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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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的诗歌“主要赞颂美好的事物，歌颂友谊，抒写爱情，总的说来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理想。

”①莎翁的第一首长诗讲述的是爱神维纳斯爱上了人间美少年阿多尼斯，在少年外出打猎时总是紧跟身后并多次向他表达爱慕之情，但都遭到阿多尼斯的婉言拒绝。

有一天清晨，维纳斯劝说阿多尼斯不要再外出打猎，因为她预感到有凶猛的动物出现。

阿多尼斯没有听取维纳斯的忠告，结果被凶猛的野猪咬死。

维纳斯听到猎狗的叫声后尾随而至，看到自己心爱的少年死去后悲痛万分，她追随少年流的血而跪地哭泣。

后来阿多尼斯的尸体化为一株美丽的白牡丹,维纳斯将之捧在手上亲吻每一片花瓣，如同亲吻少年的面颊并嗅闻到了他的气息。

莎士比亚的这部长诗告诉人们，所有爱情的结局都是悲伤的。

莎士比亚叙事长诗在国内外的研究者甚少。

杨周翰先生编选的《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册分别于1979年和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选入了世界各地学者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文章。

其中德国学者弗·

史雷格尔（F．VonSchlegel）的《作为北方诗人的莎士比亚》主要论述莎士比亚如何在戏剧中作诗化表现，没有涉及到莎翁的诗歌创作。

②英国人柯德维尔（ChristopherCaudwell）的《英国诗人》一文看似讨论莎士比亚的诗歌创作，实则分析莎剧《李尔王》。

③就国内的研究文章而言，目前涉及到《维纳斯和阿多尼斯》这部长诗作品的研究文章有陈钦武先生的《莎士比亚叙事长诗中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传说及其悲剧精神的美学蕴藉研究》一文，主要分析了长诗如何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以及其中蕴含的悲剧色彩。

④李伟民先生撰写的《<

维纳斯与阿董尼>

对人性与自然的歌咏》（《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2期）、《莎士比亚的长诗<

与女性主义视角》（《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5期）和李士琴撰写的《<

维纳斯与阿都尼斯>

中的矛盾对立体剖析》（《南京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3期）都是对作品主题的研究，没有探究这部长诗在中国的翻译情况。

关于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在中国译介的研究文章中，人们往往也忽视了《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这部长诗。

孙艳娜用英文写成的《莎士比亚在中国》（ShakespeareinChina）一书是作者在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DresdenUniversityofTechnology）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是目前国内研究莎士比亚在中国译介、传播和接受最详尽的著作，内容包括莎士比亚在中国的翻译接受历史、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以及莎士比亚和传统中国戏剧的相似性等内容。

该书对莎士比亚诗歌的译介没有进行详细的梳理和论述。

⑤袁荻涌先生长期致力于翻译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其文章《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梳理了莎士比亚主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以及每个历史时期的莎译情况。

袁先生认为30至40年代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黄金时期，曹未风“原来计划把莎剧全部译出来，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各方面条件太差，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才完成了11种。

1942-1944年，贵阳文通书店出版这些译本，题为《莎士比亚全集》。

后来上海文化合作公司又重印了其中的9种，外加一种新译本，共10种，以《曹译莎士比亚全集》为总名出版。

在翻译莎剧方面贡献最大的，要算朱生豪。

……1947年，世界书局出版了朱生豪翻译的莎剧27种，分三辑出版，题为《莎士比亚全集》。

……抗战后期到解放前夕，参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翻译的人仍然较多。

如曹禺翻译了《柔蜜欧与幽丽叶》，梁宗岱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商籁》、孙大雨翻译了《黎娜王》等等。

”⑥在这份抗战期间莎士比亚译者的名单中没有曹鸿昭，唯一提及的诗歌译者是梁宗岱，《维娜丝和阿多尼斯》这部当时两度在不同出版社出版的长诗作品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线，这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梳理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二、抗战时期曹鸿昭的翻译

据查证，最早将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翻译到中国来的应该是曹鸿昭先生，民国39年9月长沙商务印书馆初版了他翻译的《维娜丝与亚当尼》，之后重庆大时代书局于1943年3月将之纳入“世界文艺名著译丛”再版，这已不是所谓的“初版”。

⑦

曹鸿昭先生1908年出生于河南新野，南开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曾执教于南开大学、西南联大，重庆中央大学等名校，1947至1969年任联合国中文翻译处高级翻译员，后旅居美国。

曹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诗歌翻译家，我们今天所能见到他的译作主要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等古典诗歌。

