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工资低于农民工概要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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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全国就业会议上强调,今年要努力化解就业结构性矛盾,也就是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局面。

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同存的矛盾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这与中国复杂的国情有关。

事实上,在中国普遍招工难的现实中,大学生就业难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至少大学生不愿意去做民工所做的工作。

在这样一种就业歧视现象的背后,至少有传统与现实的两种力量推动。

按照儒家的传统,读书人“学而优则仕”,是不能够做体力劳动的一群人。

即使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大学生极度稀缺而几乎都优先进入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端上“铁饭碗”。

随着市场经济壮大以及大学扩招,大学生稀缺成为历史,但大学生的精英意识,尤其是社会

上的阶层思想仍很浓厚,在大学生供给过多与高端岗位较少的矛盾之间出现了就业难的现象,有些学生宁愿不工作或者拿很少的钱坐在办公室,也不愿意与民工为伍。

现实的逻辑更为残酷,因为大学毕业生最低的人生期许就是在城市生活,但中国低端工作的收入与福利根本无法实现养家糊口的愿望。

而且低端工作的不稳定性与缺乏必要的事业上升通道,几乎不能满足大学生的人生预期。

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标就是不带附加条件的挣钱,他们没有城市生活的奢望,由于教育水平低,也没有事业理想。

因此,中国大规模的低端岗位根本不是为正常的城市居民所准备,而是提供给两栖的民工,尽管这是发展的代价,但毫无疑问也属剥夺与歧视。

传统精英意识带来的面子问题与城市生活的最低收入要求,都逼迫大学生就业的时候必须选择体面的有前途的工作。

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阶层意识在起作用,从制度上的城乡二元化差距,到传统意识上高低贵贱的划分,从而导致职业上的阶层割裂。

而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权利地位的差别。

就业上的结构性矛盾,也与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有关。

因为中国一直依靠低端制造业出口与基础设施建设来发展经济,这就需要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建筑工人等,即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积累社会财富。

但是,随着人口红利逐步结束,劳动力不再过剩,从而出现招工难的现象。

与此同时,中国的高端服务业增长缓慢,尤其是在广大的二三线城市,主要的好工作是在政府部门与国有垄断企业（金融、通讯、电力等就业,但岗位稀缺并且往往被“内定”,因此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不难看出,产生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在文化上隐形的与制度公开的阶层歧视;

其次是经济结构过于偏重制造业与基础设施建设,即过多的依靠人力等生产要素;

其三,大学教育与现实需求无法对接而大学生仍然自视为精英之间存在矛盾。

化解这些矛盾首先需要制度性变革,即消除城乡二元化,确保农民工的收入与社会保障能够在城市安居;

其二,加速经济转型,开放服务业领域,提高职业教育水平;

其三,改革大学教育,既要育人,又要提供更多的职业教育。

近日,一个名为《回家后,我无颜面对的事情:

怎么大学生不如农民工呢》的帖子引发众多网友激烈讨论——据2月20日《现代快报》报道,发帖者自称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她在帖子中讲述了自己找工作的经历,特别提到了今年春节回老家过年,与技校毕业的弟弟妹妹、甚至与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亲戚做比较,感受到种种憋屈。

有关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讨论,中国社科院去年发布的《2009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称,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和有经验的青年农民工的抢手,两者工资待遇有趋同的趋势,刚出校门的毕业生工资还不及同龄农民工。

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表示,由于用工短缺,农民工薪水有所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出现了趋同的现象。

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简单地看,也许有人会推论知识贬值、脑体倒挂,甚至引发“读书无用论”。

但实际上,两者不具有绝对可比性。

判断求职者的身价和收入,不能单纯看他的身份,而应该看他创造的劳动价值与工资待遇是否成正比。

大学生虽然学历层次较高,但由于目前不少大学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再加上就业形势严峻,一些大学生没有从事与其学历相适应的工作,所从事的工作技术含量并不高,拿不到高薪水、起薪暂时低于经验丰富的农民工也是正常的事。

