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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淑雯显然志不在此。

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前故事”中她有所交代：

原来叙述者“我”也曾经是一个妄想症的“精神疾患”。

那么，当一个妄想症患者指认另外一个人是妄想症患者，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

“我”显然既不能取信于他者，也无法取信于自我，她不得不求助于书写，并通过讲述的方式来达到治愈的目的――“于是我到了这里。

在书写当中向你现身，与你相聚”。

　　这个故事在表面上有一定的讽喻色彩，有一种卡夫卡式的情绪，它可以被解读为一则现代人生存的简短寓言，“我”不过是另外一个测量员，永远无法抵达那座叫作“真相”的城堡。

但同时，这个故事也呈现为一种心理的结构，我们可以视整个故事为“独白式”的自我陈述，好像是精神患者在面对医生――在故事中被指认为一个毫无来头的李教授――在讲述自我的创伤性经历。

小说在这里试图回答某种起源性的问题，即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已经被异化，而语言，因为与起源的相关而具有某种神秘的疗愈功能。

“卡夫卡的人猿猴，以人类的语言追忆过去、身为猿猴的感受。

但是他说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无法重探猿猴的精神状态。

”这一分析显然带有浓郁的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色彩。

“他人即地狱”也许就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最真实的存在状态。

　　胡淑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不曾发生之事”，以语言和讲述之“有”来描述不曾发生之“无”。

这是胡淑雯刻意向我们玩弄的解构主义的故事游戏。

这让我想起罗伯・格里耶的电影小说《去年在马里安巴》，作品中的女主角同样遭遇到了一个妄想症患者，但不同的是，在妄想症患者的反复陈述中，女主角相信了一切，包括一场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的爱情。

胡淑雯或许从这个作品中得到了灵感，他们同样处理了语言、讲述和内在自我的关系等同样的命题。

但需要指出的是，至少在胡淑雯的这样的一次讲述中，我们除了得到一些精神分析式的片段印象之外，好像并不能加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

即使在最低的限度上，也不能抵御如布鲁姆所谓的个人的孤独。

既然如此，文学何为？

据我了解，不仅仅是胡淑雯，一些其他的台湾青年作家，比如伊格言的一些作品，也有这种将社会历史彻底个人化、碎片化或者精神分析化的倾向。

出现这种美学倾向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其文学史谱系和现实针对性为何？

会不会造成一种写作上的单一性？

这是我在阅读这些作品时感到比较困惑的地方。

　　二

　　相对于《不曾发生的事》几乎以内在化的“我”为视角进行叙述，《浮血猫》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视角，虽然叙述者在某种程度上还被隐在的“我”所影响，但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摆脱过于“内在化”带来的局限，而将视野扩展到了社会层面的书写。

这两者的重叠在某种程度上结构了故事的多个层面。

在第一个层面上，这个故事起源于一种童年的创伤经验以及对这一经验的治疗。

五岁的女孩殊殊在与邻居小男孩性游戏时被男孩的父亲撞见，缺乏同情心和理解力的父亲（代表了某种愚昧的权威？

）对男孩实施了直接的惩罚，为了让这种惩罚更加有力，父亲更是残忍地将刚刚出生的小猫――还浸在胎血中的幼猫――摔死：

一只、二只、三只。

在女孩后来的回忆和追叙中，这一段经历不过是自我“清纯的冒险”，但为何却不能为世俗的世界所接受？

因此她常常回到这一关节性的事件，在所有的成长小说中，关节性的事件总是构成了意义的要点，推动着人物的成长和故事的演进。

但这仅仅是故事的第一个层面，虽然胡淑雯将这一层面视作她故事的诗眼――她以浮血猫命名这个故事正是提示我们这一点。

万幸，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层面，那就是女孩殊殊和鳏居老人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同样懵懂无知的女孩遭遇到了老人的性骚扰，关键问题是，在女孩的意识里，这并非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她几乎是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老人的骚扰。

