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研究总报告张利萍 山西大学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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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课题研究最终成果标题

（6）专著《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研究》；

（7）研究总报告《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研究》。

（二）序言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生产人口，也使生产批量化、产品大众化，可增进普通民众的福利。

然而，我国的工业化至今仍未能惠及千千万万的农村人口。

现实生活中农民、农民工的痛苦唤起我们久久不息的思索。

为什么世世代代总是农民在承载着历史发展的痛苦？

这种苦难何时才是尽头？

如此等等的问题，促使我们选择了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作为研究课题。

我们申报并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确定了《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研究》（课题编号:

EFA050202）这一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

（三）摘要

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日益交织在一起，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外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变迁的分期不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启示。

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存在三方面问题，生存性问题突出，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高、效果差；

结构性问题突出，劳动力供求不平衡、流动阻力大；

教育问题依然突出，严重阻碍劳动力流动。

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形成了问题循环系统。

我们构建了劳动力流动有效性理论。

劳动力流动有效性，指劳动力流动主体的目标实现程度或需求满足度，表现为主体在流动过程中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适应性的大小。

劳动力流动有效性可用劳动力流动有效量和劳动力流动效率来衡量。

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大环境：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是经济根源；

户籍制度是制度根源；

城乡二元分割的教育体制教育根源。

诚然，中心主体（即进城务工者）自身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协调的总体思路是，以满足中心主体和核心层次主体（即进城务工者及其妻儿）需求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提高劳动力流动有效性为标志；

动员由中心到外围各层次主体的力量，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各层次环境的功能，形成强有力的动力系统，打破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这个循环系统，避免问题再生。

（四）内容结构图

如图1所示：

图1本课题研究成果内容结构示意图

说明:

此图系自行绘制。

本课题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有七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课题研究的核心概念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明确了课题研究的问题。

第二,回顾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理论。

第三，探析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处理好我国当前面临的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

其中，着重分析了工业化不同时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劳动力流动状况，教育在促进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等问题。

研究了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

第四，描述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现状。

在充分肯定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的积极变化的同时，揭示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生存性问题突出，劳动力流动的成本高、效果差；

教育问题依然突出。

强调指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互相推进，形成了问题循环系统，十分严重。

第五，建构劳动力流动有效性理论。

这部分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在文献理论回顾、历史分析、现状问题把握基础上的理论升华，也是分析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形成的原因、形成对策思路的重要理论基础。

第六，解析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形成的原因。

随着所处环境范围的扩大，中心主体（即进城务工者）对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控制力下降，社会环境适应性最差，揭示了问题的最大根源在于社会大环境。

中心主体（即进城务工者）自身的原因也不容忽视。

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不能尽到父母应尽的职责，存在一定数量盲目流动的进城务工人员。

第七，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协调。

包括协调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的总体思路和具体对策。

二、主体部分

本课题立项后,我们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研究问题

1.研究目的

本课题研究根本目的在于协调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

具体目的是:

（1）满足由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部分地区、产业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或中高级阶段的复杂状况产生的劳动力产业和地域流动对教育的需求。

（2）满足城乡劳动力流动（进城务工人员）对教育的需求，解决长期以来制度性城乡分隔和日益加剧的城乡差距造成的劳动力流动中的教育问题。

（3）满足劳动力社会阶层流动对教育的需求，尤其是通过教育改变农业劳动者作为阶层流出率最低和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的状况，改变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惰距。

2.研究意义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阶段，本课题将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作为主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理论意义：

（1）揭示了劳动力流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本课题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历史的考察发现，在工业化不同时期，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截然不同。

工业化之前，劳动力流动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间仅是一种松散的、自发的关系。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劳动力流动与正规学校教育的关系日益密切，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更为紧密，成为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这一发现对于协调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提出了劳动力流动有效性理论。

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暴露出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正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关系不协调，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流动有效性低下。

劳动力流动有效性理论的作用，一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有效量模型和劳动力流动效率模型能够评价劳动力流动有效性状况。

二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主体分析，认为劳动力流动主体是进城务工者，其他个体以其为圆心层层外推，存在核心主体、次外围主体和远外围主体三个层次。

三是提出了增进劳动力流动有效性的动力系统。

这一理论的提出及运用，有助于解决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实践意义：

（1）有助于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适应性，解决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协调性差的问题。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如何顺利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解决劳动力流动中面临的生存性问题、（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结构性问题、（进城务工人员）教育问题，打破这三方面问题循环链，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强国，是我国作为人口大国面临的严峻考验。