何况,农民工从事的苦脏累、高强度的工作,大学生也未必愿意干。

正如华南师范大学谌新民教授所言,“不是大学生太多了,而是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级转移的滞后,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从这个角度讲,大学生工资趋同农民工,实质上是人才结构、产业结构的问题,并非人才贬值、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

事实上,除了高劳动强度行业与少数技术熟练的农民工外,与大学生相比,农民工处于更劣势的就业地位,大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比大学生低,甚至有不少农民工工资在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上下徘徊。

很多农民工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作不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

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没有办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工作条件、劳动条件、居住条件恶劣,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更不在少数。

在这方面,大学生的情况要好得多。

他们凭借学历优势,与用人单位的谈判余地要大一些。

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工作经验,工资可能不如有技术的农民工高,但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后,不仅利于跳槽换工作,而且工资上升空间较大,但农民工涨工资就要困难得多。

如果撇开就业大环境,简单地说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对大学生与农民工都不厚道

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时代的进步,但同时千千万万的年轻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又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种种制度的缺陷。

最近,神州大地出现一种奇特现象,即各地相继出现“民工荒”和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很多人据此推测,这是人才需求结构性的失衡导致的。

实际上,这反映了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之后,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一系列悖论,也反映了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失灵。

近年来,民工荒不仅在劳务输入地引起争抢,还在劳务输出地也闹出了民工荒;

为了争夺农民工,甚至爆出农民工输出大省截留农民工的现象。

有分析说,在长三角、珠三角用工荒的背后,是国人生活观念的转变:

80后逐渐变为“人父人母”,不再外出打工,90后也不愿意再做农民工;

用工荒也是中国产业转移和中西部大发展的必然,中西部地区承接大量转移过来的企业,吸收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

造化弄人的是,付出沉重的成本的“农民大学生”,却一夜之间发现,他们与他们的农村伙伴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甚至不如自己伙伴。

他们出身农村、考上大学、进入城市,毕业后与进城打工的父兄汇流,又重新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他们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混同,工资相差无几,生活境遇同样是在城乡之间漂浮。

这样的一个群体出现,反映了工种层次需求的变化,也反映了社会资源配置浪费的现实,更是反映了大学生就业的艰辛与曲折。

更为可悲的是,由于教育自身的缺陷,这些大学生在农村户口已经被剥夺,成为买不起房还要飘着

的“城市人”,即房飘一族。

城市身份没有城市居民待遇,农村已经没有他们居住和享受农村居民待遇的权利,这样尴尬的境地,是由当年必须要迁移户口才能上学的政策所迫的。

很多人指责,这些农民工大学生没有经验和不肯吃苦,但是,有谁能够理解,他们付出巨额的青春和金钱,还不及当年辍学的兄弟,他们的要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指责这群生不逢时的大学生群体呢?

这两个群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群体:

他们都是来自于农村,他们的父辈的职业很单纯,要么是种地农民,要么是农民工。

现在闹起所谓的民工荒,并不是说农民工很吃香,在城市里,农民工依然是社会的弱者,被很多人看不起。

所谓闹民工荒,实质上是维持低工资下的民工荒,这反映了中国制造的困境,再靠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已经没有竞争力了。

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制造的成本越来越高,是毫无疑问的。

在高成本下,如何赢得竞争优势,这是中国制造应当多考虑的因素。

问题在于,当前的竞争优势,逐步转移到财富分配上去了:

利用金融杠杆,去转移财富,掠夺股民和居民,这使得大量的产业资本,都热衷于炒楼炒股和炒物价。

大量产业资本在高成本和身份体制的保护下,成为危及居民财富和金融稳定的游资,造成这一因素的主要外因在于,人民币升值过快,导致产业资本入不敷出,只能转为游资,到处兴风作浪。

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正是揭示出这样的一个悖论:

中国竞争优势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在产品升级和转型,我们的劳动力需求现实是民工荒,高级白领在现实中已经被压得抬不起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如果说在低端阶段,那成本越来越高,导致企业主也是不堪重负。

我们当前处于一个很奇怪的周期之中:

劳动力过剩以及产品过剩,说明当前经济处于过剩周期之中;