最后之所以“东窗事发”，并非女孩为了揭露老人的“罪行”，“她只是嫌他烦，嫌他烦而已”。

这里的潜台词非常有意思――因为这种“烦”可能是暂时的，也许过了几天，在几张漂亮的糖果纸的诱惑下，女孩又会乐意接受老人的骚扰。

这种“道德中立”或者悬置“道德审判”的书写态度非常有意思，她超越了简单的女权主义的“控诉”和“审判”模式，在那种简单的控诉和审判模式中，女性被设定为“受害者”和“弱者”的角色，用口诛笔伐的方式对男权世界进行批判。

但殊不知正是在这种自我角色的设定中，反而是更深地落入了男权社会的逻辑：

――原来你（女性）果然就是一个弱者，一个需要被男性或者更高的权威保护的人群。

在这个意义上，《浮血猫》最精彩的部分并非女孩因虐杀幼猫而产生的心理阴影，这不过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并不罕见的案例，它充其量能构成一个如《不曾发生的事》那样的小说;

它最精彩的部分在于小说中的女孩最后长大成人，在公交车上偶遇当年骚扰她的老人，她居然主动――请注意，是“主动”――找上门去，为这个“猥琐不堪”的老人洗澡、甚至手淫。

我摘录小说中的几处描写如下：

　　“这里也要，”他指指胯下，说，“这里，这里也要洗”

　　……

　　殊殊看得懂他的诡诈，然而那诡诈不关她的事，她只管把自己该还的那一点东西还给他。

她用厚厚的肥皂对付那截肉茎，制造一堆泡沫掩藏自己的手，却由于肥皂的润泽，在那支肉茎上制造了夸张的苏醒。

　　老人要求躺上床去，殊殊不理。

　　他继续要求，殊殊还是不理。

　　他接着哀哀呜呜乱叫乱踢，简直是在哭了，满口说我给你钱，我给你钱。

　　她骂了两句，教训孩子似的用毛巾打他几下，再擦干他的身体，帮助他在床上躺下。

　　这里有非常细腻的动作描写和心理活动，最有意思的地方莫过于“攻受”方的颠倒，男性作为常见的“攻”方在此变成了“受方”。

而常常被书写为弱者的女性成为具有强大心理动能的“攻方”。

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角色位置的变动暗示了一种新的对女性主义的认知。

我曾经在人民大学本科生的课堂上请一位女生讲解这篇小说，那位出生于1990年的女生高度评价了胡淑雯的这种颠倒，认为这才是女性写作真正要走的道路。

胡淑雯在一篇访谈中曾经谈道：

“我关注的的确比较是各种‘性的受控’。

被控制、被侵害的经验。

我关注的是如何看待被侵害的辩证，我认为我笔下的角色，即使她们的性经验并不美，许多都是不请自来，以至于她必须去抵抗……但我觉得这些角色是非常有力量的。

我觉得去谈抵抗，抵抗的辩证，辩证的抵抗，对我来说是有趣的事情。

”（《前进》文学杂志第6期胡淑雯专访）

　　我当然也同意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肯定这样一种写作的倾向，但是这里其实依然隐藏着需要特别小心翼翼的陷阱，殊殊作为一个成年女性对这个老男人所做的一切，似乎超越了性别的生理性，存在着某种将（女性）自我去性化的倾向？

联系到小说中提到的“童年阴影”以及对“血”的反复描述，这里面是否有某种自我厌恶的倾向？

或者说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女性厌女症？

对这种非正常的两性关系的处理固然揭示了现代社会性别关系的隐秘畸形，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的病象，但仅仅通过“语言的复述和回忆的重返”是否就可以获得一个获救式的成长？

胡淑雯的小说充满了对“亲密关系”的不信任感和畏惧感，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敌意和恐怖――这种恐怖，不是集中营的恐怖，而是日常生活的恐怖，是人本能的动物性间歇性地发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想象或者书写一种正常的、美好的人性？

胡淑雯在小说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隐秘地指向宗教――我不清楚胡淑雯是否是基督教徒，但小说中却出现了这样的描写：

