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杀了贝多芬而选了希特勒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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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喝8到10杯的马丁尼。
候选人B:
他过去有过2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威士忌。
候选人C:
他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
从没有发生婚外情。
请问你会在这些候选人中选择谁?
我把答案写在纸上,然后朋友告诉我:
候选人A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B是温斯顿丘吉尔,候选人C是亚道夫希特勒。
我听了答案张大了嘴巴。
朋友问我你是不是为人们选择了希特勒?
那你会建议哪个妇女去堕胎吗?
我说:
这个问题不用考虑,我们受优生优育教育多年了,都生那么多歪瓜劣枣了,就别在添乱了。
我建议她去堕胎。
朋友告诉我:
你杀了贝多芬,她是贝多芬的母亲。
我又一次张大了嘴巴。
朋友说:
吓一跳吧?
本来以为你认为很好的答案,结果却扼杀了贝多芬,创造了希特勒?
最后的总结是:
所以不要用既定的价值观来思考事物!
这个故事很有趣,只是我个人感觉,最后那句总结,实属败笔。
不仅没有挖掘到原故事的内涵,反而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且让我假定这个故事的剧情为真,以科斯传统的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分析。
两个例子其实都涉及到了一种“惯例”思维之下,可能产生的与初衷完全相悖的效果。
而作者特地用了两大名人来作为示例,以增强故事的说服力。
其潜台词就是,假如两个示例之中我们依靠惯性思维,那就会扼杀了天才贝多芬,以及选举了恶魔希特勒?
果真如此吗?
1.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人为何遵守惯例?
或者说,惯例的合理性体现在哪里?
简而言之,惯例的存在,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
浅显点来说,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由于学习无法事必躬亲,因此他人成功的经验会得到效仿,其成功的一般性越大,则其被广泛模仿,逐步改良的几率也就越大,而流芳百世的几率也就越大。
无论我们以一种自然法的视角,还是以自生自发秩序的视角去看待惯例,无可否认的是,其存在整体上是基于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化的个人的理性选择。
由于节省了反复的相同试验,因此也就节约了大量交易费用。
梅因就曾经论述到(梅因《古代法》),习惯法的正当性基础,是不言自明的。
为何如此?
引入交易成本的观念我们轻易就可以得知,因为这是局限下争取最大化的结果,符合个体乃至社群的利益。
所以,Whynot?
有论者可能争辩,历史不是证明了很多惯例并不符合需要,落后,乃至最后桎梏了社会的发展吗?
我遗憾地指出,这就是未能理解最大化假设的内涵的低级理论错误。
新古典乃至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化假设,本身就包含了“局限条件”在内,所区别者,只是新制度经济学引入了产权和交易费用的局限而已(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
世上本不存在永恒准确的制度,在不同的局限条件下,各种规则自然有其限度。
但是这能够否认惯例本身存在的价值么?
2.论证了惯例的合理性之后,再回到两个例子本身
首先选贝多芬的。
从优生学的角度来看,“我”的选择无疑是准确的。
当然,我们无法否认,所有的判断都是或然性的,所区别者,概率也,是的,健康的父母或许会生出残疾婴儿,而诸如贝多芬的母亲却生出了一个巨匠。
只是我希望诸位思考,
(1)能否找出类似母亲生出健康儿的几率进行横向对比?
(2)你认为当当时的情况下,医学有无发达到足以识别婴儿的隐形疾病?
(3)假设医学真的发达到能够监测出新生儿基因的一切缺陷,你认为是否每个家庭都足以支付相应的费用?
答案只有两种,否,或者不确定,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即便答案选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的交易费用何其之大!
我们能说,“我”建议贝多芬母亲堕胎的idea是错误的吗?
有论者或许会争辩,贝多芬给人类带来的精神财富是不可估量的。
是的,我也不否认这点。
我更加不会否认的是,除了先天脑残,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是天才!
