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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旅游不同于家庭旅游的特殊性,是由旅游过程中父母和孩子的身份与关系决定的。
相对于家庭旅游来说,孩子是亲子旅游参与的必要成员之一,因此亲子旅游产品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儿童旅游产品特征。
对于亲子旅游的定义,学术界的研究很少,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定义。
从亲子旅游参与成员构成的角度来看,Shaw(1997)认为亲子旅游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度过休闲时间或者从事休闲活动。
白凯等提出的仅包括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旅游活动就符合亲子旅游形式。
李菊霞(2008)探讨亲子旅游市场存在的问题时,认为亲子旅游是由父母及其未成年子女为主体的新型旅游活动形式,并指出其在人员构成上与家庭旅游活动的区别。
张红(2010)认为亲子旅游是由父母和孩子参与,以增进“亲子”感情、放松家人身心和开阔孩子视野等为目的,同时具有家庭旅游和儿童旅游的属性的一种旅游形式。
亲子旅游中,孩子是研究焦点,其旅游目的也具有特殊性。
罗少燕、武邦涛(2007)探究中国家庭旅游模式,将家庭旅游研究对象界定为1对父母带1-2个未成年孩子外出旅游,为了共同探索并体验新鲜事物,培养家人情感。
吴水田等(2013)指出亲子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旅游过程中可以增长孩子的见识、达到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
韩国学者Kim和XinranY.Lehto(2013)探究韩国亲子旅游行为,认为带孩子外出可以加强孩子的社交能力、增进家庭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能让父母逃离工作、放松身心。
基于上述已有研究中对家庭旅游和亲子旅游的内涵探究,笔者认为,亲子旅游的定义可以从三个方面界定:
第一,目的是增进家庭成员之间情感关系、增长孩子的见识和能力、放松身心、开阔视野等;
第二,参与成员至少由父母和子女双方构成,孩子是必不可少的参与角色;
第三,是一种集体验、休闲、认知、亲情于一体的教育方式和旅游形式。
亲子旅游的出发点是“子”的需求,谋求的是旅游过程中“亲”与“子”双方的协调。
2.1.2家庭因素
(1)因素的分类
家庭是每个个体在出生后最早接触到的社会机制和最早面对的群体,而家庭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
个人的早期社会化,就是通过与家人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家庭是社会群体的一种特殊组形式,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经济关系为基础而建立的,为维护社会体系发挥重要作用。
学术上对于家庭因素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教育领域,研究重点多为家庭的背景、家庭的环境、父母的教育方式等(皮连生,2004)。
RobertE(2004)在它的研究中,将家庭因素定义为家庭的大小、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内部的关系和教育方式。
国内学者也对家庭因素进行了不少研究。
赵叶珠(2000)就提出了她的观点,定义家庭因素包括家庭的居住地、家庭的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氛围。
李培林(2004)在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时,提出了包含内在文化环境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家庭背景这一家庭因素,并指出父母的教育程度这一内在环境要素的重要性。
在旅游学术领域,国内最早研究家庭旅游行为的学者崔痒、黄安民(1995)就提出影响旅游行为的家庭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水平、家庭成员职业类型、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成员年龄结构及家庭成员的闲暇时间等。
杨学燕、金海龙(2004)分析居民出游行为的家庭影响因素时,重点研究的家庭结构这一因素的影响作用。
(2)相关因素的含义
①家庭结构
家庭结构,指的是家庭的成员结构,成员之间互动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
可以说,家庭结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庭人口要素构成,家庭由多少人组成或由几代人组成,即家庭的规模大小;
二是家庭的模式要素构成,就是家庭成员通过不同的相互联系方式而形成的差异化家庭模式。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986)先生曾提出一个更具操作化的定义,即家庭结构就是“一个家庭由哪些成员组成以及这些成员之间的关系”。
对家庭结构的分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存在差异。
美国人类学家G.P.默多克最先提出了核心家庭概念。
按家庭居住情况和代际关系划分,可以分为单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三口之家(夫妻双方与未成年子女)、两代同堂(夫妻双方与成年子女或夫妻双方与两个及以上子女)、三代同堂5种家庭结构基本类型。
基于“五普”长表数据,王跃生(2006)依据夫妻之间的婚姻关系和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将家庭结构分为:
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复合家庭、单人家庭、残缺家庭和其他六大类,其中核心家庭包括夫妻核心家庭、标准核心家庭、缺损核心家庭和扩大核心家庭四类。
