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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院邮票
此一时期书院中所教习的内容显示了对康、雍时代的重视宋学和乾、嘉时代的重视汉学的调和,但在科举取士的时代背景下,其教育仍多以科举为指归。
诗赋、词章等文学教育仍在其中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
这是因为科举所试的八股文、试帖诗与文学有着原生的联系,“在政治驱动和文学创作之间起到了很好的中介作用”,
因此在书院的教学活动中文学教育被普遍放置到比较重要的位置。
即如宣称“专为研究经史而设”的福州致用堂,其鼓励生徒阅读的书目中仍然有包括《昭明文选》、《汉魏三百名家》、《乐府诗集》、《文苑英华》、《古诗纪》、《全唐文》、《全唐诗》、《唐宋十家古文》、《历代赋会》,唐李、杜、韩、白、高、岑、王、孟、韦、柳,宋苏、陆,金元遗山,元虞道园,明刘诚意、高青丘、何、李、王、李、高苏门、陈卧子各家专集,选家则《全唐诗录》、《古诗选》、《宋诗钞》、《元诗选》、《明诗综》、《十二代诗选》等在内的大量文学书籍。
可见其尽管不屑于“徒以词章字句争一日之短长”,
但对于文学仍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考察书院的文学教育状况,其课艺最能体现实际的教学内容。
当时的书院往往刊刻学生的佳作,用来展示教学成果,增进交流,同是通过对课艺的评点,也能提供文章范式,指明作文途辙,以使生徒知所趋向。
以当时著名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南菁书院为例,诂经精舍同治七年(1868)的课艺中,经史考据类题目占总量的40%,文学类占60%;
同治八年(1869)经史考据类题目占总量的37%,文学类占63%;
同治九年(1870)经史考据类题目占总量的45%,文学类占55%。
而刊刻于光绪十二年(1886)的《学海堂四集》,一共有342题577篇课艺,其中经解类77题93篇,史论类35题40篇,文学类230题444篇,文学类占总量的67%。
刊刻于光绪十五年(1889)的《南菁讲舍文集(初集)》一共有111题135篇,其中经解类45题51篇,史论类30题37篇,文学类33题44篇,算学类3篇,文学类题目占总量的29%;
刊刻于光绪二十年(1894)的《南菁文钞二集》一共有106题138篇,其中经解类67题93篇,史论类14题17篇,文学类25题28篇,文学类题目占总量的23%。
以上三处书院均提倡经史考据之学,不以科举为鹄的,然而文学类的题目在课艺中却毫不逊色于经史类。
就连时任诂经精舍山长的经学大师俞樾也说:
“自官师同课制实行后,大抵朔偏词章,望重经古,故闻当年应试,朔课人数总较望课为多。
显示出书院生徒自觉的选择。
只是当国祚倾颓之际,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乃是革旧布新的应然之举。
如同治元年(1862)政府即令国子监“于应课时文外,兼课论策,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
重臣曾国藩也称“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曰经济”,尽管他认为当“以义理之学为先”,但“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
这种对经世实学的提倡出于求真才、济时用的需要,因而此后兴建的书院中多有提倡此种教育方针者,在课程设置上加入了实用型学科,与此同时则是文学教育的空间被挤压、地位日趋下降。
如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经心书院,尚“专课经解、史论、诗赋、杂著”。
文学的地位较之经史之学未遑多让。
但到了光绪元年(1875)其在四川创建尊经书院,则其昭示的教育宗旨所谓“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术、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云云,不仅大量添加了实用型学科,且按其对学科重要程度的认识排序,作为文学教育的诗古文辞被排在最末,颇有附骥尾的感觉。
同时代其它书院的情况与此相类,同治十二年(1873)陕西学政许政祎建泾阳味经书院,“以天文、地舆、经史、掌故、理学、算学课士,以开风气。
光绪五年(1879)广东嘉应建崇实书院,“考古之学曰经、曰史、曰词章;
通今之学,曰舆地、曰掌故、曰天文算法。
其表现均为课程设置方面开始增加所谓的实学内容与重经史而轻词章。
此类事例尚多,此不赘述。
张之洞
真正对书院文学教育造成冲击的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光绪二十二年(1896)翰林侍讲秦绶章奏请整顿书院,其设计的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译学”六门,并无文学的位置。
仅是出于对尚存的科举制度的照顾,才有限度地表述“制艺、试帖未能尽革,每处留一书院课之已足”。
此种官方化的表示使得此前革新课程的零星而自发的行为变成政府的统一规划,上升为国家的教育政策,其影响自然远较此前为大。
随着教育变革的方向朝着分科教学发展,文学教育在以实用为主导的课程设置中遂有风雨飘摇之感。