抗战时期其翻译的莎士比亚长诗《维娜丝与亚当尼》是一部堪称典范的译文，因为曹先生在这部译作中加入了很多“附加成分”，以方便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后来此长诗的译者也都纷纷效仿此法。

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这部长诗译作是英汉对照本，首先插入了莎士比亚的画像，接着是译者撰写的3页长的“译者序”和译者整理的14页长的“莎士比亚传略”，然后是译者针对译作撰写的《关于维娜丝与亚当尼》的介绍文章。

“献信”是原作扉页上本来就有的文字，内容是莎士比亚将把自己创作的长诗献给一位名叫桑普顿的伯爵，希望得到他的认同，译本共计161页。

其中，“莎士比亚传略”部分介绍了莎士比亚一生的生活和戏剧创作历程；

“关于《维娜斯与亚当尼》”部分则包括“故事底来源”、“出版及著作时期”、“所受的影响”、“当时人底称赞”以及“概括的批评”等五个方面的内容，使读者对这部叙事长诗的创作背景和相关信息有较充分的了解，从而易于理解长诗的内容。

1943年2月重庆大时代书局再版的时候，省去了“译者序”，将正文前的所有部分纳入到“绪言”中，全书正文内容共计118页。

曹鸿昭先生的译本采用横排版，尽管译者自认为“竭力要保持原诗底韵位，但终于没有完全做到。

有些韵过于勉强，不稳，仿佛周岁的孩子学步似的，有摇摇欲跌之势”，⑧但曹氏还是比较注重“建筑美”，译文在形式上与原文基本保持一致，以第一节为例：

“当太阳呈出紫色的面庞，辞别了正在洒泪的清朝，玫瑰面的亚当尼驰至猎场；

他爱好射猎，把爱情嘲笑；

病相思的维娜丝迎面疾行，像厚颜的求婚者向他调情。

”

从诗行的排列来看，译诗保持了原诗的6行体形式，最后两行向后缩进4个字符；

前面两行诗10个汉字，后面4行保持11个汉字，大体保证了诗行的整齐。

曹译本在用韵方面也基本上做到了与原诗的“形似”，莎士比亚诗歌的韵式是ababcc（face-morn-chase-scorn-him-him），而译文的用韵同样是ababcc（ang-ao-ang-ao-ing-ing）。

由此可以看出曹先生的译文不仅注意传达出原诗的情感内容，而且也将原诗的音乐性效果很好地融入到译文中，即便用今天的翻译标准加以审视也应将其划归优秀译作的行列。

曹鸿昭先生在翻译《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

1937年2月，曹先生在写出版序言的时候说是“4个年头前译完这首诗”，表明这首叙事长诗被翻译成中文是在抗战爆发前的1933年，而正式出版则是在“民国39年9月”，即1940年9月。

曹先生说自己翻译莎士比亚的这首长诗是凭着“冒失劲儿”，翻译的过程中“步步在致力克服着困难，有时靠自己，有时问人；

结果总算顶到尽头。

”⑨同时，译者也非常谦逊地以当时所读陈西滢先生《论翻译》一文所讲翻译文本具有“形似”、“意似”和“神似”⑩三种层次，认为自己的翻译并不符合这“三似”的要求，希望读者朋友和批评家能给他指出差距。

译者认为莎翁的长诗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是“作者写韵文的能力”；

二是“题材的选择”，这两点使我们“读这首诗像看一幅美丽的图画或听一段幽美的音乐一样，我们于得到快感之后尚不至于激起兽性的欲望，所以这首诗实是上乘的艺术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长沙在抗战时期可以纳入广泛的大后方范畴，不管是商务印书馆还是重庆的大时代书局出版了《维娜丝与亚当尼》，均表明抗战大后方在莎士比亚长诗翻译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莎士比亚诗歌翻译领域具有开创意义。

三、建国初期方平的翻译

如果说曹鸿昭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第一人，那方平应该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人。

1948年4月，方平在桂林出版的《诗创作》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译作《维纳斯与阿童尼》，几经修改之后，1952年11月28日在文化工作出版社出版了名为《维纳斯与阿童妮》的单行本，并于1954年在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再版。

方平的译作是继曹鸿昭之后的又一单行本，在中国莎士比亚此长诗的译介历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方平开始着手翻译的时间是抗战胜利曙光初露的1947年2月，译者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完成了长诗的翻译，即如方先生所说：

