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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
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
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
“移民都搬完了。
”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
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
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
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
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
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
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
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
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
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
“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
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
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
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
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
“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
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
“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
”王显刚自问自答:
“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
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
“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
”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
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
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
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
”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
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
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
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
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
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
《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
“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
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
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
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
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
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
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
”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镕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
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
“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
”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
“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
”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
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
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
“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
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
”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
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
“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
“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
还有上访的?
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
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
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
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
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
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
“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
“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
”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
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
他对本刊记者说:
“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
“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
”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
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
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
镇上干部答复:
“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
”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
“王书记说:
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
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
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
第一条建议是:
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
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
“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
“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
“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
”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
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
他回答:
“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
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
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
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
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
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
“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
但出路总会有的。
”□
宿松:
艰难的融入
在他的院子里,栽着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树,还有叫做“六叶尖”的烟草,他用废纸卷起一根,“还是这个好抽,劲大,又便宜”
两年前,邹永松和殷刘红结婚,成为复兴镇里的新闻。
三峡移民娶上当地姑娘,这在当地是第一例。
“开始我妈妈还担心我会跟他跑回巫山。
”殷刘红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例,被当地移民干部屡屡提及,视为来之不易的成绩。
2001年8月,包括邹永松一家在内,千余位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的三峡工程移民,外迁到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
迁入之初,即发生震动不小的“宿松事件”。
在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看来,此事发生在外迁过渡期,也是不稳定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现在稳定情况总体不错,”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融入当地社会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初来者
为三峡工程135米蓄水做准备,2001年8月22日和29日,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新春村、河口村共246户、1087位村民,分两批抵达宿松县复兴镇的两个安置点。
安徽地方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
“移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一排排规划整齐的二层小楼房就是他们的新家。
但就是房与地的问题,很快引发纠纷。
在华阳河农场二分场安置点,沿着中心道路比邻而居的宁河、新春两村移民,入住后发现分配到的住房与耕地距离不一,发生争执,多次到镇政府集体上访。
时隔一年,经迁入地政府与农场协调,重新划定耕地并分配下去,这一争议方告平息,此乃后话。
在房地距离争议相持不下之时,又有移民就居住点道路规划提出异议。
24户宁河村移民的住房门前道路只有8米宽,比其他道路窄了4米。
本刊记者今年6月前去采访时,仍有移民对此表示不平。
据迁入地政府人士介绍,搬迁之前,规划设计单位提出以菜园地补足门前道路,已得到迁出地政府和移民代表的认可。
入住之初的两个月,抓阉分得该道路两侧住房的移民并未发难。
但两个月后,移民开始就此逐级上访,要求补偿“损失费”。
时任复兴镇副镇长的胡翀向本刊记者介绍:
“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答复不能乱开口子,否则会影响国家的三峡移民政策。
2001年12月13日至14日,谈判未果的移民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是为宿松“12·
13”事件。
事发后数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负责人赶赴安徽表示,移民中“特殊公民”、“平均主义”思想严重;
移民留恋家乡、适应陌生地确有困难;
迁出地政府的难处和苦衷需要体谅。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来到宿松的移民,每每骄傲地向本刊记者提起他们的家乡。
大昌古镇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畔,有着1700多年历史,兼军事与航运之利,是古时陕西、湖南、四川等地商贾云集之地,保留大片明清古建筑,为三峡地区旅游胜地。
大昌自古不乏移民,今人多称祖上于“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
但迁入多,迁出少,当地流传:
“大宁大昌,不思家乡。
此处耕地虽少,但人气旺,许多当地农民有自己的技能与副业,如驾船、摆摊、开餐馆等。
“我在老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即使不种地,也有余钱。
”河口村移民卢忠长说。
三峡工程的到来,改变了一万多名大昌人的生存状态。
“三峡工程‘造谣’(当地用语,意同传言)造得很早,毛主席在世时就‘提倡’过。
”64岁的张全魁回忆,199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此时便听说三峡工程一定要搞,有人还不信,“毛主席都搞不成,现在哪个搞得成?
黄发明就是怀疑者之一,他当时到处借钱,想建一套砖木结构的新房。
有干部劝阻他说,顶多住七八年,而且新建房屋不补偿。
但他还是建了。
到1990年代后期,“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动员在库区渐趋密集。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河口村移民郑本仕说。
本刊记者所访移民,几乎都有类似表示。
得知去向时,已时日无多。
“刚提倡搬迁时,讲过可以后靠,可以自谋职业,”郑本仕说,“外迁只讲了一年多,就要走了。
1999年国家移民政策调整,加大农村移民外迁计划至12.5万。
经一年多试点,移民外迁于2001年至2003年大规模展开。
据多位移民干部介绍,三峡农村移民前期工作淡化外迁的原因,一是高估了就地后靠安置的容量,二是过去数十年水库移民外迁有多次失败教训。
后来人多地少矛盾凸显,再加上前期搬迁进展有限、三峡工程蓄水在即,遂加大、加快外迁力度。
“必须分秒必争”
2001年,巫山县二期外迁移民任务为1万人,大昌镇承担一半。
宁河村涂永龙本想继续留在老家码头做生意,“好像后靠名额满了”,他别无选择。
河口村卢忠长考察过湖北当阳,看中了,当时还能自主外迁,拖了一下,便只能在政府的组织之下迁到安徽宿松。
宁河村邓子贵在迁出之前,满心犹疑。
丈夫和女儿都是二级残疾,夫家四兄弟只有她一家需要搬迁,“我们去了怎么办?
