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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说过,立志譬如打地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
……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
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
”只有基础广阔,结实,才能在上面盖起宏伟壮大的生命之殿。
曾国藩人生第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立了最高远的志向。
四)
有了志向,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实行力。
古往今来,立志之人比比皆是,但是真正实行的人,却是凤毛麟角。
曾国藩的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脚踏实地地实践了自己的志向。
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对自己全方位的改造。
他的办法是“日课”。
他每天从起床到睡觉,吃喝拉撒睡,都进行自我监督。
时时刻刻监督检查自己的一举一动。
他每天都要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回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要求,就要甄别出来,记载下来,深刻反省。
这个方法是理学家们常用的修身之方。
但是,一个人想一下子改个久已养成的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
自己立志不坚,行动不能斩钉截铁。
“明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
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决心“戒之”。
五)
在曾国藩的修身经验中,还有一条值得后人借鉴的是借助外力来监督自己。
归根结底,人是被决定物。
所以从根本上说,外力远远大于内力。
连如此信奉内心力量的曾国藩都屡屡说,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
一个人,自制力再强,也肯定有被自己打败的时候。
但是,如果有人监督着自己,战斗力可能就大不相同。
这正如一个基因不佳的竹子,生长在根根笔直的竹林中,为了与他们争夺阳光,自然也会长得笔直。
这就是“夹持”的功效。
所以,曾国藩的第二个入手处是“师友夹持”。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
盖明师益友,重重挟持,能进不能退也。
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
愿共勉之。
在此后的漫长一生里,写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一直是曾国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
六)
这种自我完善之法,确实有点可怕。
然而,除掉那“过犹不及”的部分,这种修身方式,也自有其合理之处。
康熙皇帝说,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未有坚贞永固之力。
朱熹也说:
“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
做事也是这样。
做至大至艰之事,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冲劲,“猛火”痛烧一段,否则绝难成功。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
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
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
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人从昏怠状态中挣扎出来,就如同青年人赖床一样,开头最容易反复。
最好的办法不是在一边轻声催促,而是上去直接扯开被子,在他脸上泼上一盆凉水。
朱熹对这点体会极深。
他对弟子说:
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
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卷将去!
如此,方做得工夫。
若半上落下,半沉半浮,济得甚事!
曾国藩对朱熹这句话极为赞同。
人要成长,必须有一个吃大苦的过程。
忽忽悠悠、舒舒服服是永远完不成脱胎换骨的。
写日课修身,就是曾国藩一生的“猛火煮”阶段。
通过写日课,曾国藩练就了过人的“研几”功夫,并受用终身。
几,就是“细节”,研几,就是严肃郑重地对待细节。
“知”与“行”孰重孰轻,历来争论不断。
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个“行”是否真的到位,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行动力是否真的能担当起他的认识。
只有从细节抓起,在细节中贯彻自己的认识,才叫“实行”。
“从小事做起”,“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些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的话,其实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
事实上,只有从细节抓起,才叫真正的“实行”。
大部分人的一生正是因为从太多细节上轻松愉快地滑过去,到了大节之处,也就没有了斩钉截铁的力量。
而曾国藩正是通过这种自修方式,逐一检出自己身上近乎所有的缺点毛病,在几乎所有细节中贯彻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因此他的进德修业,才迅速而有力。
七)
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二十一天,也就是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发誓戒烟:
“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殛之!
戒除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
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溺情于弈。
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
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
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
急宜猛省。
把戒烟喻为婴儿断乳,可谓相当准确。
但是就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一步过。
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
到快一个月头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记到:
“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
今定差矣!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
“遏欲之难,类如此矣!
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诺有济哉!
