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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要反抗当权派;
要安分,不要以下犯上。
再不然就是这样:
任何不符合某些传统的行为只是浪漫主义;
或者没有任何为成功经验所证实的行为必然招致挫折,而且由于经验证明人类毫无例外地都倾向于作恶,因此一定要有严厉的法规来约束他们,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无政府主义。
然而,就是这些人嘴里一直讲着这些丧气的格言,而且一听见人们谈到某些令人可恨的行为时,就说“人性都是一样的”-------恰恰就是这些嘴里一直唠叨着现实主义的人,偏要埋怨存在主义对事物的看法太阴暗了。
说实在话,他们的过分责难使我不得不怀疑,使他们着恼的很可能不是我们的悲观主义,而是我们的乐观主义。
因为归根到底,我即将试图向你们阐述的这门学说,其所以令人感到恐慌------可不是吗-------就是它为人类打开了选择的可能性。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把整个问题按照严格的哲学标准来论述一下。
那么,我们叫做的这个存在主义究竟是什么呢?
多数使用这个名词的人,要他解释存在主义是什么意思时,都会弄得糊里糊涂。
因为自从存在主义变得时髦以来,人们常常欣然宣称这个音乐家或那个画家是“存在主义者”。
《光明》杂志的一位专栏作家就自己署名为“存在主义者”;
的确,这个名词目前被人们随便用来指许许多多事情,几乎弄得毫无意义可言了。
看来,所有那些急切想在晚近最招摇的事情或者运动中插一手的人,由于缺乏诸如超现实主义之类的新奇学说,就抓住这个哲学不放了,但是从这里面他们是找不到合意的东西的。
因为,说实在话,在所有的教导中,这是最不招摇,最最严峻的:
它完全是为专业人员和哲学家们提出的。
尽管如此,它还是很容易讲清楚。
问题之所以变得复杂,是因为有两种存在主义。
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存在主义,这些人里面可以举雅思贝斯和加布里埃尔`马塞尔,两个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
另一方面是存在主义的无神论者,这些人里面得包括海德格尔以及法国的那些存在主义者和我。
他们的共同点只是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或者不妨说,哲学必须从主观开始。
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试拿一件工艺品------例如一本书或者一把裁纸刀-----来说,它是一个对此已有一个概念的匠人制造的;
他对裁纸刀的概念,以及制造裁纸刀的前此已有的工艺(这也是概念的一部分,说到底,即一个公式)同样已心中有数。
因此裁纸刀既是一件可以按照固定方式制造出来的物件,又是一个达到某一固定目的的东西,因为人们无法想象一个人会制造一把裁纸刀而不知道它派什么用场。
所以我们说,裁纸刀的本质,也就是使它的制作和定义成为可能的许多公式和质地的总和,先于它的存在。
把这个样式的裁纸刀或者书籍就是靠这样在我眼前出现的。
我们这样说是从技术角度来看世界,而且我们可以说制作先于存在。
当我们想到上帝是造物主时,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把他想象为一个超凡的工匠。
我们考虑哲学问题时,不管是笛卡儿那样的学说,或者莱不尼茨的学说,多少总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意志跟在理性后面,至多是随理性一同出现,所以当上帝创造时,他完全明白自己在创造什么。
由于这个缘故,人的概念在上帝的脑子里就和裁纸刀在工匠的脑子里相仿佛;
上帝按照一种程序和一种概念造人,完全象工匠按照定义和公式制造裁纸刀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藏在神圣理性中某种概念的体现。
在十八世纪的无神论哲学里,上帝的观念被禁止了,但是尽管如此,本质先于存在的思想仍然没有碰,这种思想到处都碰得见,在狄德罗的著作里,在伏尔泰的著作里,甚至在康德的著作里。
人具有一种人性;
这种“人性”,也即人的概念,是人身上都有的;
它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普遍概念-----人的概念-------的特殊例子。
在康德的哲学里,这种普遍性被推向极端,以至森林中的野人,处于原始状态的人和资产阶级全都包括在同一定义里,并且具有同样的基本特征。
在这里,人的本质又一次先于我们在经验中看见的人在历史上的出现。
无神论存在主义------我也是其代表人之一--------则比较能自圆其说;
它宣称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么至少总有一个东西先于其本质就已经存在了;
先要有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才能用什么概念来说明它。
这个东西就是人,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人的实在(HUMANREALITY)。
我们说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指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首先有人,人碰上自己,在世界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下定义。
如果人在存在主义者眼中是不能下定义的,那是因为在一开头人是什么也说不上的。
他所以说得上是往后的事,那时侯他就会是他认为的那种人了。
所以,人性是没有的,因为没有上帝提供一个人的概念。
人就是人。
这不仅说他是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为的那样。
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
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则。
而且这也就是人们称做它的“主观性”所在;
他们用主观性这个字眼是为了责难我们。
但是我们讲主观性的意思除了说人比一块石头或者一张桌子具有更大的尊严外,还能指什么呢?