“到4月初我完毕了初稿和二稿。

”方译本与曹译本相比增加了很多新鲜的内容：

首先是方平创作了序诗《吊阿童妮》来表达对阿童妮的赞美之情；

然后是关于莎士比亚诗歌的考证和研究，这部分内容包括“关于原诗的版本”、“写作年份”、“献词”、“故事来源”、“阿童妮这一神话底意义”、“维纳斯底传说”、“试论维纳斯与阿童妮：

关于它内涵的时代精神和它底光辉的写实的技巧”等，这比曹译本中“关于《维娜斯与亚当尼》”部分的内容更为丰富详实。

同时，方译本的附录还增加了“维纳斯与阿童妮”的故事、“莎尔玛西与赫玛洛弟德”的故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五首”等内容，希望读者能够借助这些附录作品进一步加深对长诗的理解。

当然，这些附加成分与正文之间形成了密切的“文本间性”，即通常所称的“互文性”，这一观念是由法国文论家朱丽娅·

克里斯蒂娃提出来的，她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

由此推论，任何文本都蕴含着其它文本或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转化，文本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本网络，从中可以看见文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根据互文性的概念，方平译文的附加部分可以理解为《维纳斯与阿童妮》的过去，其对莎翁后来十四行诗创作或其它“后来者”诗人的影响可以视为译文的将来，由此带来了理解的多层次性，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原作的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曹译本对方译本影响的痕迹，或者说方译本参照了曹译本的内容和结构。

两者译文的附加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对原作版本和出版时间的考证，对神话故事的探源以及对莎士比亚长诗的初步研究等。

关于曹译本对方译本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方译本正文之后的“注解”中得到印证。

比如原诗第497至498行是：

“ButnowIliv’d,andlifewasdeath’sannoy./ButnowIdied,anddeathwaslivelyjoy.”方平的译文是“方才我还活着：

活着该是死亡的妒忌；

/方才我还死过：

而死又有极乐的生趣！

”方平解释时便用曹鸿昭的译文作说明：

“生像死那般苦恼，而死却像生那般欢乐（读者想必不会分辨不出来，这里所谓生和死，都以维纳斯为主体，而与它们相对比的生和死，则泛指众生），那么情形就非常明显，该是‘欣然就死’，而不必要‘我是在把生命留恋？

’这多余的犹豫了。

曹译多少与译者底私见相同：

此刻我活着，生命是死亡的滋扰，/此刻我死了，死亡是生命底逍遥。

”倘若没有参考曹译本，方平在此就不会拿曹鸿昭的译文来作比较。

如果说曹译本是在抗战即将爆发时诞生的，那方译本则是抗战接近尾声时的产物，后者相对而言受“战争”影响的印迹更为明显。

通过译者创作的序诗《吊阿童妮——译莎士比亚<

维纳斯与阿童妮>

后作》可以看出，译者本人甚或译者翻译时所处的中国文化语境都把莎翁的这首长诗看作是具有战斗气息的作品，至少美少年阿童妮拒绝爱神维纳斯的爱便透露出其为追求“更高更远、更专注热烈”的目标而远离温柔乡的决心，因此代表人类本能爱欲的维纳斯成了人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而美神阿童妮则被解读成了具有远大理想和目标的奋斗者形象。

译者对阿童妮这样称赞道：

“你屹立在黑暗的边缘守望着黎明底诞生，任一切磨难都不能动摇你、夺去了你的意志、你底爱，教你违弃了自己底信仰，交献出映现在心里的光明！

果真这样？

你将是忠贞不渝的爱人信守着爱底盟誓在妖魔底包围里，你将是勇敢无畏的战士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为着一串无穷美丽的明天！

除序诗之外，译者在《“考证”和探索》部分进一步认为阿童妮是“种物崇拜”的结果，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

“阿童妮并非仅是传闻中的美少年，艳情诗中的爱人儿；

他底交替逗留在冥间和转回到阳世来的双重性格，也不仅是一种满足异思妄想的神话而已。

阿童妮该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底淳朴的想象从田野里得到了启示而创造出来的那一种精灵。

他底生死轮回正好象征了植物底坚韧而强大的生命力。

……有些神话学者还指出，人们对于阿童妮底悲悼并非是感念于稻在冬天里枯萎，二是根源于亲切的设想，稻成熟后所遭受的镰刀和磨子所加予的宰割和磨折的痛苦。

”阿童妮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对艰难困苦的忍受力是人类所需要的优秀品质，也是一个坚毅的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应该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广大民众应该学习的榜样，契合了中国文学的当下性诉求。