只是潜力基于各种局限未能开发而已。
诸位,试想一下,一个男生打·
飞机,逃逸的精虫数亿,而无论这个男生本身素质如何,都不能否认或许其中一个精虫能够变成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在战争之中,冤魂无数。
而这些冤魂倘若未被屠戮,当中必有伟人问世。
论证到此,也就无需多说了。
再看希特勒的例子。
这个稍微复杂一些,但是逃不出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
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选民对于候选人的理解,大多不外乎原文列举的几项,人品,学识,经历。
是的,我们不可否认,这些信息必然会有不足,可是,有更合适的方式吗?
在一个无交易费用的环境里,自然可以,因为选民无需任何费用便可得知候选人的一切信息。
且协商又没有成本,自然能够选出最合适的领袖。
可是,政治行为的信息费用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必然是巨大的。
如果每个选民事无巨细地去了解候选人的信息,为了选出一个领袖,我想整个社会就会瘫痪了。
我承认,上述的候选人信息揭露确有不足,但是那是民主社会选举交易成本最小的方式,正如价格未必能够全面反映商品的信息,但是那却是浪费最小的方式。
Whynot?
实际上这一事例比贝多芬示例的内涵更深,还有一处在于,另外两个候选人,似乎都是烂人,但是为何能够当选?
其当选是因为他烂?
抑或其他?
这里可以深入思考的是民主社会的合理性,如此履历不良的人都可以当选,而事实证明其政绩斐然,不如我们对比中国选人机制所要求的根正苗红,最终导致的大量浪费?
为何在我国,专业人士往往无法成为首席?
为何行政化如此严重?
改革的政治成本可有多大?
3.最后再看回原文的结论,不要以既定的价值观来衡量事物!
这一论调很类似我国高举的什么创新思维之类的口号。
是啊,这句话怎么看都不会错,但是,这样的话有用吗?
且让我们思考几个问题
(1)既定的价值观是什么?
(2)遵守既定的价值观,和反其道而行之,哪一个收益更大?
(3)价值观涉及的方面很多,并不仅仅是一条行为规则,那么假设既定的价值观只有一种形式,我们改变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说自己没有用原有的价值观,那么,怎么选?
诸君,看到了吧,为何我说那句话怎么都没有错,因为它是一句废话!
它只是表达了一个模糊的理念,而Coase很早就说过,模糊不清的思想,是怎么都不可能被清楚地证明是错的。
这种模糊不清的大道理,听听很在理,想想全无用。
这几年我偶尔追忆往事,想起曾经读过的国内文章,无论是学术论文,抑或散文,大多脱离不出开篇小故事的格调。
通过一些特例,讲一些与常人观念相悖,但似乎合理的大道理。
低手写的,无病呻吟居多,高明一些的,会用一些理论或者术语来包装。
可是,中国的文人似乎都有这个通病。
他们或许读了一些书,一些经典,却无法在一个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
断章取义,不懂装懂,生搬硬套,那是常事了。
总是知少少,扮代表。
更可怕的是,他们这些百无一用的文字,不断在误导着读者。
其实,分享这篇文章的,居然是两个法学院的同学,这实在让我不是滋味。
但是转念一想,举世浮躁,又岂因专业不同有别乎?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本身就充斥着这种断章取义,华而不实,模糊不清的东西,逐渐地,逐渐地,我们惯于接受,我们喜欢偷懒,我们排斥思考。
这种表见有理的垃圾文字,就逐渐同化了我们的思想。
诸君,摒弃这种恶习吧。
为何不阅读一些真正有思想的文字,让自己对世界的了解,经济制度的运行,民主社会的运行,有深入而广泛的了解呢?
科斯,张五常,周其仁,不早已经作为先行者,照亮了前路吗?
附录:
为呼应题目,以交易费用的理论,将原文应当分析的视角展示如下(未必全面):
1.惯例为何存在?
其如何节省交易费用?
2.在制度变迁的理论下,推动惯例改变的局限条件是如何改变的?
3.民主社会的选举程序涉及到哪几种交易费用?
如何量度?
4.哪种选举程序更能够节省交易成本?
5.民主社会中,如何保障每个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平等?
6.中国国企改革,政治制度改革的真正障碍,是哪种交易费用?
其构成如何?
参考书目:
巴泽尔《国家理论》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张五常《经济解释》
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
TO
RonaldCoase
&
StevenN.S.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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