我们的意思是说,人首先是存在-------人在谈得上别的一切之前,首先是一个把自己推向未来的东西,并且感觉到自己在这样做。
人确实是一个拥有主观生命的规划,而不是一种苔藓或者一种真菌,或者一棵花椰菜。
在把自己投向未来之前,什么都不存在;
连理性的天堂里也没有他;
人只是在企图成为什么时才取得存在。
可并不是他想要成为的那样。
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想要”或者“意图”,往往是在我们使自己成为现在这样时所做的自觉决定。
我可以想参加一次宴会,写一本书,或者结婚-------但是碰到这种情形时,一般称为“我的意志”的,很可能体现了一个先前的而且更为自发的决定。
不过,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话,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本来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
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只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主观主义”这个词有双重意义,而我们的论敌只在其中一个意义上做文章。
主观主义一方面指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也指人越不出人的主观性。
这后一层意义在存在主义哲学里是比较深傲奥的。
当我们说人自己作选择时,我们的确指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亲自作出选择;
但是我们这样说也意味着,人在为自己作出选择时,也为所有的人作出选择。
因为实际上,人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为的那种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中,没有一个行动不是同时在创造一个他认为自己应当如此的人的形象。
在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间作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就肯定了所选择的形象的价值;
因为我们不能选择更坏的。
我们选择的总是更好的;
而且对我们来说,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是更好的,那还有什么是更好的呢?
再者,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且在模铸自己形象的同时我们要存在下去,那么这个形象就是对所有的人以及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都是适用的。
我们的责任因此要比先前设想的重大得多,因为它牵涉到整个人类。
举例说,如果我是个工人,我可以决定参加一个基督教的工会,而不参加一个共产党的工会。
而如果我以一个会员的资格,宣称安分守己毕竟是最好的处世之道,因为人的王国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这就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承担责任的问题。
我要人人都安分守己,因此我的行动是代表全人类承担责任。
再举一个比较属于个人的例子,我决定结婚并且生男育女;
尽管这一决定只是根据我的处境,我的情感或者我的欲望作出的,我这一来却不仅为我自己承担责任,而且号召全人类奉行一夫一妻制。
所以我这样既对自己负责,也对所有人负责;
我在创造一种我希望人人都如此的人的形象。
在模铸自己时,我模铸了人。
这就使我们能够理解诸如痛苦,听任,绝望-----------也许有点夸大了的---------一类名词。
下面你们就会看到,这原是很简单的。
首先,我们说痛苦是什么意思呢?
存在主义者坦然说人是痛苦的。
他的意思是这样--------当一个人对一件事情承担责任时,他完全意识到不但为自己的将来作了抉择,而且通过这一行动同时成了为全人类作出抉择的立法者--------在这样一个时刻,人是无法摆脱那种整个的和重大的责任感的。
诚然,有许多人并不表现有这种内疚。
但是我们肯定他们只是掩盖或者逃避这种痛苦。
的确,许多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仅仅牵涉到他们本人,不关别人的事。
而如果你问他们:
“如果人人都这样做,那怎么办?
”他们将耸耸肩膀,并且回答说:
“并不是人人都这样做。
”但是说实话,一个人应当永远扪心自问,如果人人都照你这样去做,那将是什么情形;
而且除了靠自我欺骗外,是无法逃避这种于心不安的心情的。
那个说“并不是人人都这样做”从而为自己开脱的说谎者,在良心上一定很不好受,原因是他的这一说谎行为无形中就肯定了它所否定的事情的普遍价值。
他的痛苦恰恰是欲盖弥彰。
这种痛苦就是克尔凯郭尔叫做的“亚伯拉罕的痛苦”。
你知道这故事吗?
一个天使命令亚伯拉罕牺牲他的儿子:
如果现身的真正是个天使并且说,“你,亚伯拉罕,应当牺牲你的儿子,”那当然非遵守不可。
但是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形都会盘算,第一,是不是真正的天使,第二,我是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
证据在哪里呢?
