、清末、民国的战乱破坏,中国人的生态资源被破坏殆尽。
可见,王朝循环不仅常常使得中华民族的人口减少过半(中国历史上有10次战争造成了人口减半),人民蒙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且使得子孙后代继续生存下去的环境遭受了灭顶之灾。
二、生态环境的现状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长时期内仍然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大跃进”全民炼钢,大规模砍伐森林;
“文化大革命”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梯田修到山顶上,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改革开放之后,政府虽然开始重视环境问题,但由于体制、制度的原因,环境恶化的状况一时还难以扭转过来——高消耗、高污染的重复建设的小遍地开花;
草场无人维护,过度放牧,内蒙古等地的载畜量是草场承受能力的1~3倍,导致大部分草场退化,1/4的草场荒废;
一些地方盲目开垦,盗林毁林严重,近几年呼伦贝尔又出现了新的开荒热;
一些企业仍然肆意排放着“三废”,黄土高原上私营企业在乱钻油井,导致水土流失;
一些西部省区仍然在发展小造纸、小煤窑、小钢铁;
一段时间以来,开发区大量圈地,一半以上撂荒┅┅中华民族的生存资源再一次被破坏。
让我们看一看生态环境的现状吧!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第一天就遭遇了沙尘暴。
2002年,沙尘暴又是历史上强度最大的。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定的时期内,沙尘暴还会更加频繁、更加猛烈。
据报道,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发生了沙尘暴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而2000年一年就发生了12次。
现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黄沙漫天,黄土遍地,河流浑浊,空气污染,水土流失,江湖干涸,森林倒地,草原退化,而且,一切还在恶化之中——中国的沙漠化正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展,相当于每年一个中等大的县被沙漠化,年直接损失540亿元以上。
目前,荒漠化土地已占国土面积的27.2%。
因水土流失,每年冲走肥土50亿吨,相当于全国的耕地每年平均削去1厘米厚的土层,由此每年造成化肥流失4000万吨,接近全国的化肥产量。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98年曾断流200多天,洪水期间,黄河河水的含沙量达50%。
现在,长江也快成为第二条黄河了,其含沙量是黄河的1/3,等于世界三大河流——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年输沙量的总和,而尼罗河却是处于沙漠地带。
目前,我国70%的河流、50%的地下水被污染,淮河、辽河、海河、太湖、巢湖、洞庭湖、鄱阳湖、滇池等水域污水横流,水量大为缩减,洞庭湖、鄱阳湖的湖面损失了一大半,其蓄水功能大大下降。
新疆罗布泊水域面积曾为20000平方公里,古楼兰国据此繁荣了几百年,可到1972年,罗布泊彻底干涸了;
如今,青海湖的水位也在不断降低,看来也难逃罗布泊的命运;
新疆石河子屯垦,造成玛纳斯河断流干涸;
现在,位居内陆河世界第二的塔里木河也已断流1/4,水量缩减到30年前的1/10。
清末,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亲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门”,左公柳曾绵延3000里,植树26万棵,是中国近代最大的改变西北生态的活动,可是,其后不到50年,树木就被砍伐殆尽。
在内蒙,黑河下游也断流干涸,东、西居延海随之死亡;
天鹅湖也干了,不再有天鹅了;
青海历史上曾经森林茂密,如今森林覆盖率仅为0.3%;
敦煌在50年代初尚有天然植被354万亩,其中灌木林216万亩,牧草135万亩,到1980年200万天然林被毁,仅剩天然林39万亩。
中国还是粗放式的生产方式,我们每增加1元的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
我国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的3-10倍;
企业的高消耗、落后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高污染。
我国钢铁每年多耗煤6000万吨,多产生90万顿SO2,60万吨烟尘;
火力发电,每年多消耗5000万吨标准煤,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
我国有取土烧砖的传统,一些农民种粮不挣钱,就破坏耕地烧砖;
农民无法获得清洁能源,便以砍柴解决燃料问题,从而破坏植被。
有人讥讽植树造林为“植数造零”,年年搞运动,年年有形式,年年写官样文章,一些人只顾虚报政绩,不关心有几棵树木真的成活了。
报纸上说,每年植树3000万公顷,专家说实为600万公顷,按3年成活35%,只有70万公顷。
从3000万到70万,像是开天大的玩笑!