从上述书院的文学教育状况可以看出,与社会上的汹汹争议相比,实际的文学教育得以按照既定的秩序发展,呈现出一种在改革浪潮中的滞后性。
尽管随着社会风气的转移,书院的教学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革,但仅限于教学重点的倾斜和课程的增损,在根本的文教制度未变的情况下,传统文学教育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延续力量。
只有到了全面改革教育体系的时候,传统文教模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学教育才被迫从核心走向边缘。
二、实用主义思维下文学无用论的兴起
中国历来都将文学发达作为时代发展的标志,而就个人来说,能诗善赋亦为才华出众的表现。
尤其在科举取士的背景下,诗赋、文章更是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在统治稳固、社会秩序有效运转的时代,这种取材的方式可以满足治国理政的需要。
但在骤然遭逢“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的时代,面对着以科技制胜的西方国家的入侵,传统的文教模式及其造就的人材自然显得不敷使任。
当其震惊于西人科技之先进,实用之学之发达,反观自身,审视醉心于吟咏词章的中国士人及其精神世界,便不难得出传统文学无助于竞争时代的印象。
晚清时代纷言效法西人,改革中国学制,皆是建立在此种心理基础上。
早期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西学》中便说道:
“善西学者,必先明其本末,而后可以言西学。
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
语言文学,其末也。
”如果说郑氏的意见在推重格致之学的前提下尚为语言文学保留了一席之地,则后此的教育理念在重实学而轻文学的道路上则越走越远。
曾亲历西方社会的王韬在其《漫游随录》中记述他的观感,便认为英国之所以富强,在于他们重视天文、地理和声光化电之类的实学,而“弗尚诗赋词章”。
曾出使西洋各国的郭嵩焘也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
在其艳羡之余自然会对中西学问之差异进行比较,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不重实学的倾向多有批评,如同样作为出使大臣的薛福成就说:
“……中国缀学之士,聪明才力岂逊西人?
特无如少年精力,多縻于时文试帖小楷之中,非若西洋亿兆人之奋其智慧,各以攻其专家之学,遂能直造精微。
并进而提出“今之立国,不能不讲西法者,亦宇宙之大势使然也。
既以实用作为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则中国传统文学教育自然尽数可归于无用之列。
如论者谈及时称“中国一乡一邑,书院林立,所工者惟文章也,所求者乃科举也,而此外则别无所事。
……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无用之制艺。
“士之趋向曷由乎?
由乎上之所取而已。
取之以实学,则士敦实学;
取之以文辞,则士尚文辞。
虽经义词赋迭相消长,其为无用之空言一也。
”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
中国历史上注重经史、鄙薄文章的看法一直不绝如缕,如朱熹所称“今之诗赋实为无用”,“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如果说传统的鄙薄词章的做法尚带有视其为“小道”而于“圣贤义理”无所发明,那么晚清之际对文学无用的认识则建立在对国家落后于人的切肤之痛上从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其中甚者将传统文学教育视为陷国家于困境之权舆。
如叶尔昌谓:
方今天下,日本横于东,欧洲诸邦环伺于西,各挟其奇技异能与夫邦之利器,以争衡于天下。
而中国坐受其困,无一应变御敌之才,此坐时文、诗赋之病也。
连培基在《扩修沅水校经堂禀稿》中也称:
“自唐宋迄今,以帖括诗赋取士,中国父兄所教与子弟所学,胥溺于文。
而泰西各国……反得挟其艺以傲我中学之不振,亦词章阶之厉尔。
均将导致国家落后的根源归咎于尚文学、重文章的教育传统。
诚然,上述所举的批判起点实在于以时文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然而正如前面提到的,文学与科举制度有着一种原生的联系,两者彼此渗透,难以截然区分。
对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批判集矢于八股文、试帖诗的空疏无用,但诗文等中国文学的代表形式同样是读书人肄习的基本内容。
因此由批判科举考试难取真才肇端,再进一步则扩大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学都成为诟病的对象。
以康有为为例,其在《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中便说:
泰西特以器艺震天下者,其所以鼓舞之异也。
其设学以教之,其君、大夫相与鼓励之,其士相与聚谋之,器备费足,安得而不精?
