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流动对重庆社会经济的影响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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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成本在流动成本中占的比重较大,往往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的流动。
心理成本,即人力资源离开熟悉的工作、生活环境、亲朋好友所付出的精神代价。
心理成本不是实际支出的费用,表现为一种效用的负值。
风险成本,即在流动过程中因为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受到的一些损失,如失业、伤病以及劳动过程中的种种风险等。
直接成本、风险成本表现为货币因素,机会成本、心理成本表现为非货币因素。
当人力资源预期流入区域工作的收益会远远超过货币成本时,流动的货币成本将不会成为流动的障碍,而非货币成本将成为关键的因素。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产品的丰富,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会的尊重将成为人们就业的主要动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源会因其生活方式偏好更加关注较好工作环境和工作机遇而带来的精神享受。
因此,流动非货币的差异将导致人才更加频繁的流动。
2、个人收益
个人收益也是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关键性因素,可以分为直接收益、间接收益和心理收益。
直接收益,即人力资源在流入区域的工作或者经过教育或培训后,获得的比初始收益更高的新收益,包括更好的报酬、福利状况,更高的职务头衔和更强烈的成就感等方面的综合效用,这是影响人力资源流动的最主要的指标。
间接收益包括流动过程引起的个人人力资本含量的提高可以给日后的职业生涯发展和职业选择过程中带来更高的收益,引起流入区域的关注和重用,提高人才在区域中的相对地位;
由于流入区域的工作环境能提供各种便利,能够节省人力资源的部分开支,如流入区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
心理收益,即指流动带来的非经济性效用,如流入区域较好的自然环境、较高的社会地位、良好的人际关系等,为人力资源提供了精神上更高程度的满足。
假定只有二个区域A和B,大部分的人力资源流动都是发生在二个区域之间。
人力资源流动意愿取决于区域A支付工资水平与个人对区域A工资的预期值,设W2为个人对区域B工资水平的估值。
如果W2≥W1,人力资源有流动意愿,并且当(W2-W1)值越大,流动意愿越强;
如果W1≤W2,人力资源愿意留在区域A。
在伊兰伯格的劳动经济学中,将自愿流动当成一种投资看待,即人力资源为了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内获得收益而在流动时承担这种投资的成本。
若与流动相联系的预期收益现值超过了与之相联系的流动成本的总和,便会发生流动。
人力资源个人收益模型表示为:
R=e6t
k=1
Wi-Wo
(1+r)k+ΔP-C
其中,R代表人力资源流动可以带来的收益,e代表人力资源流动成功的概率,Wi代表流入区域工资的预期值,Wo代表流出区域支付工资水平,t代表在流入区域的预计工作年限,r是人力资源的个人主观折现率,ΔP是人力资源的净支付额(例如安置费和违约金的差额),C是人力资源流动成本。
从模型中可以发现,人力资源在流入区域新工作中所获得的工资水平越高,工作时间越长,产生的流动成本越小,则流动的收益净现值越大。
3、环境效应
人力资源区域流动不只是为挣更多的金钱,还要有适合实现自我价值的环境。
单纯的人力资本投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一定量的人力资本只有与物质资本相匹配,与其他适当的人力资本相互补,才能真正体现人力资本的效能和价值。
人力资本的这一属性必然使人力资源趋向流入物质资本雄厚、生产要素先进、人力资源有群体优势、资源配置合理、运作高效、能为自身特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提供更为优良的综合匹配条件的环境。
运行优良的区域环境已成为人力资源区域流动前必然要考虑的因素。
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区域环境是不同的,这就会必然对人力资源流动产生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区域间发展水平;
我国区域发展很不均衡,因此人力资源存在发生区域流动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工资收入因素并不是人力资源产生区域流动的唯一因素,人力资源流动还与区域环境有密切关系。
将经济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和自然环境进行综合,得到区域综合环境效应,如果将环境效应看作是人力资源区域流动的一种特殊成本,用成本的差异表示出区域环境效应的变化,可以表示为:
E=e6n
i=1
AjexpXi
其中E为区域综合环境效应值;
Xi(X1、X2、X3、X4)分别为经济、人文、制度、自然四方面的环境效应值;
Aj为反映环境效应显著程度的权重值;
e为环境转化为资本系数。
当区域环境效应十分明显的情况下,假设区域B环境效应E2大于区域A环境效应E1,即E1<
E2,则人力资源受环境影响,区域A的人力资源有流向区域B意愿。
二、人力资源流动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1、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实现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机制条件应是市场经济模式。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无论是人还是物都是计划统配的对象。
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生产要素在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各个部门间自由流动,才最终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作为最重要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源,自然也逃避不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
人力资源流动是理性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和收益效应。
人力资本常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具有内在和外在效应,即微观和宏观效应。
内在效应主要指对个人、家庭带来的收益增值,外在效应是指由人力资本所带来的各种生产要素收益的递增。
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既定的情况下,社会产出会因人力资源的变化而改变,人力资源增进会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节约和社会财富的增加。
通过人力资源的流动可以实现人与各种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带来社会财富的整体增进,当然各个微观主体的损益也会有差别。