”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
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
“即经余平生言之,三十岁以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
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
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八)
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是相当急于求成的。
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他“学做圣人”的信心。
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可以迅速使改掉所有缺占,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
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
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
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
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
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坚韧和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
因此,自我完善不可能一帆风顺,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
曾国藩体悟到,所有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不断修正,不断成长的,圣人也不例外:
“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
领悟了这些道理,曾国藩不再急于求成,也渐渐修正了自己的圣人观。
他体悟到,天下没有毫无瑕疵、绝不犯错的超人。
孔子自己都说:
“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
圣人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缺点。
“‘忿’、‘欲’二字,圣贤亦有之,特能少忍须臾,便不伤生,可谓名言至论。
许多根深叶茂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的“猛火熬”,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温火煮”,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同样,许多优点,也不是通过一句誓言,一段苦练,就能在自己身上扎根,只有长时间的坚持,才能溶入自己的血肉之中。
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
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
曾国藩后来曾以培养“恕”德,来说明如何通过坚韧不屈的努力,将一项外在的美德变成自己内在的品性。
他说,人的本性是争强好胜,不愿意宽恕体谅别人:
“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
”但是只有善于恕人,才能为自己创造一个顺遂的人际环境。
所以即使不愿意,也要耐着性子强迫自己这样做。
“施诸己而不愿,亦匆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
“一日强恕,日日强恕;
一事强恕,事事强恕。
久之,则渐近自然。
以之修身,则顺而安;
以之涉世,则诸而详。
”一开始是勉强自己去做,天长日久,就变成了自己性格的一部分。
如果一个人不能勉强自己,则一事无成。
“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已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已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着于外,鲜不及矣。
十)
普通人自我完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是停顿和倒退。
我们往往努力一段时间,就精疲力竭,废然放弃。
过了许久,始能积起心理能量重新开始。
如此反复多次,进步始终不多。
而曾国藩则终生坚持毫不退步。
他一生最推崇的品质是就“有恒”。
曾国藩一生不断强调恒之重要性,他说:
“有恒为作圣之基。
”他在写给几位弟弟的信中说:
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往在此一事,首尾不懈。
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
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
正如同打仗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读书行事,也以呆而硬闻名。
不仅读书如此,做其他事,他也以恒字为最高准则。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
这样求恒,当然是极为痛苦的。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不可能熬下去。
熬不下去,怎么办?
曾国藩的办法,一如他一生处理所有事物的办法一样简单而高妙:
熬不下去,也要熬,以强悍的蛮劲打通此关。
他以练习书法为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做:
“(写字写到)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
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小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
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只时,打的通的,便是好汉。
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每当极倦怠疲乏之时,曾国藩都要调动起“刚猛”精神与自己的本我“血战”: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无恒者,皆助长之念害之也。
本日因闻竹如言,知此事万非疲软人所能胜,须是刚猛,用血战功夫,断不可弱。
二者,不易之理也。
时时谨记,《朱子语类》‘鸡伏卵’及‘猛火煮’二条,刻刻莫忘。
这样当然极苦。
然而曾国藩说:
“极耐得苦,方得为一代之伟人。
”事实上,曾国藩一生就是这样苦过来的。
做事从无恒到有恒,他经历了无数心灵磨难。
三、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一)
曾国藩认为,磨练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
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
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
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
德无成,业无成,亦可深耻矣。
逮办理军事,自矢靡他,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
尔欲稍有成就,须从有恒二字下手。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
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
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
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他总结说:
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
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
他给弟弟写信说:
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
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
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
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
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
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
“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那就是尚“拙”。
他说:
“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这种人生哲学得自他独特的人生经验。
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劲”。
父亲要求他,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
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
一本书。
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他不懂什么技巧,什么捷径,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
这
种“笨拙”的学习方式,使他养成了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
积苦力学的经历给了曾国藩独特的启示。
他发
现笨拙有笨拙的好处:
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
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因此抗打击能力特别
强;
笨拙的人不懂取巧,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不留死角。
相反,那些有小聪明的人不愿意下“困勉之功”,遇
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
所以,“拙”看起来慢,其实却是最快,因为这是扎扎实实的成功,不留遗弊。
他总结自身经验时曾多次说,这得益于自己基础打得好,所以“读书立志,须以困勉之功”。
既然天性钝拙,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钝拙的长处。
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
式去做。
涓滴积累,水滴石穿,追求的是扎实彻底,一步一个脚印,表面上简单笨拙,实际