我聪明之士,则为诗文无用之学,以其愚下者为之,即有精巧者,又未尝鼓励也,则安能致巧?
其申论的重点在于中西文化对待“器艺”之学态度的差异,认为不同的学术导向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类型。
正是在这种思维下,当其主张效仿西方屡请变法时,亦往往以诗文相尚的传统为靶子施加攻讦,以为其变法张本。
其痛陈中国之落后,即言“学校则教及词章诗字,寡能讲求圣道。
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故空疏愚陋,谬种流传,而少才智之人。
”言形势之危迫,则称“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
”以此得出其“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的变法之论。
其所指斥的中国不重实学,即在针对士人皆务于读书作文的传统而发,其立论的基础就是传统文学教育之无补时用。
当时有种认识,就是“中国之志虑运于虚,西洋之聪明寄于实”,
康氏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亦与此相类。
直到光绪三十年(1904),其写作《物质救国论》时仍然持此说,故盛赞美国之富强适与批评中国贫弱之根源相对:
美国人不尚文学,惟事工艺致富,……盖大地之尚文学,无若中国者,而与美贫富强弱相反,盖从事于虚与从事于实之相反若是也。
当时意图从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人把西学片面等同于科学技术,并进而拿西方科技的发达对照中国自然科学落后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无疑在放大了科技在西方国家所起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贬斥有所加深。
很难说这种建立在观感之上的情绪化的表达有多少合乎理性的成分,但这种将追求实用的西学与推重诗文创作的传统文学相对照的做法在当时颇具代表性。
而在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下,文学无用论的盛行几乎就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即使是剥离附加于文学的社会价值,回到对文学本身的讨论,同样显示出这样的思想倾向。
如维新变法另一重要人物谭嗣同,少年时“颇为桐城所震,刻意规之数年”,后又喜魏晋文章,“心好沉博绝丽之文”,然而经历“中外虎争”,不由感慨“文无所用”。
甚至谓“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
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词章,垂垂尽矣,施于世无一当焉。
”乃至欲全部弃之而后快。
黄遵宪
同样,被誉为“诗界革命第一人”的黄遵宪,虽“其诗散见于宇内者辄为世人所称颂”,但他对作诗的态度,仍是“以余事及之”。
而在其临终致幼弟黄遵楷的信中谈及于此,又谓“平生怀抱,一事无成,惟古近体诗能自立耳。
然亦无用之物,到此已无可望矣。
无论是谭嗣同,还是黄遵宪,其对于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未能惬意于心,显然并非满足于以文学名世。
之所以如此,自然与其文学之优长无补于功业之建立与社会改革之理想有关。
可以说,在实用主义的评判标准下,文学教育被视为无用之物。
而对于文学仍得以存在的合理性的认识,也同样是从实用的角度阐发,因此,即便是对文学教育价值的有限的肯定,仍是着眼于其尚有一定的社会作用,这在梁启超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为晚清思想最先进的人之一,梁氏虽然文名震海内,但他对文学的看法同样没有超出“无用”的认识。
其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说:
词章不能谓之学也。
虽然,“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通达,亦当措意。
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
“说理论事”云云者,乃是指文学中的论说文体而言,因为记述事实、发表意见具有实用的性质,故此“亦当措意”。
至于纯文学的骈文、诗歌,则没有那么宽容,而是采取严格的限制。
这与其同一时期所作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说的“学者以觉天下为己任,则文未能舍弃也,……学文之功课,每月应课卷一次”的观点完全一致,都是虽未绝对的废弃文学,但认为其作用无关宏旨。
到了第二年,在他为戊戌政变中被难的林旭所作的传记中,则更是明确斥文学为消磨意志之物:
“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
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
直将文学与声色之娱相提并论,乃是对文学除社会作用之外的价值的极端否定。
其将文学分为觉世与传世两种,显然更倾向于觉世之文,诚如其所说“无藏山传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