工业化进程中，教育是促进劳动力流动，是变人口包袱为国家财富的重要途径。

本课题通过对国内外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系统研究，指出应从社会大环境入手，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社会环境适应性，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化解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和我国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低下的矛盾，使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实现良性互动。

（2）有助于推动进城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我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机遇和矛盾相互交织，矛盾与矛盾相互缠绕。

而这些问题和矛盾的解决，在一定意义上，都与进城务工人员这个庞大的群体有密切的关系。

进城务工人员是年龄结构年轻化、生存状态差、心理边缘化情形严重的群体。

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使社会发展成果为全民共享、就是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增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力流动有效性。

因此，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核心概念

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是一个集合概念。

其含义可从三方面来把握：

其一，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劳动力流动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

早在人们流动谋生的渔猎经济条件下，生产的发展就十分依赖言传身教的教育。

因此，可以说，自从出现劳动力迁移以来，教育就与之发生了联系。

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更替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流动与教育也不断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在早期的劳动力流动中，教育作为一种隐性因素发挥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的关系日益彰显。

在国家主导产业由农业向工业，由工业向第三产业转型过程中，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形成了密切的联系。

其二，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的关联性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

前工业化时期，教育与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具有明显的自发的关联性。

随着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与以提高社会地位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开始形成日益明显的联系。

从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看，一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单纯依赖某一地区的资源难以维持生存，出于求生的本能，劳动力倾向于自发流动；

另一方面，适应生产的教育具有自发性，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的教育自发地、顽强地存在着。

古人传说，“燧人教民，以火以渔”（韩非子），“后稷教民稼穑”（荀子·

解蔽篇），“其导民也。

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木，陆处者农”（淮南子·

齐俗训），说的就是在人们流动谋生过程中自发地进行生产教育的情形。

又如到殷商时期，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也大有发展，手工业已经分化为四类，包括石工、玉工、骨工、铜工，还有酿酒、养蚕、制裘、缝纫等手工业，自发的生产教育在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就更为重要。

总的来说，与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相适应的教育是自发的非正规教育，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

从提高社会地位的劳动力流动看，教育与这类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形成晚于前者，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才开始出现的。

随着符号、文字和脱离生产劳动的统治阶级的形成，产生了学校教育。

在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基本上是脱离生产的，表现为接受学校教育的主体大多数为统治阶级贵族子弟，以及地主阶级的子弟，劳动人民子弟的受教育机会极其有限；

而且学校教育内容脱离生产实践，不能服务于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

但是，学校教育与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关系开始形成，接受学校教育既是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

从西周开始，“士”阶层出现，农民和手工业者子弟也可以通过官学或私学上升为“士”，他们依附于国君和贵族，参与政权，社会地位日益重要。

自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更成为庶民子弟提高社会地位的制度性途径。

工业化时期以来，劳动力流动集中地体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也不相同。

在工业化初期，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对教育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和明显，但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要求越来越高。

受教育年限较少、素质低下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同时，已经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由于技术进步和职业的频繁变换，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技能。

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需要教育的支撑。

这一时期，教育是人们获得职业地位的基础，从而也是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教育与人们的社会地位变迁具有直接的关系。

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最为明显的变化是在以谋生为目的的劳动力流动中，非正规教育的作用逐渐为正规教育的作用所取代，国家政权力量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到劳动力流动之中，为适应劳动力流动日益扩充教育的规模和内容，教育的制度性和正规性日益增强。

同时，学校教育在提高人们社会地位方面的作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为显著。

其三，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

劳动力流动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和自然因素。

一般地说，教育不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引起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接受教育并不一定是为了服务于个人流动。

但是，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业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农业所需的劳动力越来越少。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较高收入的吸引下，不断地向城市现代工业、服务业流动。

城市工业相对于农业来说，对劳动力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要求高。

因此，教育成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推动力。

反过来，随着产业升级，产业内含的文化技术成分逐渐增加，对劳动力的技术文化素质要求也日益提高。

因此，对个体而言，劳动力流动具有教育选择性。

劳动者要实现产业和城乡间的流动，必须依赖一定的教育和培训。

换句话说，劳动力流动与正规学校教育的关联性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形成和深化的。

（二）研究背景

本课题研究总体上以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来的国内外社会状况为背景，包括现实背景、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三个方面，