学者风笑天(2009)以中国五大城市为调研对象,通过抽样调查,得到人口数据资料来分析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结构的现状,结果表明核心家庭结构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的主要家庭类型,与非独生子女相比差异明显,并且子女的婚姻状况是直接导致其家庭结构变化的原因。
研究中,他以子女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为依据,将家庭结构分为:
核心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主干家庭(父母与已婚子女共同居住)、空巢家庭(父母两人居住)及其他家庭(父母与祖父母或其他人居住)四大类。
孟霞(2009)则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政策的推行等因素影响了中国的社会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带来的家庭结构的变动也呈现特定的特点:
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核心家庭数量在增多,夫妻核心家庭数量上升明显,家庭结构由“正金字塔型”转向“倒金字塔型”,男性一人户家庭在增加。
本篇研究以亲子旅游作为研究对象,就突出了孩子是作为必不可少的家庭结构成员角色之一。
研究中针对“亲子“中”子“的界定是,未婚,无独立经济能力的孩子。
从年龄阶段划分来说,为0-22岁之间的孩子(参考中国本科毕业生年龄,且排除已婚的人群),也就是中国年龄阶段划分的儿童(0-6岁),少年(7-17岁),部分青年。
参考依据:
《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制。
综合已有研究对于家庭结构的分类,剔除家庭结构中无孩子的家庭类型,笔者将研究对象分为核心家庭(包括夫妇与一位独生子女,夫妻与两位及以上子女)、单亲家庭、三代以上直系家庭(祖父母、父母、孙子女三代组成)三大类。
②家庭生命周期
家庭生命周期(familylifecycle)是反映一个家庭从形成到解体呈循环运动过程的范畴。
一个家庭从形成、发展到消亡即为一个生命周期。
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变量,在家庭消费的分配和解释消费者行为领域都应用广泛。
家庭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家庭所执行的社会功能也不同。
对家庭生命阶段的划分,以及在不同生命阶段家庭进行旅游消费决策行为所呈现出的差异性,国内外学者都深入进行过探究。
Wells&Gubar(1966)依据最小孩子的年龄及配偶的社会地位来划分家庭生命周期,并进一步验证了生命周期和家庭成员年龄变量对产品消费预测的有效性。
Gilly&Enis(1982)则依据女主人的年龄、及其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为标志,建立了适应美国家庭的13阶段生命周期模型。
国内学者杨凌、陈学彬(2007)在对中国家庭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模拟研究时,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新生家庭、中间阶段家庭、中年家庭以及老年家庭四个阶段,且新生阶段主要进行子女抚养,中间阶段主要为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阶段。
刘艳彬等(2008)研究家庭生命周期与消费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表明多数家庭都会经历新婚期、满巢期、空巢期和鳏寡期四个阶段,且个人和家庭的需求在生命周期中是不断变化的。
许春晓等(2012)也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依据子女在家庭中的成长阶段作为依据,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无巢期、筑巢期、满巢Ⅰ期、满巢Ⅱ期、满巢Ⅲ期、满巢Ⅳ期、空巢期、鳏寡期8个阶段,同时得出满巢期家庭的旅游消费态度及倾向明显高于其他阶段。
了解家庭的生命周期,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消费行为的差异。
对亲子旅游进行研究,也是如此。
由于孩子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因而本文研究参考已有学者的成果,以孩子的年龄和成长阶段作为依据,只研究满巢期四个阶段的家庭在亲子旅游决策行为上的差异。
2.2相关研究
家庭旅游作为一种伴随着旅游发展而兴起的旅游形式,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受到了旅游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
国外学界对家庭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全面,多数集中在家庭旅游决策层面,对于家庭成员角色特征也进行过比较细化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对于家庭旅游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研究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研究的涉及面较广,主要包括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家庭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分析以及家庭旅游产品的设计研究等方面。
2.2.1旅游决策类型
(1)家庭旅游决策类型
家庭决策较个人决策不同且更加复杂,需要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交流与协商。
同样,家庭的消费决策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参与,通过互相协商、扮演相应角色而做出的消费决策行为。
家庭旅游决策属于家庭消费决策的一种,在决策制定中,具有消费决策的特征,也有旅游决策的特性。
而旅游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不同的决策阶段和单项决策内容。