而物价和成本双双上涨,却与之恰恰相反。

过剩的供给与物价上涨并存,使得政策在表面上陷入了两难。

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两难恰恰是政策自身所造成的失灵。

物价上涨在当前,更多的表现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货币现象最主要的不在于货币的超发,货币超发当然也是一种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而在于贷款主体的不公正,所导致的信贷政策失控。

这些信贷资本转化成为投机资本,成为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新工具。

因此,我们多次建议,加息这种价格型的政策和上调准备金这种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只能导致产品更加过剩,劳动力和物价成本更高,在过剩经济时代,是一种反政策。

我们更希望,在信贷政策方面,应当纠正现行的畸形信贷制度,贷款应当看重实业盈利能力,不能再搞身份制度了,否则,中国政策的两难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业,实业救国这句话仍然不过时,当前中国制造正处于危机之中,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我们就看到了所谓的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悖论。

自“民工荒”出现以来,舆论一直有一种想法:

借“民工荒”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具体操作是,将以前招聘农民工的岗位,转向招聘大学生,同步提高岗位内涵。

这想法似乎不错,但有多少大学生会来应聘这些岗位?

这些岗位又能真如设想的提升岗位内涵吗?

现实情形是,很多地方一边是农民工招聘现场用人单位招不到工,另一边是大学生求职市场人满为患。

只有少数大学生去赶农民工招聘专场。

在笔者看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不能用大学生去填补“民工荒”,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不同。

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原因,是服务业不发达,仅占GDP的40%,而在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0%。

服务业是吸收大学毕业生最多的领域,如不发展服务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只能到第一产业（农村、第二产业（制造业、加工业,包括到基层中小企业找工作。

这正是当前我国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做法之一:

鼓励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到农村、基层。

由于“民工荒”,这一做法在一些地区、学校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一些教育部门官员在各种场合批评大学生就业观念,认为有很多岗位找不到人,大学生只需转变观念,放下“身段”,完全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不得不说,这可能会加剧大学生就业难,也会加剧“民工荒”。

如果让大学生去填补“民工荒”,会贻误产业结构调整,掩盖深层次经济发展问题,而能吸纳更多大学生的服务业,还不能得到发展。

如果我国产业发展处于低端,就需要大量技术工人,“民工荒”也就进一步持续。

而如果大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与不接受大学教育完全一样,谁还愿读大学?

这会出现严重的教育浪费、人才浪费,也会催生读书无用论。

如此,我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

时下正值全国各地大中专毕业生及农民工找工作的高峰时期,在福州各招聘会现场及劳务市场,有着较高学历的大中专毕业生不仅工作难找,而且薪资待遇普遍偏低,平均每月工资约2000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普通工人受到欢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为缓解招工难,纷纷提高工人工资及福利待遇,农民工的工资达到甚至超过提供给大中专毕业生的工资。

（《中国青年报》2月16日

春节过后,媒体似乎又开始集中关注企业“用工荒”了,铺天盖地都是“招工难”,企业想尽一切办法,有的甚至直接到火车站、社区去“拉人”,留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但效果依然不佳。

而在另一边,则是大学生的“就业难”。

其实,这两者都不是新鲜的话题。

“用工荒”

和大学生“就业难”一直都是新闻热点话题。

企业缺少的人不外乎两类,普通工人和高级技工。

一直以来,技能型、高素质工人的短缺都是“用工荒”的突出特性。

最近媒体这一轮番的、铺天盖地报道的“用工荒”大多是普通工人,似乎遮蔽了“技工荒”。

综观媒体报道,企业吸引农民工的基本手段都是加薪,或曰改革保障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但是,在沿海城市,加薪永远赶不上消费成本的增加,更改变不了普通工人从事低端行业的重复性、单调性、上升渠道不畅通、社会地位不高等等的劣根性,最终也会加重企业的用人成本。

再者,随着劳动密集型生产线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中西部城市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差距的逐步缩小,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农民工就业的“本

地化”等都已成了常态,凡此种种都增加了沿海企业的“招工难”问题,这必然倒逼部分企业产业升级,导致沿海地区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化,而新生代80后、90后农民工虽然学历普遍由初中提升到高中,但依然满足不了产业升级所达到的技能水平,最终会加剧“技工荒”。

大学生的“就业难”难在何处?