从现实背景看，本课题是对农民、“农民工”痛苦的回应。

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为生产人口。

与此同时，工业化使生产批量化、产品大众化，可增进普通民众的福利。

然而，我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始的工业化历程至今仍不能惠及千千万万的农村人口。

这种情况在进城务工人员身上的表现尤其突出。

研究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是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让广大农民、“农民工”享受工业化成果的内在要求。

从历史背景看，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的经济体系中，对外贸易处于边缘半边缘地位，劳动力流动和教育关系深受政治体制的约束。

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工业所吸收成为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

为此，研究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规律，服务于劳动力流动成为一个理论和实践上均十分迫切的要求。

从理论背景看，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研究还相当薄弱。

教育、劳动力流动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理论界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也取得了公认的成果。

但是，把二者相联系，将劳动力流动与教育作为专题性的问题来研究，则是近年来的事情。

许多问题还在研究之中，目前尚未达成共识，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三）文献综述

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共性问题，也是令众多学者感兴趣的问题。

中外学者就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因此，要深入理解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有必要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加以简要回顾，对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梳理。

1.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关系萌芽理论

劳动力流动自古以来就存在。

但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始于16世纪的英国。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

配第（WilliamPetty）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术》一书中认为，与农业相比，工业的收入要高，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高，即现在通行的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加价值高。

这种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导致劳动力从收入低的产业向收入高的产业流动，从农村流动到城市。

而要实现向收入高的产业、向城市的流动，从事与原来不同的工作，就需要不同的技能水平，即更高的技能水平。

事实上，他已经天才地“猜测”到，劳动力流动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就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的基础上。

威廉·

配第的这一研究成果，为研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劳动力流动，以及劳动力流动与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

英国人口地理学家拉文斯坦（Ravenstein,E.G.）开启了劳动力流动与教育问题研究之先河。

他最早发表了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论文，即1885年6月发表在英国皇家统计学会杂志（JournaloftheRoyalStatisticalSociety）第48期的《人口迁移法则》（TheLawofMigration）。

他根据1881年英国人口普查资料初步总结了人口迁移规律。

在此基础上，1889年拉文斯坦系统分析了二十多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对人口流动规律作了进一步概括。

在同名文章《人口迁移规律》中，进一步强调，人口的迁移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

制造业、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工具的不断发明和运用，使得人口迁移规模日渐扩大。

迁移流动意味着生存和进步，而一个静止的人口则意味着停滞不前（MigrationMeansLifeandProgress;

aSendentaryPopulationStagnation）。

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都涉及到教育问题。

比如，人口迁移的阶梯性，再如不同群体具有不同的迁移倾向，还有技术和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之间有一种依存关系，即交通运输工具和工商业越是发达的时期，人口迁移量就越大，如此等等，都蕴涵了劳动力流动与教育之间的某种联系。

此后，发展经济学家、教育学家、社会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劳动力流动与教育进行了研究。

2.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推拉作用理论

劳动力流动理论研究显示，教育虽然不是引发和决定劳动力流动的根本原因，但是，教育却在劳动力流动中发挥着重要的推拉作用。

劳动力流动的“推—拉”理论是唐纳德·

博格（Bouge）、朗格辛（Langsing）、罗理（Lowry）和穆勒（Mueller）等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明确提出的。

唐纳德·

博格从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正反两方面因素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形成的原因，认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劳动力流动是由两种来自不同方向的力作用的结果。

一种是促使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有利于劳动力流动的正面的积极因素；

另一种则是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力量，即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负面消极因素。

E.S.李（Everett.S.Lee）在《人口迁移理论》（ATheoryofMigration）中认为，迁移者具有选择性的原因是不同的人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正负因素评价不同，克服流动障碍的能力存在差异。

其中，对其他地方的认知程度、个人的性格、爱好、敏感程度等内在于个人素质的因素，是劳动力决定流动与否的重要推拉因素。

也就是说，如果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者文化素质较高，就更容易充分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乐于流动到收入较高、对个人素质要求也较高的地方，其向外流动率就较高；

反之亦然。

库滋涅茨在分析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口再分布与经济历史时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区域再分布相互紧密联系，互为变量（InterdependentVariables）。

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人口增长会自发刺激人口从过度密集的地方向人口相对稀疏的地方流动，以开拓自然资源；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通过工业化、城镇化等形式对人口分布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