就我一个人能做事。
“干部说会搬富,不会搬穷,我听了就有些高兴。
”她向本刊记者忆及此事。
新春村黄发明担心超生得不到补偿,动摇之际,得到母亲的鼓励,他解释:
母亲“年轻时在长沙住过三年,说外面肯定好些。
农村老人有这种思想的很少”。
宁河村邓生明的母亲即为反例。
其母当年78岁,“身体壮得很”,也无家庭纠纷,搬迁前撒手人寰,生前常对家人说:
“去到外面,死得连鬼都不认识”,“安徽人当年还逃荒到我们这里来”。
新春村有着40多年村社干部资历的张全魁,自认不同于一般群众,城里的三弟不让他走时,他说:
“我是党员,要带头走。
移民代表在搬迁前去迁入地考察回来,变数又生。
他们将迁入的宿松县、华阳河农场是安徽省的重要粮棉基地之一。
张全魁觉得这里的土地比老家好,交通也更方便,考察回去后帮干部们一起动员,“有人还说我是干部的狗腿子”,但“农村人讲感情,先从做亲戚的工作开始”,局面逐步打开。
河口村的移民代表在考察时却觉得迁入地条件不如预期,回来一讲,更增动员难度。
卢家军即是其一,他称当时被盯得紧,晚上不敢回家,就躲到墓洞里,后来是他父亲签的搬迁合同。
2001年7月,在宜昌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提出:
“现在距三峡水库蓄水仅有二十三个月,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分秒必争,加快移民工作进度。
是年底,大昌镇超额数百人完成外迁任务。
迁入宿松的移民说,他们走进新居时,“墙是湿的,地还粘脚”。
宿松县三峡办主任刘福祥认为夸张了,不过是“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
“拿出了最好的地”
“移民干部有很多心酸,需要关爱。
”巫山县移民局局长王祖乾对本刊记者说,“挨打挨骂,在库区到处都有。
这句话是2008年8月在巫山时所说。
其时,三峡工程即将首次进行175米试验性蓄水,百万移民搬迁工作亦基本完成,尽管接下来仍有“漫长的安稳致富过程”,王祖乾还是觉得松了口气。
在大昌镇移民集中外迁的2001年,王祖乾任该镇镇长,河口村移民当年8月29日迁入宿松县复兴镇,他是护送干部之一。
那是他人生中罕见的经历——在招待所里,他被移民围困两天两夜,躲在床垫之下,后经当地政府救出,躲入汽车后备箱中方被带离现场。
事情起因,是先行抵达的移民要求退还超房型面积建房款。
迁入地受托为移民建房后,有部分房屋实际面积略微超出协议面积,移民为此付了款,后来经争议之后获得退款。
但当时争议之中,移民的诉求越来越多。
刘福祥说,移民刚来时,情绪较大,随时都能找到导火索,酿成不稳定事态,2001年12月13日发生的冲突是最激烈的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
“讲老实话,移民来了,矛盾肯定多了。
”复兴镇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镇长胡翀对本刊记者说,接受移民安置之初,基层政府感到有些为难,宿松整体经济条件虽强于巫山,但同在国家扶贫序列。
“国务院下达任务后,各级政府都当作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待。
”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说,安徽省承接的三峡外迁移民任务为8000人,实际接收8094人,尽管安徽经济并不发达,这些年省内各级政府补助、帮扶三峡移民的各类资金,人均八九千元。
1999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做好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安置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
迁入地人民政府要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经济相对发达、土地容量较为充裕的地区作为外迁农村移民安置区,将移民相对集中安置到县、乡,分散安置到村、组。
受访的安徽移民干部解释,选择宿松作为安置地之一,主要是考虑到土地调整之便,以及迁出地政府和移民要求沿江之利。
双方认可后,迁入地政府与华阳河农场协调,“农场拿出了最好的地供移民挑选”,具体安置点位于宿松沿江区域,比北部山区条件好。
从农场购地后,宁河村、新春村移民共600多人被安置到华阳河农场二分场,400多河口村移民被安置到华阳河农场一分场,现分属复兴社区和同兴村管理。
复兴社区也给移民让出一小部分土地。
当地农民人均6分地,而移民有1亩,“心疼也没办法,他们是响应国家号召过来的。
”复兴社区会计王赛白说。
“移民比我们当地人勤快多了”
“12·
13”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是春节,安庆市、宿松县政府特意组织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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