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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科者常有。
不过,其中最著名的人才当属近代著名医家包识生。
其业绩已经载入《中医大词典,医史分册》,1992年《龙岩地区志》和1993年《上杭县志》分别为育华,识生父子立传。
原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著名的百岁老中医、老教授邓铁涛主编的《中医近代史》“近代中医人物志”中,共有29个名医被入编、立传。
其中福建籍者1人,那就是包识生。
1998年底,广东电视台“客家风情”摄制组慕名驱车千里来到上杭庐丰畲族乡丰济村包屋,寻访近代中国名医包识生和包氏中医世家。
该台播出了包识生的业绩以后,在广东,尤其是在全世界的客家华侨中再次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包识生的父亲包育华,字桃初,(1847——1908年)。
“性嗜学,精医理”,能文,工算,然无意仕途,不为名利所困。
“能文不赴试,能算不经商,能医不标名”,惟存济世活人之心,究心医学,于“诊暇即阅医经,得要处辄自批解而长歌”,尝谓“医必宗《神农本草》、《黄帝内经》、扁鹊《难经》、《仲景全书》,乃能见病知源,更宜参阅历代名医学说,以扩其识”,他既重视学习我国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又重视学习历代名家学说,贯通古今,博采众家。
包一生拯救危难病人甚多。
久客潮州,以善治奇难杂症而远近知名。
被当时的人们尊称为“神医”。
他对后汉张仲景《伤寒论》颇有研究,著有《无妄集活法医书》,专为阐扬《仲景全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于潮州,共5卷。
此外尚有《问切从原》、《宋本集注》等未付印
包识生,字德逮,名一虚(1874——1938年),从小聪明超人,5岁时开始在其先祖留下的包屋“耕心堂”里接受启蒙教育,一开始就学习《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
经过6年的寒窗苦读,他已经是满腹经纶。
他立志长大以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
在他的故居——“耕心堂”卧室里,抄贴有《为医自勉》:
“存心师范老,笃心效仓公,药尚神农法,方宗仲景风……。
”正是这6年的童子工夫,为他后来成为我国中医史上的著名的医家,提供了知识储备,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2岁时,他的父亲,著名的《伤寒论》专家,有“神医”之称的包育华将其带在身边学医。
他每天白天,跟在父亲身边给病人看病抄方,晚上则捧着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等药学著作,孜孜不倦地学习,思索。
他的父亲则在身边不时地进行指点,答疑。
包识生尤其对张仲景所创六经辩证论治的理论研究较深。
经过10年临床实践,深得医治伤寒等症的精髓,写成《伤寒论章节》一书问世,纠正了以前一些医家的谬误,引起医学界的重视。
他在潮州、汕头一带开设了“耕心堂”药店,行医。
包在潮州汕头地区行医时,以儒家学说的“仁者爱人”为宗旨,从仁爱精神实践者的独特角度,努力做到处世正直,与人为善,自奉菲薄,豁达大度,治病济世,丹散救人。
在他近50年的临床实践中,数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以治病救人为本。
他每天应诊者多到百人,为贫病者施诊施药,从不计较报酬得失。
每有夜半敲门求诊者,无论寒暑冬夏,贫富贵贱,立刻赴诊,以解病困。
每遇贫弱孤寡,不但就医,而且自己亲手碾切剪杵,煎汤送药。
他那高尚的医风医德,高超的医术,以人为本,乐善好施的精神,在潮汕地区,妇孺皆知,有口皆碑。
至今在那些地区还流传着他的许多治病救人的佳话。
一天包识生出诊来到潮州地区的一个村子里,遇到一个年轻男性,患怪病躺在床上已经一年多。
这个病人背上发热,犹如火在燃烧,上身多汗,牙齿流血,烦躁不安。
但是从小腹以下,则发凉,如泡在泠水里,阴囊抽缩,大便稀薄,尿急尿频,每周梦里遗精二到三次。
家人曾经为他请了当地许多医生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
为了给孩子治疗疾病,家里早就已经是负债累累,因病致贫。