即是欲以此开通民智,为变法做鼓吹,其实质仍是将文学视为启蒙思想的工具,是其以文学为政治服务思想的体现,故此更加看重文学的社会作用,以至于屡言“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
不管是在中西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得出中国传统文教模式导致国力落后于人的直观认识,还是针对文学本身无补于社会之用的批评,前者是基于事实判断,而后者则是基于价值判断,两者共同的思想基础则是实用主义的考量标准。
在此标准的统摄下,已无暇顾及将属于人文学科的文学教育与属于自然科学的西学相互比照是否具有合理性,也无暇思考将中国落后于人的现状归咎于崇尚虚文的教育模式是否有万恶皆归于此的过当。
出于振衰起敝,追求富强的渴望,都已赋予文学教育太多超过其承担能力的责任。
三、国粹意识与文学教育的价值重构
为摆脱技不如人的落后状态而开始的对于西方的学习顺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过度贬抑。
在急切追求技术进步的时代,这种偏颇所带来的弊端尚未凸显。
而当西化进行到了一定的阶段,对西方全面的效法引起的民族身份自我认同的迷失感便逐渐强烈起来。
可以说,国粹意识的觉醒就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出于对自身文化的观照而萌发的。
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云:
“国粹,日本之名辞也。
其词即源于日本有识之士意图保存本国文化精神以与全盘欧化思潮相对抗。
当其二十世纪初甫一传入中国,即引起了同病相怜的国人的强烈共鸣。
无论在朝在野,均表达出保存本国固有文化的意愿。
即以革新传统闻名的梁启超也称:
“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
此并非梁氏前后不一,而是随形势变化采取的务实态度。
如其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所说“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近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
国粹说在今日固大善,然使二十年前而昌之,则民智终不可得开而已。
表明在举国沉沉之际,须以新学的迅猛输入来撼动旧思想,开辟改革道路。
当新学发展趋于稳定,才可以转而留意保存传统,维持民族的特性。
正是此种先破后立的见解使得传统文化在激荡变革的时代获得了包括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内的各方的认同,从而形成了触底反弹式的发展。
寄身于传统文化中的文学也在这种游离、贬斥中对自身价值和意义有了重新的发现与重新的构建。
《国粹学报》
反映在教育领域,便是对文学教育价值的重诂。
这在当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学本身价值的肯定,如来裕恂认为文学“虽成为独立之一科,而究其实质,则与社会学、风□□、□语学、美术学、哲学、政治学等,要有各种关系。
是故观于一代文学之趋势,即可知其社会之趋势焉。
这是对于文学在学科意义上所给予的价值肯定。
然而彼时更为突出的则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推重。
随着变革日深,感于对西学的全面接受带来的自身文化秩序的丧失,昔日被贬斥为无用的文学,却在此一时期被赋予了维系人心、振发国民精神的责任。
陶增佑《论文学之势力及其关系》一文中称之为“最高尚、最尊乐、最特别之名词”,谓“憾醒沉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除恃文学为群治之萌芽,诚未闻别有善良之方法。
而另一篇《论支那文学与群治之关系》中也论及文学对于国民的教育作用:
“未来轰轰支那之历史,孰投起死回生之剂?
曰:
以文学故。
”因此“有热心之革新家起,欲革新各种社会,必革新各种文学,投国民之所好,而导之于各种完全人格之域。
这种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与传统的“文以载道”不同,而是更贴近社会生活,更注重对国民人格的塑造。
由此而言,文学即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即其对于群治的影响。
基于此,则文学对国民教化的作用,以及其作为国粹之一对本国文化的标志意义便逐渐为人所认识,如林传甲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便再三致意:
“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文者,国之粹也,国民教育造端于此。
作为同一时期的著作,黄人在其《中国文学史》中也称:
“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
在万国竞争之际,这种国粹意识实为谋求文化的自我认同,而这种认同又与保国保种保教的救亡思潮密切相关。
张之洞曾将文学与救亡的关系表述为:
“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法废;
中国之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
国文既绝,而欲望国势之强、种类之盛,不其难乎!