还有,我国的环保投入占GNP仅为1.01%,而按九五规划至2000年末应为1.6%┅┅由于投入不足,管理不到位,体制缺陷,导致环境恶性事件屡有发生,如2000年7月,河南阜阳市水污染(硫化氰)造成6人死亡,4人重伤。
三、文明的转变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曾遭遇过环境危机。
公元250年玛雅文明鼎盛。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公元800年时玛雅文明开始崩溃,其后不到100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由于生态的原因,巴比伦文明毁灭了:
巴比伦人曾发明了楔形文字,汉穆拉比法典,60进制计时法,他们还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
巴比伦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可是后来黄沙漫天,文明消失了。
恩格斯说:
“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而把森林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这样一来他们把自己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摧毁了;
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
”
19世纪,伦敦被称为雾都,污染最严重,1873年,伦敦出现杀人烟雾,煤烟中毒比前一年多死260人,1880年、1892年又夺去了1000多人的生命。
英国的格拉斯哥、曼切斯特烟雾也造成1000多人死亡。
1885年,日本足尾铜矿乱开采,导致水土流失、剧毒物质砷化物的蔓延,加上1890年的洪水泛滥,致使群马、茨城等四县10几万人流离失所。
20世纪60年代,日本被称为“公害列岛”。
在美国,1945年,汽车尾气等造成洛杉矶上空出现持续几个月的浅兰色光雾,一些动植物死亡,人们感到头痛、呼吸困难,一些人死亡。
美国在“肮脏的30年代”,南部曾经沙尘暴频繁,直到50、60年代还有扬尘。
这些事实说明,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生态的问题,有赖于人类文明的转变。
即人类要从战胜大转变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从天人相分、天人对抗转变为天人合一、天人为友,从农业时代的黄色文明(10000年前开始)、时代的黑色文明(200年前开始)转变为后工业时代的绿色文明。
也就是说,人类需要一场深刻的变革,一场绿色革命。
我们的价值观应从“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征服自然”(笛卡儿、培根、牛顿的遗产)——发展为“人仅仅是自然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人是自然之子”。
人类必须学会尊重自然、师法自然,不再把自然当作永无止境的盘剥的对象,而应看作是人类存在的根基。
我们人类与天斗,与地斗,在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敌人后,却发现最危险的敌人竟是我们自己——人类妄自尊大,对自然无限的索取,最终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德国家希普克说:
“地球这个宇宙飞船还有救吗?
”“地球上现有60亿乘客,载着5万亿兆吨空气和13亿立方公里的水,其中只有2%是淡水┅┅航船负载过重,一半乘客在挨饿,生命攸关的储备已接近枯竭。
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在小说《寂静的春天》里描述了美国中部的一个镇,原本生态和谐,鸟语花香,后来,由于人类的破坏,牛羊鸡犬纷纷死去,鸟儿也没有了,到了春天只有可怕的寂静。
现实迫使人类开始怀疑自高自大、战胜自然的二元理性:
康德不相信理性的作用,主张不可知的“物自体”;
歌德尔提出循环论证的理性不完备定律;
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说;
存在主义陷入责任与自由相矛盾的理性文明的困境。
海德格尔早就预言生态的危机,写出《人诗意地栖居》,他抨击技术理性,认为技术正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提出“拯救地球”,“由拯救地球而更新世界”。
海德格尔哲学体现了对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终极关怀。
托夫勒说:
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征服自然、无限资源、利益递增的基础上的,所以,应当变革文明。
上述说明,人类应当改变自我中心主义,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回到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尽管内战、以农为本、大规模开荒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但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天人合一的(中国也有类似于战胜大自然的思想,不过它是作为文化的支流,而不是主流。
如荀子主张“勘天”、“明于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最有代表性的是庄禅智慧。
庄子哲学、禅宗是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家园,庄子主张“天人契合”,“与天为徒”,“与物为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万物齐一”,“丧耦”,“天地一指,万物一马”,“物无贵贱”,“万物一府,死生同状”;
中国禅宗主张理性与感性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人与自然合一,有限与无限合一,灵与肉合一;
这样,中国的文人文化主张没有差异、斗争,人本来俱足,自由自在,和谐统一,从而消灭了一切分别与对立,不让理智扼杀生命。
人与自然犹如湖中映月,湖与月皆不可缺。
从上可见,我们可以从传统中发现新的文化资源。
四、生态环境的保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从制度着眼,致力于建立环境治理制度:
以现代环境治理制度搞好环境建设。
实行招投标,环境治理、政府服务化、市场化,官员经理化,建立非官僚制的政府、顾客第一的政府、企业家政府、市场化政府,政府从服务转变为授权,从官僚主导转变为顾客主导,从划桨转变为掌舵。
譬如,美国大城市只有很少的主管环境绿化的官员,他们的工作只是主持招投标、进行规划监督等,与大城市庞大的环境卫生管理局、园林局、环保局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生态环境,还必须落实产权,明晰产权,明确利益主体,建立合理的所有制结构。
应当拍卖荒地、荒漠、沙地等国土,将草场、山地等分片划归个人所有,与个人的利益挂钩。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大家共同所有就没有效率?