首先,对个人来说是有增无损。
迁移到更好的单位、地区、国家,能够实现对前期人力资本投资上更高的回报率,可以增加个人及家庭收入,改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社会身份及地位等。
同时,工作的过程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在先进的单位工作,更有利于个人知识的增进、技能的提高,实现个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大。
其次,对流出国家和单位来说是损大于益。
人力资源在形成过程中,国家的投资是主要的,如果人力资本形成后马上流失出国,直接影响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国留学人员大多滞留国外,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损失。
从个别单位和产业看,人力资源的流失会造成短期内生产能力的萎缩。
2、人力资源流动对区域经济影响
国内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形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如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曾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
大批的优秀人才汇聚于此,东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以致出现了我国现在的阶梯性差异的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
我国当前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城市的道路、公园等公共福利远高于乡村,致使乡村中优秀人才向城市流动。
农村培养出来的高学历人才很少再回农村,又由于住房商品化,农村中的富人在城市中心地区择地而居,把城市中的穷人挤到了城市的边缘,这样形成了城乡间人力资源的差异,从而也加剧了城乡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所以,当前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措施应是吸引人力资源的回流,通过村庄合并、增加基础设施、提高福利待遇等,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产业间人力资源的流动会形成产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地位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一方面,需要政府运用产业政策进行宏观调整,另一方面,也要实施合理的人力资源战略,改变各产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
人力资源即使在一个部门内流动也会引起发展的不平衡。
如一个地区的学校往往被三六九等地划分为国家级重点、省级重点、市级示范,其结果是不同学校的生源差异、教师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差别,最终会使名师向名校集中,从而形成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
对其他部门同样如此,基础条件愈优越,愈能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三、重庆地区人力资源流动分析
外来流动人口现象,已经是重庆等大城市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
正确界定流动人口对社会经济的各种影响,可以趋利避害,以有效利用外来流动人口资源,实现重庆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是有效管理流动人口的前提和基础,对制定正确的流动人口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针对重庆地区的人力资源流动做出分析如下
1、极化效应下的人口流动
在区域经济发展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涌向经济极化的极核,促进和带动更多生产要素向极核积聚,形成要素积聚的流向,如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及知识等要素在不同层面加快流动。
在流动和集聚过程中,就业岗位提供的数量就会更多,生产要素最活跃的劳动力的流动,又会促进人口的积聚。
但该地区是否为净流入或净流出地区,需要通过相关统计数据作出定量判断,可以判定人口流动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是否带动了更多生产要素积聚。
当然,不同规模的人口流动可能会出现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个临界点,就是人口流动数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在某一个临界点可能会促进经济发展,超过了临界点则可能会抑制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极极化效应下的人口流动,无论人口流入地对流入人口的服务措施有多好,但只要流动人口的收入达不到相应的要求,那么人口仍然不会流向人们期望的区域,经济因素仍然是当前或者今后一段时间段内人们选择流动,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发生转移的最重要的动机。
重庆要使人口流到本地,经济发展速度必须要比周边地区更快,产业发展也要更能贴近当前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同时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达到足够的发展速度,使人口从东南沿海回流到重庆等内陆地区,特别是重庆周边的劳务输出大省,作为重庆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经济腹地,是需要与重庆的经济快速发展相联系的。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存在正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巨变,推动思想意识转变,甚至精神文化繁荣。
但也存在比较大的负效应:
一是效益不高。
当在经济极化过程中,人口积聚或人口增长的过程,其增长速度如果比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要快,那么就可能导致经济效益的低下,即人力资源与其他生产要素配置不完全衔接。
二是产业结构可能落后。
在经济极化过程中,当人口增长过快,特别是增长的人口主要是素质较低的人口时,可能导致产业结构长期在一些需要淘汰的落后产能上重复,因此,人口流动是不太可能促进经济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
三是社会结构可能会出现矛盾。
如果大量的流入人口是一些低素质的人口,可能导致在社会阶层上的底层人口过于庞大,中等阶层人口不够多,可能导致社会结构出现矛盾。
四是文化素质低会影响增长极的发展潜力。
如果大量文化素质低的人口成为增长极的主体人口,可能导致增长极的发展潜力受影响。