因此,文学之作用被极力推扬,乃至被认为“文学者,国魂之所寄”,而每每将文学之保存与国家之沦亡相并列,谓“无文不可以为国,无国文不可以立于今之地球,国之文野于此判,国之精神于此寄。
若是乎国文者,固国家至可宝贵之物也。
从“物质救国”到“文学兴国”,对文学的价值判断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而文学亦从无用之物被推重为存亡继绝的要道。
昔日弃之如敝屣,而今日赞为“较他种学科为最优,实具绝大之势力,膺至美之名誉,含无量之关系,而又独占世界极高尚之位置”,
其间翻覆,实出人意表。
而其背后的根本动因,则在于中西文化进入深层次交流后,冷静的观察开始取代狂热的效仿,而民族文化精神逐渐觉醒所致。
四、晚清文学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纵向来看,晚清文学教育理念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跌宕,其传统的发展轨迹被扭曲,因而其运行秩序也不得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伴随着富国强兵的迫切需求,现代教育体系对实用型学科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而相应对传统文学教育的价值则被严重低估,文学教育在整个分科教育体系内迅速边缘化。
然而,不久之后保存国粹之风兴起,文学藉此重扬声势,甚至被给予了远超其实质的赞誉。
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分别是近代史上不同时期文化心态的反映,因此考镜其正反两面的发生状况,对当下传统文学在教育领域的价值评判也有非同寻常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工具理性导向下文学教育致用论的得失
历史上的文学教育都带着某种“目的性”,即其教育目标乃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指向。
从孔子的“诗教”说所论“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包含了文学教育的情感、道德、认识等功能。
后世文学教育大体沿着这条路径不断发展。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形式的成熟使得文学教育大多成为举业驱动的功利主义教育,
较前反而使得文学教育的价值取向更为狭窄。
而当晚清变革之际,时人推重西学之实用,而愤慨中国传统教育之空疏无用,科举人才之不堪任使,也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思维基础之上对文学教育做出的价值判断。
而在此之后对于文学价值的过高估计,同样是将文学视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手段。
《学务纲要》中规定的“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
,本身所彰显的便是文学的“工具性”意义。
而此后所宣扬的国粹价值、文化传统、民族身份的体认、世道人心的维护等文学教育所具有的价值,也是从实用的功能着眼,或者说均是文学教育的外在规定性。
这与传统的“文以载道”论相比,尽管对文学教育价值的内涵有所扩大,但总体仍不出将文学视为工具的范围。
与此前贬抑文学教育者相比,这种从工具理性出发的对文学教育的社会作用的过度肯定也并不更高明。
上述两种态度均统摄于实用主义的思维之下,但平心而论,科举取士之道诚然过于褊狭,但将国家衰弱之由归咎于文学,亦显得有所偏颇。
中西文化之对照,所谓先进与落后,乃是文、实两种学问相形之下的直截观感,亦是人文科学遭遇自然科学所发生的无力的尴尬。
只是将本质不同的两种学问都以实用为标准来加以衡量,优劣之判本就有失公正。
时人批评“中学”屡称“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以此论证文学之无用,实则非中国文学果真为无用之学,实因富国强兵本非文学之责,亦非其能胜任,故于科技落后不任其咎也。
如刘师培所谓“美术以性灵为主,而实学则以考核为凭,若于美术之微,而必欲责其征实,则于美术之学返去之远矣。
而对于文学价值的肯定过度专注于社会作用方面,亦不可谓为得也。
晚清文学教育理念的偏颇之处在于其对文学的价值判断皆是从其工具意义上而言,全然以实用为依归,过度关注文学的社会作用,甚至谋求文学为政治服务,无论是贬抑还是褒扬,都存在着片面与夸大。
事实上,文学自有其价值,文学教育不反对致用,但亦不可专求致用,如果赋予文学过多的外在要求,使得文学教育成为直截为着现实目的服务的工具,则适足令文学教育丧失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应该看到晚清文学教育对于社会功能的关注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果文学教育只指向文学自身,如今日论者所说“文学的情感维度决定了文学教育的情感维度,文学教育的目的首先就是情感教育,更确切地是学会爱和传达爱的教育。
则文学教育的功能无疑是从一种限定换做另一种限定,都是对文学教育作用的人为减损。
文学教育固然因其所属学科门类而应该注重情感的熏染,但其认识作用、道德作用、文化命脉的传承作用、社会风气的引导作用也不能被忽视,而是应该与之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文学教育的作用。
(二)文学教育的功能层次划分
晚清诸人认识到了文学教育巨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将文学视为实现政治改革、社会发展的有效辅助手段。
无论是清廷所称以此为世道人心之助,还是改革派所谓文学“新民”之说,无不是看到了文学对国民思想、性格、智识等方面的塑造作用。
但就文学教育的具体操作而言,则是根据致用方向的不同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这体现在对文学进行高低两个层面的划分上。
梁启超将文学根据内容区分为“觉世之文”与“传世之文”,尽管就文学教育的价值而言,梁氏本人更侧重于觉世之文,但是觉世与传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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