科斯coase定理说明了其中的道理——信息、产业学之创立者stigler称之科斯定理,在中国也叫科斯第一定理:
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协商(或者叫做交易成本为0;
交易成本是各方在谈判、达成协议及遵守协议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那么私人市场总能解决外部性问题。
科斯定理说明,私人经济主体总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总能达成一个协议,使得每个人的状况更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
科斯第二定理是:
“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即不同的产权制度和制度的安排会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产权制度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内在变量。
如果产权不明晰,就会产生“共有地的悲剧”:
草场为共有资源,镇上的人都去放羊;
由于牧羊过度,草场最终会变得寸草不生。
形成共有地的悲剧的原因是人们的行为具有负的外部性,共有资源往往被使用过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其他还有私人物品、俱乐部物品(排他性公共物品,如加密电视节目,具有收费性和非竞争性)、混合物品、地方公共物品、全国公共物品、世界公共物品(如大气层保护)等。
环境污染也叫公共坏物品。
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因此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很难在这里见到:
人们不珍惜环境;
生产者将污染的成本转嫁到社会,转移到环境这样的公共物品上;
生产者的行为产生负的外部效应(也叫负的外部性或外部不经济diseconomy),即生产者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可见,环境污染或破坏的原因是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集体消费的特征;
在环境中缺乏明晰的产权。
经济学中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
一是明晰产权。
如在共有地的悲剧中,把土地分给家庭,使土地成为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就可免于过度放牧。
二是直接控制,禁止污染,取消污染单位,迁出污染工厂。
三是间接控制,让污染的企业交税,以使“外部性内在化”。
对污染所纳的税叫庇古税或纠偏税(庇古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四是逼迫企业投资排污,达到标准,免交排污税。
五是形成“污染权市场”——当企业被容许购买或出售政府颁发的容许一定污染的许可证时,称之为形成了污染权市场。
容许企业买卖污染许可证,企业就可以选择是排污交税还是治理污染;
选择治理污染,就可把污染许可证卖给别人。
可见,可以用市场的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总之,面对“共有地的悲剧”,经济学的解决办法有:
对羊征税,把外部性内在化;
拍卖有限量的牧羊许可证;
拍卖草场、土地,归于私人所有;
禁止放牧。
保护生态环境,还必须建立公民参与的文化。
有文章中称:
“环境问题从条件恶劣、资源匮乏的外部危机正凸显成为社会失范和文化失落的内部危机,实际上表明我们缺乏足以调动和满足主动参与感的社区生活,缺乏足以应对环境危机的公民文化,沙尘暴其中在我们心中。
只靠高高在上的指手画脚,而缺乏社会底部的积极主动参与的制度保证”。
所以,我们不应当满足于政府行为:
2002年国务院紧急投资540亿元治理沙尘暴;
每年的植树造林形式重于实效。
如果没有民众的自觉的广泛的参与,环境很可能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速度赶不上破坏速度。
因此,建立一种民间广泛参与的制度和文化乃中国的长远之策。
中国人应当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解决生态环境危机。
作者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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