在新时期的重庆地区,如何引导人口流动趋向合理布局和再分布,需要进行前瞻性规划。
从重庆区域结构发展看,重庆主城区仍然是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基地,随着主城区“退二进三”的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是吸纳人口就业的重要领域,但“一小时经济圈”在2008年显示出比较强的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
因此,主导产业经济增长极的核心区域能够吸纳更多就业人口,从重庆直辖12年三次产业的就业情况看,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从1997年的989.07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747.30万人,净减少247.11万人,第二产业净增加就业25.01万人,第三产业净增加147.8万人。
从吸纳就业人口看,第三产业是吸纳就业的主要阵地,第二产业吸纳就业的人数要少很多,但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重庆这种内陆城市的发展,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乃至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如果采用各区县的流入人口率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的比重及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发现,人口迁入率与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变化的相关性较低,与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关性较高,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相关性较高,表明重庆经济还处于一个发展起步阶段,远远没有达到成为一个重要增长极,重庆要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就必须通过跨越式发展成为内陆经济发展的高地。
自2008年以来,重庆正在打造成为西部内陆开放高地,成为中西部地区通往中亚的出海大通道,实施“4小时重庆”,“8小时周边”规划,加快重庆到周边经济腹地的快捷通道、内陆保税港区建设,加快重庆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物流中心。
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10年将成立两江新区,将成为重庆发展的新引擎,与上海浦东新区以及天津的滨海新区带动功能非常相似,成为一个地区新发展引擎,推动经济实现新跨越和极化。
新开发区的成立将对生产要素产生新的积聚能力,在积聚生产要素的同时,将对人口积聚产生新要求,人口流动的过程将从属于产业结构,适应新的产业发展要求。
因此,对产业发展及人口就业都要及早进行规划。
2、扩散效应下的人口流动
当重庆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后,按照增长极化理论,生产要素将向重庆周边地区扩散,出现增长的扩散效应。
在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是同步的,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内极化效应还是扩散效应占优势,因此,其中一定有临界点,只是不知道临界点是什么时候出现,但二者的关系绝对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个先后发生的关系。
(1)产业扩散的人口流动
当经济增长极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产业和资本自然要寻找回报率较高的地区进行转移投资。
在经济增长极形成中,扩散效应一直存在,与极化效应相伴而生。
当增长极逐步进入扩散阶段后其自身也伴随着一系列问题,例如土地价格高涨工资水平过高,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无法有竞争力,不得不向外转移。
此时会出现新产业结构转型,在扩散阶段,不会出现人力资本的分散,只会出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和扩散。
在该发展阶段,可能出现劳动力和产业的双转移。
在扩散时期,增长极可能出现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扩散一般是与产业结构不协调的部分实现转移。
会出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转移与向外投资。
在这一阶段,不可避免仍有大批农民前来谋生,因为劳动力密集企业转移减少了就业机会,可能促成原来就存在的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畸形发展。
又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后,留下一部分需要重新就业的人口,增加了就业压力。
人口就业问题,将随着扩散阶段的进行,可能日益加剧。
从产业发展的阶段看,一个地区成为经济增长极后,极核内所积聚的主要是科技含量较高的三产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增长极区域内的土地、人力资本价格上涨,无法承担巨大的成本压力,因此,需要转移到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低廉的区域发展,优先转移的是一些具备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与重庆周边经济腹地的历史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相结合,逐步建立新产业,当转移到落后地区的产业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结合,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产业集群后,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从而带动一些专业化人力资本转移,进而带动普通的劳动力转移流动,当劳动力转移到落后地区一定阶段后,转移到后发地区的劳动力又带动其家属和子女流动到后发地区,形成新的人口流动浪潮,至此,产业转移带动人口流动的过程基本完成。
产业扩散对人口流动有分层的作用。
一是产业扩散的技术含量对人口流动中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有推力和拉力两方面的作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对专业化人力资本是一种推力作用,对普通劳动力是拉力作用。
二是产业转移结构对流动人口结构也有一定作用,第二产业的转移将导致生产技术人员和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技术工人率先转移,如重庆的汽车摩托车产业在重庆形成经济增长极后肯定会将其配件企业转移到周边地区进行生产,在空间上的转移有利于该产业延长其产业链条和降低其生产成本。
第三产业转移将带动普通劳动力转移到后发地区进行普通服务性生产,从而在人口流动中自然分层,形成多层次的流动人口结构。
(2)要素扩散的人口流动