这与莎翁最初创作此长诗的寓意相去甚远，体现出翻译选择的时代性和翻译作品的政治性，当然在译介学上也是一种合理的“创造性叛逆”。

除受到“战争”的影响外，方平的译文还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方平的序诗是在1949年10月写成的，译文在1952年11月出版，那时候中国空前的民主革命和解放战争构成了文学翻译语境的底色，因此他在序诗的最后写道：

“追悼殉难于解放前夕的烈士们”，其翻译此诗时正值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是否也隐含了当时译者的翻译目的是要追悼殉难于民族解放战争的烈士们呢？

不管怎样，方平的序诗以及序诗后面的留言都表明他希望自己的译作能够融入到时代精神文化之潮中，从而为译文找到更大的生存空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政治性倾向。

恰如亚裔学者斯皮瓦克所说：

“如果你想让译本被接受，那就试着为写作这个文本的人翻译。

这时问题就会显而易见了，因为她不在同一部风格史中。

你让人接受的是什么？

接受的层面是抽象的层面，个体已经在那里形成，可以在那里谈论个人权利。

当你坚持下去，用一种并非你自己的语言，这样，当讨论复杂的东西时，你就可以把那种语言用做指涉，你就开始让文本的某一方面接近读者了，轻松愉快地让她接触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通过很快就学到的一种语言让人接受别的东西，并以为你在转换内容，那么你就背叛了文本，展示一种相当含混的政治。

”方平的译文正好印证了文学翻译在选材和翻译过程中必然受制于政治文化语境以及出版组织者等“赞助人”系统。

也正是如此，“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4年9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再版了方平翻译的《维纳斯与阿童妮》，除在第18页增加了“扫桑顿伯爵画像”、在34页增加了“维纳斯的诞生”插图、在142页增加了“鲛人”插图和“修订本后记”之外，译者“尽自己的力，把全篇不通顺、不合口语、和脱离愿意的地方作了必要的修改，甚至整段重译”，显示出严谨的翻译风格。

比如第413至第414行，第一版译文是“又因为听说：

它是没有生命的生命，/一口气在笑、一口气又在哭的生命。

”修订本的译文是：

“听人家说：

它有生命，可没有生机；

/它会哭、会笑，可就少了一口气。

”两相比较，修改后的译文更能传达出阿童妮对“爱”的理解。

就方译本的再版而言，不得不提及1985年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修订本《维纳斯与阿董尼》。

在这本译诗集的前面有译者专门为此长诗写的一篇较长的研究文章《年轻的莎士比亚和他的第一篇长诗——论<

》，文章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该长诗对于莎士比亚在英国文坛的重要意义，它是宣告莎士比亚进入英国主流文坛的“檄文”。

对莎翁本人而言，这一时期创作的戏剧和诗歌作品“惟独长诗得到钟爱备至的关怀”，在出版过程中“经过认真，仔细的校勘”，不像戏剧脚本那样出现很多印刷的错误。

当然也从侧面表明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在西方文坛的地位不及文学之冠的诗歌。

第二部分主要讲莎士比亚的这首长诗在英国的传播和接受，其受读者欢迎的程度超出人们的意料。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这首长诗体现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文艺思想，第四部分探讨莎士比亚该长诗的创作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以及时代风尚对莎翁诗歌创作的影响。

第五部分论述《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自身的艺术和思想特色，体现出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的拥抱。

第六部分重点论述了长诗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译诗正文后的附录内容与之间的版本相比大同小异，译诗后的“评注”主要是把正文中读者难以理解的诗行或字句作详细的解释。

“考证”部分首先是对长诗的“版本”作了细致的研究；

接着对“写作年份”进行了严格的考察；

第三是对“故事来源”的详细考证；

第四点是对“关于阿董尼、维纳斯的神话”的谱系学研究。

译诗集的“附录”部分收入了“维纳斯与阿董尼的故事”和“莎尔玛西与赫玛弗罗蒂德”的故事，是译者用讲故事而非诗歌的方式对故事原型的叙述；

之后再选入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五首”，这五首诗在主题思想、对“时间”的感叹以及体现出来的“质朴的艺术思想”等方面与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形成呼应。

在这个最新的版本中，译者最后在“译后记”中追述了他翻译莎士比亚这部长诗的历程，以及他的翻译所凭附的版本。

总体来看，方平先生比较考究的译著显示出他对待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是一种对原作和中国读者负责任的严谨译风，这也是方先生的译文在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译介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关键原因。