包看到这个病人的舌质偏红,舌苔根部又白腻,摸脉则发现脉滑而缓。
因此,包识生说:
“这个怪病叫上热下寒之证,治疗时应该是清上温下。
但是,看前面的医生的用药,几乎是补肾固涩,所以治疗都没有什么效果。
因此他便用《伤寒论》里的“附子泻心汤”给这个病人治疗。
他取黄连,黄芩,大黄,炮附子。
包识生自己给他煮药。
他把“三黄”用刚烧开的滚水浸泡10分钟后,弃渣留水。
泡附子用小火煮滚40分钟,然后取其药水和“三黄”药水混合在一起,加热后分二次服下。
病人服了三包中药,就大便已经开始成形,背上的热开始减轻,汗已经止下来。
小腹开始转暖,阴囊上抽也已经消失。
根据中医效不更方的治疗原则,包又按方给他吃了三包中药。
就这样,这个久治不愈的患者,被他6包中药就给治疗好了。
包看到这个病人家里因为治病,已经弄得十分贫穷,就分文未收。
病家十分感激他。
消息传出,当地医生前来请教。
包识生就毫不保留地对请教者们说:
“人体的水火阴阳,是依靠人的脏腑气机运动的升降出入,周济于表里上下,维持着一个相对的平衡。
一般来说,火在上而下行以温水寒,水在下而上升以济火热;
阳卫外以守阴,阴守内以助阳。
从这个病人的脉证来看,显然是上热下寒,水火不能够上下交济而致。
病变的焦点在于上焦热盛,盛就亢,亢则不下行,则下寒无火以温,故呈现上热下寒的病里局面。
只用补肾固涩之法,就犹如隔靴搔痒,肯定很难取得效果。
因此,在治疗上应当清其上热而温其下寒,所以,我就使用了“附子泻心汤。
”黄芩,黄连,大黄用滚水去浸泡,在于薄其味而取其轻清之气,治上达下,以泻在上之热;
附子熟用,小火久煎,取它的醇厚之味,则其力大气雄,可以温下焦之寒。
诸药合用,服下以后,则热得“三黄”而清,寒得“附子”而温,阴阳调和,水火既济,其寒热错综复杂之证自然就好了。
众医生闻听之后,莫不连连点头,异口同声地说:
“有理!
有理!
不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名医。
”
潮汕地区的大富商李老板,貌似潘安,英俊潇洒,体格强壮,妻妾成群。
虽然年仅30多岁,但是,却丧失男性雄风,患阳痿病已经多年。
李老板每天面对丰乳肥臀,如花似玉的妻妾们,那含情脉脉,情兴似火的渴求,心里苦不堪言。
李老板请了许多医生来治疗,都认为他是肾虚,房事太过而起。
医生们给他吃遍了各种各样的名贵的补肾壮阳之药,但是,就是没有任何效果。
后来富商把包识生请来家里治疗。
包识生看李老板的一对眼睛炯炯有神,体魄甚为强壮,而不是虚弱之人。
摸脉时则感到脉弦有力,看其舌苔则白滑略厚。
除了丧失了男性雄风,得了阳痿以外,还兼有胸胁苦满,口苦心烦,手足冰冷,仔细询问他患病的原因,发现原来是因为在生意方面,内怀忧恚心情,久而不释发生本病。
他想到这就是《伤寒论》里的肝胆气郁,抑制了而不伸,阳气受阻,所谓的“阳微结”。
气是一切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人体各种机能活动,无不是气作用的结果。
现在,既然人的气的运行不正常了,发生了障碍,被抑制了,被停止了,我们现在就应该进行疏通。
但是前面的医生反而给他服补肾壮阳之品。
这实际上就是等于是实证又在进补了,郁结在那里,不得发泄。
所以才使他的病久治不愈。
现在,在治疗方面,应当是疏肝胆之气郁,以通阳气之凝结。
因此他取:
柴胡,白芍,半夏,枳实,黄芩,党参,炙甘草,生姜,红枣。
水煎服,每日一剂。
李老板只服了三剂中药,阳痿病就好了,就恢复了男人雄风。
心里既十分高兴,感动,又深感惊奇。
因此,一天晚上特地前来向包识生求教。
包识生告诉李老板:
你是一个30多岁的壮年人。
身体强壮之人会患阳痿,不是纵欲太过,就是情志的障碍。
我看你胸胁苦满,口苦,心烦,手足冰泠,但是,脉弦有力,这是因为阳气被抑制了而不能够伸开,气机不利的现象。
通常是人遇忧恚,愤怒的事的时候,或者自己的愿望不能够顺利地实现的时候,就很容易导致肝胆气郁,少阳枢机不利,阳气不得畅达。
肝主经,其经循阴器;
肾藏志,为作强之官,技巧出焉。
肝肾一体,乙癸同源,肝胆气郁,疏泻不利,阳气被阻,就会使阳器不举。
前人王节斋说过:
“少年阳痿,有因于失志者……苟志意不遂,则阳气不舒。
阳气者,既真火也。
譬诸极盛之火,置于密器之中,闭闷其气,不得发越,则立毙而寒矣。
此非真火衰也,乃闷郁之故也。
”所以,治疗这个病症,只适宜舒肝解郁,不能够使用补法。
等到阳气舒畅,阳痿就必然自除了。
我这次是选用的是《伤寒论》里的“小柴胡汤”和“四逆散”的合方,就是要疏通你的气机,开泻阳郁。
阳经的枢机,在于少阳;
阴经的枢机,在于少阴。
小柴胡汤,能够解除少阳的枢机而利其气;
四逆散可以通畅少阴的枢机,以达其阳。
两方合用,使枢机一开,就气机利,阳气伸,火气达,这样,你的阳痿不就是可以治疗好了吗?