一个为幻觉所苦的疯女人说有人打电话给她,并对她发命令。
医生问她:
“跟你说话的谁?
”她回答:
“他说是上帝。
”的确,有什么能向她证明是上帝呢?
如果一个天使出现在我面前,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是天使呢?
再说,如果我听见声音,谁能够证明它是来自天堂,还是来自地狱,还是来自我自己的潜意识,还是某种病态引起的呢?
谁能够证明这些声音确是对我说的呢?
那么谁能够证明我有资格,根据我自己的选择,把我关于人的概念强行加给人类呢?
我将永远找不到任何证据;
没有任何迹象会使我相信是如此。
如果有个声音向我说话,它是否天使的声音还得有我自己来决定。
如果我认为某一行动是好的,只有我有资格说它是好的而不是坏的。
没有什么证据证据表明我是亚伯拉罕:
虽说如此,我仍旧时时刻刻在行动上作出示范。
不管什么人,也不管碰上什么事情,总好象全人类的眼睛都落在他的行动上,并且按照这种情况约束他的行动。
所以任何人都应该说:
“难道我真的有这样的资格吗,使我的所作所为能成为全人类的表率?
”如果有人不这样问,他就是掩饰自己的痛苦。
显然,我们在这里谈的痛苦是不会导致无所作为的。
它是一种很单纯的痛苦,是所有那些承担过责任的人全都熟悉的那种痛苦。
例如,一个军事领袖负责组织进攻,并使诺干士兵送掉性命;
在这样做时,他是作了选择的,而且压根儿是他一个人作出选择。
当然,他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但是上级的命令比较笼统,要他自己来领会,而十个人或者十四个人或者二十个人的生命就系在他的领会上。
在作出这项决定时,他是没法不感到痛苦的。
所有的领袖都懂得这种痛苦。
它阻止不了他们采取行动;
相反,它是他们行动的真正条件,因为这个行动先就假定有多种可能性,而选择其中之一时,他们懂得其价值只是由于被挑选上了。
所以,存在主义形容的痛苦就是这种痛苦,而且下面我们将会看到,通过对别的有关人员负有直接责任这件事,存在主义使这种痛苦变得明确了。
它根本不是一幅把我们与行动隔开的屏障,而是行动本身的一个条件。
而当我们谈到“听任”---------这是海德格尔最爱用的字眼--------时,我们的意思只是说上帝不存在,并且必须把上帝不存在的后果一直推衍到底。
存在主义者强烈反对某种类型的世俗道德论,因为它企图花最少的力气将上帝压抑下去。
在将近1880年时,法国有一批教授竭力想创立一种世俗的道德哲学:
他们的话是这样说的:
“上帝是一个无用而且很花钱的假设,因此我们不需要他。
”可是如果我们要有道德,要一个社会和一个遵守法律的世界,那就必须认真对待某些价值;
这些价值必须赋予先天的存在。
如人要诚实,不打谎语,不打老婆,抚养儿女,等等,都必须认为是先天的义务;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得做一点工作,使我们能够指给人看,这些价值照样是存在的;
当然上帝是没有的,但是这些价值仍然写在一个理性天堂上。
换一句话说-------------而且我相信这是我们在法国叫做过激派的中心思想--------上帝虽然不存在,但是一切照旧;
我们将重新发现同样的诚实准则,进步准则,人道准则,而且我们将会把上帝作为一个过时的假设处理掉,让他不声不响地死掉。
存在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认为上帝不存在是一个极端尴尬的事情,因为随着上帝的消失,一切能在理性天堂内找到价值的可能性都消失了。
任何先天的价值都不再存在了,原因是没有一个无限的和十全十美的心灵去思索它了。
“善”是有的,人必须诚实,人不能说谎,这些事迹哪儿也看不见,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仅仅有人的阶段。
陀思妥耶夫思基有一次写到:
“如果上帝不存在,什么事情都将是容许的。
”这对存在主义者说来,就是起点。
的确,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容许的,因此人就变得孤苦伶仃了,因为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以外,都找不到可以依靠的东西。
他会随即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
因为如果存在确是先于本质,人就永远不能参照一个已知的或特定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言之,决定论是没有的-----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人能够提供价值或者命令,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