　　她张开双手，洗涤这副久违的身体，勤快如社工，如看护，如仆役，而且没戴手套，赤手抹除了他们之间的界线――施与受，施洗与受洗的界线。

　　她想清洗干净的，除了他或许还有自己。

十二年前在他身上降下的那场刑罚，不是六岁的她同意的，或者说，她未曾抗辩就同意了，所以她自认亏负于他，负他一份跟那场刑罚等量的东西。

　　在这里，“施”与“受”、“罪”与“罚”构成了宗教的隐喻，暗示了最后的拯救似乎必然在教义的指导下才能完成。

由此，女性主义的自救和宗教的他救被整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似乎看起来有效的“疗伤”系统。

至少在小说里面是这么暗示的：

女孩从童年的噩梦中恢复为正常的（甚至更坚强）的有人格力量的个体;

而那个生命已经接近衰亡的老男人又奇迹般地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他艰难地活起来，洗澡，剃头，剪指甲，去市场买东西，还为女孩挑了份礼物……他好像变了个人，这令他有点怕。

”

　　三

　　借助宗教的隐喻意义，以“和解”和“长大成人”的故事结局来治愈个人曾经遭遇的侵犯和创伤。

这一故事结构于是又将行为主体封闭在个人经验的时间之环中，让个体在有限的生命经验和短促的社会经验中完成叙述行为。

我非常惊讶地发现，在胡淑雯的小说中，除了时间在进行某种单一的线性流动之外，其他的似乎都处于某种停滞之中，在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停滞之间，某种类似于现代性的个人经验被建立起来了。

这似乎在台湾的青年作家中成为一种审美上的惯性，骆以军在《借来的时光》一文中曾借用黄锦树的话如此评价伊格言的短篇小说《虚构作者的回函》：

　　原来事物的本身并不属于我�D�D原来我是个“他者”与“附魔”，一种与齐克果《诱惑者的日记》（疯子般的诗人掌控美的伦理之诠释权柄）和法国新小说家们将叙事击碎成全然客物皆仅一墙之隔的，“对于意识主体濒临消亡的哀悼”：

“……一个摄取物象光影的目光（如照相机），一介于沉默呢喃之际的声音，介于分裂的主体，许多篇章的叙事总是从一个地方出走，到介于熟悉与陌生之间的他方（散步到他方），然而所到达的他方并非目的地――因为目的地实际上并不存在（没有外在的、客观的指涉），一如梦境（和现实生活恒处于一种复杂的象征隐喻关系），因而出走本身即是目的，它没有外在――一切都是内在，内部的风景。

　　作为一篇序言，骆以军是以赞赏的态度来肯定伊格言的写作的，在这篇序言中，他罗列了包括塔可夫斯基、川端康成等在内的众多现代艺术高峰期的经典作家来为伊格言的写作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似乎在这样一种具有世界化的写作谱系中，台湾地区的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写作的合法性就被建立起来了。

一方面我赞叹骆以军的分析和建构能力，但另一方面，我却对其判断保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

“没有外在――一切都是内在，内部的风景”，我想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外在，何来内在？

这个“内在”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的？

单原子的、封闭的个人是否可以构成一个足够有效的“风景”世界，来完成语言更新和人的更新这样一个文学的本质要务？

　　我在《虚构作者的回函》和《不曾发生的事》里面看不到这种希望，“主体意识”的灭绝固然可以造就一种高峰现代主义的经验体和生命体，但是同时也放弃了更多的风景――不仅是外部的风景，同时也是内部的风景。

在任何一种意义上，人都不仅仅是一个隔绝者和孤独者，也不仅仅是一个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单原子的个人――人首先是一种社会和历史意义上的人，这一基本的认识论，往往被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所抛弃，因此，回到这种基本的关于人的认识论上来，或许是台湾青年作家需要走出的第一步。

　　在这个意义上，胡淑雯的《浮血猫》似乎还有一些欲说还休之处。

正如前文我已经提到过的，胡淑雯在这篇小说中呈现了某种社会化的景观，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在叙事之环进行了突破。