“。
富商李老板听后,连连翘起大拇指,十分佩服地说:
“包先生,您不愧是一个名符其实,药到病除,妙手回春的华佗转世!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埋葬了最后的封建王朝——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
1912年,包识生受当时上海地区的著名中医余伯陶的邀请,离开了潮汕地区的“耕心堂”,北上来到了大都市——上海。
在这里,包识生与余伯陶、颜伯卿、葛吉卿等人创立了“神州医药总会”。
这是民国时期,成立较早、规模最大的中医药社团。
曾经内务部核准备案。
当时总会设在上海,并在四川,福建,江西,广西,云南等省有十几个分会,会员有数千人。
包识生还负责主编《神州医学报》,这是民国初期中医界重要的学朮刊物。
该刊主张中西医汇通,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政策的几次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包氏还创办了“神州医药专门学校”,自任教务长,自编《伤寒杂病讲义》、《诊断学》等教材。
为解决学生实习场所问题后又创办了“神州医院”。
1912年(民国元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令》;
1913年1月又颁布了一批大学规程。
在这二批规程中,有关医药学教育方面的部分都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
这就是“民元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教育部法规颁布以后,引起了中医界人士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
1913年包识生与余伯陶等发起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联合全国中医药人士奋起抗争。
经过近一年的抗争,最后以胜利而告终。
这是中医近代史上的首次抗争请愿活动。
这次抗争情愿活动的胜利,意义重大。
它使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歧视中医的政策有所收敛,为其后十余年间中医教育的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宽松的环境。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等一批早期中医教育机构的相继问世,正是包识生他们这次斗争的胜利的最好证明。
本次斗争的成功经验,也为以后的斗争积累了经验,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中医药遗产得以保存。
1929年2月,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会上把几千年来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人民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医药,视作为是祸国殃民的,阻碍科学发展的封建迷信,通过了早年留学日本,回国以后一直从事消灭中医活动的,中华民国医药(西医)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
消息传出,全国震动。
包识生十分气愤地说道:
“中医是国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怎么能够唾之为封建迷信,怎么能够唾之为是旧医呢?
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们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
你中央大员不需要,但是,老百姓需要!
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需要。
我们要誓死保护中医药!
”在包识生等人的带领下,“神州医药总会”积极投入到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消灭中医药的抗争洪流之中,并在保护中医药的斗争中再次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1930年10月,“神州医药总会”因曾积极参与反抗南京政府卫生部的废止中医政策,被当局勒令改组为“神州国医学会”,由他人主持会务。
识生在沪20余年,一面行医济世,一面培养造就中医人才。
其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一批人后来成了著名医家,如上海浦东人秦伯未,解放后曾任卫生部中医顾问;
江苏镇江人章次公,解放后曾任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
江西婺源人程门雪,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等,都为发展祖国的医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识生一生,勤于学术研究,著述不辍,有《包氏医宗》4集传世,得到中医界好评和重视。
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面对着国家山河的破碎,中医药受到的歧视,排挤,包识生忧愤交加,不幸于1938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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