关于家庭决策中家庭成员角色的分类,学者Kolter(1999)在其研究中发现,家庭成员会因为其个人性格、能力和家庭地位在旅游决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有领导者、服从者,也有通过言论和行动影响其他成员而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者。
国内学者李东进根据前人研究基础将家庭成员的角色分为:
使用者、购买者、倡议者、影响者、信息提供者和决策者六种。
多数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家庭结构和关系比较简单的夫妻二人家庭和核心家庭(夫妻二人与未成年子女)。
Jenkins(1978)发现旅游过程中相当多的单项旅游决策是由丈夫决定并主导的,尤其是涉及旅游花费和旅游时间方面的单项旅游决策。
K-C.Wang(2000)则发现在家庭度假旅游决策中,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和旅游预算的决策都是由双方共同决定的。
随着社会人口统计特征的改变,夫妻在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也会改变。
家庭收入增加、夫妻教育程度提高使得妻子在旅游决策过程中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妻子也开始参与甚至决定旅游预算、旅游时间等单项决策。
国内学者林建煌(2004)就将典型家庭决策的主宰类型分为以下几种:
妻子主宰型、丈夫主宰型、共同主宰型、各自主宰型、交叉主宰型。
夫妻通常会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一定主导地位,而在核心家庭中,孩子的主导地位也显现出来。
孩子也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家庭成员之一,在家庭旅游中会通过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意愿来影响家庭旅游决策的制定。
孩子影响旅游决策有两个方面,一是与父母表达自己的想法,二是由于自身需要被照顾的特性和固有的生活习惯来影响父母而参与到旅游决策中。
(2)亲子旅游决策类型
与其他类型的旅游决策相比,孩子在家庭旅游决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亲子旅游决策中,对于目的地还是产品的选择,与孩子的关联度越高,孩子参与决策的程度就越大,甚至成为决策者。
Swinyard&
Sim(1987)的研究表明,孩子会影响父母的旅游计划和旅游决策的制定,当家中孩子出生后,家庭脱离无巢期阶段,家庭旅游计划和消费都会向孩子倾斜,父母会选择适合孩子需求的旅游目的地、活动和项目。
Seaton&
Tagg(1995)的研究发现,孩子是亲子旅游动机产生的主体,是外出旅游决策制定的催化剂,并且孩子的满意度成为父母选择亲子旅游产品的参考因素,小孩不喜欢的目的地通常都会排除在选择范围外。
在亲子旅游中,孩子并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孩子也会影响父母双方的角色分配。
Filiatrault&
Ritche(1980)通过研究发现,在有孩子的家庭,妻子更多的是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多数情况下由丈夫主导旅游决策,妻子作为听从者;
而在没有孩子的家庭中,夫妻会通过协商,共通过做出决策。
Howard指出,当家庭旅游涉及孩子时,妻子往往会主导信息收集并成为最终决策者。
而孩子的年龄是会影响亲子旅游决策类型的,Swinyard&
Sim的研究就发现年龄大的孩子更容易主导亲子旅游决策,年龄小的孩子影响较弱。
综上可知,在亲子旅游中,孩子是最重要的角色,影响甚至主导着旅游决策的制定。
由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的认知能力和自主能力有差异,父母会影响甚至代替孩子做出旅游决策,父母也成为亲子旅游决策中的主角。
因此,亲子决策的类型包含父母主导型决策和孩子主导型决策两种,而父母主导型又因父母角色的分配不同而分为丈夫主导型、妻子主导型和夫妻双方共同主导型。
2.1.2旅游决策的家庭影响因素
(1)家庭旅游决策影响的家庭因素
旅游消费决策,是重大的家庭旅游消费活动,其决策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
家庭旅游决策也属于旅游决策的一种,同样会受到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产品不可提前感知、体验等特性的影响。
国内外多数学者也是从旅游者个人层面和目的地层面对旅游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WoodsideandLysonski(1989)提出了旅游者的旅游体验、情感认知及所处情境会影响其旅游行为,Crompton(199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目的地形象对决策的影响。
Gilbert(1991)将个人的兴趣爱好、身体状况和可支配收入纳入了影响因素体系。
JuanL.andFranciscoJ.(2006)则指出旅游花费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对家庭旅游决策的影响研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建立了一个体系,也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对其中对家庭层面的因素研究更加丰富。
研究结果表明,对旅游决策产生影响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两方面:
显性影响因素和隐性影响因素,其中显性影响因素包括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成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孩子等,而隐性因素则包括家庭中个别成员的特性、价值观,家庭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在家庭决策过程中家庭成员的互动(尤其是夫妻双方的互动)等因素。
下表2-1为部分国内外学者关于家庭影响因素对旅游决策的研究结果。
表2-1旅游决策的家庭层面影响因素的部分研究成果
家庭因素
研究结果描述
作者
年份
家庭结构
家庭中角色的分配会受到家庭的成员数量的影响;
单亲家庭中,孩子的决策影响相比双亲家庭为大
Wang,K.C.