这一来,我不论在过去或者未来,都不是处在一个有价值照耀的光明世界里,都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的办法。
我们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无法自解。
当我说人是被逼得自由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人的确是被逼处此的,因为人并没有创造自己,然而仍旧自由自在,并且从他被投进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就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存在主义者不相信热情有什么力量。
他从不把伟大的热情看作是一种毁灭性的洪流,能够象命运一样把人卷进一系列的行动,从而把这些行动归之于热情的推动。
存在主义者也不相信人在地球上能找到什么天降的标志为他指明方向;
因为他认为人对这些标志愿意怎样解释就怎样解释。
他认为任何人,没有任何支持或者帮助,却逼得要随时随刻发明人。
正如庞杰(PONGE)在一篇精彩的文章中讲的,“人是人的未来。
”这话说得完全对。
只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解释为未来是摊在天上的,认为上帝知道这个未来是什么,那就错了,因为这样一来,那就连未来都谈不上了。
可是如果他这话的意思是说,不管人现在看上去什么样子,他总有一个未来要形成,总有个童贞的未来在等待他--------那么这话就说得对了。
但是在目前,他却是无依无靠的。
为了使你更加理解“听任”这个说法的意思,让我举我的一个学生为例。
他是在下述的情况下来找我的。
他的父亲正和他的母亲吵架,而且打算当“法奸”;
他的哥哥在1940年德军大举进攻时阵亡,这个年轻人怀着一种相当天真但是崇高的感情,发誓要替哥哥报仇。
他母亲单独和他住在一起,对他父亲的半卖国行径和长子的阵亡感到极端痛苦;
她唯一的安慰就在这个年轻儿子身上。
但是她儿子这时却面临着一个抉择,那就是或者去英国参加自由法国军队,或者和母亲在一起,帮助她生活下去。
他完全懂得他母亲就是为他活着;
他走掉------或者可能死掉------就会使她了无生趣。
他也懂得,具体说来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为了母亲所采取的任何行动,肯定会取得帮助他母亲活下去的效果,而他为了出走和从军所采取的任何行动将是一种非常没有把握的行动,说不定会象水消失在沙里一样,毫无结果可言。
比如说,要去英国他先得通过西班牙,并且在一个西班牙的帐篷里无限期地等待下去;
还有,在到达英国或者阿尔及尔之后,他说不定会被派在办公室里填填表格。
因此,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两种形态非常不同的行动:
一种行动很具体,很直截了当,但是只为一个人着想;
另一种行动的目标要远大得多,是为全国人民的,但是正因为如此,这个行动变得没有把握了--------它说不定会中途夭折。
与此同时,他也在两种道德之间踌躇莫决;
一方面是同情,是对个人的忠诚,另一方面,忠诚的对象要广泛得多,但是其正确性也比较有争议。
他得在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
有什么能够帮助他选择呢?
没有。
基督教的教义说:
对人要慈善,要爱你的邻人,要为别人克制你自己,选择最艰苦的道路,等等。
但是什么是最艰苦的道路呢?
谁应当承受这种兄弟般的爱呢?
是爱国者,还是那个母亲?
哪一个目的比较有用呢?
是参加整个社会斗争这个一般性的目的,还是帮助某一特定的人生活下去的具体目的?
谁能够先天地回答这个问题?
没有人。
而且任何伦理学文献里也没有规定过。
康德的伦理学说,永远不要把另一个人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
很好嘛:
如果我和我母亲呆在一起,我就是把她当作一个目的,而不是当作一个手段;
但是根据同样理由,那些为我战斗的人就有被我当作手段的危险;
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我去帮助那些战士,我将是把他们当作目的,而犯了把我母亲当作手段的危险。
如果价值是没有把握的,如果价值太抽象了,没法用它来决定我们目前所考虑的特殊的,具体的事情,那就只有倚仗本能一法了。
这就是那个青年人试行做的。
当我看见他时,他说:
“归根到底,起作用的还是情感;
情感真正把我推向哪个方向,那就是我应当选择的道路。
如果我觉得非常爱我的母亲,愿意为她牺牲一切-------诸如报仇的意志,以及一切立功立业的渴望--------那么我就同她呆在一起。
如果相反地,我觉得对她的感情不够深,我就走。
”但是人怎样估计感情的深浅呢?