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企业需求不匹配。

而普通工人所从事的低端岗位劳动量较大及工作时间较长,这对大学生产生不了多少吸引力,况且,新生代大学生的择业需求关注的方面更为多样,如开阔视野、增加经历、注重企业培训、晋升渠道、个人发展等,过多的关注则加重了大学生的“就业难”。

似乎企业“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是两条并行不悖的平行线,有评论还将这两者喻为“鸳鸯火锅”,但是,不可忽视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愈加强烈,我国就业市场内部结构性失衡也会更加明显,而农民工、低端岗位工人都是初级劳动力,都需要人才升级。

所谓“人才升级”并不是指在学历上提高,而是技能的提升。

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训也许正是“用工荒”与“就业难”的一个交集,这需要学校、企业与政府三方合力。

由于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最终匹配需要较长时间,可以预见,“用工荒”与“就业难”的现象短期内都无法解决,还将长期存在,因此,这也给职业培训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职业院校可以抓住契机,重视职业培训,提升教育质量。

国家这几年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当前,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大量的农民工和企业低端岗位的工人需要接受培训以提升技能,职业院校应当抓住机遇,调整课程、设备与师资,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占领企业培训市场。

其次,职业院校应密切与企业进一步合作,让企业参与决定学校的教学和考试内容,让企业资深人力资源总监、职业规划师等参与学生的职业咨询、就业指导、面试技巧等方面的培训,同时,企业应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培养更多的技能型人才。

第三,政府应参与职业培训体系质量保障和开发、课程设置、考试规则和核心教材认证、推动创新等,应针对不同的工种,制定统一的验收标准、财政补贴标准,引导职业培训以“质量”为主导。

随着劳动力市场由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培训应充分尊重农民工的自主权,以经济发展需要和农民工的需求为导向,实行订单、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最后,媒体应该给予正确的引导,不必过分夸大和渲染“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影响。

否则,一方面,“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工资”的报道会使“读书无用论”抬头,另一方面,对“用工荒”的过度渲染,也会误导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定位,降低人才培养质量,对职业教育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也给农民工带来不正确的预期,产生不应有的误导。

25日人社部介绍称截至去年12月底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7%,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

2011年,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将有660万。

在就业环境与就业秩序都不甚理想的前提下,高校毕业生90.7%就业,有没有“被就业”的情况?

有没有人“零工资”或“低工资”就业?

有没有为了完成任务,签订“假合同”的情况?

在网上,不少人纷纷“晒”起高校“就业经历”。

如果“啃老”算“家庭就业”,就业率肯定更高。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

这里的年轻人应该包括应届与历届高校毕业生。

啃老,总得在家里做点小家务什么的吧?

“孩子,家里酱油没有了,去打酱油”,这也算是给父母“打工”,然后换来衣食无忧,当然还有零花钱,这理应算是一种“家庭就业”。

如果把这一部分也统计到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里,就业率估计还会提升几个百分点。

如果是货真价实的就业率,说明一系列就业政策与措施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可喜。

如果是注水的就业率,数字背后则有可能存在着未就业、被就业、假就业的现象,堪忧!

据报道,有人认为虚高的就业率也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之一,因为虚高的就业率会延误社会及时发现和有效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时机。

那么,相关部门能否详细地公布一下就业率统计的过程,尤其是细节——是直接将各个高校自己统计的就业率拿来加加减减,还是亲自或委托有关机构进行了实地的调查统计?