四、其它译本

事实上，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翻译一直都没有消停过。

除了上面提及的开创者曹鸿昭、最有成就者方平之外，张若谷、梁实秋以及新时期以来的曹明伦等都曾翻译过这部长诗。

中国翻译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第三人应该算张谷若先生，他译作的名称是《维纳斯与阿都尼》。

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的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中没有收入6个历史剧本和部分诗歌，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朱生豪译本完善了《莎士比亚全集》，加入了历史剧本和全部诗歌。

其中第11卷收入了莎士比亚的诗歌作品，分别是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鲁克丽丝受辱记》，《十四行诗》和杂诗《情侣怨》、《爱情的礼赞》、《乐曲杂咏》、《凤凰和斑鸠》。

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一首长诗被翻译为《维纳斯与阿都尼》，译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张谷若先生。

虽然张译本没有印制单行本，但其对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增补作用和影响却非同一般，至今仍被译界称道。

该长诗的第四个重要译者是梁实秋先生，他翻译的名称是《维纳斯和阿多尼斯》。

1967年，梁实秋独自一人翻译完成的40卷本《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成为中国莎士比亚翻译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事件，此前大陆曾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他翻译的8种戏剧。

诗歌部分，梁实秋翻译了《十四行诗》（TheSonnets）、《爱人的怨诉》（ALover'

sComplaint）、《鲁克丽丝失贞记》（TheRapeofLucrece）、《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andAdonis）、《热情的朝圣者》（ThePassionatePilgrim）、《凤凰和斑鸠》（ThePhoenixandtheTurtle）六种。

相较于朱生豪先生全译本中诗歌的译文来讲，梁实秋更能保存原作内容的本色，做到真正的“信”。

比如梁实秋认为“十四行诗第一百二十九首是著名的一首，以性欲为主题,表现诗人对于性交之强烈的厌恶。

梁实秋认为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把这些部分几乎完全删去，非常可惜。

莎氏原作猥亵处，仍宜保留，以存其真。

新时期以来，关于莎士比亚第一首叙述长诗的翻译仍在继续，1995年8月桂林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曹明伦的译本，译名为《维纳斯与阿多尼》。

这个译本最突出的特点是采用格律诗体来翻译原文，而且译本的书眉配有相应的插图，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了原作的故事情节。

这个译本除了“出版前言”之外便没有其它说明文字，是继曹鸿昭、方平之后单行本中附加成分最少的一种。

关于该译本的特点，出版前言中是这样介绍的：

“曹明伦先生在英诗中译的实践和理论方面作过深入的探索，迻译过斯宾塞、莎士比亚的诗歌多种。

他在这部长诗的翻译中，坚持以格律诗译格律诗的同时，不囿于原著六行诗ababcc的韵式，而采用了更为中国读者所接受的‘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配韵方法，使译文洗练优美，摇曳多姿，堪称他译作中的又一佳品。

”在此仍然以第一节为例：

“当那红彤彤赤艳艳的东方朝阳才刚刚告别了潸潸垂泪的黎明，双颊红润的阿多尼便忙于追猎；

他爱飞鹰走犬而嗤笑说爱谈情；

害相思病的维纳斯偏把他紧追，像个冒失的求爱者要向他求婚。

”曹明伦的译文采用了非常严整的六行体形式来翻译莎翁的作品，而且基本上做到了偶行押韵；

语言相较于之前的译本来说也更通俗易懂，具有中国现代格律体诗的形式和音乐审美特质。

纵观《维纳斯和阿多尼斯》在中国的几个译本，所有的译文基本都能传达出原作的情感内容，它们最大的差别在语言风格和译作的形式上。

曹鸿昭和曹明伦的译文在形式上注重整齐和押韵，张若谷和梁实秋的译文语言显示出典雅的特征，而方平的翻译在语言上则更加轻快活泼，它们各具特色但又与原文紧密相依，共同辉映出莎翁长诗在中国翻译的伟大成就。

①朱生豪：

《前言》，[英]威廉·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

（一），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4～5页。

②[德]弗·

史雷格尔：

《作为北方诗人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册），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316～318页。

③[英]柯德维尔：

《英国诗人》，《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册），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51～458页。

④陈钦武：

《莎士比亚叙事长诗中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传说及其悲剧精神的美学蕴藉研究》，《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4辑），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29页。

⑤孙艳娜：

《莎士比亚在中国》（ShakespeareinChina），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⑥袁荻涌：

《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攀枝花：

《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⑦贾植芳等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

翻译文学卷》，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49页。

⑧⑨曹鸿昭：

《译者序》，[英]威廉·

莎士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