他对母亲的感情恰恰就是以他站在母亲这一边来衡量的。
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某个朋友爱到可以为他牺牲,或者牺牲一比钱的程度,但是除非我这样作了,我是无法证明我爱他到这样的程度的。
我可以说:
“我爱我的母亲爱到同她呆在一起的程度,”但只有我真正同她待在一起时才能这样说。
我要估量这种感情的深浅,只有付诸行动,以行动来说明和肯定我的感情的深浅。
但是如果我再援引这种感情来为我的行动辩护,那我就是卷进一种恶性循环。
再者,正如纪德说得好,一种伪装的情感,一种真挚的情感,两者是很难区别的。
决定爱自己母亲而同她呆在一起,和演一出喜剧其结果是同母亲呆在一起,这两者差不多是一样的。
换句话说,情感是由人的行为形成的;
所以我不能参照我的情感来指导行动。
而这就是说我既不能从内心里找到一个真正的行动冲力,也不能指望从什么伦理学里找到什么能帮助我行动的公式。
你可以说那个青年至少还找上一位教授向他请教。
但是如果你向人请教---------例如向牧师请教-------你已经选上那个牧师了;
归根到底,你多多少少已经知道他将会给你什么忠告了。
换句话说,在你选择一个人向他请教时,你作这项选择就已经承担责任了。
如果你是个基督教徒,你会说,去请教一位牧师;
但是牧师里面有法奸,有参加抵抗者,有等待时机者;
你选择哪一个呢?
这个青年如果选择一个参加抵抗的牧师,或者选择一个法奸牧师,他事先就得决定他将会得到什么忠告,同样,在来找我之前,他也知道我将会给他什么忠告,而且我只有一个回答。
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
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准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
天主教徒会说:
“啊,可是标志是有的!
”很好嘛;
但是尽管有,不管是什么情形,总还得我自己去理解这些标志。
我做监牢时,认识了一个相当有学问的人,他是耶稣会会士。
他参加耶稣会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一生中遭到一连串的沉重打击:
幼年丧父,生活贫苦,一个宗教团体给他一笔助学金,这使他一直觉得自己是慈善事业的收容对象;
由于这个缘故,有好几次对儿童的表扬和奖励都没有他的份。
后来,大约在他十八岁时,他遭到一次情场失意;
最后,在二十二岁时-------事情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却是他的最后希望-------他在军事学院的考试上落第了。
所以这个青年把自己看作是彻底失败:
这是一个标志,但是这个标志说明了什么呢?
他很可以变得愤世嫉俗或者绝望。
但是他认为------这在他是很聪明的-------这是一种标志,表明世俗的成就没他的份,他能够走的一条路,他能取得的成就是在宗教方面,神职方面,信仰方面。
他把自己的经历看作是上帝的启示,所以加入了耶稣会。
他这样看待自己的遭遇,把它看成是上帝启示的标志,谁都会认为这是他的理解,而且是他个人的理解。
人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厄运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他还是去当木匠,或者参加革命的好。
不过,就解释标志这一点来说,他是承担全部责任的。
这就是“听任”的涵义,即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
而随同这种听任俱来的就是痛苦。
至于“绝望”,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及其简单的。
它只是指,我们只能把自己所有的依靠限制在自己意志的范围之内,或者在我们的行为行得通的许多可能性之内。
一个人无论指望什么,这种可能性的因素总是存在的。
如果我指望一个朋友回来看我,他可以坐火车来,也可以坐电车来,我总预计火车将准时到达,或者电车不会出轨。
我这就是处在可能性的范围里;
但是我并不依靠那些与我的行动没有密切关系的可能性。
超过这个限制,那些被认为不再影响我的行动的可能性,我就应当不去感觉兴趣。
因为没有一个上帝或者先天的规划能使世界和它所有的可能性去适应我的意志。
当笛卡儿说:
“征服你自己,而不要征服世界”,他基本上也是这个意思------即我们应当不怀着希望行动。
我跟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这一点时,他们曾经回答说:
“你的行动显然是以你的死亡为限的;
但是你可以倚仗别人的帮助。
这就是说,你既可以指望别人在别处的所作所为,如在中国和俄国,给你帮助,也可以指望他们以后的所作所为,即在你死后,继承你的事业继续前进,直到最后实现,也即革命的胜利。
不仅如此,你必须依靠这一点;
不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对于话,我的反驳是,第一,我在斗争中将永远依赖我的战友,只要他们和我一样对一个具体的共同主张承担责任;
并且依赖党或者我能够多多少少控制的集体的团结------这就是说,依赖那个我报名参加战斗并且随时知道其动向的党。
在这方面,依赖党的团结和党的意志完全象依赖火车将准时到达和电车不会出轨一样。
但是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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