数据不能“逗你玩”,尤其像就业率这样的民生数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最基础的民生。

准确的就业率,是就业的“晴雨表”,是民生的“晴雨表”,也是生计和尊严的“晴雨表”。

同时,唯有准确的就业率,才能给政府制定就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1月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7%,较上一年的87%提高了3个百分点。

根据官方此前发布的消息,去年应届高校毕业生人数为631万。

就业率达90.7%,意味着近60万应届高校毕业生去年未找到工作。

（1月26日《新京报》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当下,201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逆势飘红,较上一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达到90.7%的高位。

如此就业成绩单不可轻看。

应该说,人社部、教育部等部委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付出了不少努力。

比如,积极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进行动,落实各项扶持政策,着力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

加强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强化对困难毕业生的就业援助;

继续推进“三年百万”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计划;

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新增就业岗位,等等。

按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不出三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也不是奇迹。

但是,网友对此普遍用脚投票,还有网友戏言:

“就业率”应该改称“失业率”。

网友的话或许有点调侃的意味,但是事实告诉我们:

不少学生是“被就业”的。

90.7%的就业率或许只是飘忽在空中不接地气的浮云。

不客气地说,就业率造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就业本身就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

不仅到机关企事业单位上班叫就业,考研、开店都叫就业。

还有学生为了积累工作经验,被迫“零工资”就业。

更有不少学校挟毕业证发放大权以令就业率,一手交就业协议书,一手发毕业

证、学位证。

或者干脆报告学生自主创业。

总之,只要没领失业救济金,没有不统计到就业率的。

比如,湖北省孝感学院去年宣称,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部分院系接近100%,而受访学生称,很多人没有就业。

学校要扣发毕业证和学位证,他们只好想方设法找单位盖章了事。

该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曝光以后,尽管该校表示将对实际就业率进行核查,给社会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但是后来不了了之。

就业率造假损害了毕业生的利益,破坏了学校的形象,从长远来看,更是干扰正常的招生就业秩序、误导国家招生就业政策。

但是当下的现实语境下,让高校不在就业率上动脑筋,还真有些勉为其难。

因为教育部一方面宣布对高校就业率造假“一票否决”,另一方面又加大高校评估中的就业率权重,就业率低的专业面临少招、停招的风险。

而且对外宣传就业率下降,学校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造成招生困难。

这显然不是学校希望看到的。

《江淮晨报》就报道说,安徽省规定难就业专业将被砍掉。

就业率造假将被否决,就业率低就停招,这让就业不理想的学校如何是好?

生存重压下,学校在就业率造假之路上越走越远,就业率成为数字游戏并不奇怪。

在我看来,大学培养人才不同于工厂加工产品。

相关部门不能完全以就业率来评估大学办学水平。

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反映出就业市场结构失衡的矛盾。

正如有教育专家所言,“现在不是大学生太多,而是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

由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梯级转移的滞后,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大学生就业情况不理想,并非都是专业设置不合理的错,还与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高等教育质量下降有关。

就业供求关系是一个动态概念,社会产业结构有一个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

今年就业不理想的专业,并不意味着三年以后、四年以后仍然“滞销”。

同理,暂时就业率较高的专业并不意味着来年风景依旧独好。

尽管我不敢说90.7%的就业率全是“一票否决”逼出来的,但是学生“被就业”的现实值得思考。

人社部照本宣科,依据高校上报的数据对外公布就业率,或许只是例行公事。

但是人社部不能忽视“被就业”的现实,更不能躺在就业浮云里沾沾自喜。

对此,不仅人社部要完善就业率统计机制,教育部也应完善高校办学评估机制。

同时加强社会监督,刹住就业造假歪风,为广大毕业生营造真实、公正的就业环境。

别让不接地气的就业率丧失公信力,成为公众眼中神马都不是的浮云。

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0年12月底,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7%,较上一年的87%提高了3个百分点（1月26日《新京报》。

90.7%是一个很高的就业率,可问题是这个耀眼的数字和人们在生活中观察得出的结论完全不符。

从网友的反映看,几乎一边倒地对这个数字嗤之以鼻,有人直言“只能当笑话”,还有人说“太假了”,更有人调侃说“又有一大半的人被就业了吧”?

政府的职能部门公布的统计数字缺乏公信力或不准确,后果是很严重的。

首先,它会影响政府机关的威信,影响行政效率;

其次,这会向其他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发出错误的信号。

比如,按照这样的统计数据,相关部门似乎就可以不必把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当作施政的重点了。

最后,这还会对大学生们产生误导,使他们在入学、选择专业、制定自己人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