经济增长由技术变革引起，而人口分布变动则是适应经济机会变化的结果。

技术进步往往是十分具体的，对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不一，造就的经济机会也不一样。

人口流动是适应技术进步变化导致的经济机会变化的主导机制（MainMechanism）。

这是劳动力流动具有教育选择性的原因，以寻找工作为目的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能促进经济发展。

这就是说，具有较好教育基础成为一个人向技术水平更高、收入也相对较高的产业流动的推动力量。

美国人口学家罗理（I.S.Lowry）更进一步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非农业劳动力人数、失业率和制造业的工资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来测量劳动力流动中的引力，增强了揭示劳动力流动规律和实质的能力，使引力模型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

罗理引力模型表明，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农业劳动力较多的地区流动到农业劳动力较少的地区，从工资收入低的地区流动到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的地区。

众所周知，制造业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密切关系，这就使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推拉作用从产业结构层面进一步突显出来，即收入较高的制造业对教育水平较高者具有强劲的拉力，而收入水平较低的农业则对教育水平较高者产生一种推力。

在国内，不少学者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赵耀辉分析了教育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

他首先指出，“教育程度对迁移收益的影响来自几个方面，因此它作用的方向不是马上能看清的。

从找到工作的概率来看，由于以下原因，文化程度倾向于增加此概率：

第一，城市雇主一般要求至少初中文化程度；

第二，文化程度高的人在获取就业信息方面占有优势（Schwartz,1973）；

第三，根据教育程度起甄别作用的假说，雇主把教育程度作为申请工作的人中选择高能力者的识别方法。

”“文化程度还可能通过影响在城市和农村工作的收入而影响迁移的收益。

然而，许多研究成果表明，教育程度在中国对增加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这包括农业产业和农村的非农产业（FleisherandLiu,1992;

FederandLau,1991;

Yang,1994和Zhao,1995）。

换言之，在教育程度可能影响迁移收益的诸途径中，通过提高找到工作的概率所起的作用可能是占主导地位的。

”并得出一个结论，“外出就业的收益被假定为与教育程度（S）呈正相关，与年龄（A）呈负相关，与家庭拥有的土地面积（L）呈负相关，即：

BENEFITS=f（S,A,L）

迁移成本（COST）假定与教育程度成反比，与年龄成正比，主要理由是心理成本一般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减少，随年龄提高而增加（Sjastaad,1962）

COST=g（S,A）

迁移的净收益（NET-BENEFITS）可以表达为：

NET-BENEFITS=f（S,A,L）—g（S,A）=h（S,A,L）

迁移（或外出）决策的制定是依据以下原则进行的：

如果NET-BENEFITS>

0，则外出；

如果NET-BENEFITS≤0，则留在当地农村。

”

另外，赵耀辉还分析了多重就业选择中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程度对促进劳动力进入本地非农产业的作用比促进外出的作用大得多。

在其调查中，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倾向于首先选择在农村本地非农产业就业，其次才是外出就业，最不好的选择是本地务农。

他从外出成本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外出就业比在本地非农产业能够多增加家庭收入，而外出对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来说比在本地就业的吸引力小的原因。

蔡昉在《中国流动人口问题》一书中论述了教育水平与迁移概率，以及人力资本与工资差异。

认为在迁移决策过程中，农村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能够比别人掌握更多的信息，从而受城市经济状况的不利影响也就小一些。

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该是这些人，也常常正是这些人，率先从农村转移出去。

在受教育程度上，农村劳动力一方面文盲率较低，另一方面高中以上程度的比例也低，主要集中在初中程度这一组别。

调查印证了这样的事实：

第一，相对于具有信息优势和承受能力较强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组来说，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迁移者，需要有一个更大的外部拉力，才肯做出迁移决定。

第二，以转移后的实际收入作参照标准，高教育组比低教育组的收入预期更实际，说明具有较高的理性判断力。

第三，随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提高，收入水平倾向于提高。

教育水平与收入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明显地体现在高中以上这一组劳动力上。

蔡昉、都阳和王美艳在《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对改革以来劳动力流动作了总体性描述，从迁移者的个体特征和迁移者的就业情况两个方面论述了教育在劳动力流动中的推拉用。

指出“正如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的那样，与未迁移的同类人相比，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较高。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

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

所以，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者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另外，为了观察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特征，书中把迁移人口分为没有发生迁移者、乡城迁移者和城城迁移者，并分别比较了其与全体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通过比较认为，乡城迁移者与全体人口相比，具有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