上却大气厚重,所向披靡。
这是曾国藩一生的成功秘诀,君子不走捷径,不图虚名,锱铢积累,艰难前进。
也许成功比别人晚,但一旦成功,就是大成功。
这正是曾国藩的自我写照,他一生成功,得益于“笨拙”精神。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笨拙精神,他一生善打愚战、笨战,不善打巧战。
他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
打,从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总是花极大的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
救援等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湘军作战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
二
曾国藩一生接人待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
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益,
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
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诚以拙相待。
他的想法是:
“纵人以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
以诚愚应之;
久之,则人之意也消。
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
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
正因为这种质朴的为人处世方式,曾国藩一生朋友极多,麾下谋士如云,猛将如雨,指挥如意,得道多助,成就了“洪杨一役”的最终胜利。
三
当然,曾国藩最有意义的“笨拙”,还是他的思维方式。
正是“扎实彻底”的思维方式,使曾国藩避免了几千年来中国
式思维的局限和弱点。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
那些才子文人的思绪常如天马行空,不循规矩,
任意跳跃,因此很容易跳过真理与谬误之间那小小的一步距离。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
在这种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大而化之,以一言而括万物。
想找刮一个窍门,一下子把握宇宙全部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彻底解决一切问题。
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顾准曾一再批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
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中国人是天生的辩证法家,可是辩证法把中国人坑害苦了。
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
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
”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实证、逻辑和差别。
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问的不同之处入手,沿着“现象一差别一差别的扩大一精确量化一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曾国藩的思维方式与西方式思维不谋而合。
他的思维方式因为其“笨拙踏实”,在中国人中达到了少有的严密程度。
曾国藩式思维的秘诀。
每遇一事,他都要从正、反两方面去看,反复琢磨,细细分析。
而正、反两个方面,他也要进行细分,把“正”面再分两面,分析它的正反。
同理,“负”面也自有其正反。
他把这件事中包含的每一个因素都研究到位,不能有一点含混不清之处。
正是通过这种“笨拙”的思维方式,曾国藩能精确地把握“度”,也就是把握了“真理”和“谬误”之间那一步之距离。
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曾国藩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
“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
”也就是说,如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
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曾国藩认为,自古以来,认识就有精有粗,行动就有实与不实,这恰恰是圣凡、大小之间的区别。
所以他认为,好的人
才应该“多条理而少大言”,即多一些逻辑性,少一些夸夸其谈。
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
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
在对事物进行了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
要害,把握关键。
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以为下一次参考。
曾国藩的精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笨拙之
上,这样的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
曾国藩并不比
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
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
“智慧愈苦愈
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是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
曾国藩却不是这样。
因为“笨”,曾国
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
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
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去读。
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他“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亨,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
下浮伪之习”。
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
他这样对儿子曾纪泽说:
“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
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于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
”但同时,又是因为“笨
拙”,凡事亲身实践,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曾国藩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做事讲究身到、
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
四
因为“笨拙”,曾国藩避免了许多理学家的毛病。
理学赋予了曾国藩面对这个艰难的世界必须具有的刚毅、清洁、坚决、
彻底。
同时,他身上却见不到理学带来的“副作用”,比如守旧、固执、清刻、荒陋、脱离实际。
理学家往往是保守主
义者,但实事求是的实践精神,却给了曾国藩突破藩篱、否定古人、开辟新知的勇气。
正因为他不迷信先王之道,而是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所以他才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
与众不同的“笨拙”精神,成就了曾国藩的浑厚、开阔,无所不包。
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
锐、积极的状态。
他在广大神秘的世界面前是谦卑的、老实的,他不预设什么,也不禁止什么,更不妄断什么,只是有
一说一,有二说二。
他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善于从他所接触的一切精神资源中探寻有用的东西。
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滋养。
因此,他才具有大眼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
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
他回答
说:
“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
“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癫,
画迂,诗痴。
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
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
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
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什么是专制?
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
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
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
“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木头,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几年在军中呆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
“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
至於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於本日办毕,则远胜於前次。
”胡林翼也说曾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
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
“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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