2004
相比于其他类型家庭结构,核心家庭的父母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寓教于游”的亲子旅游显著偏爱
严艳
2010
家庭生命周期
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家庭成员互动模式不同,在决策行为中扮演不同角色
Fodness
1992
家庭生命周期的向后延续,共同决策现象呈下降趋势
Nicholsetal.
1988
孩子
孩子的年龄会显著影响家庭出游对交通工具的选择
王红兰
2008
不同阶段的决策,孩子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贾静
2003
家庭收入
低收入水平更多由妻子来制定决策,中等收入水平更多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来决策,而高水平收入的家庭更多是丈夫成为决策主导者
Nicholsetal.
双收入家庭与单收入家庭区别显著,表现在孩子对问题识别要清晰、对最终的家庭决策影响要更大
KuoC.W.etal.
2000
个人资源贡献
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度大,对决策影响更大
MichaelR.Solomon
2006
受教育程度
学历与妻子参与决策的程度呈正相关
AntoineZalatan
1998
年龄
家庭成员年龄在不断增长,对彼此的喜好更加熟悉,在决策过程中会倾向于合作,而避免冲突;
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角色会更加专业化,家庭决策会以更细的决策分配到每一成员
AntonieZ.
职业
个体工商户消费指出大,军人家庭高于工人家庭
刘敬伟
1999
知识分子家庭、军人家庭的旅游消费高于工人家庭
崔痒
1995
个人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越多,对远距离目的地的选择倾向越大
苏国良,吴必虎等
2007
表格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2)亲子旅游决策影响的家庭因素
相对于一般的旅游活动而言,家庭旅游对象有着特殊的限定,亲子旅游作为特殊的家庭旅游模式更是将孩子作为研究焦点的特殊旅游形式。
如前文所述,亲子旅游也是以家庭为结构进行出游,可能也会受到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家庭成员个体特征等家庭因素的影响。
Harrell-Smith(2006)在研究中发现,在多代结构的家庭中,更倾向于在旅游过程中促进家庭成员情感亲近、社会联结度。
在这种多代结构的家庭中,亲子旅游不仅为孩子提供了积极的学习机会,也让老一代人更理解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Carr(2011)以儿童度假经历为研究对象,发现家庭的社会结构对儿童度假经历存在显著差异影响。
显然,家庭收入水平会影响父母在对亲子旅游花费的决策,收入水平越高,花费就越不会成为亲子旅游决策的限制因素。
Obrador(2012)认为以往的家庭旅游都是把焦点放在成人身上,虽然也会涉及孩子,但是总是会倾向于把孩子当做一个消极的角色。
事实上,在亲子旅游中,孩子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孩子的年龄、自主性、所处教育阶段等特征成为影响亲子旅游决策的首要因素。
Kelly(1983)最早提出了旅游对孩子自我发展的重要性,并指出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在旅游过程中去自我表达和寻求自我空间,更容易主导和影响目的地的决策。
Gram(2007)也重点研究了具备不同自主性的孩子这个角色在度假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Shaw&
Dawson(2001)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外出旅游对健康的家庭关系发展很有必要,父母们也会有意识地去为孩子安排旅游活动。
与学术领域正相反,旅游产业却清楚地认识到孩子旅游的需求和欲望,并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方法应对。
很多不同年龄阶层的“孩童市场”都成为旅游运营商的目标市场。
这一点充分表明了孩子的年龄对亲子旅游决策影响的重要程度。
在Poria&
Timothy(2014)深入研究亲子旅游的文章中,他们提出孩子通常是作为家庭单元的一部分而去进行旅游活动的,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旅游意愿。