要素是指增长极内的资金、技术、信息和制度等。
要素扩散也将促进人口流动。
由于扩散效应与极化效应的过程正好相反,极化效应下生产要素积聚主要表现为人力、资金和技术等要素积聚,其作用机制与扩散效应不完全相同,扩散效应下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资本溢出带动技术和信息向后发地区扩散,进而促进人口向后发地区转移流动,与极化效应不同的是,极化效应是资本不足,逐步积聚带动人口积聚,扩散效应是增长极区域资本充足,需要寻找成本更低的投资地从而带动其他生产要素流动。
由于增长极与周边地区存在相应的要素“势差”,这就促进了增长极区域的要素向周边地区流动,其中也需要考虑腹地的承受能力和学习能力,以及存在势差的大小。
势差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才可能更好的促进增长极要素的扩散和流动。
资本扩散与人口流动。
资本扩散与人口流动是互为基础的,资本首先是由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拥有,这部分人力资本较高的人群需要重新寻找创业增长点,于是向后发地区投资,这本身就是一个人口流动先行的过程,待投资项目有一定的规模后,又需要大量劳动力资源,从而推动更多的人力资本积聚,人口流动也就和资本流动如影相随。
技术扩散与人口流动。
技术拥有者是那些专业化人力资本,当增长极内产业向后发地区转移时,首先是那些技术含量不是太高的产业转移,同时,一般专业化人力资本就相应的发生转移,一般专业化人力资本对技术的扩散是普通技术传递,特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由于在增长极区域还能够创造较高价值,暂不会发生转移,可见,技术扩散和传播不是瞬间就完成的。
一般专业化人力资本转移所附带的技术传递在增长极扩散的初始阶段十分有限,在促进产业积聚也是缓慢的,吸纳劳动力十分有限,当增长极扩散到一定阶段后,吸纳劳动力不断增强,人口流动随之加快。
在此,增长极对一般专业化人力资本有推力作用,对特殊专业化人力资本则有拉力作用,极化过程中有部分特殊专业化人力资本逐渐“渗漏”为一般专业化人力资本,这部分人力资本需要向后发地区转移。
可见,技术扩散是与人口流动互为基础,扩散过程比资本扩散更为复杂。
四、流动人口对重庆当地经济的影响
外来流动人口现象,已经是重庆等大城市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实。
1、流动人口对重庆当地经济的积极影响
外来流动人口组成复杂,来源地、职业、受教育程度、流入目的等各不相同。
但总体而言,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地区。
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来到重庆主城区,客观上加快了城乡互动交流,对重庆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总的来说起到了积极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重庆直辖六年来,外来流动人口对重庆市各项事业跨越式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渝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重庆市主城区,在行政区划上为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北碚区、渝北区和巴南区等九区。
这九区吸纳了重庆市流动人口总量的80%。
这些流动人口对主城区发展的积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外来流动人口极大地促进了主城区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发展。
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入为城市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起着“人力资源蓄水池”的作用,填补了城市劳动力相对不足的缺口。
尤其是在“城里人”不肯干或不屑干的苦、脏、差、累、重、危和薪金低的从业领域:
(1)个体私营企业务工,在这里外来工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收入低
(2)城市市政建设,如男性劳动力主要从事房屋建筑和装修、道路修缮、管道铺设等(3)城市环卫,包括马路清扫、高楼清洗、垃圾处理、下水道清理等(4)家政服务,如保姆、钟点工等职业(5)人力搬运,重庆山高坡陡路不平,“棒棒军”的存在确实发挥了显著作用(6)废旧物品的回收等等。
外来流动人口已成为这些行业的生力军,担当起了主要重任。
可以说,没有这些外来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就没有雄伟的跨江大桥,没有AAPP会议的成功召开,没有今天亮丽的山城。
第二,大量外来流动人口涌入也刺激了主城区消费的增长,带动了生产发展和储蓄的增加。
流动人口进入主城区不仅是以人力资源的携带者出现,而且以消费者的面貌参与到城市的消费市场里。
按最低估计,流动人口每人每天在重庆主城区消费10元,60万多流动人口一年形成的消费购买力就约23个亿。
消费经济学家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消费不但决定于生产同时也决定着生产。
因此,流动人口的进入所导致的消费市场放大,也有利于刺激主城区生产的发展,特别是食品、服装、日用品等行业直接得到拉动,城市交通、房屋租售业也不同程度因流动人口而得到发展。
另外,流动人口规模及其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也可以促进城市储蓄的增加,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第三,外来流动人口促进了主城区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
重庆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当前重庆市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集中表现在第三产业不发达方面,服务业、商业也尤其落后。
众所周知,第三产业是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产业,其发展状况和水平直接关联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
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运输业、小商业、修理业等具有流动性大、灵活性强、投入小、获利快等特点,与个体或私营经济有着某种天然联系,适合外来务工人员来经营。
目前,重庆市的修理业(包括家用电器的维修、日常用品的修理等)基本上被流动人口垄断;
90%以上的保姆由流动人口承担;
农贸市场上城里人的“菜蓝子”中60%以上是由流动人口提供;
重庆主城区街头上的“棒棒”绝大多数由合川、忠县等地农民工把持;
饮食服务业、宾馆的服务员70%由外来打工妹担任,此外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从事勤杂保安服务等。
第四,有利于重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大量民工涌入主城区,与本地的劳动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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