这其中尤其表现在对于具体的生活环境的描写，其中有一段写老人在博爱院里的住所：

　　那人的房间，是由一间房剁成两半，再剁成两半的。

长宽都只剩一半。

局促间，仿佛连天花板也被拉得矮了一截。

小小一格窗，挡去了大片的阳光。

铁架上搭了木板就算一张床，像是给犯人睡的，潦草地把房间变成一格囚室，拘留着一个被历史绑架的人。

　　这种描写让我想起巴尔扎克笔下巴黎贫民窟的场景，虽然时空已经不同，但社会结构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关键问题是，在这种不变的结构中，是人性的原地踏步：

　　那人住的地方围着高墙，拴着铁门，名为“博爱院”，其实也兼作教养院，收容独生老兵，也管训太妹。

太妹吸胶、吸安、吸男人，送进博爱院管训，继续吸胶、吸安、吸更老的男人。

或者翻出墙外，穿越永远在等待修治的破马路，溜进对面的贫民窟，吸更穷的男人。

　　殊殊她妈不喜欢把博爱院称作教养院……在她战战兢兢的脑袋里，穷人是一种有限的配额，假如有人需要这个位置，她是很乐意出让的。

仿佛只要指着远处说“不在这，在贫民窟那边”，自己就可以拾级而上，升格为有钱人。

　　这些表面平静的叙述暗藏机锋，并流露出一种简单的“阶级意识”。

这让我们在进入殊殊的特殊遭遇之时，已经明白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语境，这是一个发生在贫民窟或者毗邻贫民窟的那些社会底层的故事，我们无法想象那个老男人会出现在一个高档的社区进行他的性骚扰。

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一些阶层被刻意保护起来，他们不需要承担太多的风险;

而另外一些阶层，则被最大限度地抛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各种风险：

失业、饥饿、暴力和侵犯。

这是胡淑雯在其故事中不经意间披露出来的，但正是这些不经意的东西，拯救了这个故事，让这个故事不止于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的自我经验的呈现，而是和社会、历史有了一定程度的对接。

　　更有意思的是那个老男人，在故事的表层叙述中，他仅仅是一个对象性的人物，用以完成女主角的救赎叙述。

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他居然复活了，成为一个试图重新发声的主体性人物。

也许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这个老人的身份，从小说的种种陈述来看，他或许可以是一个老兵――他住在收养了很多老兵的博爱院，他有某种残缺，或许是战争的后遗症――且不管这么多吧，最有意思的是，这么一个老人，没有任何的来历，没有来路也没有去路，好像是一个被历史遗弃的孤儿。

是的，这个老人是一个典型的孤儿形象。

这一孤儿形象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台湾经典作家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我们可以想象胡太明最后变成了一个住在博爱院里的垂垂老朽吗？

胡太明在不同的空间中（中国台湾、日本、大陆）流浪，为的是寻求到一个真正的文化位置和文化身份，如果胡太明最后不过是一个被“历史绑架”并在历史中忘却自我的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最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这难道不比一个简单的孤独主题更能体现所谓的辩证的抵抗？

　　也许这正是胡淑雯们需要去仔细梳理和思考的东西，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回到更具体的人和事，而不仅仅是执念于现代的“幻景”。

我非常敬仰的中国作家陈映真曾经在《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中尖锐地批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在所谓的普世性的话语中失去了历史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同时也开宗明义地指出：

　　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国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

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

从19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后，贫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

几百年来，贫困的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这才是真正普世性的命题。

穷人们――在今天垄断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中所有普通人的代名词――如何抵抗？

或者说，有没有一种抵抗的美学不仅仅是在个体的内部发生，同时也勾连着他者和更广阔的人群？

如果我们的作家（不仅仅是中国台湾地区的作家）不仅仅想做一个美文家，他们就应该真正思考抵抗的“辩证法”：

不是作为一种抽象的人对一种抽象的观念、症候的抵抗，也不是虚构出一个完全自足的主体，在内封闭之环里完成有限的人生。

而更应该在具体的经济政治语境中理解个体、语言、自我和他者（历史、社会、精神疾患）之间的辩证关系，将经验的抵抗升华为美学的抵抗，将社会问题和精神困境转化为美学形式，如此，他才可以称得上听到了“文学的召唤”。

　　2014年8月1日初稿于合肥

　　2014年8月2日再改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