这是因为亲子旅游出游时间长短会受到家长的可自由支配时间的限制,父母的教育程度也会影响对孩子自由意愿的接受程度,由此可能导致孩子在亲子旅游过程中成为一个服从的角色。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可以得知家庭结构、家庭的收入水平、孩子的年龄、孩子所处的教育阶段、父母的教育程度及父母可支配的闲暇时间等家庭因素都会影响亲子旅游决策行为。
亲子旅游属于家庭旅游的细分,然而没有研究成果证明如父母的年龄、父母双方对家庭的贡献度等家庭因素会对亲子旅游决策产生影响。
为此,本研究在后文的实证研究中会对这些方面进行检验,以弥补研究的空白。
2.1.3决策过程模型
(1)旅游决策
一般来说,旅游决策是由一系列的大小不同的决策构成。
但其中有最为两个关键的重大决策,第一就是考虑是否要去旅游,第二个则是在产生了旅游欲望之后,选择到哪一个目的地去旅游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到目的地选择那些产品的问题,也就是旅游动机的产生和旅游行为的决策。
旅游动机和需求构成了是否要去旅游的前因。
在旅游者确定了出行动机之后,接下来就要进行信息搜集和筛选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完成对旅游目的地的确定,以及旅游度假时间安排和交通方式等方面的决策。
可见由于旅游者活动都是围绕目的地这一要素展开,所有这一系列的决策都是基于某一目的地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
(2)决策模型
旅游决策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引起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他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清晰揭示旅游者进行旅游决策的行为过程和心理特征的概念模型。
Schmoll、Crompton、Moutinho、Woodside等学者最先系统地展开了有关旅游者决策方面的研究,也提出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模型。
Crompton(1977)将旅游决策模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首先决定是否去旅游,答案是肯定的,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决定去哪里。
Moutinho(1987)提出了由偏好、决定和购买三阶段构成的目的地选择模型,认为态度和家庭影响对偏好结构的形成有影响,并列出了“刺激-刺激过滤-选择”的过程模型。
Woodside(1994)在克朗普顿模型的基础上从心理学角度对旅游者目的地认知进行分类,加入了“情感联系”和“情感变量”,也进一步将研究范围从单个的旅游者扩展到旅游团队成员之间如何互动、旅途中发生的彼此相关的活动和事件上来,这对研究亲子旅游决策行为很有借鉴意义。
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旅游决策深入研究。
Decrop(2004)研究旅游者对目的地的选择行为,认为这种选择行为不是即时的,是需要旅游者通过连续的、一系列的步骤来展开的过程,是一个“顺序模型”;
而在此过程中,目的地的决策行为会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旅游者自身的认知能力,对目的地的情感判断、认同,以及旅游意向的形成,个体受外界因素影响而做出的反应等因素,这些因素是会影响整个目的地决策过程,因而称之为“过程模型”。
Cooper(2004)认为旅游购买决策过程由四类基本要素构成:
动机、旅游者的学习能力和态度,旅游者的角色,以及决策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旅游者的心理因素等。
Middleton(2012)则将旅游购买行为看做一个“刺激-反应”模型,认为旅游决策体现的是旅游者的思维过程,旅游者通过接受刺激、处理刺激信息、做出出游计划、实现旅游购买、完成旅游活动以及表达游后感受等环节,完成整个决策过程,并指出核心模型是“信息输入-信息处理-结果输出”。
总结已有文献,笔者发现,旅游决策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受多因素影响的过程,但必定是基于“刺激-信息处理-决策行为”这个简单的过程模式,在决策过程中会受到个人、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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